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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10年的发展不负众望，堪称“黄金10年”，但也产生了很多新问题。西部和全国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仍在继续扩大，差距的拉近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西部的转型不仅要实现从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变，还要降低资源拉动。这对未来西部的发展是一个挑战。
从亚洲金融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相隔正好10年，而这10年，恰好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第一阶段的起点和终点。亚洲金融危机后，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中国做出西部大开发的重大决策。在这一战略决策下，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长江上游经济带、南贵昆经济区、成渝经济带、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北部湾等等重点经济区率先发展，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等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项目纷纷上马。
西部10年的发展不负众望，堪称“黄金10年”。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世界经济风雨飘摇，中国经济一直倚重的出口遭到重创，外向型经济为主的东部经济一度低迷，大批中小企业倒闭。而西部因为出口所占比例本就不高，受到的冲击很小，担当了国内“扩内需”的重任，成为保持增长的“引擎”和应对危机的“减振器”。
但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检验了西部大开发第一阶段的成果，也为第二阶段的发展带来许多必须面临的问题。而这10年，西部自身也产生了很多新问题。
前10年，西部开发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打基础，即为西部地区的全面发展准备基础条件。下一个10年则要深入推进，实现“富民”。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改善了，有可能会产生缺乏产业支撑等问题。在新阶段开始之际，如果能有一个好的规划，中国西部将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发展速度和质量都将出现新的飞跃。
在今年“两会”上，即将出台的“西部大开发新10年规划”成为热议的话题。据悉，该规划已经基本制定完毕，目前正在审批阶段，不久后或将由国务院发布。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魏后凯说，西部大开发新的10年规划肯定会有所突破。对于新规划的完善来说，梳理10年发展产生的问题，可能比赞扬成就更有意义。
以城镇化缩小东西差距
10年间，西部经济增长速度之快最为人津津乐道，据统计，西部地区GDP年均增长率达11.42％，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两个百分点，西部工业增加值增加15,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高于东部的9.7％。内蒙古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增长速度高达16.9％，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2009年增长速度最快的省市前5位，有4位是西部省市。2000～2008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从16655亿元增加到58257亿元，年均增长11.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6111亿元增加到35839亿元，年均增长22.9％。等等。诸如此类的统计数字很多。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中，中央扩大内需投资的43％以上投向了西部地区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产业振兴、技术创新和灾后重建等领域，西部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更是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有些指标增速居东部、中部、东北部和西部四大区域之首。自2003年以来，西部和东部地区之间人均生产总值相对差距已呈现逐步缩小的态势，中国2003年，西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比东部地区低63.0％，2005年下降到60.7％，2007年下降到58.9％，2008年进一步下降到56.9％。2007年之后，东西部地区间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也开始趋于缩小。
但在这些数字背后，却有很多隐忧。且不说目前这种相对差距缩小的态势还很不稳定，各地区之间发展差距还很大，只是西部和全国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就仍在继续扩大。西部地区与全国人均GDP的绝对差距1999年为2714元／人，到2008年扩大为5916元，人。2008年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已达到5331美元，西部地区只有2297美元。从省区市看，最高的上海高達10529美元，而最低的贵州只有1271美元，上海是贵州的8.3倍。西部一些贫困地区至今仍未解决温饱问题。2009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3597万人(按贫困标准1196元测算)，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
而这一绝对差距的拉近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公布的“2009中国发展指数”的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经济已经处于一个相对发达的阶段，经济总量比较大了，即使发展相对较慢，也会拉大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
另一方面，更严重的是，西部与东部之间的城镇化和信息化差距也呈现扩大趋势。2007年，西部地区城镇化率仅有37.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0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低18.0个百分点。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信息化更能说明一个地方的发达程度。
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本应同时推进，目前西部与东部工业化差距在缩小，另外两个差距却在扩大，这样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必将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西部大开发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提推进城镇化，对正在谋划下一个战略10年的西部来说，是一个机会。当前西部地区的城镇化，面临着许多机遇，像国家优惠政策、国际国内产业转移、边境地区扩大开放等等。但同时也面临着很多严峻的问题，比如人口聚集度低，城镇化基础薄弱；环境限制，物流不便；节能减排和环保的压力大，无法简单承接产业转移；资金、技术、人才缺乏，很难接轨国际先进产业。等等。如何利用机遇克服困难，也是摆在西部大开发面前的难题。
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在“2010中国城市发展合作(双流)论坛”上提出，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是发展存在导向的偏差。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把城镇化片面理解为城镇建设，但产业并没有很发达，这样就阻碍了城镇化进程。中央提出的城镇化发展战略，核心内容是要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问题。而西部因为产业不够发达，大量富余农村劳动力流向沿海地区，并不能通过在西部城市打工最后定居逐渐扩大城镇化。
一个可喜的变化是，随着西部产业的崛起，西部城镇正在吸纳越来越多的打工者。沿海城市民工荒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量的西部打工者回到本土打工。城镇化的大力推动才能真正缩小西部和东部的绝对差距。
西部发展待转型
西部地区存在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和投资拉动。魏后凯告诉记者，为什么这10年西部发展这么快，除了政策刺激外，主要就是靠投资拉动和资源拉动。西部投资拉动占的比例高达65％，东部只有46％。资源性产业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以内蒙古为例，从2001年到2008年，资源性产业比例从60.9％增加到70.2％。
中国的经济转型已经是一个难题，和中国的转型相比，西部的转型还要难很多， 不仅要实现从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变，还要降低资源拉动，经济基础却比较薄弱。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些年，东部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而西部因为出口所占比例很小，主要都是靠投资拉动。
从投资增长看，2009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30.1％，其中，西部地区增速38.1％，远高于东部和东北地区。尤其是四川、广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高达58.1％和50.8％。这说明，在国家经济政策的刺激下，西部地区投资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其经济增长仍高度依赖于投资扩张。
启动消费，抑制投资，这是国家的大势。在西部大开发的下一个10年，显然不能再过度地依靠投资拉动。未来10年西部经济靠什么发展，是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魏后凯告诉记者，国家投资主要投入到两个地方，一个是基础设施，一个是资源开发，像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都是资源性的。现在的西部地区产业总体来说还是低层次的，西部产业发展目前还是依靠资源类投资拉动为主，采掘和原料加工业比重较大，产业链条短，加工深度和综合利用率低，像陜北、鄂尔多斯等地，这有点类似于中部地区的山西。这也造成就业机会增长缓慢。
西部地区有相当一部分城市属于资源型城市，像增长比较快的内蒙古等地，都是资源性地区，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源性产业尤其是能源重化工业的拉动。这类产业单位GDP能耗高，“三废”和碳排放强度大。2008年，西部万元GDP能耗高达2.02吨标准煤，比全国平均水平高83.6％。最近，中国政府已明确表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对西部将是严峻考验。
资源型城市一般都产业结构单一、功能不完善、企业所有制结构单一。依靠资源起步的城市如果没有及时转变产业结构，一旦资源枯竭，将陷入萧条，不但城市规模难以扩大，还会出现人口的大量外流。资源型城市转型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部分资源型城市的资源面临枯竭。目前，国家公布的两批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试点西部地区有4个地级城市、6个县级城市和1个市辖区，随着矿产资源的开采，还将会有更多的城市加入资源枯竭型城市的队伍中来。如何在资源枯竭之前培育起新的产业，对未来10年西部的发展也是一个挑战。
一个糟糕的后果是，靠牺牲资源谋得短期发展的西部，其实资源并没有充分转化成本地的经济利益。中国有40多种电价，西部上网电价很低，用电却很贵，比东部贵很多。西部地区创造的价值相当一部分通过经济杠杆都转移到沿海地区了。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在目前中国“诸侯割据”的形势下很难公平。
学者们普遍认为，应注重培育西部自我发展能力，实现从输血到造血、从资源导向到市场导向、从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变。
产业结构逆调整之忧
和资源型城市发展相对应，西部一些资源型城市出现了产业结构逆调整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都在不断地升级，总体来看应该是由一产到二产再到三产的过程。而从工业内部来看，也应该是产业加工的深度不断提高，加工工业的比重和技术含量逐步增加。但在西部，因为主要是靠资源性产业来支撑发展，再加上一些价格因素，采掘和原料工业的比重提高，而且还很快，导致一些地区产业结构出现逆向调整，结构低级化趋势进一步强化。近年这种格局在进一步强化。
有关统计显示，西部大开发10年来，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9.5％提高到38.7％，工业拉动GDP增长由不足2％提高到10.4％，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由25.7％提高到47.7％。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最新的统计数字，2009年西部的增长57.4％由第二产业带来。
2007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西部地区采掘和原料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达到55.7％，比2000年提高了10.75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要高出25.14个百分点。而西部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却比2000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低了7.8个百分点。从2001年到2008年，在规模以上现价工业总产值中，内蒙古资源性产业所占的比重由60.9％提高到70.2％，增加了9.3个百分点。这种格局显然是不合理的。没有第三产业的崛起，也就没有一个地方的现代化。魏后凯告诉记者，造成这种格局的原因主要是缺乏接续产业，而接续加工产业的发展又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制约，即产业的不配套、物流成本高以及投资环境欠佳。
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对西部造成太大冲击，反倒带来了新的机会，一些跨国公司和国内一些公司，把生产基地从东部移到成本较低的西部。这也是国内新一轮产业转移的开始。当国际产业转移告一段落，中国正好面临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大量的产业承接，会使西部产业迅速发展起来。而转移过来的产业以制造业为主，也大多是第二产业，制造服务业等还是多在北京、上海等国际大都市。
有益的探索正在西部地区进行，可供总结的经验正在出现。可以肯定的是，西部地区的城镇化不是东部简单的复制，不会再只是通过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资源以及其他资源能源等，以环境为代价来承担产业转移。但如何更好地承接国内产业转移，避免中国东部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时出现的问题和付出的代价，实现自主创新和高附加值，推动当地产业良性发展，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
从亚洲金融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相隔正好10年，而这10年，恰好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第一阶段的起点和终点。亚洲金融危机后，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中国做出西部大开发的重大决策。在这一战略决策下，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长江上游经济带、南贵昆经济区、成渝经济带、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北部湾等等重点经济区率先发展，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等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项目纷纷上马。
西部10年的发展不负众望，堪称“黄金10年”。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世界经济风雨飘摇，中国经济一直倚重的出口遭到重创，外向型经济为主的东部经济一度低迷，大批中小企业倒闭。而西部因为出口所占比例本就不高，受到的冲击很小，担当了国内“扩内需”的重任，成为保持增长的“引擎”和应对危机的“减振器”。
但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检验了西部大开发第一阶段的成果，也为第二阶段的发展带来许多必须面临的问题。而这10年，西部自身也产生了很多新问题。
前10年，西部开发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打基础，即为西部地区的全面发展准备基础条件。下一个10年则要深入推进，实现“富民”。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改善了，有可能会产生缺乏产业支撑等问题。在新阶段开始之际，如果能有一个好的规划，中国西部将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发展速度和质量都将出现新的飞跃。
在今年“两会”上，即将出台的“西部大开发新10年规划”成为热议的话题。据悉，该规划已经基本制定完毕，目前正在审批阶段，不久后或将由国务院发布。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魏后凯说，西部大开发新的10年规划肯定会有所突破。对于新规划的完善来说，梳理10年发展产生的问题，可能比赞扬成就更有意义。
以城镇化缩小东西差距
10年间，西部经济增长速度之快最为人津津乐道，据统计，西部地区GDP年均增长率达11.42％，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两个百分点，西部工业增加值增加15,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高于东部的9.7％。内蒙古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增长速度高达16.9％，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2009年增长速度最快的省市前5位，有4位是西部省市。2000～2008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从16655亿元增加到58257亿元，年均增长11.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6111亿元增加到35839亿元，年均增长22.9％。等等。诸如此类的统计数字很多。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中，中央扩大内需投资的43％以上投向了西部地区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产业振兴、技术创新和灾后重建等领域，西部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更是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有些指标增速居东部、中部、东北部和西部四大区域之首。自2003年以来，西部和东部地区之间人均生产总值相对差距已呈现逐步缩小的态势，中国2003年，西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比东部地区低63.0％，2005年下降到60.7％，2007年下降到58.9％，2008年进一步下降到56.9％。2007年之后，东西部地区间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也开始趋于缩小。
但在这些数字背后，却有很多隐忧。且不说目前这种相对差距缩小的态势还很不稳定，各地区之间发展差距还很大，只是西部和全国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就仍在继续扩大。西部地区与全国人均GDP的绝对差距1999年为2714元／人，到2008年扩大为5916元，人。2008年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已达到5331美元，西部地区只有2297美元。从省区市看，最高的上海高達10529美元，而最低的贵州只有1271美元，上海是贵州的8.3倍。西部一些贫困地区至今仍未解决温饱问题。2009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3597万人(按贫困标准1196元测算)，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
而这一绝对差距的拉近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公布的“2009中国发展指数”的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经济已经处于一个相对发达的阶段，经济总量比较大了，即使发展相对较慢，也会拉大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
另一方面，更严重的是，西部与东部之间的城镇化和信息化差距也呈现扩大趋势。2007年，西部地区城镇化率仅有37.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0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低18.0个百分点。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信息化更能说明一个地方的发达程度。
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本应同时推进，目前西部与东部工业化差距在缩小，另外两个差距却在扩大，这样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必将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西部大开发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提推进城镇化，对正在谋划下一个战略10年的西部来说，是一个机会。当前西部地区的城镇化，面临着许多机遇，像国家优惠政策、国际国内产业转移、边境地区扩大开放等等。但同时也面临着很多严峻的问题，比如人口聚集度低，城镇化基础薄弱；环境限制，物流不便；节能减排和环保的压力大，无法简单承接产业转移；资金、技术、人才缺乏，很难接轨国际先进产业。等等。如何利用机遇克服困难，也是摆在西部大开发面前的难题。
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在“2010中国城市发展合作(双流)论坛”上提出，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是发展存在导向的偏差。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把城镇化片面理解为城镇建设，但产业并没有很发达，这样就阻碍了城镇化进程。中央提出的城镇化发展战略，核心内容是要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问题。而西部因为产业不够发达，大量富余农村劳动力流向沿海地区，并不能通过在西部城市打工最后定居逐渐扩大城镇化。
一个可喜的变化是，随着西部产业的崛起，西部城镇正在吸纳越来越多的打工者。沿海城市民工荒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量的西部打工者回到本土打工。城镇化的大力推动才能真正缩小西部和东部的绝对差距。
西部发展待转型
西部地区存在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和投资拉动。魏后凯告诉记者，为什么这10年西部发展这么快，除了政策刺激外，主要就是靠投资拉动和资源拉动。西部投资拉动占的比例高达65％，东部只有46％。资源性产业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以内蒙古为例，从2001年到2008年，资源性产业比例从60.9％增加到70.2％。
中国的经济转型已经是一个难题，和中国的转型相比，西部的转型还要难很多， 不仅要实现从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变，还要降低资源拉动，经济基础却比较薄弱。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些年，东部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而西部因为出口所占比例很小，主要都是靠投资拉动。
从投资增长看，2009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30.1％，其中，西部地区增速38.1％，远高于东部和东北地区。尤其是四川、广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高达58.1％和50.8％。这说明，在国家经济政策的刺激下，西部地区投资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其经济增长仍高度依赖于投资扩张。
启动消费，抑制投资，这是国家的大势。在西部大开发的下一个10年，显然不能再过度地依靠投资拉动。未来10年西部经济靠什么发展，是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魏后凯告诉记者，国家投资主要投入到两个地方，一个是基础设施，一个是资源开发，像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都是资源性的。现在的西部地区产业总体来说还是低层次的，西部产业发展目前还是依靠资源类投资拉动为主，采掘和原料加工业比重较大，产业链条短，加工深度和综合利用率低，像陜北、鄂尔多斯等地，这有点类似于中部地区的山西。这也造成就业机会增长缓慢。
西部地区有相当一部分城市属于资源型城市，像增长比较快的内蒙古等地，都是资源性地区，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源性产业尤其是能源重化工业的拉动。这类产业单位GDP能耗高，“三废”和碳排放强度大。2008年，西部万元GDP能耗高达2.02吨标准煤，比全国平均水平高83.6％。最近，中国政府已明确表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对西部将是严峻考验。
资源型城市一般都产业结构单一、功能不完善、企业所有制结构单一。依靠资源起步的城市如果没有及时转变产业结构，一旦资源枯竭，将陷入萧条，不但城市规模难以扩大，还会出现人口的大量外流。资源型城市转型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部分资源型城市的资源面临枯竭。目前，国家公布的两批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试点西部地区有4个地级城市、6个县级城市和1个市辖区，随着矿产资源的开采，还将会有更多的城市加入资源枯竭型城市的队伍中来。如何在资源枯竭之前培育起新的产业，对未来10年西部的发展也是一个挑战。
一个糟糕的后果是，靠牺牲资源谋得短期发展的西部，其实资源并没有充分转化成本地的经济利益。中国有40多种电价，西部上网电价很低，用电却很贵，比东部贵很多。西部地区创造的价值相当一部分通过经济杠杆都转移到沿海地区了。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在目前中国“诸侯割据”的形势下很难公平。
学者们普遍认为，应注重培育西部自我发展能力，实现从输血到造血、从资源导向到市场导向、从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变。
产业结构逆调整之忧
和资源型城市发展相对应，西部一些资源型城市出现了产业结构逆调整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都在不断地升级，总体来看应该是由一产到二产再到三产的过程。而从工业内部来看，也应该是产业加工的深度不断提高，加工工业的比重和技术含量逐步增加。但在西部，因为主要是靠资源性产业来支撑发展，再加上一些价格因素，采掘和原料工业的比重提高，而且还很快，导致一些地区产业结构出现逆向调整，结构低级化趋势进一步强化。近年这种格局在进一步强化。
有关统计显示，西部大开发10年来，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9.5％提高到38.7％，工业拉动GDP增长由不足2％提高到10.4％，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由25.7％提高到47.7％。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最新的统计数字，2009年西部的增长57.4％由第二产业带来。
2007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西部地区采掘和原料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达到55.7％，比2000年提高了10.75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要高出25.14个百分点。而西部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却比2000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低了7.8个百分点。从2001年到2008年，在规模以上现价工业总产值中，内蒙古资源性产业所占的比重由60.9％提高到70.2％，增加了9.3个百分点。这种格局显然是不合理的。没有第三产业的崛起，也就没有一个地方的现代化。魏后凯告诉记者，造成这种格局的原因主要是缺乏接续产业，而接续加工产业的发展又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制约，即产业的不配套、物流成本高以及投资环境欠佳。
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对西部造成太大冲击，反倒带来了新的机会，一些跨国公司和国内一些公司，把生产基地从东部移到成本较低的西部。这也是国内新一轮产业转移的开始。当国际产业转移告一段落，中国正好面临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大量的产业承接，会使西部产业迅速发展起来。而转移过来的产业以制造业为主，也大多是第二产业，制造服务业等还是多在北京、上海等国际大都市。
有益的探索正在西部地区进行，可供总结的经验正在出现。可以肯定的是，西部地区的城镇化不是东部简单的复制，不会再只是通过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资源以及其他资源能源等，以环境为代价来承担产业转移。但如何更好地承接国内产业转移，避免中国东部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时出现的问题和付出的代价，实现自主创新和高附加值，推动当地产业良性发展，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