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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众多的玉礼器中，等级最高者非玉圭莫属。
《说文》曰：“剡上为圭”，指一种打磨精致的玉器，其形状为长条扁平，上锐利下方正，这就是玉圭。目前我们所能见到年代最早的玉圭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兽面纹玉圭（图1），长17.8厘米，1963年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扁平长方体，背部平直，刃部稍宽，造型严整，通体抛光，无使用痕迹，两面均饰阴线兽面纹（图2）。由于此件玉圭属于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而且是同类器物中唯一一件有明确发现地点的珍品，对于兽面纹饰研究和国内外所藏同期玉器之断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所以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龙山文化鹰纹玉圭（图3），长21厘米，山西侯马煤灰制品厂东周祭祀遗址132号坑出土。此圭上宽下窄，有一穿孔，孔上琢两组弦纹，弦纹上面以单阴线刻画一昂首展翅的鹰纹，神秘威武，完整清晰，刀工娴熟。
至于龙山文化玉圭当时具体如何使用，因年代久远尚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进行分析。这些玉圭并非实用器具，其玉质优良，加工精细，打磨规整。玉圭上的兽面纹、鹰纹代表了龙山文化时期氏族崇拜的图腾，因此玉圭已脱离了劳动工具和玉兵器的范畴，而晋升为部落首领的权力象征。玉文化研究专家殷志强甚至大胆推测：“龙山时代最有影响最有智慧最有权势的领袖是炎帝、黄帝，故我们认为这些玉圭是炎帝、黄帝使用的玉圭，或是黄帝颁发给各重要部落首领的玉圭，至少是炎黄时代最高统治集团十分流行的玉圭礼玉。”
夏晚期玉圭（图4），长21.1厘米，1967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扁平长条形，方首，端刃，偏下部有两个穿孔，二孔之间饰两组凸起的弦纹，弦纹之间夹一组阴线菱形纹，形制规整，打磨细致。
商晚期玉圭（图5），长19.6厘米，1967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扁平长条形，上宽下窄，上端出刃，下端平直，有一穿孔。圭身中间琢刻五条双阴挤阳竖直线，下端衔接两条横弦纹，弦纹上面饰以细阴线旋纹，线条流畅，气势挺拔。
也有人称此类玉圭为玉质的铲、凿或锛。可以理解，玉圭或由玉质的生产工具铲、凿或锛演变而来，但考古学界一般仍将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许多方首长条铲形玉器定名为玉圭，以上二里头遗址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圭即如此。
《说文》又释圭曰：“瑞玉也。上圆下方，以封诸侯。”
“瑞”——《典瑞》郑玄注：“人执以见曰瑞，礼神曰器。”
“瑞玉”——《周礼·春官·大宗伯》曰：“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
“上圆下方”——段玉裁注：“圭之制，上不正圆，以对下方言之，故曰上圆。”
由此看来，商周玉圭的概念，首先是供王侯在礼仪中手执使用之瑞玉。而能够称为瑞玉者，仅有玉圭与玉璧两类。玉圭形制，下部方正，上端不圆而稍有弧度。所谓“以封诸侯”、“以等邦国”之言，显出玉圭的重要与尊贵，以及标识贵族身份等级之功能。
西周人龙纹玉圭（图6），长27.6厘米。扁平长方形，四角小圆弧过渡，横截面中间厚，边沿渐薄，下端有一穿孔，双面钻，蜂腰形，整器两面纹饰相同。器身上部为一蹲踞状人纹，平行的线条刻画出细密的长发，“臣”字眼，卷云纹耳，圆鼻略鼓，手臂和腿脚各呈“S”形。器下部为一仰头向上的龙纹，“臣”字眼，眼角线延长有勾，翘鼻，有额突，方折卷尾，头尾之间饰羽翼纹。整体纹饰由西周时期典型的勾撤一面坡阴刻线组成，布局匀称，刀工犀利，纹饰线条细腻准确，婉转流畅。
《周礼·大宗伯》：“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古玉图考》：“大以为天子之圭与剡上之制不同，以是圭度之大圭，镇圭皆系杼上终葵首。”注云：“杼上者，言其长而薄;终葵首者，言其广而方也。”
也就是说，天子所执的镇圭，大约是一尺二寸，器身扁平长方，终端“广而方”。西周一尺，相当于现在的23.1厘米。此圭形制规整，与以上所述基本相合，且琢磨精细，威严大气，也许即为西周“尺有二寸”镇圭之属亦未可知。在玉器上出现人龙组合纹饰，为西周所特有，但人龙合纹于玉圭，则较为少见。相对于商代偏重鬼神狞历的审美风格，周代玉器纹饰蕴涵着神人以和、亲近世俗的人文精神。人龙纹合于玉圭，若天子执之，即王权天命也。
西周涡纹玉圭（图7），长16.5厘米，扁平长方形。器身布红色朱砂沁，有小蚀坑，包浆醇厚，上宽下窄，四角小圆弧过渡。下部有一穿孔，单面钻，上端磨为厚刃，整器两面纹饰相似。器身上部琢长短五条双阴挤阳竖直线，下接两条双阴挤阳横弦纹，框在横竖线条中间的涡纹正反两面各有六个，正面的涡纹逆时针旋转，背面的涡纹顺时针旋转，均以一面坡宽阴线琢成。此器规整大方，精细典雅，纹饰疏朗而匀称，庄重亦有变化，具有西周风格。
《周礼·考工记·玉人》：“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按西周尺度，此器形制与上述侯、伯执圭约相合，或为西周之命圭。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至商周传统礼仪制度日臻完善成熟，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观念和价值形态，而周代的用玉制度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周代用玉制度中，最重要的礼玉是瑞圭，其使用主要是在祭祀天地、祭祀祖宗、册命诸侯、朝觐宗遇、邦交聘问、王侯大飨等重要场合。
周代用玉制度中，经常要涉及的重要仪礼之一便是分封诸侯，由周王册命并授予命圭，同时附带田地、人口、车马、币帛等。汉代郑玄曰：“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觐执焉，居则守之。”每逢朝贡述职觐见周王，都必须手执命圭，毕恭毕敬。如果犯有过错，则留圭以观其效;若去世要归还命圭，周王复考察其子，另行册封。
《论语·乡党》中生动地描写了孔子如何执圭：“（孔子）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缩缩如有循。”郑玄注：“如不胜者，敬之至也。上如揖，授玉宜敬也。下如授，不敢忘礼也。勃如战色，恐辱君命也。如有循，举前曳踵，行之慎也。”这应该是周代执圭的标准礼容，说明孔子是非常懂得周礼之人。 祭祀天地、祖先是周代“国之大事”，凡祭祀必先行（guàn）事。《周礼·春官·宗伯》曰：“郁人掌器。凡祭祀、宾客之事，和郁以实彝而陈之。凡玉，濯之陈之，以赞事。”郑玄注：“器，谓彝及舟与瓒。”“玉，谓圭瓒、璋瓒。”事须用器，这就是：酿造好的浓郁的香酒，香酒盛满在纹饰各异的彝中，盛酒的彝均陈放在承盘上，更有圭瓒、璋瓒，称作玉，净洁陈列，以备行礼之用。
“周代的礼主要有两类：一是‘祭’之，即在宗庙袷先王时用郁鬯灌地以降神的仪节;周代在袷先王时行九献之礼，而灌祭是其先守，主要起‘降神’的功用，也就是引导神灵来到祭祀的场所接受祭献。二是‘飨’之，即贵族之间行飨礼时以郁宾客”。飨礼主要行于“大祭之后、出征凯旋、封建诸侯、巡视地方、大射礼前后、赏赐臣工、以及答谢宿卫等。”（孙庆伟《周代礼的新证据》）
简要说，礼之先守是周王率王后及公侯贵族手执玉圭或玉璋，依序挹酒灌地以“降神”，周王专用的玉瓒即是玉圭。
礼中有一个问题困惑了人们很多年。《诗·大雅·旱麓》郑笺注云：“圭瓒之状，以圭为柄，黄金为勺，青金为外，朱中央矣。”他认为玉圭在礼中的功用是作为金属勺的柄，但是玉圭究竟如何与勺配合以行礼却没有细说，于是引起质疑。有专家说，从考古实物看，从未发现过这种安插玉柄的金属勺。还有专家认为，目前出土的商周时代的挹酒勺，主要是青铜器，均带有长短宽窄不一的青铜勺柄，所谓圭瓒、璋瓒，应该是指勺子本身的青铜柄做成了圭或璋的形状。
我们知道，事之瓒的确是用玉圭、玉璋，即以玉圭、玉璋瓒事。《礼记·郊特牲》曰：“灌以圭璋，用玉气也。”用凝聚天地精气之玉以献神，是表示最高的敬畏与尊崇。而且，周王将玉赏赐器主，不称瓒而称玉，分明是赐予瓒的玉器部分，也就是玉圭。可以想象，如果用玉圭、玉璋作手柄，插入金属勺以行礼，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文献和考古资料证明这一点。用于礼的玉瓒虽然是以玉圭、玉璋为主，但是从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也还出现过玉戈、玉璧、玉珥、玉琅等，这就更加难以琢磨它们怎样与勺相配合。
由是我们想到我国少数民族传统的敬酒礼仪，比如：广西毛南族，请客人吃饭时要请客人坐上席，先给客人斟酒夹菜。而客人在端杯饮酒时，须先用手指尖或筷子头蘸点酒，弹洒几滴于地上，表示首先敬献主家的祖宗。又如：青海土族在招待贵客时，讲究进门饮“吉祥如意三杯酒”，客人告辞时饮“上马三杯酒”，不胜酒力的，只须以左手无名指蘸酒向空中弹三次，表示敬神、领情和致歉。再如：佤族民间俗话说“无酒不成礼”，第一个被敬酒的人是在场客人中最被敬重者或最年长者，他接过酒后，以右手无名指沾出几滴洒于地，表示对主人祖先的敬献。
同样是敬献祖先神灵，礼仪式或然大同小异，民间以手指尖或筷子头蘸酒弹洒于地，而周王并不可能用玉圭作柄插勺挹酒泼洒，而是亲手执玉圭直接沾酒灌地而已，甚或是执玉圭从挹酒勺中沾酒灌地，然后将圭瓒进行赏赐，随之王后与公侯贵族亦手执玉璋沾酒灌地。其细节也许便是如此，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推理假说一家之言。不过如此这般，王侯以高等级的玉圭、玉璋行礼便名正言顺，而较低等级的玉戈、玉璧、玉珥、玉琅等进入玉行列亦顺理成章，礼之先守于是能够释疑圆通矣。
再进一步谈谈另一个问题：《说文》所谓的“半圭为璋”，影响深远，其实在商周墓葬出土极少，却发现了相当多的玉柄形器。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推断，这些当今名叫玉柄形器的玉器，应该就是西周当年贵族们需要经常随身携带的玉璋。西周贵族“矩伯”为什么肯用大块田地去找“裘卫”换取一件玉璋呢？因为他必须要携玉璋出席周王举办的建立太常之旗的盛大典礼。现在我们明白了，凡在重大典礼上都要随周王行“祭”或“飨”之礼，公侯贵族们一定会手执玉璋为瓒，而较低层次的贵族们也可以手执玉戈、玉璧、玉珥、玉琅等宝玉以行礼，难怪文献录有西周“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一说呢。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也曾指出，1991年在安阳殷墟后岗M3中，出土的六件有朱书称谓的玉质柄形器，便是祭先祖的一种玉（“璋瓒”）。“商代的墓葬资料说明，用于礼的玉器主要是玉圭和玉柄形器，其中的柄形器应该就是玉璋”。“对商代墓葬中玉的分析可知，用玉以圭、璋为主在殷代已经确定，这一制度在西周时期得到了延续”。（何景成《试论礼的用玉制度》）
西汉玉圭（图8），长11厘米，陕西咸阳周陵乡汉成帝延陵陵园南阙门遗址出土。四件玉圭分为青色、青白色、灰色、黑色，尖首，长方，形制规整，通体抛光无纹。
西汉玉圭（图9），长9.4厘米，河北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尖首，长方，素面，规整。
据统计《周礼》提及玉圭达15种之多，除了各式瑞圭外，还包括珍圭、谷圭、琬圭、琰圭等，其行使职能为召回、和解、嘉奖、处罚等。
当玉戈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出现以后，便从玉戈逐步衍生出与平首圭相区别的尖首圭。有专家认为，玉戈和玉圭在形制上有小异而实质上是大同。纵观整个周代，以尖首圭为多见，甚至大型的玉刀、玉戈也进入了高等级贵族之瑞圭的行列。20厘米以下小型素面尖首圭在春秋战国墓葬中出土数量较多，山西侯马盟誓遗址甚至发现众多的玉石圭，上面写着利益相关的诸侯盟书。汉代玉圭尺寸不大，制作规整，仅王公贵族才能拥有，数量少很多。
明代山纹玉圭（图10），长27.3厘米，北京昌平明十三陵定陵地宫出土。尖首，长方，规整，精细，圭身琢刻四座描金山纹，象征东西南北四镇名山，寓意江山在握，安定四方。
明代谷纹玉圭（图11），长15.8厘米，湖北钟祥明梁庄王墓出土。尖首，长方，双面各琢五排谷纹。
玉圭在唐宋间基本消失，明代汉族帝王一统天下，提倡“法先王”，奉行“周礼”，于是玉圭再度兴起。明代玉圭多有纹饰，形制与早期相同，帝王及皇亲国戚用圭等级尊贵，祭祀天地宗庙，着冕服，行大典，均沿袭用圭制度，一派复古气息。
清代乾隆皇帝痴迷玉器，得到古代玉圭必定研究考证，不惜在古玉面目刻上皇帝印纹和御制诗文，甚至还多方进行仿制。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乾隆帝为恭贺其母崇庆皇太后寿辰，将一件玉圭御赐泰山岱庙。这是一件全长92.2厘米、重达27.75千克的大型青玉圭，上雕“日月星辰”和“海水江崖”纹，下刻“乾隆年制”楷书，神奇的是手摸此圭可以感受到上部清凉，下部温和，故被称作温凉玉圭，成为镇山之宝。《周礼·春官·大宗伯》曰：“以玉作六器……以青圭礼东方”，乾隆帝用青玉为圭礼奉泰山，也是严格遵循传统礼制的。（责编：禹默）
《说文》曰：“剡上为圭”，指一种打磨精致的玉器，其形状为长条扁平，上锐利下方正，这就是玉圭。目前我们所能见到年代最早的玉圭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兽面纹玉圭（图1），长17.8厘米，1963年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扁平长方体，背部平直，刃部稍宽，造型严整，通体抛光，无使用痕迹，两面均饰阴线兽面纹（图2）。由于此件玉圭属于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而且是同类器物中唯一一件有明确发现地点的珍品，对于兽面纹饰研究和国内外所藏同期玉器之断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所以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龙山文化鹰纹玉圭（图3），长21厘米，山西侯马煤灰制品厂东周祭祀遗址132号坑出土。此圭上宽下窄，有一穿孔，孔上琢两组弦纹，弦纹上面以单阴线刻画一昂首展翅的鹰纹，神秘威武，完整清晰，刀工娴熟。
至于龙山文化玉圭当时具体如何使用，因年代久远尚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进行分析。这些玉圭并非实用器具，其玉质优良，加工精细，打磨规整。玉圭上的兽面纹、鹰纹代表了龙山文化时期氏族崇拜的图腾，因此玉圭已脱离了劳动工具和玉兵器的范畴，而晋升为部落首领的权力象征。玉文化研究专家殷志强甚至大胆推测：“龙山时代最有影响最有智慧最有权势的领袖是炎帝、黄帝，故我们认为这些玉圭是炎帝、黄帝使用的玉圭，或是黄帝颁发给各重要部落首领的玉圭，至少是炎黄时代最高统治集团十分流行的玉圭礼玉。”
夏晚期玉圭（图4），长21.1厘米，1967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扁平长条形，方首，端刃，偏下部有两个穿孔，二孔之间饰两组凸起的弦纹，弦纹之间夹一组阴线菱形纹，形制规整，打磨细致。
商晚期玉圭（图5），长19.6厘米，1967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扁平长条形，上宽下窄，上端出刃，下端平直，有一穿孔。圭身中间琢刻五条双阴挤阳竖直线，下端衔接两条横弦纹，弦纹上面饰以细阴线旋纹，线条流畅，气势挺拔。
也有人称此类玉圭为玉质的铲、凿或锛。可以理解，玉圭或由玉质的生产工具铲、凿或锛演变而来，但考古学界一般仍将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许多方首长条铲形玉器定名为玉圭，以上二里头遗址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圭即如此。
《说文》又释圭曰：“瑞玉也。上圆下方，以封诸侯。”
“瑞”——《典瑞》郑玄注：“人执以见曰瑞，礼神曰器。”
“瑞玉”——《周礼·春官·大宗伯》曰：“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
“上圆下方”——段玉裁注：“圭之制，上不正圆，以对下方言之，故曰上圆。”
由此看来，商周玉圭的概念，首先是供王侯在礼仪中手执使用之瑞玉。而能够称为瑞玉者，仅有玉圭与玉璧两类。玉圭形制，下部方正，上端不圆而稍有弧度。所谓“以封诸侯”、“以等邦国”之言，显出玉圭的重要与尊贵，以及标识贵族身份等级之功能。
西周人龙纹玉圭（图6），长27.6厘米。扁平长方形，四角小圆弧过渡，横截面中间厚，边沿渐薄，下端有一穿孔，双面钻，蜂腰形，整器两面纹饰相同。器身上部为一蹲踞状人纹，平行的线条刻画出细密的长发，“臣”字眼，卷云纹耳，圆鼻略鼓，手臂和腿脚各呈“S”形。器下部为一仰头向上的龙纹，“臣”字眼，眼角线延长有勾，翘鼻，有额突，方折卷尾，头尾之间饰羽翼纹。整体纹饰由西周时期典型的勾撤一面坡阴刻线组成，布局匀称，刀工犀利，纹饰线条细腻准确，婉转流畅。
《周礼·大宗伯》：“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古玉图考》：“大以为天子之圭与剡上之制不同，以是圭度之大圭，镇圭皆系杼上终葵首。”注云：“杼上者，言其长而薄;终葵首者，言其广而方也。”
也就是说，天子所执的镇圭，大约是一尺二寸，器身扁平长方，终端“广而方”。西周一尺，相当于现在的23.1厘米。此圭形制规整，与以上所述基本相合，且琢磨精细，威严大气，也许即为西周“尺有二寸”镇圭之属亦未可知。在玉器上出现人龙组合纹饰，为西周所特有，但人龙合纹于玉圭，则较为少见。相对于商代偏重鬼神狞历的审美风格，周代玉器纹饰蕴涵着神人以和、亲近世俗的人文精神。人龙纹合于玉圭，若天子执之，即王权天命也。
西周涡纹玉圭（图7），长16.5厘米，扁平长方形。器身布红色朱砂沁，有小蚀坑，包浆醇厚，上宽下窄，四角小圆弧过渡。下部有一穿孔，单面钻，上端磨为厚刃，整器两面纹饰相似。器身上部琢长短五条双阴挤阳竖直线，下接两条双阴挤阳横弦纹，框在横竖线条中间的涡纹正反两面各有六个，正面的涡纹逆时针旋转，背面的涡纹顺时针旋转，均以一面坡宽阴线琢成。此器规整大方，精细典雅，纹饰疏朗而匀称，庄重亦有变化，具有西周风格。
《周礼·考工记·玉人》：“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按西周尺度，此器形制与上述侯、伯执圭约相合，或为西周之命圭。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至商周传统礼仪制度日臻完善成熟，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观念和价值形态，而周代的用玉制度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周代用玉制度中，最重要的礼玉是瑞圭，其使用主要是在祭祀天地、祭祀祖宗、册命诸侯、朝觐宗遇、邦交聘问、王侯大飨等重要场合。
周代用玉制度中，经常要涉及的重要仪礼之一便是分封诸侯，由周王册命并授予命圭，同时附带田地、人口、车马、币帛等。汉代郑玄曰：“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觐执焉，居则守之。”每逢朝贡述职觐见周王，都必须手执命圭，毕恭毕敬。如果犯有过错，则留圭以观其效;若去世要归还命圭，周王复考察其子，另行册封。
《论语·乡党》中生动地描写了孔子如何执圭：“（孔子）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缩缩如有循。”郑玄注：“如不胜者，敬之至也。上如揖，授玉宜敬也。下如授，不敢忘礼也。勃如战色，恐辱君命也。如有循，举前曳踵，行之慎也。”这应该是周代执圭的标准礼容，说明孔子是非常懂得周礼之人。 祭祀天地、祖先是周代“国之大事”，凡祭祀必先行（guàn）事。《周礼·春官·宗伯》曰：“郁人掌器。凡祭祀、宾客之事，和郁以实彝而陈之。凡玉，濯之陈之，以赞事。”郑玄注：“器，谓彝及舟与瓒。”“玉，谓圭瓒、璋瓒。”事须用器，这就是：酿造好的浓郁的香酒，香酒盛满在纹饰各异的彝中，盛酒的彝均陈放在承盘上，更有圭瓒、璋瓒，称作玉，净洁陈列，以备行礼之用。
“周代的礼主要有两类：一是‘祭’之，即在宗庙袷先王时用郁鬯灌地以降神的仪节;周代在袷先王时行九献之礼，而灌祭是其先守，主要起‘降神’的功用，也就是引导神灵来到祭祀的场所接受祭献。二是‘飨’之，即贵族之间行飨礼时以郁宾客”。飨礼主要行于“大祭之后、出征凯旋、封建诸侯、巡视地方、大射礼前后、赏赐臣工、以及答谢宿卫等。”（孙庆伟《周代礼的新证据》）
简要说，礼之先守是周王率王后及公侯贵族手执玉圭或玉璋，依序挹酒灌地以“降神”，周王专用的玉瓒即是玉圭。
礼中有一个问题困惑了人们很多年。《诗·大雅·旱麓》郑笺注云：“圭瓒之状，以圭为柄，黄金为勺，青金为外，朱中央矣。”他认为玉圭在礼中的功用是作为金属勺的柄，但是玉圭究竟如何与勺配合以行礼却没有细说，于是引起质疑。有专家说，从考古实物看，从未发现过这种安插玉柄的金属勺。还有专家认为，目前出土的商周时代的挹酒勺，主要是青铜器，均带有长短宽窄不一的青铜勺柄，所谓圭瓒、璋瓒，应该是指勺子本身的青铜柄做成了圭或璋的形状。
我们知道，事之瓒的确是用玉圭、玉璋，即以玉圭、玉璋瓒事。《礼记·郊特牲》曰：“灌以圭璋，用玉气也。”用凝聚天地精气之玉以献神，是表示最高的敬畏与尊崇。而且，周王将玉赏赐器主，不称瓒而称玉，分明是赐予瓒的玉器部分，也就是玉圭。可以想象，如果用玉圭、玉璋作手柄，插入金属勺以行礼，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文献和考古资料证明这一点。用于礼的玉瓒虽然是以玉圭、玉璋为主，但是从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也还出现过玉戈、玉璧、玉珥、玉琅等，这就更加难以琢磨它们怎样与勺相配合。
由是我们想到我国少数民族传统的敬酒礼仪，比如：广西毛南族，请客人吃饭时要请客人坐上席，先给客人斟酒夹菜。而客人在端杯饮酒时，须先用手指尖或筷子头蘸点酒，弹洒几滴于地上，表示首先敬献主家的祖宗。又如：青海土族在招待贵客时，讲究进门饮“吉祥如意三杯酒”，客人告辞时饮“上马三杯酒”，不胜酒力的，只须以左手无名指蘸酒向空中弹三次，表示敬神、领情和致歉。再如：佤族民间俗话说“无酒不成礼”，第一个被敬酒的人是在场客人中最被敬重者或最年长者，他接过酒后，以右手无名指沾出几滴洒于地，表示对主人祖先的敬献。
同样是敬献祖先神灵，礼仪式或然大同小异，民间以手指尖或筷子头蘸酒弹洒于地，而周王并不可能用玉圭作柄插勺挹酒泼洒，而是亲手执玉圭直接沾酒灌地而已，甚或是执玉圭从挹酒勺中沾酒灌地，然后将圭瓒进行赏赐，随之王后与公侯贵族亦手执玉璋沾酒灌地。其细节也许便是如此，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推理假说一家之言。不过如此这般，王侯以高等级的玉圭、玉璋行礼便名正言顺，而较低等级的玉戈、玉璧、玉珥、玉琅等进入玉行列亦顺理成章，礼之先守于是能够释疑圆通矣。
再进一步谈谈另一个问题：《说文》所谓的“半圭为璋”，影响深远，其实在商周墓葬出土极少，却发现了相当多的玉柄形器。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推断，这些当今名叫玉柄形器的玉器，应该就是西周当年贵族们需要经常随身携带的玉璋。西周贵族“矩伯”为什么肯用大块田地去找“裘卫”换取一件玉璋呢？因为他必须要携玉璋出席周王举办的建立太常之旗的盛大典礼。现在我们明白了，凡在重大典礼上都要随周王行“祭”或“飨”之礼，公侯贵族们一定会手执玉璋为瓒，而较低层次的贵族们也可以手执玉戈、玉璧、玉珥、玉琅等宝玉以行礼，难怪文献录有西周“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一说呢。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也曾指出，1991年在安阳殷墟后岗M3中，出土的六件有朱书称谓的玉质柄形器，便是祭先祖的一种玉（“璋瓒”）。“商代的墓葬资料说明，用于礼的玉器主要是玉圭和玉柄形器，其中的柄形器应该就是玉璋”。“对商代墓葬中玉的分析可知，用玉以圭、璋为主在殷代已经确定，这一制度在西周时期得到了延续”。（何景成《试论礼的用玉制度》）
西汉玉圭（图8），长11厘米，陕西咸阳周陵乡汉成帝延陵陵园南阙门遗址出土。四件玉圭分为青色、青白色、灰色、黑色，尖首，长方，形制规整，通体抛光无纹。
西汉玉圭（图9），长9.4厘米，河北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尖首，长方，素面，规整。
据统计《周礼》提及玉圭达15种之多，除了各式瑞圭外，还包括珍圭、谷圭、琬圭、琰圭等，其行使职能为召回、和解、嘉奖、处罚等。
当玉戈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出现以后，便从玉戈逐步衍生出与平首圭相区别的尖首圭。有专家认为，玉戈和玉圭在形制上有小异而实质上是大同。纵观整个周代，以尖首圭为多见，甚至大型的玉刀、玉戈也进入了高等级贵族之瑞圭的行列。20厘米以下小型素面尖首圭在春秋战国墓葬中出土数量较多，山西侯马盟誓遗址甚至发现众多的玉石圭，上面写着利益相关的诸侯盟书。汉代玉圭尺寸不大，制作规整，仅王公贵族才能拥有，数量少很多。
明代山纹玉圭（图10），长27.3厘米，北京昌平明十三陵定陵地宫出土。尖首，长方，规整，精细，圭身琢刻四座描金山纹，象征东西南北四镇名山，寓意江山在握，安定四方。
明代谷纹玉圭（图11），长15.8厘米，湖北钟祥明梁庄王墓出土。尖首，长方，双面各琢五排谷纹。
玉圭在唐宋间基本消失，明代汉族帝王一统天下，提倡“法先王”，奉行“周礼”，于是玉圭再度兴起。明代玉圭多有纹饰，形制与早期相同，帝王及皇亲国戚用圭等级尊贵，祭祀天地宗庙，着冕服，行大典，均沿袭用圭制度，一派复古气息。
清代乾隆皇帝痴迷玉器，得到古代玉圭必定研究考证，不惜在古玉面目刻上皇帝印纹和御制诗文，甚至还多方进行仿制。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乾隆帝为恭贺其母崇庆皇太后寿辰，将一件玉圭御赐泰山岱庙。这是一件全长92.2厘米、重达27.75千克的大型青玉圭，上雕“日月星辰”和“海水江崖”纹，下刻“乾隆年制”楷书，神奇的是手摸此圭可以感受到上部清凉，下部温和，故被称作温凉玉圭，成为镇山之宝。《周礼·春官·大宗伯》曰：“以玉作六器……以青圭礼东方”，乾隆帝用青玉为圭礼奉泰山，也是严格遵循传统礼制的。（责编：禹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