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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文学史的通行说法，《祝福》中的“我”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我”有反封建的思想倾向，同情劳动人民，不满黑暗现实。对祥林嫂提出的“灵魂”的有无，之所以作了含糊的回答，有其善良的一面，同时也反映了“我”的软弱和无能。
“善良然而软弱和无能”的结论大致不错，但细读文本之后，却发现这个结论显得轻飘和模糊了一些。
“我”在旧历年底回到故乡鲁镇，大概是准备在此过年的，却在第三天就决计要走了。这是因为与思想僵化的鲁四老爷的谈话总不投机，加之鲁镇环境闭塞沉闷，受过西学洗礼的“我”只好逃避了。这“一走了之”虽是一种无力改变现状的行为，但也无声地表达了“我”对封建传统思想的不满和反抗，尽管这力量和效果都是微茫。
然而，“我”回忆起的第二天下午与祥林嫂相遇时的一番对答，却使“我”的“进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变得可疑了起来。
祥林嫂向“我”走来时，“我”站住了，预备她来讨钱，当然也做好了给钱的准备，毫无疑问，此时的“我”对已经沦为乞丐的祥林嫂充满同情。当祥林嫂发出“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这一在“我”猝不及防之下感到“悚然”的疑问之后，“我”有一个“极短期的踌蹰”，因为一时揣摸不清祥林嫂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答案（这跟后文在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中祥林嫂“捐门槛”故事完整呈现已然逻辑相悖，此为叙事人称不统一带来的必然矛盾），出于不想让祥林嫂负担思考的沉重烦恼的一片好心，即“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我”于是简单地因循了鲁镇当地的风俗习惯，吞吞吐吐地回答了“也许有罢，——我想。”
“也许有罢”的回答，其实是与“我”前文的“踌蹰”和“计画”有着逻辑上的矛盾，因为“我”当时经过了如下的推理：
我在极短期的踌蹰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
通过推理，“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的“我”已经得知，祥林嫂从“照例相信鬼”转入了“疑惑”（也许没有鬼吧），当然不难判断出祥林嫂究竟是希望其有，还是希望其无，此处的人心并不难揣测，沿着祥林嫂的思维轨迹，“为她起见”，顺着她心意的答案当然应该是“不如说无罢”，而不是经不起推敲的“不如说有罢”。
当然，虽说好像缺了点心眼，这也可以算作“一个愚人”思维滑入“照例相信鬼”套版效应的结果，也是出于“濒死的人何必想这么多而徒增烦恼”的善意考虑，此时的“我”仍是一个同情弱者的知识分子形象。
“我”的“善良”形象开始扭曲变形，发生在“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之后，此处有一大段让人疑窦丛生的文字：
自己想，我这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她大约因为在别人的祝福时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会不会含有别的什么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了什么豫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別的事，则我的答活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我偏要细细推敲，正无怪教育家要说是生着神经病;而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
这段话怎么读怎么让人别扭和不舒服。在“含有别的什么意思”“有了什么豫感”“因此发生别的事”这种欲说还休、躲躲闪闪的表述中，“我”的真实考虑和关心却已暴露无遗：
祥林嫂对于“魂灵有无”之问，显然并非是在旧历年底鲁镇的祥和热闹中感到了自身的寂寞。“我”揣测出了她问题中“含有别的什么意思”——预感到自己将死，死了之后会有魂灵，要下地狱并和死掉的一家人见面，会因为嫁过两嫁而被阎王锯成两半分给两个丈夫，这是祥林嫂最为恐惧的事。“我”是祥林嫂笃信的见识多广的人，“我”的回答她会深信不疑，然而我的回答于她是一个错误，将给她带来精神上的致命一击，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发生别的事”——恐惧而死或恐惧加速了一个末路人的死亡。如此，即便全鲁镇人都知道饥寒交加，仅能算作“活物”的祥林嫂死去是迟早的事，“我”的好心作答也将成为祥林嫂之死的直接原因，我则“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我”全部的关心和担忧，并非祥林嫂“是否会死”，而是祥林嫂“是否因我而死”。
清楚了“我”的这番盘算，也就了然了前文中“我”在祥林嫂追问有无地狱和死掉的一家人是否会见面时的吃惊和胆怯。“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的“支梧”和“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的“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全是因为害怕担责，忧惧负责。为了卸责，“我”选择了“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
“如果祥林嫂就此死去，我应该是有责任的”——这才是“我”“心里很觉得不安逸”的真正所在，而未必是对祥林嫂本人命运的担忧和牵挂。后文当鲁四老爷家的短工回答祥林嫂“老了”时，“我”的表现更加坐实了“我”内心的真实想法：
“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但他始终没有抬头，所以全不觉。我也就镇定了自己，接着问……
“我”对祥林嫂死亡的消息有着不正常的过度反应，“紧缩”“跳起来”“变了色”，都远远超过了人在震惊之下的应有表现，更非悲伤哀痛之举。当发现短工没有觉察到“我”的失态，“我”就马上镇定了，因为“我”明白不会有任何人知道祥林嫂之死与“我”有丝毫关系，“我”是清白的，相对于短工的冷漠，“我”可能还是高尚的，因为“我”对“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一样的祥林嫂的死能够不厌其烦地打听细节，也可算作一种关怀吧。
但是，前番“人何必增添末路人的烦恼”的好心打算在“我”前瞻后顾的思考和镇定中显得如此虚伪，“为她起见”的善意和同情如此廉价，“我”“善良的知识分子形象”由此开始飘忽和游移。 如果说怕承担责任的顾虑是出自人的天性，至多可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无能”的话，而在惧怕担责的心理活动结束后，插入的一段“我”对于“说不清”这种应答模式的分析，就远非“人性的软弱和怯懦”可以解释的了：
“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决疑问，选定医生，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我在这时，更感到这一句话的必要，即使和讨饭的女人说话，也是万不可省的。
从这段话中能读出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半分的同情和悲悯么？整段话可概括为一个所谓成熟中年人在世事风雨中总结出的精明成功学，充溢着滑头取巧的沾沾自喜，向青年人兜售“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人生经验的洋洋自得，有的是对“不更事少年”勇于出头，敢于承担责任的单纯热情的嘲弄和耻笑。“我”的“同情劳动人民，不满黑暗现实，有反封建思想倾向的进步性”已荡然无存，“善良的知识分子形象”轰然倒地，一个圆滑世故却为此自鸣得意的犬儒形象呼之欲出。
明乎此，前文中“我”在回答祥林嫂问题时采用的模棱两可语体模式——于吞吞吐吐中的“也许”，“我想”，“论理，就该……然而”都是“我”在人事历练中沉淀出的“葵花宝典”：世上万事无可无不可，一切都可。
顺理成章，“我”在短暂的不安之后，决计要走了：
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现在不知增价了否？往日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个……。
“鱼翅不可不吃”还能这么轻易地被解读成为“我”“无力解决精神上的痛苦，只能用物质享受来麻痹自己，逃避社会的黑暗”么？如果“我”的“痛苦”只是惠而不费的一种姿态，轻飘得如同空气，风吹吹也就散掉了，那么“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于“我”而言，就应该真正是一种味蕾上的享受，美妙到确实“不可不吃”了。说到底，一个本已走投无路的佣妇的死与“我”这个故乡的匆匆过客又有何干呢？看似平常的享用美食出现在这个节点上，实质上俨然成为“我”与冷酷的人间世的和解，对不合理的现行社会秩序的默认，与无情的社会体制的合谋的象征。“我”并不曾怎么挣扎反抗，就在这冰冷的人间迅速沉沦了下去。
既如此，祥林嫂的死让“我”暂时的“惊惶”后，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的宽慰，心地已经渐渐轻松”起来，连“说不清”这种进退可据的挡箭牌都可以省掉，那么，后文的“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和“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就应该是符合“我”形象的正常反应，又有什么不好理解呢？
“我”的“轻松”“舒畅”“懒散”“舒适”还能简单地用“软弱和无能”来一言以蔽之吗？“软弱和无能”兜得住“我”对现实轻松愉快地拥抱吗？“我”真实的犬儒形象在从“说不清”到“鱼翅不可不吃”的沉沦中已经昭然若揭，跃然纸上了。
犬儒或犬儒主义是一个内涵丰富、复杂，并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概念。根据德国学者彼得·斯洛特戴克的爬梳，犬儒主义可分為古典和现代两种。古代犬儒嬉笑怒骂，讽刺权贵，在反讽中形成了对权贵以及由权贵奠定的社会秩序的批判态度，这种古典犬儒主义有一种带有精神指向的追求。而现代犬儒主义恰恰是在反讽、怒骂的同时，又积极地与现存体制融为一体，并享受着这种融为一体的感觉。
现代性的“全面反思”“彻底怀疑”使得现代人的生活处于一种悬空的不断“自我确证”状态中，这种现代性的弊端在导致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后，随之带来了犬儒主义的普遍情绪。现代犬儒因为彻底看穿，所以对一切都很随便，对世界、人生、信仰、真理均采取一种冷冷、玩玩、笑笑、愤愤的态度，不抱任何改变的希望，也不做任何改变的努力。他们看透世道，因此明哲保身，精于世故，对现实险恶不拒绝地理解，不认同地接受，并将此当做“生存哲学”，自鸣得意地拿来规训有血气能反抗的人。
《祝福》中有两段文字，一直被解读为“我”的反讽和悲愤沉痛之语：
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
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若不如此解读，作为“进步知识分子形象”的“我”的进步性就该大打折扣，接受质疑了。只是，“我”这有限的对以鲁镇为代表的黑暗现实社会的反讽，与“我”在现实生活中“鱼翅不可不吃”的顺从态度天然地结为了一体，脱不了犬儒“嘲癖”的嫌疑。
《祝福》中“我”的犬儒特征，到了《在酒楼上》里的吕纬甫身上就更为直接和明显。他一直似笑非笑地喃喃着生活的“无聊”，自己对一切的“敷敷衍衍”“模模糊糊”“随随便便”“无乎不可”……“我”与吕纬甫可谓是精神上的同胞兄弟了。
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质疑鲁迅“绝望中的希望”：在十年彷徨和苦闷中，觉醒的冷眼看透一切，绝对不会轻信任何一种未来的许诺。既然如此，鲁迅为什么又要坚定地侈谈希望？如果鲁迅关于希望的表白与众不同地深刻，乃因为其中有道地的绝望，他的希望究竟何所指呢？是不是清醒的冷眼早已看到，将来的黄金世界也会成为旧的生命，因而自己不乐意去？是不是觉醒的他清楚地懂得，生命永恒循环实际意味着生命本身无聊得很？如果鲁迅真的意识到生命的自然更迭就是无聊，又何以可能谈论新生命的希望？
只是，作家写犬儒人并不意味着自己就是犬儒主义者。鲁迅自身也在《而已集》的《小杂感》中批判过犬儒——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我们在鲁迅更多的作品中体会到的是他的忧愤深广，冷厉峻切。
[作者通联：四川内江七中]
“善良然而软弱和无能”的结论大致不错，但细读文本之后，却发现这个结论显得轻飘和模糊了一些。
“我”在旧历年底回到故乡鲁镇，大概是准备在此过年的，却在第三天就决计要走了。这是因为与思想僵化的鲁四老爷的谈话总不投机，加之鲁镇环境闭塞沉闷，受过西学洗礼的“我”只好逃避了。这“一走了之”虽是一种无力改变现状的行为，但也无声地表达了“我”对封建传统思想的不满和反抗，尽管这力量和效果都是微茫。
然而，“我”回忆起的第二天下午与祥林嫂相遇时的一番对答，却使“我”的“进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变得可疑了起来。
祥林嫂向“我”走来时，“我”站住了，预备她来讨钱，当然也做好了给钱的准备，毫无疑问，此时的“我”对已经沦为乞丐的祥林嫂充满同情。当祥林嫂发出“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这一在“我”猝不及防之下感到“悚然”的疑问之后，“我”有一个“极短期的踌蹰”，因为一时揣摸不清祥林嫂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答案（这跟后文在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中祥林嫂“捐门槛”故事完整呈现已然逻辑相悖，此为叙事人称不统一带来的必然矛盾），出于不想让祥林嫂负担思考的沉重烦恼的一片好心，即“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我”于是简单地因循了鲁镇当地的风俗习惯，吞吞吐吐地回答了“也许有罢，——我想。”
“也许有罢”的回答，其实是与“我”前文的“踌蹰”和“计画”有着逻辑上的矛盾，因为“我”当时经过了如下的推理：
我在极短期的踌蹰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
通过推理，“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的“我”已经得知，祥林嫂从“照例相信鬼”转入了“疑惑”（也许没有鬼吧），当然不难判断出祥林嫂究竟是希望其有，还是希望其无，此处的人心并不难揣测，沿着祥林嫂的思维轨迹，“为她起见”，顺着她心意的答案当然应该是“不如说无罢”，而不是经不起推敲的“不如说有罢”。
当然，虽说好像缺了点心眼，这也可以算作“一个愚人”思维滑入“照例相信鬼”套版效应的结果，也是出于“濒死的人何必想这么多而徒增烦恼”的善意考虑，此时的“我”仍是一个同情弱者的知识分子形象。
“我”的“善良”形象开始扭曲变形，发生在“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之后，此处有一大段让人疑窦丛生的文字：
自己想，我这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她大约因为在别人的祝福时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会不会含有别的什么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了什么豫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別的事，则我的答活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我偏要细细推敲，正无怪教育家要说是生着神经病;而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
这段话怎么读怎么让人别扭和不舒服。在“含有别的什么意思”“有了什么豫感”“因此发生别的事”这种欲说还休、躲躲闪闪的表述中，“我”的真实考虑和关心却已暴露无遗：
祥林嫂对于“魂灵有无”之问，显然并非是在旧历年底鲁镇的祥和热闹中感到了自身的寂寞。“我”揣测出了她问题中“含有别的什么意思”——预感到自己将死，死了之后会有魂灵，要下地狱并和死掉的一家人见面，会因为嫁过两嫁而被阎王锯成两半分给两个丈夫，这是祥林嫂最为恐惧的事。“我”是祥林嫂笃信的见识多广的人，“我”的回答她会深信不疑，然而我的回答于她是一个错误，将给她带来精神上的致命一击，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发生别的事”——恐惧而死或恐惧加速了一个末路人的死亡。如此，即便全鲁镇人都知道饥寒交加，仅能算作“活物”的祥林嫂死去是迟早的事，“我”的好心作答也将成为祥林嫂之死的直接原因，我则“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我”全部的关心和担忧，并非祥林嫂“是否会死”，而是祥林嫂“是否因我而死”。
清楚了“我”的这番盘算，也就了然了前文中“我”在祥林嫂追问有无地狱和死掉的一家人是否会见面时的吃惊和胆怯。“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的“支梧”和“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的“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全是因为害怕担责，忧惧负责。为了卸责，“我”选择了“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
“如果祥林嫂就此死去，我应该是有责任的”——这才是“我”“心里很觉得不安逸”的真正所在，而未必是对祥林嫂本人命运的担忧和牵挂。后文当鲁四老爷家的短工回答祥林嫂“老了”时，“我”的表现更加坐实了“我”内心的真实想法：
“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但他始终没有抬头，所以全不觉。我也就镇定了自己，接着问……
“我”对祥林嫂死亡的消息有着不正常的过度反应，“紧缩”“跳起来”“变了色”，都远远超过了人在震惊之下的应有表现，更非悲伤哀痛之举。当发现短工没有觉察到“我”的失态，“我”就马上镇定了，因为“我”明白不会有任何人知道祥林嫂之死与“我”有丝毫关系，“我”是清白的，相对于短工的冷漠，“我”可能还是高尚的，因为“我”对“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一样的祥林嫂的死能够不厌其烦地打听细节，也可算作一种关怀吧。
但是，前番“人何必增添末路人的烦恼”的好心打算在“我”前瞻后顾的思考和镇定中显得如此虚伪，“为她起见”的善意和同情如此廉价，“我”“善良的知识分子形象”由此开始飘忽和游移。 如果说怕承担责任的顾虑是出自人的天性，至多可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无能”的话，而在惧怕担责的心理活动结束后，插入的一段“我”对于“说不清”这种应答模式的分析，就远非“人性的软弱和怯懦”可以解释的了：
“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决疑问，选定医生，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我在这时，更感到这一句话的必要，即使和讨饭的女人说话，也是万不可省的。
从这段话中能读出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半分的同情和悲悯么？整段话可概括为一个所谓成熟中年人在世事风雨中总结出的精明成功学，充溢着滑头取巧的沾沾自喜，向青年人兜售“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人生经验的洋洋自得，有的是对“不更事少年”勇于出头，敢于承担责任的单纯热情的嘲弄和耻笑。“我”的“同情劳动人民，不满黑暗现实，有反封建思想倾向的进步性”已荡然无存，“善良的知识分子形象”轰然倒地，一个圆滑世故却为此自鸣得意的犬儒形象呼之欲出。
明乎此，前文中“我”在回答祥林嫂问题时采用的模棱两可语体模式——于吞吞吐吐中的“也许”，“我想”，“论理，就该……然而”都是“我”在人事历练中沉淀出的“葵花宝典”：世上万事无可无不可，一切都可。
顺理成章，“我”在短暂的不安之后，决计要走了：
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现在不知增价了否？往日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个……。
“鱼翅不可不吃”还能这么轻易地被解读成为“我”“无力解决精神上的痛苦，只能用物质享受来麻痹自己，逃避社会的黑暗”么？如果“我”的“痛苦”只是惠而不费的一种姿态，轻飘得如同空气，风吹吹也就散掉了，那么“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于“我”而言，就应该真正是一种味蕾上的享受，美妙到确实“不可不吃”了。说到底，一个本已走投无路的佣妇的死与“我”这个故乡的匆匆过客又有何干呢？看似平常的享用美食出现在这个节点上，实质上俨然成为“我”与冷酷的人间世的和解，对不合理的现行社会秩序的默认，与无情的社会体制的合谋的象征。“我”并不曾怎么挣扎反抗，就在这冰冷的人间迅速沉沦了下去。
既如此，祥林嫂的死让“我”暂时的“惊惶”后，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的宽慰，心地已经渐渐轻松”起来，连“说不清”这种进退可据的挡箭牌都可以省掉，那么，后文的“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和“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就应该是符合“我”形象的正常反应，又有什么不好理解呢？
“我”的“轻松”“舒畅”“懒散”“舒适”还能简单地用“软弱和无能”来一言以蔽之吗？“软弱和无能”兜得住“我”对现实轻松愉快地拥抱吗？“我”真实的犬儒形象在从“说不清”到“鱼翅不可不吃”的沉沦中已经昭然若揭，跃然纸上了。
犬儒或犬儒主义是一个内涵丰富、复杂，并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概念。根据德国学者彼得·斯洛特戴克的爬梳，犬儒主义可分為古典和现代两种。古代犬儒嬉笑怒骂，讽刺权贵，在反讽中形成了对权贵以及由权贵奠定的社会秩序的批判态度，这种古典犬儒主义有一种带有精神指向的追求。而现代犬儒主义恰恰是在反讽、怒骂的同时，又积极地与现存体制融为一体，并享受着这种融为一体的感觉。
现代性的“全面反思”“彻底怀疑”使得现代人的生活处于一种悬空的不断“自我确证”状态中，这种现代性的弊端在导致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后，随之带来了犬儒主义的普遍情绪。现代犬儒因为彻底看穿，所以对一切都很随便，对世界、人生、信仰、真理均采取一种冷冷、玩玩、笑笑、愤愤的态度，不抱任何改变的希望，也不做任何改变的努力。他们看透世道，因此明哲保身，精于世故，对现实险恶不拒绝地理解，不认同地接受，并将此当做“生存哲学”，自鸣得意地拿来规训有血气能反抗的人。
《祝福》中有两段文字，一直被解读为“我”的反讽和悲愤沉痛之语：
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
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若不如此解读，作为“进步知识分子形象”的“我”的进步性就该大打折扣，接受质疑了。只是，“我”这有限的对以鲁镇为代表的黑暗现实社会的反讽，与“我”在现实生活中“鱼翅不可不吃”的顺从态度天然地结为了一体，脱不了犬儒“嘲癖”的嫌疑。
《祝福》中“我”的犬儒特征，到了《在酒楼上》里的吕纬甫身上就更为直接和明显。他一直似笑非笑地喃喃着生活的“无聊”，自己对一切的“敷敷衍衍”“模模糊糊”“随随便便”“无乎不可”……“我”与吕纬甫可谓是精神上的同胞兄弟了。
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质疑鲁迅“绝望中的希望”：在十年彷徨和苦闷中，觉醒的冷眼看透一切，绝对不会轻信任何一种未来的许诺。既然如此，鲁迅为什么又要坚定地侈谈希望？如果鲁迅关于希望的表白与众不同地深刻，乃因为其中有道地的绝望，他的希望究竟何所指呢？是不是清醒的冷眼早已看到，将来的黄金世界也会成为旧的生命，因而自己不乐意去？是不是觉醒的他清楚地懂得，生命永恒循环实际意味着生命本身无聊得很？如果鲁迅真的意识到生命的自然更迭就是无聊，又何以可能谈论新生命的希望？
只是，作家写犬儒人并不意味着自己就是犬儒主义者。鲁迅自身也在《而已集》的《小杂感》中批判过犬儒——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我们在鲁迅更多的作品中体会到的是他的忧愤深广，冷厉峻切。
[作者通联：四川内江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