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是新中国调整生育战略思想的重大突破，开启了基本国策与时俱进的新阶段，对于中国人口的健康发展和长远建设具有历史意义。
多年来，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但是这个“基本国策”，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应该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发展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到1980年“一孩政策”开始在城乡实施，并且逐步加大了惩罚超生的力度。到1984年，在乡村有调整，规定在乡村一孩是女孩的家庭，经过允许可以生育二胎，但是禁止生育三胎。对于少数民族，前期以宣传为主，后期有的规定为二孩政策，有的甚至不纳入计生范畴。可以看出，中国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不是僵化不变的。2013年以后，中国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将遵循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在实践中不断改革创新。
一、清王朝“人口战略”的理论与实践
在世界上最早提出人口问题，主张节制生育的，是中国人。中国是近代世界计划生育思想的故乡，是发源地。因为中国最早经受人口过多之苦。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人口在世界上最多，中国受到的人口压力也最大，中国人对于人口的思索也就最早。清朝时期，是中国人口崛起的大发展时期。清朝中期以后，中国出现了巨大的“人口洪峰”，“人口爆炸”性发展，这使得中国人口和土地资源的矛盾尖锐突出，统治阶级不得不思考和忧虑限制人口的问题。
乾隆：中国“计生皇帝”第一人
清朝初期以后，由于社会安定，生产力提高，中国人口急速增长，其速度和绝对数量都远远超过前代。
据《清实录·高宗实录》记载，在乾隆6年（1741年），清朝政府利用保甲制度编查户口，当年全国人口数量是143，411，559人。此后人口增长迅速，到乾隆55年（1790年），中国人口第一次突破3亿大关，总人口为301，487，115人，在近50年中，中国人口增长了1.1倍多。而在此期间，耕地面积扩大有限。雍正2年（1724年），全国垦田数量是7，236，327顷，到乾隆49年（1784年）是7，605，694顷，在60年中仅仅增长了5%。
面对这种状况，乾隆皇帝曾经在一道上谕中写道：“朕查上年各省报名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10余倍，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盖藏不能如前充裕，且庐舍所占田土，亦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清史稿·食货志》）
可以看出，乾隆时期，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与土地为主的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之间，就已经严重失衡，在当时农业经济条件下，“生育”与“生存”的矛盾开始凸现，这是中国产生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思想的客观条件。当时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成为皇帝的忧虑，已经成为治国理政的一个难题。
洪亮吉创“中国人口论”
中国有近代世界上最早的人口思想家洪亮吉，他提出的人口思想比马尔萨斯早5年。
曾经担任清朝翰林院编修等职务的洪亮吉（1746～1809年），在乾隆58年（1793年）著成《治平篇》和《生计篇》，这是世界上最早专门论述人口问题的文章。洪亮吉面对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状况，尖锐指出人口增长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倡导限制生育，控制人口。洪亮吉认为，中国的人口增长以30年为一个周期，“则视30年以前增5倍焉，视60年以前增10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20倍焉”，但是田地和房屋“亦不过增1倍而止矣，或增3倍、5倍而止矣”。（《治平篇》）洪亮吉认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增长，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必然导致民众生计越来越艰难，必然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他对人口增长的结果表示悲观，认为人口只会越来越多，物质资料则会越来越少，二者之间的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因此承平、治平之世必然不能长久。
如何解决中国“人满为患”的问题？洪亮吉提出两个方法：一个是通过“天地调剂之法”，再一个是采取“君相调剂之法”，以缓和矛盾。所谓“天地调剂之法”，就是借助水、旱灾害和疫病流行等自然力量，来减少人口;所谓“君相调剂之法”，就是政府通过发展生产，移民开荒，减轻税负，赈济贫困，禁其浮靡，抑其兼并等措施，增加生产和生活资料，减轻人口压力。但是所有这些办法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用今天的眼光看，洪亮吉的人口理论，过分夸大了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没有看到近代工业提升人类生产力的巨大潜力，局限于自然经济低下的生产力，对人类在新生产方式下物质资料生产力提高的巨大潜力估计不足，他也没有能够从节制生育的角度提出中国人口问题真正实用管用的措施。
洪亮吉，是一个在中国、在东方最古老生产方式下出现的农业人口学家，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人口学家。其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人口的增长必须与生产、生活资料的增长相互适应，而不能失衡。而几乎同时出现在英国、出现在西方世界的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则是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出现的工业人口学家，是在工业经济条件下的人口学家。作为农业经济人口学家的洪亮吉，与作为工业经济人口学家的马尔萨斯，他们的人口论有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认为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要远远落后于人口的增长速度，他们都对人口增长的结果表示悲观。
汪士铎的“铁血计生方案”
中国有个提出控制生育最严厉措施的汪士铎，可以说，他是控制生育最早、也是最狠的政策措施设计者。
清朝官员汪士铎（1802～1889年）一生跨越嘉庆、道光两个人口大发展时期，他本人又出生和生活在人口稠密繁华的江苏南京，对中国人口问题的严峻性有切身体验。他认为中国“天下人丁30年加1倍”，中国人口增长已经达到极限，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整个社会将因为人口持续增加而陷于混乱，提出以强硬措施大规模减少人口。 汪士铎提出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严厉措施有：（1）强制晚婚晚育。规定“女子25而嫁，男子30而娶”，不到法定年龄而嫁娶者，“斩立决”。（2）对育龄妇女“广施不生育之方药”，妇女生产一子后，“服冷药，使勿孕”。（3）对不节制生育者重罚，规定一对夫妇“可留一子，多不过二子”，对那些超过指标生育的家庭加倍征收赋税。（4）严格禁止“男子有子而续娶，妇人有子而再嫁”，对于有子女的鳏夫寡妇再婚者，皆“斩立决”。（5）政府大量修建寺庙观庵，鼓励民众出家，并且以法令形式强制每一个家庭必须选择一子或一女出家。
汪士铎主张实行生育条件的限制：有暴力倾向的人，不许结婚生子;有身体残疾的人，不得生育后代;新生婴孩，有“形体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即刻溺杀之。
为了降低民众生育兴趣，汪士铎提出：“广文学使人弱”，引导社会风尚向重商业、重文学倾斜;鼓励人们追求物质和精神享受，减少“儿女柔情”。
汪士铎还提出：降低承担法律责任的年龄，恢复“族诛”、“连坐”之法，对于违法乱纪者，大量诛杀。对于参加和响应农民起义的村镇，斩尽杀绝。“以多疫为瑞”，让灾难和疫病蔓延。甚至建议朝廷分派杀人指标，地方政府每年必须杀够一定数量的“光棍游荡者”。
汪士铎把社会动荡归咎于人口过多，要大量消灭现存人口;把妇女看成是万恶之源，认为“女多，故生人多，而生祸乱”，倡导溺杀女婴，认为减少女人能够釜底抽薪。汪士铎的措施残酷野蛮，在历史上被称为“人口屠夫”，现代则有人称其为“生育法西斯”。
二、新中国将“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
如果说，人类“计划经济”的第一个模式，是从苏联开始，那么，人类“计划生育”的第一个模式，就是从中国开始。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新中国，揭开了人类自身繁衍历史上“计划生育”的新篇章。
1953年，中国开启“计划生育时代”
人们通常说：“计划生育30年”。其实，中国的计划生育不是30年，而是60年。只要考察一下新中国计划生育的思想历史和政府抓计划生育的实践历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建国初期，共产党没有认识节制生育的重要性，从党的领袖毛泽东到各级领导干部，都沉浸在“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的人口观念中。这使得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就是一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从1950年的5.81增加到1954年的6.28。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从1950年的19.00‰上升到1954年的24.79‰，净增人口5070万。
新中国对节制生育重要性的认识，是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开始的。这次人口普查，以1953年6月30日24时为标准时间，中国人口总数为601，912，371人。这6亿人口的天文数字，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从此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多次讲话中，都要求计划生育，控制人口。从那时开始，毛泽东的人口和生育思想，就开始发生转变，中国的生育政策也开始向计划生育的轨道转变。
1955年3月，卫生部撰写了《关于节制生育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党中央批示：节制生育是一项重大政策性问题。我们党是赞成适当节制生育的，要宣传这项政策（少数民族地区除外），使人民群众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由此，计划生育进入国家决策，成为执政治国的重要思想。
1956年公布的《1956年～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把计划生育政策扩大到乡村地区;计划生育进入国家发展规划。
毛泽东视野中的“计划经济”和“计划生育”
1957年，毛泽东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对物质的生产要有计划，而且对人口的生产也要有计划。他明确指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他在《1956年～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指出：“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
195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的总结发言提出：政府要专设一个部门来研究人口问题，并且为计划生育工作提出具体步骤：三年试点宣传，三年推行，四年普及推行，也是十年规划，“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地生育。”
1962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标志着20世纪60年代以节制生育为主要内容的生育政策的产生。
中国政府从1962年开始创建计划生育组织机构。1964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设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卫生部增设了计划生育处。各省、市甚至一些比较大的县也设立了相应的机构。这标志领导中国计划生育的组织机构臻于完善。
20世纪70年代初，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出的在全国城乡普遍推行计划生育的号召，计划生育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千百万医生和干部走进田间地头，进行宣传和服务。
1973年底，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提出“晚稀少”政策，“晚”是指结婚晚，男25周岁以后，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子24周岁以后生育，“稀”是指生育间隔3年以上。
1974年12月29日，毛泽东主席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
1980年，开启中国“独生子女”时代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公开信》的发表，标志着中国人口政策由20世纪70年代的“晚稀少”向独生子女政策的转变，意味着中国计划生育进入“独生子女”阶段。从“计生”到“独生”，中国的计划生育战略达到了顶峰。 回顾新中国建国以来计划生育的历史，可以看出，新中国计划生育的历程，从1953年开始，已60年。这60年可以分为两个30年，前30年的计划生育是相对宽松的“节制生育”，后30年把“计生”变成了“独生”，是以“一胎化”为根本特征的更加严厉的“控制生育”。两个30年，是新中国计划生育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前30年期间，虽然有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有大跃进的反复，有文革的干扰，但是对于节制生育的倡导是主要的。即使在1966～1969年文革最混乱年份，那时的生育率也是持续下降。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主席语录：“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到处张贴。从统计数据看，文革期间中国的出生率表现出稳定下降态势，说明那时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仍然是有力的。
新中国计划生育历史沿革，建国后一部计划生育史，充分说明，中国计划生育不是30年，而是60年。新中国的计划生育，是从建国初期的1953年开始，而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是从1980年代开始。新中国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60年，其中，实行独生子女政策30年。所以，说中国计划生育30年是不准确的，说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30年是对的。
中国计划生育30年和60年之辨的意义在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不是一下子蹦出来的，而是在建国以后30年的计划生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中国人口减少的成就，不只是30年的独生子女化、一胎化政策的成就，而是整个60年坚持实行计划生育的成就。30年计划生育的说法，不符合实际，不符合历史，而且也造成错觉，似乎在独生子女政策之前，中国的生育政策就是自由化，这是不客观也不公正的。实际上，最近30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成果，远远不是像宣传中说的那么大。在1980年中国实行更为严格的生育政策以前，中国的计划生育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出生率也已降低到相当的低水平，1980年后，一度上升，后来才又下降。
三、千秋功罪——如何评价“计生”60年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60年，从说服到强制，从紧绷到松动，人们对计划生育褒贬不一。正确评价中国计划生育60年，是坚持历史的客观和公正，也是坚实走向未来的重要基础。
“市场经济”是西方贡献;“计划生育”是中国创举
不论是西方世界贡献的“市场经济”，还是苏联贡献的“计划经济”，都是对“物质再生产”的制度贡献。而中国贡献的“计划生育”，则是对于“人类再生产”的制度贡献。中国的计划生育结束了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地实现了“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计划化，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人类计划生育，是一个需要不断与时俱进的工程，是一个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特色的工程。但是，不论计划生育的具体形态如何发展变化，计划生育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实质，将作为一种“计划生育文化”，成为人类普世价值的重要内容。
当然，人们对中国计划生育一些情况的评价和估价，对中国计划生育的一些具体政策和做法，表示不同的看法，提出一定的质疑，这是推动中国计划生育工作提升到新阶段的动力，是一种源头活水。
当年，新中国推行计划生育，是对千百年传统观念和做法的一种突破。现在，深入推进中国的生育工作，也需要新的观念创新，需要新的思想解放，需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深化对中国特色生育特点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人口再生产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中国人口减少的成就，不能都归功于计划生育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控制人口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不能把这个成绩都“归功于”计划生育。在这方面，一些专家提出以下几种看法：
首先，对于人口减少的数量本身，是不是有那么大的成就。中国人口减少的数量是不是像宣传的那么多？人口专家易富贤说：中国某些人口学家在说谎、造谣，比如，说中国生育率仍然有1.8，而所有客观数据显示只有1.2～1.3。他们说中国人口仍将以每年800～1000万的速度增长，其实目前每年只增加400万左右，很快将面临负增长。他们说，中国总人口会达到15亿，其实总人口连13亿都难以准确认定。
其次，中国人口减少，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计划生育到底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很值得研究。有专家认为，中国人口下降，计划生育肯定功在其中。根据《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一书提供的数据分析，中国自20世纪60年代中叶开始出现的出生率持续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经济发展，人民收入水平提高，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城镇化进程，对外开放等因素的作用。中国出生率自从1965年以后总体上持续下降，“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发挥着主要、长期的作用，而计划生育政策因素的作用，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所以，把中国自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来出生率持续下降，完全或者主要解释为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是有失偏颇的。
其三，中国人口减少，计划生育有作用，但是计划生育的作用，是建国以来60年计划生育的作用，而不只是最近30年计划生育的作用，更不能把中国人口减少的功劳都算在“独生子女”政策头上。有专家提出，在中国局部地区进行的生育实践证明，“一胎化”政策，不仅对减少人口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反而有消极作用。从一开始就反对独生子女政策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梁中堂，得到国家批准，于1985年开始在山西省翼城县建立中国人口政策特区，进行二孩晚育试点。20多年的试点结果显示，在当地农民普遍生育两个孩子的情况下，全县人口实际增长幅度和临汾市、山西省以及全国的差别不是很大，这等于说，全国的农民实际上也生育了两个孩子。由于全国增长幅度和城镇人口结构都高于翼城县，说明全国有比翼城县更高比例的农民生育了多孩。这说明生育政策的差别在中国人口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此，他认为立即停止那种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计划生育政策刻不容缓。 其四，对于这些年人口学界热炒的所谓“中国人口红利”，也不能过于夸大。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等专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中国经济增长总值中，只有27%得益于“人口红利”，这与此前“人口红利”对日本、新加坡等国经济腾飞的贡献率，是基本相当的。而这个人口红利，不是30年创造的，而是60年积累的。也有专家认为，计划生育所带来的问题比成绩一点也不小，享受人口红利是暂时的，而解决多年积累的问题，将更为艰难和长远。
可见，那种认为中国30年经济大发展，是由于人口大控制，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通过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了人口增长，解决了温饱、就业、教育等问题的流行性观念，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人口的减少，计划生育的作用，是60年的积累，而不是30年的功劳。既不能把中国人口减少，都归功于计划生育，更不能把中国计划生育成果，都归功于“一胎化”。
中国人口结构的问题，不能都怪罪于计划生育
有人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持续时间最长、成本和代价最高的一项公共政策。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强制执法、不文明执法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剧;新生婴孩“性别比”失衡;独生子女综合症;侵犯妇女儿童权益等，结果导致今天中国日益严重的人口与“婚恋危机”。
有人说，独生子女政策引起中国畸形的人口结构，从而“独特”地影响着中国的家庭结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中国很多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结构畸形。计划生育威胁中国持续发展，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战略决策失误，其后果远远超过任何一场战争，现在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难阻中国人口锐减。他们甚至还觉得计划生育是几代中国精英的耻辱，反映出知识精英的短视、胆怯和伪善。面对这场空前的、人造的民族危机，没有人是无辜者。需要站在民族救亡高度看待这场危机，挽救中华民族！
千秋功罪说“计生”，实事求是最重要。正如我们不能把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成就都“归功于”计划生育一样，我们也不能把中国人口方面的问题都“归罪于”计划生育。无论是解决中国过去的人口问题，还是形成中国今天的“婚恋危机”，计划生育的作用都是有限的。既不能把计划生育“神化”得无所不能，也不能把计划生育“妖魔化”成为当今人口问题的“万恶之源”。应对和解决中国“婚恋危机”的希望，也不能寄托在“废独停计”上，不能指望靠停止计划生育、废除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的婚恋危机，就迎刃而解。
当人们批评计划生育为解决中国人口数量问题泼了水，却又为加剧中国人口结构问题浇了油，结果是“按下了葫芦、起来了瓢”的时候，其实应该想到，在中国急遽变化、社会飞速发展的情况下，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可能都难以摆脱“按下葫芦、起来瓢”的范式与宿命。“按下葫芦”，是解决了旧的问题，是成绩;“起来了瓢”，就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需要新的创意和新的对策，再去创造新的局面。
四、“计划生育”不是终极真理
近几年来，人们对“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讨论和争论，深化了对中国人口生育和人口建设特点规律的认识，也为党中央调整和创新中国的生育战略，提供了很好的信息和咨询作用。
基本国策不能成为研究的禁区
1980年9月25日， 《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了消除对于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会出现人口老龄化的担忧，曾经专门指出：“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在本世纪不会出现，因为目前全国人口约有一半在21岁以下，65岁以下的老年人不到百分之一。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40年以后才会出现。我们完全可以提前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
从1980年到2010年，30年过去了，我们也不必为尊者讳。根据《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一书的研究结果，中国早在1995年便步入老龄化社会，比当初国家的推断提前了足足25年。这说明人口问题的高度复杂性，说明基本国策与时俱进的迫切性。而在今天，我们研究基本国策，已经不能只是研究“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了，今天的生育问题已经和老龄化问题、“婚恋危机”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在今天，基本国策已不再是“计划生育”的专利，已经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国策体系。基本国策包括婚恋基本国策，老龄基本国策，生育基本国策，起码是三大国策的统一。计划生育不能成为基本国策的垄断者，基本国策也不能成为计划生育拒绝与时俱进的挡箭牌，更不能把基本国策变成了某个垄断部门的基本利益。
多年来，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但是这个“基本国策”，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应该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发展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到1980年“一孩政策”开始在城乡实施，并且逐步加大了惩罚超生的力度。到1984年，在乡村有调整，规定在乡村一孩是女孩的家庭，经过允许可以生育二胎，但是禁止生育三胎。对于少数民族，前期以宣传为主，后期有的规定为二孩政策，有的甚至不纳入计生范畴。可以看出，中国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不是僵化不变的。2013年以后，中国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将遵循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在实践中不断改革创新。
一、清王朝“人口战略”的理论与实践
在世界上最早提出人口问题，主张节制生育的，是中国人。中国是近代世界计划生育思想的故乡，是发源地。因为中国最早经受人口过多之苦。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人口在世界上最多，中国受到的人口压力也最大，中国人对于人口的思索也就最早。清朝时期，是中国人口崛起的大发展时期。清朝中期以后，中国出现了巨大的“人口洪峰”，“人口爆炸”性发展，这使得中国人口和土地资源的矛盾尖锐突出，统治阶级不得不思考和忧虑限制人口的问题。
乾隆：中国“计生皇帝”第一人
清朝初期以后，由于社会安定，生产力提高，中国人口急速增长，其速度和绝对数量都远远超过前代。
据《清实录·高宗实录》记载，在乾隆6年（1741年），清朝政府利用保甲制度编查户口，当年全国人口数量是143，411，559人。此后人口增长迅速，到乾隆55年（1790年），中国人口第一次突破3亿大关，总人口为301，487，115人，在近50年中，中国人口增长了1.1倍多。而在此期间，耕地面积扩大有限。雍正2年（1724年），全国垦田数量是7，236，327顷，到乾隆49年（1784年）是7，605，694顷，在60年中仅仅增长了5%。
面对这种状况，乾隆皇帝曾经在一道上谕中写道：“朕查上年各省报名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10余倍，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盖藏不能如前充裕，且庐舍所占田土，亦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清史稿·食货志》）
可以看出，乾隆时期，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与土地为主的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之间，就已经严重失衡，在当时农业经济条件下，“生育”与“生存”的矛盾开始凸现，这是中国产生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思想的客观条件。当时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成为皇帝的忧虑，已经成为治国理政的一个难题。
洪亮吉创“中国人口论”
中国有近代世界上最早的人口思想家洪亮吉，他提出的人口思想比马尔萨斯早5年。
曾经担任清朝翰林院编修等职务的洪亮吉（1746～1809年），在乾隆58年（1793年）著成《治平篇》和《生计篇》，这是世界上最早专门论述人口问题的文章。洪亮吉面对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状况，尖锐指出人口增长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倡导限制生育，控制人口。洪亮吉认为，中国的人口增长以30年为一个周期，“则视30年以前增5倍焉，视60年以前增10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20倍焉”，但是田地和房屋“亦不过增1倍而止矣，或增3倍、5倍而止矣”。（《治平篇》）洪亮吉认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增长，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必然导致民众生计越来越艰难，必然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他对人口增长的结果表示悲观，认为人口只会越来越多，物质资料则会越来越少，二者之间的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因此承平、治平之世必然不能长久。
如何解决中国“人满为患”的问题？洪亮吉提出两个方法：一个是通过“天地调剂之法”，再一个是采取“君相调剂之法”，以缓和矛盾。所谓“天地调剂之法”，就是借助水、旱灾害和疫病流行等自然力量，来减少人口;所谓“君相调剂之法”，就是政府通过发展生产，移民开荒，减轻税负，赈济贫困，禁其浮靡，抑其兼并等措施，增加生产和生活资料，减轻人口压力。但是所有这些办法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用今天的眼光看，洪亮吉的人口理论，过分夸大了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没有看到近代工业提升人类生产力的巨大潜力，局限于自然经济低下的生产力，对人类在新生产方式下物质资料生产力提高的巨大潜力估计不足，他也没有能够从节制生育的角度提出中国人口问题真正实用管用的措施。
洪亮吉，是一个在中国、在东方最古老生产方式下出现的农业人口学家，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人口学家。其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人口的增长必须与生产、生活资料的增长相互适应，而不能失衡。而几乎同时出现在英国、出现在西方世界的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则是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出现的工业人口学家，是在工业经济条件下的人口学家。作为农业经济人口学家的洪亮吉，与作为工业经济人口学家的马尔萨斯，他们的人口论有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认为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要远远落后于人口的增长速度，他们都对人口增长的结果表示悲观。
汪士铎的“铁血计生方案”
中国有个提出控制生育最严厉措施的汪士铎，可以说，他是控制生育最早、也是最狠的政策措施设计者。
清朝官员汪士铎（1802～1889年）一生跨越嘉庆、道光两个人口大发展时期，他本人又出生和生活在人口稠密繁华的江苏南京，对中国人口问题的严峻性有切身体验。他认为中国“天下人丁30年加1倍”，中国人口增长已经达到极限，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整个社会将因为人口持续增加而陷于混乱，提出以强硬措施大规模减少人口。 汪士铎提出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严厉措施有：（1）强制晚婚晚育。规定“女子25而嫁，男子30而娶”，不到法定年龄而嫁娶者，“斩立决”。（2）对育龄妇女“广施不生育之方药”，妇女生产一子后，“服冷药，使勿孕”。（3）对不节制生育者重罚，规定一对夫妇“可留一子，多不过二子”，对那些超过指标生育的家庭加倍征收赋税。（4）严格禁止“男子有子而续娶，妇人有子而再嫁”，对于有子女的鳏夫寡妇再婚者，皆“斩立决”。（5）政府大量修建寺庙观庵，鼓励民众出家，并且以法令形式强制每一个家庭必须选择一子或一女出家。
汪士铎主张实行生育条件的限制：有暴力倾向的人，不许结婚生子;有身体残疾的人，不得生育后代;新生婴孩，有“形体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即刻溺杀之。
为了降低民众生育兴趣，汪士铎提出：“广文学使人弱”，引导社会风尚向重商业、重文学倾斜;鼓励人们追求物质和精神享受，减少“儿女柔情”。
汪士铎还提出：降低承担法律责任的年龄，恢复“族诛”、“连坐”之法，对于违法乱纪者，大量诛杀。对于参加和响应农民起义的村镇，斩尽杀绝。“以多疫为瑞”，让灾难和疫病蔓延。甚至建议朝廷分派杀人指标，地方政府每年必须杀够一定数量的“光棍游荡者”。
汪士铎把社会动荡归咎于人口过多，要大量消灭现存人口;把妇女看成是万恶之源，认为“女多，故生人多，而生祸乱”，倡导溺杀女婴，认为减少女人能够釜底抽薪。汪士铎的措施残酷野蛮，在历史上被称为“人口屠夫”，现代则有人称其为“生育法西斯”。
二、新中国将“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
如果说，人类“计划经济”的第一个模式，是从苏联开始，那么，人类“计划生育”的第一个模式，就是从中国开始。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新中国，揭开了人类自身繁衍历史上“计划生育”的新篇章。
1953年，中国开启“计划生育时代”
人们通常说：“计划生育30年”。其实，中国的计划生育不是30年，而是60年。只要考察一下新中国计划生育的思想历史和政府抓计划生育的实践历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建国初期，共产党没有认识节制生育的重要性，从党的领袖毛泽东到各级领导干部，都沉浸在“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的人口观念中。这使得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就是一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从1950年的5.81增加到1954年的6.28。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从1950年的19.00‰上升到1954年的24.79‰，净增人口5070万。
新中国对节制生育重要性的认识，是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开始的。这次人口普查，以1953年6月30日24时为标准时间，中国人口总数为601，912，371人。这6亿人口的天文数字，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从此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多次讲话中，都要求计划生育，控制人口。从那时开始，毛泽东的人口和生育思想，就开始发生转变，中国的生育政策也开始向计划生育的轨道转变。
1955年3月，卫生部撰写了《关于节制生育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党中央批示：节制生育是一项重大政策性问题。我们党是赞成适当节制生育的，要宣传这项政策（少数民族地区除外），使人民群众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由此，计划生育进入国家决策，成为执政治国的重要思想。
1956年公布的《1956年～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把计划生育政策扩大到乡村地区;计划生育进入国家发展规划。
毛泽东视野中的“计划经济”和“计划生育”
1957年，毛泽东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对物质的生产要有计划，而且对人口的生产也要有计划。他明确指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他在《1956年～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指出：“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
195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的总结发言提出：政府要专设一个部门来研究人口问题，并且为计划生育工作提出具体步骤：三年试点宣传，三年推行，四年普及推行，也是十年规划，“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地生育。”
1962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标志着20世纪60年代以节制生育为主要内容的生育政策的产生。
中国政府从1962年开始创建计划生育组织机构。1964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设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卫生部增设了计划生育处。各省、市甚至一些比较大的县也设立了相应的机构。这标志领导中国计划生育的组织机构臻于完善。
20世纪70年代初，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出的在全国城乡普遍推行计划生育的号召，计划生育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千百万医生和干部走进田间地头，进行宣传和服务。
1973年底，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提出“晚稀少”政策，“晚”是指结婚晚，男25周岁以后，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子24周岁以后生育，“稀”是指生育间隔3年以上。
1974年12月29日，毛泽东主席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
1980年，开启中国“独生子女”时代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公开信》的发表，标志着中国人口政策由20世纪70年代的“晚稀少”向独生子女政策的转变，意味着中国计划生育进入“独生子女”阶段。从“计生”到“独生”，中国的计划生育战略达到了顶峰。 回顾新中国建国以来计划生育的历史，可以看出，新中国计划生育的历程，从1953年开始，已60年。这60年可以分为两个30年，前30年的计划生育是相对宽松的“节制生育”，后30年把“计生”变成了“独生”，是以“一胎化”为根本特征的更加严厉的“控制生育”。两个30年，是新中国计划生育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前30年期间，虽然有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有大跃进的反复，有文革的干扰，但是对于节制生育的倡导是主要的。即使在1966～1969年文革最混乱年份，那时的生育率也是持续下降。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主席语录：“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到处张贴。从统计数据看，文革期间中国的出生率表现出稳定下降态势，说明那时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仍然是有力的。
新中国计划生育历史沿革，建国后一部计划生育史，充分说明，中国计划生育不是30年，而是60年。新中国的计划生育，是从建国初期的1953年开始，而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是从1980年代开始。新中国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60年，其中，实行独生子女政策30年。所以，说中国计划生育30年是不准确的，说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30年是对的。
中国计划生育30年和60年之辨的意义在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不是一下子蹦出来的，而是在建国以后30年的计划生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中国人口减少的成就，不只是30年的独生子女化、一胎化政策的成就，而是整个60年坚持实行计划生育的成就。30年计划生育的说法，不符合实际，不符合历史，而且也造成错觉，似乎在独生子女政策之前，中国的生育政策就是自由化，这是不客观也不公正的。实际上，最近30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成果，远远不是像宣传中说的那么大。在1980年中国实行更为严格的生育政策以前，中国的计划生育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出生率也已降低到相当的低水平，1980年后，一度上升，后来才又下降。
三、千秋功罪——如何评价“计生”60年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60年，从说服到强制，从紧绷到松动，人们对计划生育褒贬不一。正确评价中国计划生育60年，是坚持历史的客观和公正，也是坚实走向未来的重要基础。
“市场经济”是西方贡献;“计划生育”是中国创举
不论是西方世界贡献的“市场经济”，还是苏联贡献的“计划经济”，都是对“物质再生产”的制度贡献。而中国贡献的“计划生育”，则是对于“人类再生产”的制度贡献。中国的计划生育结束了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地实现了“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计划化，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人类计划生育，是一个需要不断与时俱进的工程，是一个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特色的工程。但是，不论计划生育的具体形态如何发展变化，计划生育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实质，将作为一种“计划生育文化”，成为人类普世价值的重要内容。
当然，人们对中国计划生育一些情况的评价和估价，对中国计划生育的一些具体政策和做法，表示不同的看法，提出一定的质疑，这是推动中国计划生育工作提升到新阶段的动力，是一种源头活水。
当年，新中国推行计划生育，是对千百年传统观念和做法的一种突破。现在，深入推进中国的生育工作，也需要新的观念创新，需要新的思想解放，需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深化对中国特色生育特点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人口再生产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中国人口减少的成就，不能都归功于计划生育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控制人口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不能把这个成绩都“归功于”计划生育。在这方面，一些专家提出以下几种看法：
首先，对于人口减少的数量本身，是不是有那么大的成就。中国人口减少的数量是不是像宣传的那么多？人口专家易富贤说：中国某些人口学家在说谎、造谣，比如，说中国生育率仍然有1.8，而所有客观数据显示只有1.2～1.3。他们说中国人口仍将以每年800～1000万的速度增长，其实目前每年只增加400万左右，很快将面临负增长。他们说，中国总人口会达到15亿，其实总人口连13亿都难以准确认定。
其次，中国人口减少，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计划生育到底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很值得研究。有专家认为，中国人口下降，计划生育肯定功在其中。根据《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一书提供的数据分析，中国自20世纪60年代中叶开始出现的出生率持续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经济发展，人民收入水平提高，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城镇化进程，对外开放等因素的作用。中国出生率自从1965年以后总体上持续下降，“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发挥着主要、长期的作用，而计划生育政策因素的作用，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所以，把中国自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来出生率持续下降，完全或者主要解释为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是有失偏颇的。
其三，中国人口减少，计划生育有作用，但是计划生育的作用，是建国以来60年计划生育的作用，而不只是最近30年计划生育的作用，更不能把中国人口减少的功劳都算在“独生子女”政策头上。有专家提出，在中国局部地区进行的生育实践证明，“一胎化”政策，不仅对减少人口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反而有消极作用。从一开始就反对独生子女政策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梁中堂，得到国家批准，于1985年开始在山西省翼城县建立中国人口政策特区，进行二孩晚育试点。20多年的试点结果显示，在当地农民普遍生育两个孩子的情况下，全县人口实际增长幅度和临汾市、山西省以及全国的差别不是很大，这等于说，全国的农民实际上也生育了两个孩子。由于全国增长幅度和城镇人口结构都高于翼城县，说明全国有比翼城县更高比例的农民生育了多孩。这说明生育政策的差别在中国人口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此，他认为立即停止那种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计划生育政策刻不容缓。 其四，对于这些年人口学界热炒的所谓“中国人口红利”，也不能过于夸大。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等专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中国经济增长总值中，只有27%得益于“人口红利”，这与此前“人口红利”对日本、新加坡等国经济腾飞的贡献率，是基本相当的。而这个人口红利，不是30年创造的，而是60年积累的。也有专家认为，计划生育所带来的问题比成绩一点也不小，享受人口红利是暂时的，而解决多年积累的问题，将更为艰难和长远。
可见，那种认为中国30年经济大发展，是由于人口大控制，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通过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了人口增长，解决了温饱、就业、教育等问题的流行性观念，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人口的减少，计划生育的作用，是60年的积累，而不是30年的功劳。既不能把中国人口减少，都归功于计划生育，更不能把中国计划生育成果，都归功于“一胎化”。
中国人口结构的问题，不能都怪罪于计划生育
有人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持续时间最长、成本和代价最高的一项公共政策。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强制执法、不文明执法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剧;新生婴孩“性别比”失衡;独生子女综合症;侵犯妇女儿童权益等，结果导致今天中国日益严重的人口与“婚恋危机”。
有人说，独生子女政策引起中国畸形的人口结构，从而“独特”地影响着中国的家庭结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中国很多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结构畸形。计划生育威胁中国持续发展，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战略决策失误，其后果远远超过任何一场战争，现在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难阻中国人口锐减。他们甚至还觉得计划生育是几代中国精英的耻辱，反映出知识精英的短视、胆怯和伪善。面对这场空前的、人造的民族危机，没有人是无辜者。需要站在民族救亡高度看待这场危机，挽救中华民族！
千秋功罪说“计生”，实事求是最重要。正如我们不能把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成就都“归功于”计划生育一样，我们也不能把中国人口方面的问题都“归罪于”计划生育。无论是解决中国过去的人口问题，还是形成中国今天的“婚恋危机”，计划生育的作用都是有限的。既不能把计划生育“神化”得无所不能，也不能把计划生育“妖魔化”成为当今人口问题的“万恶之源”。应对和解决中国“婚恋危机”的希望，也不能寄托在“废独停计”上，不能指望靠停止计划生育、废除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的婚恋危机，就迎刃而解。
当人们批评计划生育为解决中国人口数量问题泼了水，却又为加剧中国人口结构问题浇了油，结果是“按下了葫芦、起来了瓢”的时候，其实应该想到，在中国急遽变化、社会飞速发展的情况下，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可能都难以摆脱“按下葫芦、起来瓢”的范式与宿命。“按下葫芦”，是解决了旧的问题，是成绩;“起来了瓢”，就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需要新的创意和新的对策，再去创造新的局面。
四、“计划生育”不是终极真理
近几年来，人们对“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讨论和争论，深化了对中国人口生育和人口建设特点规律的认识，也为党中央调整和创新中国的生育战略，提供了很好的信息和咨询作用。
基本国策不能成为研究的禁区
1980年9月25日， 《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了消除对于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会出现人口老龄化的担忧，曾经专门指出：“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在本世纪不会出现，因为目前全国人口约有一半在21岁以下，65岁以下的老年人不到百分之一。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40年以后才会出现。我们完全可以提前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
从1980年到2010年，30年过去了，我们也不必为尊者讳。根据《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一书的研究结果，中国早在1995年便步入老龄化社会，比当初国家的推断提前了足足25年。这说明人口问题的高度复杂性，说明基本国策与时俱进的迫切性。而在今天，我们研究基本国策，已经不能只是研究“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了，今天的生育问题已经和老龄化问题、“婚恋危机”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在今天，基本国策已不再是“计划生育”的专利，已经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国策体系。基本国策包括婚恋基本国策，老龄基本国策，生育基本国策，起码是三大国策的统一。计划生育不能成为基本国策的垄断者，基本国策也不能成为计划生育拒绝与时俱进的挡箭牌，更不能把基本国策变成了某个垄断部门的基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