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眼中的右翼基本被那些亲美反华的保守派政客所占据。渲染中国威胁论，加强军备，宣布钓鱼岛“国有化”，战后日本政坛的第三次右倾化态势正逐渐形成。
　　东亚作为世界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中日领土争端带来的经济变动无疑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面对领土争端，日本右翼势力表现的最为“活跃”。他们不顾东亚区域合作的大局，更不惜断送日本经济发展的前景，以极端民族主义的手法孤注一掷地挑战中国的领土主权。
　　日本悄悄向右转
　　战败后的日本社会经过美国的“民主化改造”后，作为社会基础的右翼组织被彻底破坏，作为国家独立象征的军队被完全摧毁。战后初期，左翼势力在日本得到伸展。但是，随着美国冷战政策的出台，美国世界战略明显向右转，日本政坛也出现了战后第一次右倾化现象。
　　被开除公职的官僚复职，旧军人、旧右翼复活。但就右翼组织而言，当时的情形是分为战前派右翼和战后派右翼两种。战前派遵循民族主义理念，反体制、反西方，对“和平宪法”使日本失去独立国格而耿耿于怀。战后派对美一边倒，反对日本重新武装。
　　还有一支力量较大的右翼队伍介于二者之间，这就是石原莞尔的旧“东亚联盟”系列。具有左倾化和容共性的“协和党”就是在此基础上成立的，他们反对日本重新武装，反对核试验，但同时也呼吁美军撤走基地，与其说他们反共，不如说他们更反美。
　　各类旧右翼组织为适应战后民主政治的需要纷纷重组，并开始向政界渗透。1951年8月成立的“祖国防卫同志会”就是由旧军人、旧右翼构成的，岸信介就是其顾问之一。作为战后五六十年代日本著名的右派政治家，岸信介(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外公)不仅担任了日本首相，还主持了日美新安保条约的制定。他一方面反共，另一方面又与美国周旋并从美国那里为日本争取一点民族利益，作为战前的“亚洲派”，他还积极致力于改善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
　　日本的右派政治家代表着不同阶层的政治主张和经济利益，但其共同点就是都以“民族派”的面目出现。鸠山一郎是战后初期一位著名的右派政治家，他反对重经济、轻武装的“吉田路线”，主张重新武装并致力于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其反美色彩较浓。
　　作为右派政治家社会基础的右翼运动也在战后发生着变化。即便是战前派右翼，其理论也从战前的国家社会主义向战后的民族社会主义转换。
　　由于右翼对权力的依附性很强，所以，随着日本社会趋于稳定，经济得到恢复，日本右翼与政坛主流保守派(“吉田派”)之间的矛盾并不太大，其所显示的民族主义倾向在六七十年代有所收敛。但当日本成为经济大国时，进入80年代的日本政坛再次出现向右转现象，这是战后日本的第二次右倾化高潮。
　　与战后第一次右倾化的亲美不同，第二次右倾化的反美色彩较浓。这次的代表人物是中曾根康弘和小泽一郎，其理念是新保守主义，其改革目标是走向“正常国家”。20世纪80年代正是美国鼓吹“日本威胁论”的时候，1985年的“广场协议”是美国给日本灌的一剂毒药。从此开始日本经济长期萧条，至今不能恢复，但美国却在1990年代以后一路凯歌声。
　　日本右派政治家不会看不懂美国的行径，但是，日本政界、学界精英都是在美国接受训练的，日本的欧美派占主流，“民族派”“亚洲派”只能悄悄地反美。像小泽一郎那样的“民族派”政治家出现后，遭到美国的如何打压，已是有目共睹。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眼中的右翼基本被那些亲美反华的保守派政治家所占据。右翼组织频频滋事
　　右翼组织、右倾文人和右派政治家统称为日本右翼势力。“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是日本右翼组织的基本信条。一般来讲，开展对社会不公正、不公平、不合理现象改革运动的主体往往是右翼组织，而当外交上出现摩擦时也是右翼组织表现的最为敏感。
　　特别在钓鱼岛争端问题上，日本右翼组织频频出动，多次骚扰中国驻日使领馆并多次登上中国领土钓鱼岛，严重侵害中国领土主权。
　　1972年5月，右翼组织为了表示对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的反对，首次登上钓鱼岛。1978年4月，以日本青年社为首的右翼组织以“替日本政府实行有效控制”为由相继登岛；同年8月，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上设置了灯台，10年后的1988年6月又更换太阳能新灯台。
　　日本青年社提出将灯台申请为航标，但是，1990年12月被日本海上保安厅搁置，后来再次申请又被再次搁置。1996年7月该右翼组织又在北小岛设置灯台，但一年后该灯台被台风连根拔掉。
　　从1996年7月下旬开始，右翼组织还网罗了约420个右翼团体，动员了1520人，约430台街头宣传车进行抗议游行。对于右翼的这种挑衅行为，中国政府以及台湾外事部门都进行了抗议。台湾、香港的保钓人士还登上钓鱼岛宣示主权，其中一人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2010年“9·7撞船事件”发生后，日方无理扣押中方船长，中国政府强烈抗议并出台制裁措施，9月25日日本当局被迫放人。日本右翼组织对“放人”极度不满并多次滋事和抗议，期间不乏违法事件出现。9月26日中国长崎总领馆遭火药筒袭击；9月27日周恩来诗碑遭涂抹；9月28日福冈总领馆遭火药筒袭击；10月8日和20日中国驻日大使馆两次接到“子弹邮件”；11月14日中国驻札幌总领馆接到“带火药的卡片”等等。
　　据2005年2月21日《产经新闻》报道，日本已有20人的“籍贯”转入钓鱼岛。
　　右倾文人的负面影响
　　在日本，右倾文人和右派政治家一般不称为右翼。但是，他们的言行往往比右翼组织还右，而其对中日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比右翼组织更大。
　　在有关钓鱼岛争端问题上，首当其冲的是搞文学出身的石原慎太郎。1997年，他就在《诸君》杂志上著文，诬蔑中国加强军备就是要最终独自开发钓鱼岛海域的油气田。“购买钓鱼岛”更是他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华战略的一部分。
　　平松茂雄和樱井良子等人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右倾文人。平松茂雄在《中国吞并日本》一书中，就20世纪80年代《解放军报》刊登的一篇论文中提到的“战略边疆”一词产生丰富联想。 　　他说，所谓战略边疆是“不受领土、领海、领空制约并随综合国力变化而变化的并具有相对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特征”。1996年12月他又发表《钓鱼岛主权问题与中国的东亚战略》一文并宣称，中国之所以关心钓鱼岛问题是出于两个目的，一个是开发东海、特别是大陆架石油资源，另一个是为确保对东海的影响力以及进入太平洋的出海口。
　　樱井良子在《中国——另类大国》一书中，对“2005中俄军演”进行了一番描述后，又转引其他学者的分析说，中日军力对比，“5年后就会发生逆转”。
　　“日本政府应在强调最大限度地重视日中友好的同时，悄悄地向尖阁列岛(指中国钓鱼岛)派驻自卫队。对于中国的抗议，日本政府应以‘这是国内问题，请不要介入’而冷言相对。同时，以笑脸摆出不断地呼吁为使东海变成和平之海而共同合作的姿态。”樱井良子说。
　　她还批评外务省主导的对华外交是“彻头彻尾地忘了国家利益”。
　　右倾文人的所谓预测和政策建议虽然不等于日本政府的对华外交政策，但是，当掌权的右派政治家有所需要时，如选举作秀，右倾文人的叫嚣就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更主要的是，在那些右倾文人的煽动下，舆论倒向甚至政府决策都会误入歧途，民意也会向非理性方向发展。因此，右倾文人往往起到意想不到的恶劣作用。同时，他们对政府外交决策造成巨大压力不能低估。
　　政坛的第三次右倾化
　　进入21世纪后，日本右派政治家的追求目标似乎更高了。计划修宪、修改防卫大纲、重新解释“武器出口三原则”和“行使集体自卫权”等。特别是以小泉纯一郎为首的右派政治家，很会在选民面前作秀。为了拉选票，他们之间互相比谁更右。似乎越反华越爱国，越与中国作对就越能显示出有民族精神。
　　到了真正需要他们在美国面前表现出民族自立精神时，除小泽一郎、鸠山由纪夫外，这些右派政治家的腰杆就都立不直了。对日本民族独立进行遏制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但日本不敢向美国发泄却将气出到中国身上。不仅如此，日本还帮着美国遏制中国。拉着中国遏制日本民族独立，拉着日本遏制中国和平崛起，这就是美国东亚战略的精华，也是美国重返东亚的算盘。
　　令人痛心的是，在野田政权的配合下，美国的战略部署正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渲染中国威胁论，加强军备，宣布钓鱼岛“国有化”，致使钓鱼岛争端不断扩大。战后日本政坛的第三次右倾化态势正逐渐形成。
　　作为民主党内的右派政客，野田佳彦、前原诚司等都在中日之间的领土纠纷中表现活跃。野田佳彦亲自上阵实施钓鱼岛“国有化”措施，其后果已有目共睹。2012年9月12日，民主党政策调查委员会会长前原诚司访美时说，“中国每月向钓鱼岛海域派一次巡视船，为了防止事态恶化保障地区稳定，我们决定不声不响地采取断然措施维持现状”。
　　自民党右派政治家在钓鱼岛争端问题上也从不示弱。麻生太郎任日本首相时，他在一次答辩中指出，“尖阁列岛(指中国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适应于日美安保条约”。前首相安倍晋三在此前党首选举期间也表示，如果他能再次出任首相，就往钓鱼岛派驻守人员。
　　目前，日本政坛正面临大选和政界重组局面，未来执政的日本政治家的右倾立场应当引起中国的密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