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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初三学生在文章中写道：“初三毕业，我们何去何从？我们是一个特殊群体，是一群不能参加中考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我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理想的高中，选择一些自己并不喜欢的职校；我们不得不停止求学，开始学着步入社会工作；我们不得不离开上海，回到陌生的老家考高中。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不是上海人，我们没有上海户口”。
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超过1亿人，其中，18周岁以下流动儿童接近1982 万人，属于农业户口的(即所谓“农民工子女”)占74%，即1500 万人，属于6～14 岁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占44%。
然而，在城乡二元分立的体制下，农民工子女无法像城市的同龄人那样享有各种权利和福利，在他们缺失的各项权利中，受教育权利尤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长期以来，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只能就读于校舍简陋、师资薄弱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而这些学校不仅无法提供优质的教育，而且时刻面临城市教育行政部门的取缔。
为了更好地保障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利，国家提出了“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就读为主”的“两为主”方针，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上海市公办学校逐步向农民工子女开放。截止到2008年上半年，在全日制公办和民办中小学就读的学生大概占到57.2%，其余的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
对于学生而言，二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的师资、硬件等办学条件大多很差，教学质量远远落后于后者；前者是城市中的“孤岛”，学生与本地青少年相对隔绝，后者则或多或少同在一个屋檐下。那么，向农民工子女开放公办学校，究竟对这些孩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进入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在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方面是否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有所不同？
基于这些问题，笔者在上海某区进行了相关的抽样调查，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研究结果。
比如，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相比，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其价值观更加接近于主流价值观，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则与主流价值观存在一定的疏离。与城市儿童相比，农民工子女与主流价值观表现出轻微的疏离，但他们并没有站在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对外部世界的信任程度较低。
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受歧视感更强
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中，大部分学校将本地学生与农民工子女分别编班，这种做法通常被媒体和公众解读为歧视性的隔离措施。
但独立编班与混合编班并不是简单地对应着隔离与融合。
一方面，混合编班的确有利于提高农民工子女的学业成绩。尽管学校声称实行分类教学、独立编班是从教育规律出发---把学习能力和出身背景相似的学生编在一个班级进行教学，教师容易把握班上学生的学习进度，能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要。但是实际上，分类教学导致了永久性将学生分为优生和差生的倾向，农民工子女感受到学校和老师的歧视，会越发丧失学习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混合编班虽然强化了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儿童的互动，但也同时增加了发生摩擦的概率。独立编班状态下，双方由于隔离而相安无事；混合编班反而使双方的差异变得更加显著，更容易发生冲突。儿童之间的人际冲突其实非常普通，但由于身份因素的介入，使这种冲突往往被解读为一种歧视，从而加剧双方的对立。混合编班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成绩，但并不能有效地化解群体隔阂、促进社会融合。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同校，更有可能强化强化其“受排斥”的心理，而不是促进社会融合；同样是公办学校，混合编班的模式较之独立编班，虽然有利于农民工子女的学业提高，但却使之感受到排斥。
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具有更强的挫败感
笔者的研究还发现，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和公办学校的学生相比，更缺乏学习积极性，纪律性也更差。此外，高年级要比低年级更加缺乏学习积极性，对前途更加悲观---农民工子弟学校的五、六、九年级学生选择初中毕业后“回老家念高中”的比例显著下降。
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异，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孩子们对于升学和成功的预期。高年级比低年级更容易看到升学的制度性瓶颈，一方面在上海無法考高中、考大学；另一方面，由于这边的教材不配套、教学管理不严，回老家考高中也缺乏竞争力。当他们发现就地升学无望的时候，多数人都放弃了努力。
研究还发现：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要比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更加悲观；在受访的农民工子女当中，年级越高的学生对社会流动机会的看法越倾向于悲观；农民工子女认为有志者事竟成的比例比上海本地儿童少了20多个百分点，同时还有6.7%的人对社会流动机会彻底绝望。
可见，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存在明显的“天花板效应”，即农民工子女在与外界的互动过程中，对自身的前景产生了较低水平的预期(仿佛有一块天花板封住了自己向上流动的空间)，从而自动放弃了学业上的努力。但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孩子对于主流价值观的接受程度较高，更加相信“知识改变命运”，更倾向于力争上游，因此他们的挫败感也更加强烈。
一名初三学生在文章中写道：“初三毕业，我们何去何从？我们是一个特殊群体，是一群不能参加中考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我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理想的高中，选择一些自己并不喜欢的职校；我们不得不停止求学，开始学着步入社会工作；我们不得不离开上海，回到陌生的老家考高中。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不是上海人，我们没有上海户口！”
有别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并不认为成绩差或中途辍学是人生的失败，高年级学生甚至迫不及待地想要步入社会，享受由工作所带来的成人地位。这是因为农民工子弟学校盛行与校方对着干的“反学校文化”：很多高年级学生都不认同教师的权威，认为校长不过是一心赚钱的老板，不少人自愿辍学打工，有的甚至成为“街角青年”。
在他们看来，学校所传授的知识大多是无用的，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或处境，学校所宣扬的“让打工者的子女不再打工”更是无稽之谈，混日子、早恋、打架斗殴被认为是“酷”的表现。他们并不以成绩差和低收入职业为耻，而且为自己的反叛行为感到自豪；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则认为这种“混混行为”是一种堕落。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尽管研究发现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更为强烈地感受到城市主流社会的歧视，并具有更强的挫败感。但这绝不是说向农民工子女开放公办学校毫无意义，而是说仅仅开放公立学校还远远不够。
单纯的教育吸纳对于促进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社会的作用甚微，现行的教育体制无法为农民工子女提供足够的生活机遇和上升空间，因为城市社会对于农民工子女及其家庭的排斥是系统的、制度化的，如果就业、社会保障、高等教育等领域的歧视仍然存在，那么义务教育阶段的吸纳将难以产生正面效果。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除了进一步提高农民工子女就读公办学校的比例之外，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初中后”农民工子女的出路问题。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吸纳不能仅限于义务教育阶段，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向农民工子女开放更“高端”的教育资源；否则，不仅不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而且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目前，《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稿)已经明确提出，要“制定和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本市高中阶段教育的办法，满足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需求”。
其次，只有办好职业、技术教育，农民工子女才会乐于接受中职教育。目前向农民工子女开放中职、中专、技校收效不佳，症结在于当前职业教育、技术教育的社会评价较低，不能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向上流动的就业机会。
当前中国的职业教育仍然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办学模式，师资、技术和专业设置难以适应市场需求，导致职业教育对企业和学生都缺乏吸引力。技工教育的发展则受到体制和观念的双重束缚，一方面，由于不属于学历教育，缺乏社会认可度，各级政府也不甚重视；另一方面，技工教育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无法进入教育部的招生平台。在这种形势下，鼓励行业龙头企业进军职业教育和技工教育市场，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办学的同时，加大公共财政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扶持，这样既可以盘活现有的教育资源，又可以提升农民工子女的人力资本存量。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是以城市移民政策逐步取代流动人口管理政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流动人口的治理逻辑必须让位于城市移民的权利逻辑。也就是，必须放弃那种将流动人口排除在“我们的”城市之外的治理逻辑，代之以更为积极的权利的逻辑，即把农民工及其子女视为城市的新成员，承认其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民权利资格。
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超过1亿人，其中，18周岁以下流动儿童接近1982 万人，属于农业户口的(即所谓“农民工子女”)占74%，即1500 万人，属于6～14 岁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占44%。
然而，在城乡二元分立的体制下，农民工子女无法像城市的同龄人那样享有各种权利和福利，在他们缺失的各项权利中，受教育权利尤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长期以来，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只能就读于校舍简陋、师资薄弱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而这些学校不仅无法提供优质的教育，而且时刻面临城市教育行政部门的取缔。
为了更好地保障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利，国家提出了“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就读为主”的“两为主”方针，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上海市公办学校逐步向农民工子女开放。截止到2008年上半年，在全日制公办和民办中小学就读的学生大概占到57.2%，其余的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
对于学生而言，二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的师资、硬件等办学条件大多很差，教学质量远远落后于后者；前者是城市中的“孤岛”，学生与本地青少年相对隔绝，后者则或多或少同在一个屋檐下。那么，向农民工子女开放公办学校，究竟对这些孩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进入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在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方面是否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有所不同？
基于这些问题，笔者在上海某区进行了相关的抽样调查，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研究结果。
比如，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相比，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其价值观更加接近于主流价值观，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则与主流价值观存在一定的疏离。与城市儿童相比，农民工子女与主流价值观表现出轻微的疏离，但他们并没有站在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对外部世界的信任程度较低。
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受歧视感更强
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中，大部分学校将本地学生与农民工子女分别编班，这种做法通常被媒体和公众解读为歧视性的隔离措施。
但独立编班与混合编班并不是简单地对应着隔离与融合。
一方面，混合编班的确有利于提高农民工子女的学业成绩。尽管学校声称实行分类教学、独立编班是从教育规律出发---把学习能力和出身背景相似的学生编在一个班级进行教学，教师容易把握班上学生的学习进度，能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要。但是实际上，分类教学导致了永久性将学生分为优生和差生的倾向，农民工子女感受到学校和老师的歧视，会越发丧失学习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混合编班虽然强化了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儿童的互动，但也同时增加了发生摩擦的概率。独立编班状态下，双方由于隔离而相安无事；混合编班反而使双方的差异变得更加显著，更容易发生冲突。儿童之间的人际冲突其实非常普通，但由于身份因素的介入，使这种冲突往往被解读为一种歧视，从而加剧双方的对立。混合编班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成绩，但并不能有效地化解群体隔阂、促进社会融合。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同校，更有可能强化强化其“受排斥”的心理，而不是促进社会融合；同样是公办学校，混合编班的模式较之独立编班，虽然有利于农民工子女的学业提高，但却使之感受到排斥。
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具有更强的挫败感
笔者的研究还发现，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和公办学校的学生相比，更缺乏学习积极性，纪律性也更差。此外，高年级要比低年级更加缺乏学习积极性，对前途更加悲观---农民工子弟学校的五、六、九年级学生选择初中毕业后“回老家念高中”的比例显著下降。
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异，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孩子们对于升学和成功的预期。高年级比低年级更容易看到升学的制度性瓶颈，一方面在上海無法考高中、考大学；另一方面，由于这边的教材不配套、教学管理不严，回老家考高中也缺乏竞争力。当他们发现就地升学无望的时候，多数人都放弃了努力。
研究还发现：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要比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更加悲观；在受访的农民工子女当中，年级越高的学生对社会流动机会的看法越倾向于悲观；农民工子女认为有志者事竟成的比例比上海本地儿童少了20多个百分点，同时还有6.7%的人对社会流动机会彻底绝望。
可见，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存在明显的“天花板效应”，即农民工子女在与外界的互动过程中，对自身的前景产生了较低水平的预期(仿佛有一块天花板封住了自己向上流动的空间)，从而自动放弃了学业上的努力。但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孩子对于主流价值观的接受程度较高，更加相信“知识改变命运”，更倾向于力争上游，因此他们的挫败感也更加强烈。
一名初三学生在文章中写道：“初三毕业，我们何去何从？我们是一个特殊群体，是一群不能参加中考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我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理想的高中，选择一些自己并不喜欢的职校；我们不得不停止求学，开始学着步入社会工作；我们不得不离开上海，回到陌生的老家考高中。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不是上海人，我们没有上海户口！”
有别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并不认为成绩差或中途辍学是人生的失败，高年级学生甚至迫不及待地想要步入社会，享受由工作所带来的成人地位。这是因为农民工子弟学校盛行与校方对着干的“反学校文化”：很多高年级学生都不认同教师的权威，认为校长不过是一心赚钱的老板，不少人自愿辍学打工，有的甚至成为“街角青年”。
在他们看来，学校所传授的知识大多是无用的，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或处境，学校所宣扬的“让打工者的子女不再打工”更是无稽之谈，混日子、早恋、打架斗殴被认为是“酷”的表现。他们并不以成绩差和低收入职业为耻，而且为自己的反叛行为感到自豪；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则认为这种“混混行为”是一种堕落。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尽管研究发现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更为强烈地感受到城市主流社会的歧视，并具有更强的挫败感。但这绝不是说向农民工子女开放公办学校毫无意义，而是说仅仅开放公立学校还远远不够。
单纯的教育吸纳对于促进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社会的作用甚微，现行的教育体制无法为农民工子女提供足够的生活机遇和上升空间，因为城市社会对于农民工子女及其家庭的排斥是系统的、制度化的，如果就业、社会保障、高等教育等领域的歧视仍然存在，那么义务教育阶段的吸纳将难以产生正面效果。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除了进一步提高农民工子女就读公办学校的比例之外，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初中后”农民工子女的出路问题。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吸纳不能仅限于义务教育阶段，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向农民工子女开放更“高端”的教育资源；否则，不仅不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而且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目前，《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稿)已经明确提出，要“制定和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本市高中阶段教育的办法，满足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需求”。
其次，只有办好职业、技术教育，农民工子女才会乐于接受中职教育。目前向农民工子女开放中职、中专、技校收效不佳，症结在于当前职业教育、技术教育的社会评价较低，不能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向上流动的就业机会。
当前中国的职业教育仍然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办学模式，师资、技术和专业设置难以适应市场需求，导致职业教育对企业和学生都缺乏吸引力。技工教育的发展则受到体制和观念的双重束缚，一方面，由于不属于学历教育，缺乏社会认可度，各级政府也不甚重视；另一方面，技工教育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无法进入教育部的招生平台。在这种形势下，鼓励行业龙头企业进军职业教育和技工教育市场，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办学的同时，加大公共财政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扶持，这样既可以盘活现有的教育资源，又可以提升农民工子女的人力资本存量。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是以城市移民政策逐步取代流动人口管理政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流动人口的治理逻辑必须让位于城市移民的权利逻辑。也就是，必须放弃那种将流动人口排除在“我们的”城市之外的治理逻辑，代之以更为积极的权利的逻辑，即把农民工及其子女视为城市的新成员，承认其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民权利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