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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一长假，你是窝在某处海滩发朋友圈，还在埋头加班中？如果是后者，恭喜你，你已经具备高净值人群的一项重要特征——忙碌。
在创业人群中，7x24的工作时间已然是新常态。尽管研究表明，员工超负荷加班并不能一定带来公司销售和利润的必然增长，但大部分企业家还是选择了工作狂式的生活：任正非在华为推广床垫文化，鼓励员工加完班直接睡在公司;苹果CEO库克每天早上四点半开始工作;史玉柱则喜欢在凌晨三四点开会，一帮高管宁愿站着讨论，否则一不留神就会睡着;格力董事长董明珠据说每天只睡五个小时。
忙与闲的选择
与大部分人的常识有所背离的是，全球范围内，不仅是创业者、大企业家，整个富裕阶层的工作时间正变得越来越长、休闲时间越来越短。
美国劳工局（BLS）2015年的统计显示：周薪在1381美元以上的美国人每个工作日要工作时间最长，达8.55小时，比周薪在560美元以下的人平均要多出近半小时，而平均每日的休闲时间则比后者要少约半个小时，只有3.94小时。（附带一句，高中以下学历的美国人平均每日仍然会看4小时以上的电视。）而在超过2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中，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人比高中以下学历的人每天的休闲和运动时间少了近1.3小时，为4.53小时。
中国尽管缺乏国民日常时间安排的官方系统调查数据，但是仅从春雨医生创始人猝然离世在创业圈引发的哀悼来看，可以感性地推断，中国的新富人群同样承受着超强的工作强度和压力。从一些社会零星调查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的高知、高收入人群的工作时间显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调查显示，2009年，北京地区的政府机构和企业员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48小时，其中，企业经营者和拥有博士学历的人周工作时间都在50小时以上;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2011年所作一项调查显示，近四成的白领每天工作时间都在8小时以上，46%的受访者平均每周要到加班1到2次。
十多年前的记忆
日本经济学者门仓贵史在1990年代写了一本书，描述当时多数日本人的生活状态——终日奔波劳苦却仍然过不上富裕生活甚至只是在温饱线上挣扎，门仓贵史发明了一个概念来称呼这帮忙碌而绝望的人们：穷忙族。在信息革命爆发之前，忙碌缺历来是劳动人民表征：无论是中国《诗经》里描绘的“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里伐木工的怨愤，还是卓别林电影里流水线上工人的麻木，底层人民始终辛劳一生而依然食不果腹。
相反，地主、贵族、资本家则终日忧哉，哪怕是18世纪《傲慢与偏见》里伊丽莎白这样的富农，一家五姊妹终日不是在打听舞会传闻、就是奔赴舞会的路上，更不用提像男主达西这样年入数十万英镑的钻石王老五终日游历各国。与简·奥斯汀相隔半个世纪的另一位英国女作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在其名著《南方与北方》中一扫奥斯汀的乡绅田园风，代之以轰轰烈烈、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东西的蒸汽时代，书中的男主人公的人物设定不再是依靠继承祖产的文艺阔少，而换做了脾气暴躁、时常需要抡起胳膊和闹事工人干一仗的纺织工厂主，那正是一个贵族式微、资本兴起年代的开端，蒸汽机的出现使得财富的流转除了代际传递的渠道之外，还拓宽了白手起家的可能。
整个富裕阶层的工作时间正变得越来越长、休闲时间越来越短。而穷人的休闲，更多的是一种被动娱乐，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游荡闲逛。
每一次技术革命的开端 都是富人忙碌的开始
蒸汽机、电力的发明，使得平民阶层有机会通过科技的手段，快速积累财富跻身富裕阶层之列，而大批没落贵族则坐吃山空，在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中，依靠工业起家的人们迅速取代依靠土地发家的贵族，成为富裕阶层的主体，工业新贵的后代又再重复地主阔少的纨绔，于是富裕阶层再次沾上空闲的标签。这一切直到信息革命的爆发，才迎来又一次的循环。如今，代码取代了蒸汽、电力，成为新世界的权利钥匙，金矿不再埋藏在地壳深处，而寄生在一堆代码之中时，程序员、工程师、产品经理控制了时代的点金术。
时间——对于科技新贵来说就是一切。山姆·沃尔顿花了近四十年时间，把沃尔玛打造成世界第一大零售商，然而杰夫·贝佐斯只用了十年，就把亚马逊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万有商店;Facebook股票三年涨了六倍，而埃克森美孚石油股价则横盘多年;网络约车从百团大战到滴滴一统天下，传统行业往往需要数十年的产业整合，被压缩到短短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内刷完，一家四年前还不存在的公司，如今为一亿人提供出行服务，互联网一代的公司也由此被冠以“快公司”之名。对科技新贵来说，每一分钟的休闲时间，都意味着巨大的财富机会成本流失，这就使得更多精英在办公室里通宵达旦比休假，航海登山更接近经济理性选择。
比经济利益更能驱动工作的是乐趣。如果不能从忙碌中获得巨大快感，工作狂必然土崩瓦解。与卓别林时代、以及中国富士康代工厂里提供的乏味工作不同，现在，大量重复性的工作正在被机器所替代，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需求的是知识、创意。一如德鲁克在六七十年前所预测到的人类社会必然进入到知识社会阶段一样，从工程师、程序员到心理咨询、旅行规划师，无不需要大量专业知识和兴趣支撑，正是知识、兴趣和职业三位一体的结合，使得当今大量的白领工作变得不仅是获取报酬的一个职业手段，更是个人兴趣的锤炼平台。2012年，扎克伯格的年度KPI之一就是每天都写代码，就在今年9月，他在尼日利亚回答当地开发者提问时还表示“我真的怀念写代码，那是一件优雅的事情。你想做什么，代码都能够帮你做到，而人就不一定了。”
相比之下，穷人的休闲，更多的是一种被动娱乐，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游荡闲逛，在白发苍苍的公园里，在空旷的网络上。
在创业人群中，7x24的工作时间已然是新常态。尽管研究表明，员工超负荷加班并不能一定带来公司销售和利润的必然增长，但大部分企业家还是选择了工作狂式的生活：任正非在华为推广床垫文化，鼓励员工加完班直接睡在公司;苹果CEO库克每天早上四点半开始工作;史玉柱则喜欢在凌晨三四点开会，一帮高管宁愿站着讨论，否则一不留神就会睡着;格力董事长董明珠据说每天只睡五个小时。
忙与闲的选择
与大部分人的常识有所背离的是，全球范围内，不仅是创业者、大企业家，整个富裕阶层的工作时间正变得越来越长、休闲时间越来越短。
美国劳工局（BLS）2015年的统计显示：周薪在1381美元以上的美国人每个工作日要工作时间最长，达8.55小时，比周薪在560美元以下的人平均要多出近半小时，而平均每日的休闲时间则比后者要少约半个小时，只有3.94小时。（附带一句，高中以下学历的美国人平均每日仍然会看4小时以上的电视。）而在超过2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中，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人比高中以下学历的人每天的休闲和运动时间少了近1.3小时，为4.53小时。
中国尽管缺乏国民日常时间安排的官方系统调查数据，但是仅从春雨医生创始人猝然离世在创业圈引发的哀悼来看，可以感性地推断，中国的新富人群同样承受着超强的工作强度和压力。从一些社会零星调查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的高知、高收入人群的工作时间显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调查显示，2009年，北京地区的政府机构和企业员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48小时，其中，企业经营者和拥有博士学历的人周工作时间都在50小时以上;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2011年所作一项调查显示，近四成的白领每天工作时间都在8小时以上，46%的受访者平均每周要到加班1到2次。
十多年前的记忆
日本经济学者门仓贵史在1990年代写了一本书，描述当时多数日本人的生活状态——终日奔波劳苦却仍然过不上富裕生活甚至只是在温饱线上挣扎，门仓贵史发明了一个概念来称呼这帮忙碌而绝望的人们：穷忙族。在信息革命爆发之前，忙碌缺历来是劳动人民表征：无论是中国《诗经》里描绘的“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里伐木工的怨愤，还是卓别林电影里流水线上工人的麻木，底层人民始终辛劳一生而依然食不果腹。
相反，地主、贵族、资本家则终日忧哉，哪怕是18世纪《傲慢与偏见》里伊丽莎白这样的富农，一家五姊妹终日不是在打听舞会传闻、就是奔赴舞会的路上，更不用提像男主达西这样年入数十万英镑的钻石王老五终日游历各国。与简·奥斯汀相隔半个世纪的另一位英国女作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在其名著《南方与北方》中一扫奥斯汀的乡绅田园风，代之以轰轰烈烈、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东西的蒸汽时代，书中的男主人公的人物设定不再是依靠继承祖产的文艺阔少，而换做了脾气暴躁、时常需要抡起胳膊和闹事工人干一仗的纺织工厂主，那正是一个贵族式微、资本兴起年代的开端，蒸汽机的出现使得财富的流转除了代际传递的渠道之外，还拓宽了白手起家的可能。
每一次技术革命的开端 都是富人忙碌的开始
蒸汽机、电力的发明，使得平民阶层有机会通过科技的手段，快速积累财富跻身富裕阶层之列，而大批没落贵族则坐吃山空，在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中，依靠工业起家的人们迅速取代依靠土地发家的贵族，成为富裕阶层的主体，工业新贵的后代又再重复地主阔少的纨绔，于是富裕阶层再次沾上空闲的标签。这一切直到信息革命的爆发，才迎来又一次的循环。如今，代码取代了蒸汽、电力，成为新世界的权利钥匙，金矿不再埋藏在地壳深处，而寄生在一堆代码之中时，程序员、工程师、产品经理控制了时代的点金术。
时间——对于科技新贵来说就是一切。山姆·沃尔顿花了近四十年时间，把沃尔玛打造成世界第一大零售商，然而杰夫·贝佐斯只用了十年，就把亚马逊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万有商店;Facebook股票三年涨了六倍，而埃克森美孚石油股价则横盘多年;网络约车从百团大战到滴滴一统天下，传统行业往往需要数十年的产业整合，被压缩到短短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内刷完，一家四年前还不存在的公司，如今为一亿人提供出行服务，互联网一代的公司也由此被冠以“快公司”之名。对科技新贵来说，每一分钟的休闲时间，都意味着巨大的财富机会成本流失，这就使得更多精英在办公室里通宵达旦比休假，航海登山更接近经济理性选择。
比经济利益更能驱动工作的是乐趣。如果不能从忙碌中获得巨大快感，工作狂必然土崩瓦解。与卓别林时代、以及中国富士康代工厂里提供的乏味工作不同，现在，大量重复性的工作正在被机器所替代，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需求的是知识、创意。一如德鲁克在六七十年前所预测到的人类社会必然进入到知识社会阶段一样，从工程师、程序员到心理咨询、旅行规划师，无不需要大量专业知识和兴趣支撑，正是知识、兴趣和职业三位一体的结合，使得当今大量的白领工作变得不仅是获取报酬的一个职业手段，更是个人兴趣的锤炼平台。2012年，扎克伯格的年度KPI之一就是每天都写代码，就在今年9月，他在尼日利亚回答当地开发者提问时还表示“我真的怀念写代码，那是一件优雅的事情。你想做什么，代码都能够帮你做到，而人就不一定了。”
相比之下，穷人的休闲，更多的是一种被动娱乐，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游荡闲逛，在白发苍苍的公园里，在空旷的网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