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中国古代有一种以“舍人”为名的官职，其名源于战国时对私人宾客的称呼，秦汉以降成为官称。“舍人”指称对象的正式化程度不断提高，本文称之为舍人的“公职化”。本文引入“编任资格”这一概念，试图考察以下两个变化：其一，舍人“编任资格”的变化，即“舍人”这一称谓被纳入到官僚组织之内，进而由侍从官职扩展到行政官职；其二，称“舍人”之官种类的变化，即魏晋南北朝时很多官以“舍人”为名，而唐宋以后转而减少。前者展示了官僚政治演进中私人依附关系向公共行政关系转变的过程，后者展示了官僚政治演进中新设官职与候选形式的关系。
【基金项目】
：
本文为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人文社科项目“中国古代官僚等级制新探”（YB20081000101）成果之一.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古代有一种以“舍人”为名的官职，其名源于战国时对私人宾客的称呼，秦汉以降成为官称。“舍人”指称对象的正式化程度不断提高，本文称之为舍人的“公职化”。本文引入“编任资格”这一概念，试图考察以下两个变化：其一，舍人“编任资格”的变化，即“舍人”这一称谓被纳入到官僚组织之内，进而由侍从官职扩展到行政官职；其二，称“舍人”之官种类的变化，即魏晋南北朝时很多官以“舍人”为名，而唐宋以后转而减少。前者展示了官僚政治演进中私人依附关系向公共行政关系转变的过程，后者展示了官僚政治演进中新设官职与候选形式的关系。
其他文献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霸国墓地出土的鸟形盉．其盖铭内容是器主“气（乞）”向“公”宣誓效忠，主要记录了誓约过程中的两次立誓，第一次是立誓服从公的命令，第二次是立誓保证不改变第一次立誓的誓辞，铭文中称为“誓”和“报厥誓”，提示我们先秦誓约规程中包舍立誓和报誓两个环节。两次立誓的誓辞都由誓约句、违约句、惩罚句构成，通过与传世文献和其他金文文献中记载的誓辞比较，可以知道这种由三部分组成的结构及其简省形式，是先秦时期各类誓辞的通用结构。而且，乞的誓辞是应答“公命”而立，提示我们审视“命”与“誓”在程序上的承接和语言形式
《左传》《国语》称引的“志”“前志”“军志”“史佚之志”等志书目前仅存二十余则佚文，通过钩稽相关史料及上博简古文字材料可进一步证实：志书又称作“记”，一则完整的志书文本由警句格言和历史事件两部分构成。传世文献征引志书有三种方式：一是只征引警句格言部分，二是只征引历史事件部分，三是征引完整的志书文本。《逸周书·史记》是目前所见唯一一篇完整志书。志书体裁具有“二重性”，从“学在官府”的背景审视，可以将其看作官府档案；以“六经皆史”的标准衡量，亦可将其视为古代史籍。志书乃史官为君王提供鉴戒而作，实为史家撰作史书
《梁书·王僧辩传》记载侯景之乱时，提到侯景“遣五千兔头肉薄苦攻”，其中的“兔头”一词，难以理解。学者或认为“兔头”是“锐头”的形讹，指的是凶悍的士卒。事实上，“兔头”一词保存于道教文献中，本为方术六丁、六甲神中的丁卯神，形象为头戴兔头冠或兔首。通过历时和共时的材料比对，可知《梁书》中的“兔头”很可能是指戴“兔头”面甲的士兵。侯景通过佩戴“兔头”以符合作战时间，目的是祈求神助、获得战斗胜利。这种行为属于方术中的厌胜之术，反映了南北朝时兵学与方术的互动关系。
宋徽宗在靖康二年北狩途中最早制造了“太祖誓约”的传说，其原因是为了将汴梁的失陷归咎于宋钦宗。由此看来，“太祖誓约”实是徽宗为了将赵宋大统传于宋高宗，而向其转达的一系列复杂政治讯息中的一部分。根据曹勋在其回忆录《北狩见闻录》中所记，徽宗向高宗传达的口谕主旨并非“太祖誓约”，而是一系列预言高宗未来登基的“瑞应”故事。本文通过解读《中兴瑞应图》画卷来探寻曹勋如何参与、影响这段历史。然而，“太祖誓约”的核心思想——即宋朝的“祖宗之法”及宋朝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相互平衡、制约——并非曹勋作为一个曾效力于四朝帝王的“近
中华本《晋书》卷五八《周处传》引潘岳《关中诗》曰：周徇师令，身膏齐斧。人之云亡，贞节克举。对于“齐斧”，本传《晋书音义》云：“解已见上。”即卷六《元帝纪》史臣曰：“中宗失驭强臣，自亡齐斧，两京胡羯，风埃相望。”“齐斧”音义：“张晏曰：征伐斧也。以整齐天下也。张轨云：齐斧，盖黄钺也。应劭曰：齐，利也。虞熹《志林》云：齐当作斋，凡师出斋戒人庙而受斧也。”东晋元帝偏安江左，既不能驾驭权臣，又不能光复两京，使中原为五胡所据，将此史论中的“齐斧”解释为“征伐斧、黄钺”，无疑是贴切的，准确的。
夔是由楚王族派分而来的一个芈姓小国,于西周晚期周厉王时,楚熊挚嫡嗣被其叔父熊延代立后＂自窜于夔＂所建,约公元前860年左右,至鲁僖公二十六年（前634）为楚所并,前后立国达二百余年。古夔国的地望,早期文献认为即汉晋秭归县之归乡,唐宋以来的大多数史籍则进一步指出在当时归州东二十里处,结合《水经注》所言＂夔城＂的相对位置分析,当在秭归老城以东、香溪汇入长江处的原香溪镇一带。通过近些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在秭归老城至香溪一段的长江两岸,发现有较多的古文化遗址,其西周晚期至春秋早中期的遗存,当与古夔国密切相关。
今中华书局点校本《汉纪》（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有关荀悦论赞部分皆称＂荀悦曰＂,此误,应作＂论曰＂。《汉纪》早期传本如国图藏明人抄宋本、明正德本（1521）及万历本（1598）,其中＂荀悦曰＂皆作＂论曰＂,此为版本依据。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楚居》是一篇极其重要的先秦文献，详述从季连至楚悼王的居处迁徙，内容完整，是研究楚都的绝好资料。其中“为郢”，出现频率高，时间跨度大，特别引人注目。本文从楚文王迁都情况出发，结合楚灵王时期的史实，判断为郢就是《左传》昭公十三年、《史记·楚世家》灵王十二年的鄢，在今湖北宜城西南，可对应1990年发掘的宜城郭家岗遗址。《楚居》中从邑安声的字，整理者读为鄢，应即《史记·伍子胥列传》中“楚之边邑鄢”，在河南郾城县南五里处，与裒信白亭相近。
安徽天长纪庄汉墓出土的34方木牍中，编号为JM19D12A的木牍提到“米一石、鸡一只。贱弟方被谨使使者伏地再拜。进孟外厨”。关于“外厨”，学界已有研究。本文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外厨”加以探讨，就教于方家。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25页）载：“冠军将军、青州刺史竺夔镇东阳城，闻虏将至，敛众固守……间二日，虏步骑悉至，绕城四围，列阵十余里。至晡退还安水结营，去城二十里，大治攻具，日日分步骑常来逼城。”这里的“安水”实系“女水”之讹，因字形相近致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