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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至始至终，华文的科幻小说是不是曾经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还是相当受到争议。”台湾著名科幻作家苏逸平曾如是说。以他个人的观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还没有。”科幻小说这种纯西方的文体，特定的结构和桥段一直如同鬼魅一般缠绕在华文科幻小说里。此现象在华文文学重镇的台湾同样存在，但台湾科幻文学似乎始终都有些许属于自己的特质，并依稀可以看见一条若隐若现的通往未来之路。
中国风味
论及台湾科幻文学，必然要提张系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张系国的创作触角逐渐延伸至科幻文学领域，在此后的二十年里出版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星云组曲》、《夜曲》，长篇小说《城》三部曲等。张系国当时远赴美国留学、教书，与台湾分隔的地理空间转化为他思乡、怀旧的情怀，延展到他笔下的未来世界中去了，而他亦指出，中文科幻小说想要有所突破，就需要和水浒、红楼这种中国人需要的元素相结合。评论家的观点是，张系国这时期的大部分作品，可视为“科幻小说中国化”美学理念的一项尝试。同时，科幻文学界开始重视“中国结”、“中国风味”在科幻小说艺术领域的价值问题。
带有中国风味的科幻小说，在台湾最早多见于倪匡的作品中。当西方早期的科幻作品流入台湾市场，其冰冷的未来感和生硬的悲惨感影响了一批科幻小说爱好者，并让其中的科幻作者产出同样类型的科幻作品。同时，这类科幻作品也带来负面的影响：很多读者因其冰冷和生硬而怯步，甚至错以为所有的科幻小说都带有这样的特质，这也是科幻文类在读者中难以大力推广的重要原因之一。倪匡此时开辟出新的路径，让科幻故事发生在一个古董店或者现代商场等具体的地点，这些场景和故事与普通读者之间的距离更近，让作品吸引大量拥趸。而倪匡式的科幻书写方式同样影响这一批科幻迷们，苏逸平便是例子。
对苏逸平这样的科幻小说作家来说，在写作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常常想到一个不错的故事题材，但一讲出来，一定会被告知这个已经在很多本科幻小说里写过了，科幻的点子好像总能在其他地方与他人的想法撞个满怀。更要命的是，当他自己是科幻小说作家时，他们会说“我不看科幻”，并在后面再加上一句“不过我看倪匡的”。这件事给他很大的震撼与启发：既然倪匡式的科幻作品大家喜欢，那就写这种类型的小说好了。近十来年，他发现中华文化中不少被遗忘的智慧里，隐藏着华文科幻的一条康庄大道。当西方科学桥段都用磬于科幻小说的时候，属于中国文明的科学轨迹是一个西方人没有机会碰触的浩瀚宝库。他说：“身为华文科幻小说家也是幸运的，因为如果大家都有巨人肩膀可以站，中国文化这个巨人肩膀比别人更高大更广阔。”
在苏逸平的作品中，中国风味不再局限于“发生在中国的故事”或者是“与中国有关的元素”，现在他计划运用中国独有的文化元素，例如玄学、易经作为基础，去探索中国古代的这些神秘文化与现代科学如何衔接的问题，比起早前他将上古神话写成有趣的科幻小说模式，前者有更强大详尽的资料做背景。苏逸平先仔细地设了一个靶，接着马不停蹄地准备弓箭了。并且，对于历代智慧结晶的玄学，他十分看好它作为科幻小说中的意念元素。
台湾科幻小说的重要先驱之一——黄海，也是中国风味的代表之一。这位“台湾和大陆写作科幻小说最勤的一个人”，通过科幻小说评论家苏恩文对科幻的定义（“认知的陌生化”）总结出一个通俗的说法，即超现实合理化。这一说法除了清晰定义了科幻文学，也为长久以来难以撇清关系的科幻与奇幻做了区分：奇幻小说不需对超现实进行合理化的解释。这一定义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全面诠释，最具代表性的是包括《鼠城记》、《最后的乐园》、《天堂鸟》的“文明三部曲”，此三部曲中，明显承载着中国人为万世开太平的道德观，黄海试图为中文科幻小说创作主轴与方向找出一条可行之路的用心略见一斑。他始终认为科幻小说要在台湾生根茁壮，就必须“本土化”，而且是以中国为本的“本土”，中国“在地”的历史经验、生命哲学、价值体系都是应该被传达和应用的。
剧本的前景
2011年11月，黄海受邀前往成都参加“第二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颁奖典礼。此间，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台上接受掌声鲜花的是科幻小说作家，台下却满是电影和电视制作人。诸位制作人的意图很明确：第一时间在获奖作品中取得题材。黄海指出，科幻的叙述方式除了文字本身，还有图画、影像，这是必然的也是可喜的，一方面科幻因此有了新的媒介传递方式，能让阅听大众更普遍接触科幻，另一方面，新的科幻文学表达方式也应运而生，这就是科幻剧本。
当远离了二三十年前主要靠书本纸张传递信息的时代，更远离了科幻三大师的科技大爆发时代，人们批量地接受声光电闪般的资讯，科幻的呈现方式应随之变化。苏逸平的观点与黄海不谋而合，他认为，在目前新生代作者作品由于市场原因，质与量大体都次于前辈的情况下，科幻文学想要走得更远，关键在于不一定要在小说上开花结果，还可以在其他媒介上出现。“科幻本身的精神还是很有市场的，阅读只是众多信息资讯的一部分，如果大家不愿意再阅读，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扮演书童，把好的东西过滤进来，转译、改编成他们易于接受的模式。”这就像“写新诗”热，很多人看新诗没有空间，就转到音乐界填写歌词，得到很大利益和成功（被广泛传唱的歌词也算是新诗的话，某种程度上说，这本身是一种成功）。所以科幻小说转译成剧本或许能成为科幻作者新的出发点。在两岸华文市场，几乎所有电影形态都可以与西方并驾齐驱，只有科幻远远掉队。在苏逸平看来，在未来十年，会有大量的电影从业人回去追逐好的科幻电影剧本。
当下科幻的受众仍旧集中在年轻人，苏逸平认为还可以用更多年轻人可以接受的模式去说科幻故事，例如以动画、漫画等方式，甚至在微博上写下有趣的小小片段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当我们面临的形式是严峻的时候，我们要走的方向可能首先是去训练受众。不能期待他们拿起厚厚的书读完，而是用别的方式吸引他去看，然后引发他们的兴趣，最后他们可能连最精深的书都想要读。”这也许正是现在的科幻文学以及科幻精神所要做的事情。
说白了，如果科幻精神是一道菜的原材料，那么真正能得益的是把菜做得好吃的人，无论以什么方式。当我们对科幻精神不离不弃之时，或许可以多学习如何将这道菜做得色味俱全，老少皆宜。
中国风味
论及台湾科幻文学，必然要提张系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张系国的创作触角逐渐延伸至科幻文学领域，在此后的二十年里出版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星云组曲》、《夜曲》，长篇小说《城》三部曲等。张系国当时远赴美国留学、教书，与台湾分隔的地理空间转化为他思乡、怀旧的情怀，延展到他笔下的未来世界中去了，而他亦指出，中文科幻小说想要有所突破，就需要和水浒、红楼这种中国人需要的元素相结合。评论家的观点是，张系国这时期的大部分作品，可视为“科幻小说中国化”美学理念的一项尝试。同时，科幻文学界开始重视“中国结”、“中国风味”在科幻小说艺术领域的价值问题。
带有中国风味的科幻小说，在台湾最早多见于倪匡的作品中。当西方早期的科幻作品流入台湾市场，其冰冷的未来感和生硬的悲惨感影响了一批科幻小说爱好者，并让其中的科幻作者产出同样类型的科幻作品。同时，这类科幻作品也带来负面的影响：很多读者因其冰冷和生硬而怯步，甚至错以为所有的科幻小说都带有这样的特质，这也是科幻文类在读者中难以大力推广的重要原因之一。倪匡此时开辟出新的路径，让科幻故事发生在一个古董店或者现代商场等具体的地点，这些场景和故事与普通读者之间的距离更近，让作品吸引大量拥趸。而倪匡式的科幻书写方式同样影响这一批科幻迷们，苏逸平便是例子。
对苏逸平这样的科幻小说作家来说，在写作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常常想到一个不错的故事题材，但一讲出来，一定会被告知这个已经在很多本科幻小说里写过了，科幻的点子好像总能在其他地方与他人的想法撞个满怀。更要命的是，当他自己是科幻小说作家时，他们会说“我不看科幻”，并在后面再加上一句“不过我看倪匡的”。这件事给他很大的震撼与启发：既然倪匡式的科幻作品大家喜欢，那就写这种类型的小说好了。近十来年，他发现中华文化中不少被遗忘的智慧里，隐藏着华文科幻的一条康庄大道。当西方科学桥段都用磬于科幻小说的时候，属于中国文明的科学轨迹是一个西方人没有机会碰触的浩瀚宝库。他说：“身为华文科幻小说家也是幸运的，因为如果大家都有巨人肩膀可以站，中国文化这个巨人肩膀比别人更高大更广阔。”
在苏逸平的作品中，中国风味不再局限于“发生在中国的故事”或者是“与中国有关的元素”，现在他计划运用中国独有的文化元素，例如玄学、易经作为基础，去探索中国古代的这些神秘文化与现代科学如何衔接的问题，比起早前他将上古神话写成有趣的科幻小说模式，前者有更强大详尽的资料做背景。苏逸平先仔细地设了一个靶，接着马不停蹄地准备弓箭了。并且，对于历代智慧结晶的玄学，他十分看好它作为科幻小说中的意念元素。
台湾科幻小说的重要先驱之一——黄海，也是中国风味的代表之一。这位“台湾和大陆写作科幻小说最勤的一个人”，通过科幻小说评论家苏恩文对科幻的定义（“认知的陌生化”）总结出一个通俗的说法，即超现实合理化。这一说法除了清晰定义了科幻文学，也为长久以来难以撇清关系的科幻与奇幻做了区分：奇幻小说不需对超现实进行合理化的解释。这一定义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全面诠释，最具代表性的是包括《鼠城记》、《最后的乐园》、《天堂鸟》的“文明三部曲”，此三部曲中，明显承载着中国人为万世开太平的道德观，黄海试图为中文科幻小说创作主轴与方向找出一条可行之路的用心略见一斑。他始终认为科幻小说要在台湾生根茁壮，就必须“本土化”，而且是以中国为本的“本土”，中国“在地”的历史经验、生命哲学、价值体系都是应该被传达和应用的。
剧本的前景
2011年11月，黄海受邀前往成都参加“第二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颁奖典礼。此间，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台上接受掌声鲜花的是科幻小说作家，台下却满是电影和电视制作人。诸位制作人的意图很明确：第一时间在获奖作品中取得题材。黄海指出，科幻的叙述方式除了文字本身，还有图画、影像，这是必然的也是可喜的，一方面科幻因此有了新的媒介传递方式，能让阅听大众更普遍接触科幻，另一方面，新的科幻文学表达方式也应运而生，这就是科幻剧本。
当远离了二三十年前主要靠书本纸张传递信息的时代，更远离了科幻三大师的科技大爆发时代，人们批量地接受声光电闪般的资讯，科幻的呈现方式应随之变化。苏逸平的观点与黄海不谋而合，他认为，在目前新生代作者作品由于市场原因，质与量大体都次于前辈的情况下，科幻文学想要走得更远，关键在于不一定要在小说上开花结果，还可以在其他媒介上出现。“科幻本身的精神还是很有市场的，阅读只是众多信息资讯的一部分，如果大家不愿意再阅读，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扮演书童，把好的东西过滤进来，转译、改编成他们易于接受的模式。”这就像“写新诗”热，很多人看新诗没有空间，就转到音乐界填写歌词，得到很大利益和成功（被广泛传唱的歌词也算是新诗的话，某种程度上说，这本身是一种成功）。所以科幻小说转译成剧本或许能成为科幻作者新的出发点。在两岸华文市场，几乎所有电影形态都可以与西方并驾齐驱，只有科幻远远掉队。在苏逸平看来，在未来十年，会有大量的电影从业人回去追逐好的科幻电影剧本。
当下科幻的受众仍旧集中在年轻人，苏逸平认为还可以用更多年轻人可以接受的模式去说科幻故事，例如以动画、漫画等方式，甚至在微博上写下有趣的小小片段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当我们面临的形式是严峻的时候，我们要走的方向可能首先是去训练受众。不能期待他们拿起厚厚的书读完，而是用别的方式吸引他去看，然后引发他们的兴趣，最后他们可能连最精深的书都想要读。”这也许正是现在的科幻文学以及科幻精神所要做的事情。
说白了，如果科幻精神是一道菜的原材料，那么真正能得益的是把菜做得好吃的人，无论以什么方式。当我们对科幻精神不离不弃之时，或许可以多学习如何将这道菜做得色味俱全，老少皆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