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山须彩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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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八年九月,八十五岁高龄的黄宾虹离开蛰居十一年之久的北平,应杭州国立艺专之邀,担任国画科教授,从此开始了他人生最后八年的湖上定居生活。与文化相对保守的北平相比,杭州的学术界对他的到来,显示出了广泛的接纳与认可。西湖的山水之助、深厚的文化积聚、开放的学术氛围,终于使得黄宾虹毕生的积累,在这里得到了喷泻与升华。
  不似在北平时那样『谢绝应酬』,黄宾虹与杭州的诸多友人过往甚密,他在栖霞岭的寓所一艺专宿舍十九号。一九五一年三月后,改迁入三十二号,即今黄宾虹纪念馆一常常是旧友新朋相聚的场所。在与黄宾虹相关的湖上交游中,有一段珍贵记忆或许了解的人不太多-那就是黄宾虹与夏承焘二人之间的频繁交往。夏氏(一九0——一九八六),字瞿禅,晚号瞿髯,浙江永嘉一今温州市一人,被誉为继晚清四大词人之后新中国的一代词宗。二人的交往细节,记录在他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以下简称《日记》)中,是关于黄宾虹晚年湖上生活最为生动翔实的文字描述。
  相识缘起宾虹展
  与宾翁相关的最早记录,出现在《日记》中一九四八年的『十月十日』,时四十九岁的瞿禅先生任浙江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住于罗苑宿舍(即哈同花园,今平湖秋月一带:『晴。早方介堪来,与同过西泠印社,晤丁辅之翁……过艺专,看黄宾虹收藏书画,有小李将军(李昭道)山水、赵松雪(孟頫)、罗两峰(聘)、朱白民(注:鹭)山水花卉,又有隋大业间一沙门纸画神像,皆极名贵。黄翁今年八十余矣,执教艺专。』此次展览时间为九、十两日,在艺专画廊共展出宾老收藏作品四十件,观众极多,『户限为穿』,首日马一浮、金息侯诸位湖上宿儒也都前来观赏。这次宾老藏品的展览会,想必使瞿禅先生对这位不同寻常的老人产生了好奇,有了一欲识荆的愿望。
  四十天之后,在浙江通志馆友人王准一浙江遂安人,马一浮、熊十力弟子一的陪同之下,瞿禅先生终于有机会登门拜访,于是有了二人的第一次见面。《日记》『十一月二十日』记载:『晴,早过王伯尹……与伯尹往栖霞岭艺专宿舍访黄宾虹先生。长身癯颊,今年八十六矣。犹能健谈,谓在黄山雨后观云海,初见诸峰间涌现白点,如团絮,旋驰逐聚散,平铺于文殊院前,日光斜射,白絮堆中现粉绛色,如金银出冶,未几,云海忽有裂痕,下见人家村舍,正雷电闪闪,盖云上已晴,而云下方雨也。壁间见王觉斯画一叶竹。宾翁新成一画,题诗结云:门前总有青红叶,不是争妍二月花。屋角有云岗造像破石片,云是蒋叔南翁过云岗时取赠者。因谓宋徽宗花石纲,本是小石置案头为画材者。十时半,艺专教员潘韵、汪勗予(名克劭,汪采白子)来,乃与伯尹兴辞。过艺专,约潘天寿明早游西溪,伯尹约宾翁同行。宾老本字存璞一应为璞存,夏老误记一,居上海时编早报短评,取所居洋泾滨虹口为名(据宾翁)。又署名大干,后四川张爰爱此名,宾翁乃举以为赠。伯尹云。』此条不仅有初次见面时对宾翁外貌的观感,更有对宾翁所见黄山雨后观云海景致的描写,文字洗练有风神,宛如明季小品文。此等奇景,非多蒞泉壑、与山水有缘者不足以遇之,而宾翁体味观览山水之细致精微亦可见一斑。宾翁的精力过人、热情健谈,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当然由于初晤未甚熟稔,以至将宾翁之字颠倒误记了。
  由于有前一日的西溪之约,紧接着又有了第二次见面:『晴。早与伯尹同诣黄宾虹先生(注:栖霞岭十九号),约同游西溪。宾老示昨夜已成一纪游诗,旋以朝雾未散,其少君恐星期日汽车甚挤,非八十老人所能堪,因不果往。伯尹往湖滨告郑曼特翁,予留宾老处,听谈清季上海革命党旧闻,及(章)太炎、(刘)申叔、朱少屏轶事。谓端陶斋以五千金购太炎,申叔夫人乃以一女伶介见陶斋自鬻。又太炎不信龟甲文,由已老无精力习此,故意诋之。宾老论画主一辣字,以反甜俗。谓四王、吴恽皆不足学,石涛、石谿、扬州八怪亦江湖气,失含蓄沉著(注:此我国之民族性与西洋不同)。谓清代山水止一方小师(清初歙人),人物止罗两峰,花鸟止华新罗,一代三人而已。是日观共收藏,有赵子昂尺牍四页,宋仲温跋语一页;宋人画白头鸟,有郝经、邓文原、黄缙、宋濂诸人题;黄白岳(疑是白山,宾翁族祖,夏老或误记)题画像等等。又敦煌唐人遗嘱一叶,「遗言」书作「唯言」。宾老跋引诗「其鱼唯唯」,齐诗「唯」作「遗」为证。瓯人二字同音无,宾老谓粤语亦同音。严不党以赵子昂书禊帖残本来同观,坐至十二时方归。是日宾老连谈四五小时,无倦容。承赠《宾虹杂著》一册。宾老自谓书法学二王,参以六朝。其善画小时已然,其先世亦多工画者。』此条所记内容极为丰富,宾翁经历见闻之广博可见一斑。而共考证敦煌唐人遗嘱所显示诗学、小学功底之深湛,尤令人感佩,此即其远超一般画工之根柢所在。当然八十六老人能连谈四五个小时而无倦容,除了身体强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客亦是佳客,有许多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故能乐而不疲。
  这两次会晤,显然宾主相见甚欢,从此二人过从遂频,交谊日契。以《日记》的记录来看,从二人初见至一九五一年九月之前,几乎每月必有过从,多的时候一月中有三四次(一九四九年四月后的《日记》遗佚,否则必有更多的记录,如据瞿禅词集可知一九四九年冬日,宾翁曾为瞿禅画《月轮楼填词图》,而瞿禅题以《念奴娇词》请宾老诲正)一九五二年除了五月之后因三反运动,瞿禅先生自顾不暇之外,前四个月依然每月必有一二次相会(十月、十一月间,宾翁则至北京开政治协商会)。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因瞿禅先生忙于教学与著述,而宾老有时身体欠佳(如一九五三年六月入院割治白内障,耽数月之久),有时忙于画债等诸多原因,二人交往较以前为稀,而一九五三年犹有三次,一九五四年则有二次(另有多次,瞿禅先生过访而不遇)。其中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日记》记载;『晴热……午后……过黄宾虹翁小谈。半年余不见,云为京中及华东友人作画甚忙,目疾仍不瘳。』语气中一无情感波澜,想必没有想到这竟会是最后一面。一九五五年,虽然二人没能再见面,但在《日记》中仍有数处关于宾翁的最后消息,如三月二十三日,闻宾翁病笃;三月二十六日,接宾翁讣告(宾翁卒于二十五日凌晨)。直至宾翁过世后的十一月十三日,《日记》犹有文字记宾老遗嘱之事,并对其平生风谊表示钦慕。   黄、夏二人的交游,对于了解宾翁的湖上生涯而言,无疑是见诸文字记录最为频繁的,涉及宾老生活、思想、收藏及书画实践等诸多细节,举凡宾翁最后阶段的重要阐发,《日记》中几乎都有所记录。由于内容非常丰富,故特举其中一些笔者觉得别有意味的片断,略加说明。
  湖上雅集荟萃群贤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日,瞿禅先生与宾老及众多友人不期而遇,于是共同参与了一场湖上雅集,《日记》中对此过程有详细的记录:『晴。午后上校车,欲往校上课,遇伯尹、宾虹先生、严不党夫妇、绮琴,邀同往双陈巷七号高野侯先生家看字画。见王元章画梅,及陈眉公等字画,共十余件。四壁及橱桌堆叠,观不胜观。野老七八年不见,已较苍老(今年七十一),谓有柳如是诗集,属予题词。临别,宾虹先生探怀出玉印二方,谓是三代物,一铜印则是秦汉物。谓藏印共千余方,藏石山亦甚多,书画尚居第三。出高家,又过广福巷章劲宇家,见厉樊榭(鹗)、冯柳东(登府)、吴荷屋(荣光)诸人字画,并承以江弢叔(湜)直幅「欲写龙湫难落墨,不游雁荡是虚生」为赠。属予题共吴秋农临沈石田《竹堂寺看梅图》。归途已昏黑,行至昭庆寺,宾老与伯尹乘车别去,予与不党步白堤归。』
  此次雅集的二位主人是杭州享誉一时的名流。其中高野侯(一八七八———九五二)字时显,号欣木、可庵,光绪举人,曾任中华书局常务董事兼美术部主任。西泠印社及南皋雅集中的重要成员,精鉴赏,擅金石书画。收藏有前人所画梅花五百余轴,其居日『五百本画梅精舍』。其中以此次雅集众人所观的王冕梅花长卷最为珍贵,故又名其斋为『梅王阁』。亦善画梅,曾有『画到梅花不让人』一语自负其艺。
  另一位主人章劲宇(一九一六——一九七四)名松龄,号霜盖,乃章太炎之堂弟,丁辅之内侄。弱冠入无锡国专,师从陈柱尊、钱萼孙一仲联一等。又至苏州章氏国学讲习所,从堂兄太炎先生学。精鉴赏,富收藏,西泠印社社员,曾任职文管会。参与的友人中,严不党即是严复的侄孙严群(一九O七——一九八五),福建福州人,时任浙江师范学院哲学教授,亦富书画收藏。
  此次聚会,可谓荟萃湖上群贤,既有学院精英,也有社会名流,观赏书画、摩挲金石、赠字索词,尽一时文会之乐。从此次活动,亦可大致窥见黄宾虹寄身的西湖文化环境。宾翁自言收藏之三大类,玺印与书画知之者众,而文房山子数量竞在书画藏品之上,则鲜为人知。前举宾翁曾谓『宋徽宗花石纲,本是小石置案头为画材者』,或许其收藏山子,亦同此意。惜其此类藏品,竞不知下落(似未在捐赠之列)。
  宾翁收藏富而多罕见之作
  观览宾翁的书画古物收藏,是二人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日记》中记录了瞿禅先生所见的众多藏品,其中自然以书画为大宗,除了前面所列,后来历次所见还有:唐贾至画马(『四九年一月五日』及『五三年十二月四日』),这是宾翁自己非常看重的一件藏品,瞿禅先生记道『画与字皆似出小孩手。宾老谓画笔纯是屋漏痕,当时以六百元得此,近年有人欲以一千万法币易此,不肯与。宾老自谓居北平十年,得此可诧为国宝之一』;沈石田(周一画册、宋高宗字一横幅(『四九年三月二十日』);桑怿民(悦)、张东海(弼)字幅,(『五O年四月三日』)方密之(以智)兰册,又有管道昇泥金画竹册页一本,极精工,云得自北京王公府。密之兰册每册亦各有皇六子题诗。(『五O年四月十日』) ;商宝意(盤)云南风物画册、罗两峰一聘一夫妇花卉册及金俊明梅花册。(宾翁)谓明清两代画梅,允以俊明称独步(天启、崇祯间苏州人)。翁松禅(同龢)剑池讲台大意一幅,云往以银元一千五百枚抢购得之。予了不解其好处。宾老谓好画笔笔皆有起承转合,笔笔分明(『五O年九月一日』);张瑞图临宋徽宗洗兵马行,及沈石田册页,董玄宰一横幅,极推仇十洲画(『五O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壁间唐人敦煌画,丹色甚好。宾老谓唐后丹青质料日逊于前,故宋人不得不为水墨画,此亦文艺唯物论之一端也(『五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明末杨廷麟一联:风留孺子室,江满谢公楼。新以二十万收得,史可法同志也。又何蝯叟(绍基)画佛一帧,甚罕见。宾老谓媛叟能画而不肯多作,沈寐叟(曾植)亦能画(『五一年四月二十日』);明人王芾(孟端)飞白折枝竹叶,甚可爱(『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及『五二年二月十日』);石涛画山居,已有西洋画气息。宾翁不满石涛,谓开扬州八怪面目。谓近在杭州得林少穆一则徐一画数幅,出示一莲花小幅,题临白石翁青莲良伴图,甚可爱(『五二年三月五日』);见彭玉麐画山水二小幅,宾老谓前未见。又新收得徐班侯先生一联(『五二年九月一日』)。
  从《日记》所记宾翁的书画藏品来看,除了数量多且经常更新外,可发现两个特点:一个是收集多稀罕之品。除了少数几个作品的作者画作流存较多一如赵松雪、董其昌、石涛一之外,其他概多罕见,如商宝意、林则徐之画,笔者至今未曾寓目-桑悦、杨廷麟、徐班侯之书迹存世亦不多。或是画家罕见的题材,如张瑞图山水多而人物极罕;方以智亦以山水擅长而花卉少见;彭玉麟以画梅著称而山水少见等等。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重视书家之画,如王铎、张瑞图、翁同龢、何绍基、林则徐诸人均以书著称而画存世均不多。书家之画有笔墨高度而少常见定式的束缚,往往翻多别趣。宾翁曾言『吾以山水作字,而以字作画』,故在其看来,字与画除了外形有所不同,其内旨则一,而这些大书家的画往往就是『以字作画』的典范,故其特加重视,良有以也。
  宾翁曾言画技人人能学而画意难成,需广搜博取、增长见闻以成,故其不同于一般收藏家只喜收大家名作,而是广汇高人逸士的罕见之作,以增进其画意。此外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宾翁收藏的对象有很多属于『道(光)、成(丰)画学中兴说』的代表人物,如翁同龢、何绍基、林则徐、吴荣光四人均见于他所列举的『民族精神画者』的行列(见一九五二年《虹庐画谈》所列『民族精神画者姓氏』)。
  除了大量的书画藏品外,瞿禅先生曾过目的宾翁其他藏品还有:贵州红厓刻石拓本,邹汉勋释文,定为高宗伐鬼方纪功碑。莫友芝题诗一长序,不以邹说为然,但信为禹迹。宾老谓近搜集证据,考夏禹事(『五O年六月十日』);新得的邹适庐(安)旧藏秦汉古器。一汉祭璧,径约八九寸,中孔如杯大,厚约半寸,旁有字:高庙。太初三年,田千秋造。适庐考订《汉书》作车千秋误,当依此改正。宾老谓适庐后人有服务教育界者,日前托一医生以两车载四箱古器来求售,事前未接洽,以适有数百万钱在手,乃尽付之。铜佛、汉砖数十件,宾老谓他日当捐与公家(『五一年四月二十日』);新自良渚得一玉印,有二字,当是夏畺、殆夏代物。(沙)孟海不之信。(『五一年八月二日』),此外还有上述提及的云造像残片等物。   宾翁还非常关注新出土的古物,他可能是书画家中最早重视并收藏良渚玉器的。据《日记》中记载:『午后过黄宾虹翁,谓新得湖南刘约真(谦)函,长沙附近发现一周代古墓,有古绢,中写文字,四周有颜色,画花鸟人物,此甚怪诞。宾老属其即拍照,或临摹一纸来(『五一年七月十二日』。』想必宾翁随后得到了想要的材料,因此他在一九五二年的《虹庐画谈》中曾称『长沙周缯、良渚夏玉,前所未睹,摄影椎石,民族精神高出汉魏六朝碑碣造像之上』,很显然宾翁之所以重视新出土的上古之物,是因为这些古物不仅为前人所未睹,而且代表着中国文化的起源,因此富有更高的民族精神。
  无疑,宾翁是近现代书画家中最为博物、博古的一位,其广收博取,高扬民族精神,是与他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学人』相一致的。论齐白石画诀与南北文化差异
  除了观赏书画古物之外,听宾翁讲论书画也是重要的内容。《日记》中这方面的内容异常丰富,既有鲜为人知的画史轶事,也有对』五笔』『七墨』的具体记载,还有丹青材料对时代绘画产生的影响、磨墨与书体的关系等等。其中有些非常独特的论述,如前举『(一宾翁)谓清代山水止一方小师(清初歙人),人物止罗两峰,花鸟止华新罗,一代三人而已』,这些论述大都是针对前人而发。《日记》中只有一则涉及宾翁对同时代画家的论述,那就是关于齐白石:『齐白石画诀,只是用笔饱蘸浓墨以后,用水淋笔毫。有一湖南人,花五千圆拜门,只得此一诀。』(『四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有意思的是,在一年之后,宾翁有过这样的言论:『书画皆须笔墨苍润,须先蘸饱浓墨,然后蘸水,笔墨乃多变化。今人皆先饱水后蘸墨,此画匠笨法。』(『五O年三月六日』)对于齐白石的『画诀』,一年之后宾翁似已实践验证过,而且觉得效果不错,所以加以运用与吸收了。另录两条宾翁对白石翁的评价:『齐白石作花卉草虫,深得破墨之法,其多以浓墨破淡墨,少见以淡墨破浓墨。亦多独到之处,为众人所不及。』『白石画,章法有奇趣。其所用墨,胜于用笔。』(王伯敏编《黄宾虹画语录》)可见宾翁对与自己同时代的人物,亦有着广收博采的胸襟与气度,其『七墨』法中应包含齐白石在内众多高手的成就。
  《日记》中有多处记录宾翁对中国文化的宏观认识,其中有两次论及南北文化的差异,这是他晚年定居湖上之后的新认识。两次均简略说明观点,而无太多具体阐发。前一次为:『(宾翁)又谓战国时代,长江流域是子游文化,黄河流域是子夏文化。』(「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后一次为:『宾老常谓北方文化出于子夏,长江流域文化出于子游,周公、太公皆阴谋险狠。此与近日郭沫若贬周公、扬纣王同意。』(『四九年三月二十日』)
  子夏(前五O七——?)即卜商,子游;(前五O六——?)即言偃,二人均为孔子的弟子,而且在『孔门十哲』中均以『文学』著称,年辈亦相近。子夏为北方晋人,子游为南方吴人。子夏曾为菖父宰,子游曾为武城宰。子夏曾在魏国授徒,与弟子段干木均为魏文侯之师。子夏的学说在孔门弟子中有些倾于异端,其著名言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就有事功的倾向;而子游则未曾为王侯之师,而是在南方宣传孔子的礼乐之道,教化当地百姓,其学说非常注重礼乐的根本。因此宾翁说北方文化出于子夏,南方文化出于子游是有依据的。而瞿禅先生猜测宾翁此说与郭沫若『贬周公、扬纣王同意』,恐怕并不是其本意。实际上,宾翁有一个贯彻其一生的根本追求,既是他早期的革命理想,也是他后来的文化观念与艺术实践的指向,那就是崇尚『民学』。一九四八年八月,到杭州之前,他在上海发表《国画之民学》的讲演,指出:『所谓民学,乃是对君学以及宗教而言……三代而上,君相有学,道在君相;三代而下,君相失学,道在师儒。自后文气勃兴,学问不为贵族所独有。师儒们传道设教,人民拥有自由学习和自由发挥言论的机会权力。这种精神,便是民学的精神,其结果遂造成中国文化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君学的美术,只讲外表整齐好看,民学则在骨子里求精神的美,涵而不露,才有深长的意味。一所以在他看来,子夏的学说为君相服务,趋于『阴谋险狠』,而子游的学说才是真正的师儒所为,教化民众,是『民学』的。显然宾翁的南北文化差异说,有其崇尚『民学』的根本追求作为内在支撑,而十一年北平生活也使他对南北文化差异有着切身的感受。
  一九五一年十月,八十八岁的黄宾虹以社会人士身份应邀至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改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为参加会议代表中最年长者。此段经历,瞿禅先生曾聆宾翁讲述:『午后访宾虹翁,谓前月应北京政治协商会议之召,留京一月。会中高年,推翁为祭酒……』(『一九五二年一月二日』)此段文字,读起来生动有趣。
  在《日记》中,记录有对宾翁的四次评价,其中三次褒而一次贬。前二次褒评均出他人之口:『(王)伯尹又谓宾虹先生欲出其收藏,公之于世,办一艺术研究会。此意甚盛,其好接引后进之襟怀亦广大于马湛翁。艺专初学学生以画求益者,细为指点,从不厌倦,此尤人师模楷。』(『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王伯尹是『湖上三老』之一的国学大师马一浮甚为器重的学生,相比之下,他能认为宾翁奖掖后进的襟怀超出他尊敬的授业恩师,无疑是对宾翁的极高评价。《日记》也屡次提及宾翁主动为瞿禅先生作画、写字(曾为其绘《月轮楼校词图》《谢邻图》等),并请其为画题词,可证伯尹之评非虚。
  另一次评价则出于宾翁的友人储南强:『宾老以其(储南强)新到书示予,以宾老比虚云和尚,同为高人高寿者。宾老尚未悉虚云。』(『四九年三月二十日』)储氏以此时已一百一十岁的禅宗大德虚云和尚(八四0——一九五九)来比况宾老,《日记》中亦记有瞿禅先生对虚云和尚的观感,似犹不及对宾翁之推崇。
  宾老过世后,瞿禅先生对其遗嘱捐赠一事有过记录,并附有简短评价:『(夏)子颐(瞿禅先生族侄,画家)……谓黄宾虹先生遗嘱以其家藏全部书画金石古物归国家公有。其夫人于宾老开吊时曾对众宣称。又谓宾老平生未曾开过个人画展,晚年来艺院后,自谓受国家赡养,在校不开课,所作画皆应归国有。有粤人以六十万元买共画,卒不肯与。此老风谊,应有表扬之者。』(『五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一次贬评的内容为:『午后与伯尹过宾虹先生久谈,皆鬼神迷信事,殊无味。』(『四九年四月三日』条)作为宾翁那一代人,有些『鬼神迷信』思想,似乎也无可厚非。大醇而小疵,这才是真实的黄宾虹。
  作为诗人词客的瞿禅先生,似乎更习惯在诗词中表露出更多的情感,他在给宾翁的九十寿诗中这样写道:『因公坚我信,高寿必高人。但看头如雪,悬知气若春。湖山须彩笔,门巷有蒲轮。旧约何时践,寻诗过谢邻(瞿禅先生之永嘉旧居在谢灵运春草池堂旁,因以自号)。』心有彩笔的高寿高人,如春风化人,这就是一代湖上长者——黄宾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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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画坛、书界、学界也曾掀起过一阵『黄宾虹热』,但『热』过之后仍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且不说将黄宾虹的学术创获应用在当今中国画的学术发展中,就是对他的山水画认识也存在着『各持己见』的纷争,而对他的花鸟画、书法、理论研究更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无论黄宾虹的山水画还是花鸟画,抑或是书法和理论,都达到了时代性的艺术高度,都是顺应艺术本体的现代推动。如果有一天,山水画界、花鸟画界、书法界、史论界都能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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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泽是清初书画收藏第一大家,除墨迹外,他非常热衷于法帖的收藏与研究。他的《闲者轩帖考》一书与《庚子销夏记》的部分章节对历史上的代表性法帖作有详细考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多有创见性论断,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学问总是有论争的,个中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以下笔者仅以《淳化阁帖》与《绛帖》为例,对孙承泽关于丛帖考证存在疑问之处作再探讨。《升元帖》可能是《淳化阁帖》的祖石刻  《淳化阁帖》为宋淳化三年(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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