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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8世纪，皇家学会大多会员对科学事业的冷漠，牛津、剑桥大学对自然科学培养的忽视，英国科研环境一片狼藉，其影响英国科技教育没落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英国皇家学会的黯淡、高等教育的保守性、科学家的缺失方面进行分析。研究英国科技教育的陷落对科技中心地位的冲击，对处于艰难转型期的我国，应该怎样发展科技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英国，科技教育，皇家学会
17世纪，英国为了彻底改变落后的局面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科技教育的政策。一是大力兴办高等教育，不仅重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发展，而且于1597年成立了格雷山姆学院，并使之成为科学家活动和自由论谈的场所。二是积极建立学会，广拓人才。三是大量科研投入。这样极大地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出现了许多卓越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如牛顿、哈雷、胡克、波义耳等。当然在这里需要说明，“百年树人”科技人才培养的长期性，科技教育功能在科技发展成果的突显要晚一些。从1660年至1750年，英国科学技术一直保持领先水平，随后，由于英国皇家学会的衰落、传统大学古典教育的弊端、科学家减少，使英国在科技教育方面已落后于法国、德国、美国，成为丧失科技中心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英国皇家学会在科技教育与传播中的缺位
1660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是历史上第一个为官方认可的科学组织，在培根传统观察实验方法和牛顿、波义耳等人理性和实验并重方法的引领下，众多追随者经常不定期聚会研讨，谋求学术繁荣与进步，出现科研发明欣欣向荣的局面。18世纪之后英国皇家学会逐步衰落，1831年弗农？哈考特说到：“我们必须承认，皇家学会已经不是过去的皇家学会的样子，用各种努力来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了。作为一个组织，皇家学会已经退化得不再工作了，也不想指导别人的工作。”[1]，英国皇家学会在科技发展中的缺位，这其中有诸多方面的因素。
一是皇家学会会长对科学事业的漠不关心，学会被非科学家会员所把持。从1741年到1778年，学会的会长大都没有真正关心过学会的科学事业或在科学上有所成就。在马丁？福克斯任会长（1741-1752）的时候，有一首讽刺诗这样写道：“马丁一觉牛顿梦，科学史上笑话生。醒来不知在何处，为啥坐到此椅中。”[2]由此可见，18世纪皇家学会会长对科学所起的作用。麦克尔斯菲尔德伯爵担任了皇家学会会长（1752-1764）期间，吸引人们以加入皇家学会为荣，学会没有进行人员数量与身份资格的限制，无论是真正致力于科学的知识分子，还是追求品位的达官贵人都竞相入会[3]，对皇家学会的成员结构与科学性质产生了负面影响。1778-1820年，班克斯担任会长，他的兴趣是在博物学和探险方面，尤其关注其实用和经济价值，选择非科学研究的社会名流任理事，主要进行植物搜集的远洋探险的需要。他坚决维护皇家学会的地位和他的个人统治，虽然班克斯支持传播技术发明，为恢复学会的形象及其对科学事业的热情作了不少尝试，但他更多地关注博物学的研究，在他领导下的学会中，科学家所占的比例很小，并且学会理事会也不在科学家掌握之中，对数学和实验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只在其中占很小的一部分。
二是学会会员非科学研究成员数量急剧上升，科学家所占的比例很小，科学研究氛围一片狼藉。1727年到1757年，英国本国的皇家学会会员，几乎没有什么出名的科学家，杰出的会员都是外国科学家，像伏尔泰、孟德斯鸿、达朗贝尔等法国科学家。据当时该会唯一期刊《哲学汇刊》统计，从1780年起的35年内，600多名会员中，只有1/6的会员在真正工作，其余的人则是无所作为。[4]这些非科学家的存在严重影响科学发展。尤其是在上述提到的，从麦克尔斯菲尔德伯爵到班克斯担任会长期间，非科学研究会员急速上升，他们致力于收集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关注其经济价值。米勒指出当时的皇家学会就像是某种“股份公司”，皇家学会的理事像是公司的董事，代表着皇家学会内部不同的利益群体。
三是学会组织科学活动极少，缺乏对科学研究的投入。牛顿之后到18世纪后期，学会很少组织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活动。尽管18世纪中叶皇家学会的财政收入都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但大都是社会地位高的会员为自身谋取利益，对科学的研究投入很少。皇家学会已在效用上变成了会员们圈内组织，控制着会员的大多数，而对科学不过是点头之交，甚至不再是科學的大方的赞助人。
二、英国高等教育的保守性对科技教育的侵蚀
16-17世纪，科技教育在大学教育中曾占一定比重，但并没有持续下去，18世纪，“牛剑”开始了百年的沉寂和衰退。英国大学中的科学教育的衰落，使得英国往日辉煌的科学地位发生动摇，这其中有大学自身和社会各方面的问题。
一是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传统的束缚，轻自然科学。在19世纪中叶之前它们一直坚持古典人文主义教育的传统，教学内容以古典文科和神学为中心，排斥社会需要的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牛津特别推崇拉丁文逻辑学、神学等学科，当时作为一个20所独立学院群体的牛津大学，大学主要关心的是授予学位，至于课程与考试有大学法典的规定，学院对教学和考试的管理是极为松散的，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攻读文学士以便在教会或文法学校谋得一席是他们的唯一目的。
二是办学思想保守，学风败坏，未能与社会发展同行。牛津、剑桥大学固守象牙塔传统，实施以培养绅士为目的的教养教育。1710年一位德国学者在英格兰旅行时，他发现剑桥大学的图书馆中的书籍发了霉，不但满是灰尘，有的还散了架，可见这些书籍长时间无人问津[5]。躲在大学的象牙塔里的学者们两耳不闻窗外事，工业的技术革命浪潮在牛津和剑桥的大学门外呼啸而过，就算他确实爱好科学，在这种“污浊”的环境下也不能进行个人研究。
三是教会对大学教育的宗教控制。牛津、剑桥大学是教会教育的中心，压制自由思想、崇奉教会权威的经院哲学在大学教育中占主导地位。从社会学的标签理论来看，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院的名字就可以显现出教会和皇室的影响。比如牛津大学的基督教圣体学院和基督教堂学院、剑桥大学的圣三一学院、圣约翰学院等等都是以宗教的涵义而命名的。教会对大学的控制一直到19世纪后半叶，它们不仅所教授的课程受到教会的限制，而且各学院的管理者都由国教徒担任，只接受信奉教会的学生，只有教会信徒才能取得学位。如此严苛的条件限制，使一些科学爱好者，排挤在外，排斥宗教的歧见堵塞了交流和辩论的途径，对学术研究切磋不利。牛津和剑桥的毕业生多数到教会供职，1752-1849年间，剑桥大学毕业生中，有60%进入教会教堂，牛津大学在1752—1886年的毕业生中，有64.2%成为牧师[6]，很少有学生投入科学研究。这里需要说明宗教对大学的控制早已存在，1277年，牛津大学教师罗吉尔·培根主张用实验的方法研究自然界，在他的著作中许多科学思想不为教会所接受，因此而受到天主教的残酷迫害，囚禁达15年之久。16世纪剑桥大学约翰·费歇尔、托马斯·克伦威尔等5位校长因反对宗教改革而被处诀，而随后其他的校长加德纳、萨莫赛特、诺森波兰、珀尔、威廉·塞西尔等都是宗教改革的风云人物。另外，教会对教育的长期控制造成政府在教育战略发展中的弱势地位。 三、主要科学家的减少对科技教育的严重影响
1660-1750年，英国聚集了众多著名科学家，据不完全统计，英国有杰出科学家60多位，占世界杰出科学家的36%以上。但18世纪中叶，科学活动逐渐减少，科学发展水平和速度每况愈下，除以上说明的原因外，其中与牛顿这位科学巨人的逝世、科学家数量急剧下降、反科学思潮盛行等也有密切的关系。
一是牛顿对皇家学会和大学科技教育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他的逝世对科技教育产生一定冲击。1703年，牛顿担任皇家学会会长。当时皇家学会已有衰落的趋向，会员也从200多人降至125人。牛顿任期内，他悉心料理学会事务，亲自主持各种会议，努力使学会已有的事业得以继承发展。极力把科学研究拉回轨道，他采用了既注重理论建设又努力扶持各种实用的创造发明办法，他自己身体力行，一方面把自己早年的在数学、光学等方面所取得的一些重大成果加以整理发表，另一方面积极从事实验，特别是透镜制造和化学实验。同时他在科学界的威望提高了学会的声誉，使学会成功地聚集了一批有成就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如以上提到的哈雷，数学家科狄斯、泰勒和麦克劳林，早期蒸汽机发明家萨维利，气泵的改进者和早期电气家哈克斯比及医学家哈佛斯、查斯尔登等，对英国科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虽然牛顿在晚年信奉神学，但他对英国科技发展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
二是英国主要科学家的相继离世。1660-1750年，出现了一支以牛顿、波义耳、哈维、哈雷、雷恩、胡克、巴罗、瓦里斯和培根为代表的科学家队伍，成为英国科技迅速发展的主导力量。他们大多是皇家学会成员，就读于牛津、剑桥大学，这些科学家的相继离世，尤其是科学精神的缺失，对后来皇家学会、牛津、剑桥大学的科学研究氛围惨淡、学术风气败坏有一定的影响，加之上述提到的国会、宗教、贵族势力的阻挠，更扼杀了科研精神。
三是反科学思潮和过度怀疑论的盛行对科学精神的破坏。18世纪，英国继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之后，由于政治的变化，产生了维护宗教统治的唯心主义经验论、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怀疑论哲学。主要的代表人物贝克莱，他主张统治者利用宗教来维护统治，并站在维护宗教的立足点，利用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的不彻底性和形而上学性，攻击唯物主义，建立了唯心主义经验论体系[7]；休谟建立了怀疑论哲学体系，这种唯心主义经验论和怀疑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学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尤其是牛顿晚年，把大量的经历投入到神学研究中，牛津、剑桥大学60%以上的毕业生都进入教会工作，严重影响年青人对科学研究的投入。
四、对我国科技教育发展的启示
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就是要以史为鉴。分析英国科技教育陷落对科技中心地位丧失的重要影响，对处于艰难转型期的我国，应怎样发展科技教育，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科技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科学院作为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研究发展中心，分析英国皇家学会对科技的影响，对我们全面应该怎样完善体制机制，引领中国科技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坚守大学传统，走大学与工业合作之路，保持大学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平衡。在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大学应该走出象牙塔，面向现实，充分培養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科学精神，充分认识大学的这一社会功能，发展和深化我国的大学和企业的合作尽快创立完善相应的合作机制，发挥大学的潜力与功能；国家怎样发挥在科学教育中的作用。加大对科研设备和经费投入，留住支持本国科研人员的同时，积极吸进国外知名科研人员，促进我国科研事业发展。此外，更要重视科学精神的传播，实现万众创新。中国面临着成为新世界科技中心的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我们一定能抓住机遇，再次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
参考文献：
[1][4]李斌.英国皇家学会——科学共同体的诞生[J].世界博览，2008，05：72-77.
[2]赵红州.英国皇家学会的中落──“学会”社会史之二[J].学会，1994，11：29-30.
[3]徐飞，邵月娥.现代科学体制化进程的案例研究——1660-1940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展规律及其启示[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2，03：70-77+117+127.
[5]徐继宁.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关系发展研究[D].苏州大学，2011.
[6]刘晓兰.产业革命后英国科学教育滞后原因探析[D].河北大学，2006.
[7]王晓文.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研究与我国科学发展状况分析[D].天津大学，2004.
关键词：英国，科技教育，皇家学会
17世纪，英国为了彻底改变落后的局面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科技教育的政策。一是大力兴办高等教育，不仅重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发展，而且于1597年成立了格雷山姆学院，并使之成为科学家活动和自由论谈的场所。二是积极建立学会，广拓人才。三是大量科研投入。这样极大地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出现了许多卓越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如牛顿、哈雷、胡克、波义耳等。当然在这里需要说明，“百年树人”科技人才培养的长期性，科技教育功能在科技发展成果的突显要晚一些。从1660年至1750年，英国科学技术一直保持领先水平，随后，由于英国皇家学会的衰落、传统大学古典教育的弊端、科学家减少，使英国在科技教育方面已落后于法国、德国、美国，成为丧失科技中心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英国皇家学会在科技教育与传播中的缺位
1660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是历史上第一个为官方认可的科学组织，在培根传统观察实验方法和牛顿、波义耳等人理性和实验并重方法的引领下，众多追随者经常不定期聚会研讨，谋求学术繁荣与进步，出现科研发明欣欣向荣的局面。18世纪之后英国皇家学会逐步衰落，1831年弗农？哈考特说到：“我们必须承认，皇家学会已经不是过去的皇家学会的样子，用各种努力来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了。作为一个组织，皇家学会已经退化得不再工作了，也不想指导别人的工作。”[1]，英国皇家学会在科技发展中的缺位，这其中有诸多方面的因素。
一是皇家学会会长对科学事业的漠不关心，学会被非科学家会员所把持。从1741年到1778年，学会的会长大都没有真正关心过学会的科学事业或在科学上有所成就。在马丁？福克斯任会长（1741-1752）的时候，有一首讽刺诗这样写道：“马丁一觉牛顿梦，科学史上笑话生。醒来不知在何处，为啥坐到此椅中。”[2]由此可见，18世纪皇家学会会长对科学所起的作用。麦克尔斯菲尔德伯爵担任了皇家学会会长（1752-1764）期间，吸引人们以加入皇家学会为荣，学会没有进行人员数量与身份资格的限制，无论是真正致力于科学的知识分子，还是追求品位的达官贵人都竞相入会[3]，对皇家学会的成员结构与科学性质产生了负面影响。1778-1820年，班克斯担任会长，他的兴趣是在博物学和探险方面，尤其关注其实用和经济价值，选择非科学研究的社会名流任理事，主要进行植物搜集的远洋探险的需要。他坚决维护皇家学会的地位和他的个人统治，虽然班克斯支持传播技术发明，为恢复学会的形象及其对科学事业的热情作了不少尝试，但他更多地关注博物学的研究，在他领导下的学会中，科学家所占的比例很小，并且学会理事会也不在科学家掌握之中，对数学和实验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只在其中占很小的一部分。
二是学会会员非科学研究成员数量急剧上升，科学家所占的比例很小，科学研究氛围一片狼藉。1727年到1757年，英国本国的皇家学会会员，几乎没有什么出名的科学家，杰出的会员都是外国科学家，像伏尔泰、孟德斯鸿、达朗贝尔等法国科学家。据当时该会唯一期刊《哲学汇刊》统计，从1780年起的35年内，600多名会员中，只有1/6的会员在真正工作，其余的人则是无所作为。[4]这些非科学家的存在严重影响科学发展。尤其是在上述提到的，从麦克尔斯菲尔德伯爵到班克斯担任会长期间，非科学研究会员急速上升，他们致力于收集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关注其经济价值。米勒指出当时的皇家学会就像是某种“股份公司”，皇家学会的理事像是公司的董事，代表着皇家学会内部不同的利益群体。
三是学会组织科学活动极少，缺乏对科学研究的投入。牛顿之后到18世纪后期，学会很少组织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活动。尽管18世纪中叶皇家学会的财政收入都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但大都是社会地位高的会员为自身谋取利益，对科学的研究投入很少。皇家学会已在效用上变成了会员们圈内组织，控制着会员的大多数，而对科学不过是点头之交，甚至不再是科學的大方的赞助人。
二、英国高等教育的保守性对科技教育的侵蚀
16-17世纪，科技教育在大学教育中曾占一定比重，但并没有持续下去，18世纪，“牛剑”开始了百年的沉寂和衰退。英国大学中的科学教育的衰落，使得英国往日辉煌的科学地位发生动摇，这其中有大学自身和社会各方面的问题。
一是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传统的束缚，轻自然科学。在19世纪中叶之前它们一直坚持古典人文主义教育的传统，教学内容以古典文科和神学为中心，排斥社会需要的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牛津特别推崇拉丁文逻辑学、神学等学科，当时作为一个20所独立学院群体的牛津大学，大学主要关心的是授予学位，至于课程与考试有大学法典的规定，学院对教学和考试的管理是极为松散的，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攻读文学士以便在教会或文法学校谋得一席是他们的唯一目的。
二是办学思想保守，学风败坏，未能与社会发展同行。牛津、剑桥大学固守象牙塔传统，实施以培养绅士为目的的教养教育。1710年一位德国学者在英格兰旅行时，他发现剑桥大学的图书馆中的书籍发了霉，不但满是灰尘，有的还散了架，可见这些书籍长时间无人问津[5]。躲在大学的象牙塔里的学者们两耳不闻窗外事，工业的技术革命浪潮在牛津和剑桥的大学门外呼啸而过，就算他确实爱好科学，在这种“污浊”的环境下也不能进行个人研究。
三是教会对大学教育的宗教控制。牛津、剑桥大学是教会教育的中心，压制自由思想、崇奉教会权威的经院哲学在大学教育中占主导地位。从社会学的标签理论来看，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院的名字就可以显现出教会和皇室的影响。比如牛津大学的基督教圣体学院和基督教堂学院、剑桥大学的圣三一学院、圣约翰学院等等都是以宗教的涵义而命名的。教会对大学的控制一直到19世纪后半叶，它们不仅所教授的课程受到教会的限制，而且各学院的管理者都由国教徒担任，只接受信奉教会的学生，只有教会信徒才能取得学位。如此严苛的条件限制，使一些科学爱好者，排挤在外，排斥宗教的歧见堵塞了交流和辩论的途径，对学术研究切磋不利。牛津和剑桥的毕业生多数到教会供职，1752-1849年间，剑桥大学毕业生中，有60%进入教会教堂，牛津大学在1752—1886年的毕业生中，有64.2%成为牧师[6]，很少有学生投入科学研究。这里需要说明宗教对大学的控制早已存在，1277年，牛津大学教师罗吉尔·培根主张用实验的方法研究自然界，在他的著作中许多科学思想不为教会所接受，因此而受到天主教的残酷迫害，囚禁达15年之久。16世纪剑桥大学约翰·费歇尔、托马斯·克伦威尔等5位校长因反对宗教改革而被处诀，而随后其他的校长加德纳、萨莫赛特、诺森波兰、珀尔、威廉·塞西尔等都是宗教改革的风云人物。另外，教会对教育的长期控制造成政府在教育战略发展中的弱势地位。 三、主要科学家的减少对科技教育的严重影响
1660-1750年，英国聚集了众多著名科学家，据不完全统计，英国有杰出科学家60多位，占世界杰出科学家的36%以上。但18世纪中叶，科学活动逐渐减少，科学发展水平和速度每况愈下，除以上说明的原因外，其中与牛顿这位科学巨人的逝世、科学家数量急剧下降、反科学思潮盛行等也有密切的关系。
一是牛顿对皇家学会和大学科技教育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他的逝世对科技教育产生一定冲击。1703年，牛顿担任皇家学会会长。当时皇家学会已有衰落的趋向，会员也从200多人降至125人。牛顿任期内，他悉心料理学会事务，亲自主持各种会议，努力使学会已有的事业得以继承发展。极力把科学研究拉回轨道，他采用了既注重理论建设又努力扶持各种实用的创造发明办法，他自己身体力行，一方面把自己早年的在数学、光学等方面所取得的一些重大成果加以整理发表，另一方面积极从事实验，特别是透镜制造和化学实验。同时他在科学界的威望提高了学会的声誉，使学会成功地聚集了一批有成就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如以上提到的哈雷，数学家科狄斯、泰勒和麦克劳林，早期蒸汽机发明家萨维利，气泵的改进者和早期电气家哈克斯比及医学家哈佛斯、查斯尔登等，对英国科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虽然牛顿在晚年信奉神学，但他对英国科技发展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
二是英国主要科学家的相继离世。1660-1750年，出现了一支以牛顿、波义耳、哈维、哈雷、雷恩、胡克、巴罗、瓦里斯和培根为代表的科学家队伍，成为英国科技迅速发展的主导力量。他们大多是皇家学会成员，就读于牛津、剑桥大学，这些科学家的相继离世，尤其是科学精神的缺失，对后来皇家学会、牛津、剑桥大学的科学研究氛围惨淡、学术风气败坏有一定的影响，加之上述提到的国会、宗教、贵族势力的阻挠，更扼杀了科研精神。
三是反科学思潮和过度怀疑论的盛行对科学精神的破坏。18世纪，英国继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之后，由于政治的变化，产生了维护宗教统治的唯心主义经验论、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怀疑论哲学。主要的代表人物贝克莱，他主张统治者利用宗教来维护统治，并站在维护宗教的立足点，利用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的不彻底性和形而上学性，攻击唯物主义，建立了唯心主义经验论体系[7]；休谟建立了怀疑论哲学体系，这种唯心主义经验论和怀疑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学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尤其是牛顿晚年，把大量的经历投入到神学研究中，牛津、剑桥大学60%以上的毕业生都进入教会工作，严重影响年青人对科学研究的投入。
四、对我国科技教育发展的启示
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就是要以史为鉴。分析英国科技教育陷落对科技中心地位丧失的重要影响，对处于艰难转型期的我国，应怎样发展科技教育，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科技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科学院作为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研究发展中心，分析英国皇家学会对科技的影响，对我们全面应该怎样完善体制机制，引领中国科技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坚守大学传统，走大学与工业合作之路，保持大学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平衡。在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大学应该走出象牙塔，面向现实，充分培養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科学精神，充分认识大学的这一社会功能，发展和深化我国的大学和企业的合作尽快创立完善相应的合作机制，发挥大学的潜力与功能；国家怎样发挥在科学教育中的作用。加大对科研设备和经费投入，留住支持本国科研人员的同时，积极吸进国外知名科研人员，促进我国科研事业发展。此外，更要重视科学精神的传播，实现万众创新。中国面临着成为新世界科技中心的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我们一定能抓住机遇，再次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
参考文献：
[1][4]李斌.英国皇家学会——科学共同体的诞生[J].世界博览，2008，05：72-77.
[2]赵红州.英国皇家学会的中落──“学会”社会史之二[J].学会，1994，11：29-30.
[3]徐飞，邵月娥.现代科学体制化进程的案例研究——1660-1940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展规律及其启示[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2，03：70-77+117+127.
[5]徐继宁.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关系发展研究[D].苏州大学，2011.
[6]刘晓兰.产业革命后英国科学教育滞后原因探析[D].河北大学，2006.
[7]王晓文.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研究与我国科学发展状况分析[D].天津大学，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