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8月6日，鲁迅在日记里写下，“晚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马幼渔即马裕藻，浙江鄞县人，和鲁迅算是同乡。1903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在日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就读。他曾经和鲁迅等人一起去听过章太炎讲文字音韵学。1911年回国后，担任浙江教育司视学。1913—1915年任北京大学文预科教授兼法预科教授、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讲授文字音韵学。马幼渔为鲁迅送来的正是北大讲师聘书。
　　敬聘周树人先生为本校讲师，此订。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中华民国九年八月二日。第一百六十一号。
　　在由京师大学堂改革而来的北京大学，讲师并非比教授低一级的职位，而是非常设教席。根据教员担任教科钟点办法，教员中有官员身份的，不得为本校的专任教员。因而有些讲师的资格水平本来很高，但因为在其他机关有专任职务，每周只能来校担任几点钟的功课，也叫讲师。视所授课程的难易程度，讲师的待遇从每小时2至5块银圆不等，不上课一般没有薪水。当时还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教育部佥事周树人自然属于此列。
　　红楼又叫沙滩大楼、大红楼，是北大废门改系后文法学院所在地的第一院，1916年6月，向比利时仪品公司贷款20万元兴建而成。鲁迅自1920年12月24日始，每周抽出一个下午到红楼，讲一个钟点的“中国小说史”，因而自嘲为“教一点钟的讲师”。直到1926年7月离开北京去往南方，他前后为北大辛勤工作了六年。1929年、1932年两次北上探亲时，也曾应邀作讲演。
　　红楼一、二层目前对外开放，为北京
　　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馆区，二层有一个复原的大教室，黑板上的板书内容是鲁迅讲的中国小说史，下面稀稀落落摆着三十来张椅子，有靠背，扶手一律在右，均是质朴的原木色泽，毫无浮躁之气。
　　鲁迅在红楼授课的时候，刘毓盤讲词史，吴梅讲戏曲史，课程指导书上印的讲授小说史课程的教师名字是周树人。刚开始，报名上这门课的大概仅有十名学生。虽然1918年5月15日《狂人日记》在《新青年》首次以鲁迅的笔名发表，《新潮》第一时间发表评论，新文学从此发端，但鲁迅的名字还不那么为大众熟知。当知道鲁迅就是在大教室讲中国小说史的周树人后，报这门课的学生越来越多，教室里两人一排的座位上，总是挤着四五个人，连门边走道内都站满了校内校外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学生，讲台周围也不得不安上位子，还是有很多学生只能袖手旁立。
　　鲁迅仰着冷静苍白的面孔，走进大教室，刚才还是满耳喧闹声，立刻安静得只剩了呼吸。他站在讲桌边，用锐利的目光望一下听众后，开讲。课目虽然是小说史，其实也讲自己当时尚未正式出版的《苦闷的象征》的译文。偶尔生气时，他会用眼睛往下一掠，看着学生们，连没有直接听过他讲课的上海时期的萧红都能够通过后来的转述而强烈感受到这种眼光怎样投射出一个旷代全智者的催逼。
　　冯至始终清晰地记得讲到莫泊桑的小说《项链》时，鲁迅“用沉重的声调读小说里重要的段落，不加任何评语，全教室里屏息无声，等读到那条失去的项链是假项链时，我好像是在乌云密布的寂静中忽然听到一声惊雷”。
　　做过旁听生的台静农晚年清楚地记得鲁迅讲课时不似周作人那样死盯着讲义，而是天马行空地发挥，使学生学到许多讲义上所没有的知识。他经常讲些笑话，又是蕴蓄着精辟见解，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愤世之语。例如，吴佩孚失败，冯玉祥班师的时候，他说：“中国人妥协性最大，前几天还读《易经》，现在要读Bible（《圣经》）了。”同学们全都笑了，“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大教室里沸腾着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在鲁迅入木三分的历史评论和社会分析中，同学们“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这是在旁的地方难以听到的，因而学生们常常玩笑着说：“鲁迅先生真能叫座。”
　　鲁迅不好修饰，常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头发不打理，像刷子一样直竖着，胡子不刮，像是隶书“一”字，皮鞋也不擦亮。要是有一天清清爽爽地进了大教室，同学们都会奇怪地笑起来。先生自己也不习惯地笑了。
　　不修边幅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传统文人独特个性的体现，至少喜欢魏晋风度的鲁迅，大有嵇康“土木形骸，不自藻饰”的气质。他在著名散文《藤野先生》中用外在邋遢与内在圣洁的对比手法衬托教师心灵的美好，不惜将恩师形象描摹成穿衣模糊，不讲究，致使火车管理人员疑心其为扒手的寒酸相，特意舍弃了文质彬彬、整齐儒雅这样的西方绅士式知识分子形象的心理预期。后来的很多教师、文化人都纷纷效仿这样的审美格调，甚至是精心设计出来的不修边幅，乃至形成风气，其实鲁迅本人那时未必有心境刻意为之，他在北京经受着重大的家庭变故，经常操心奔忙，生活没有那么滋润。
　　红楼二层大教室对面的一间屋子是国文教员休息室，也是学生们喜欢聚合的场所，这里经常散发着热情洋溢积极探讨问题的氛围，因而又被称为“群言堂”。鲁迅经常在课前半小时就已经坐在“群言堂”候着了。不过，比他来得更早的是勤奋好学的学子们，先生一到，他们立刻上前围拢，这时，鲁迅便打开手巾包——这和经常挟着皮包的教授们比起来比较有特点。鲁迅把手巾包里整齐码好的许多请校阅、批评的稿件拿出来，仔细地讲解，散发，同时手里又添了未批改的新作。直到上课钟响时，他才在青年们的簇拥下上讲堂。下课了，同学们又紧跟着去发问，据说有的同学一连几个礼拜都没有机会挤到先生面前去求教，可见当年的“鲁粉”对先生迷恋的程度。
　　沙滩红楼一带经常出没着无法统计的偷听生。偷听生和旁听生是不一样的，他们不能参加考试，也没有任何证件，被称为“野学生”，但他们得益于北大自由公开的办学理念，可以去听任何一位先生的课，还可以向教授质疑问难，甚至拿长篇论文来请他教正。教授们则会很实在地带回去，很认真地看不止一遍，下一堂课带来还给偷听生，诚恳地告知自己的意见，甚至因此赏识他，到处为他宣扬。鲁迅便是如此，他曾经请偷听生课后一起吃牛奶面包，并在日记中记下：“午后往北大讲。下午与维钧、品青、衣萍、钦文入一小茶店闲话。” 　　鲁迅的讲义《中国小说史》是自己多年默默钩沉搜集古小说逸文的积累，1923年、1924年北京大学新潮社分上下册印行《中国小说史略》；1925年又由北新书局合印一册出版。该书的出版，结束了“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历史。
　　1929年5月15日，已定居上海的鲁迅第一次省亲回到北平，29日在日记中记下：“晚……七时往北京大学第二院演讲一小时。”在演讲开始前一小时，礼堂已被听众挤得水泄不通。北大国文学会只好临时决定将地址改至北河沿三院大礼堂。数百听众一时蜂拥而出，向第三院奔跑，争先恐后，唯恐不及。马神庙一带的警察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到了三院大礼堂，听众仍然拥挤得很，鲁迅几乎无法走上讲台，只好绕到后台，但台上也挤满了人，连陪同鲁迅前来的人都只好站在幕布后面听讲。遗憾的是，鲁迅的这次演讲，讲题失记，讲稿失传。
　　1932年11月，鲁迅因为母亲生病第二次回北平，逗留了15天，应邀发表了五次公开演讲，即著名的“北平五讲”。在北大的演讲是“五讲”中的第一讲，即1932年11月22日《鲁迅日记》所记：“静农来，坐少顷，同往北京大学第二院演讲四十分钟。”
　　在这次演讲前，鲁迅曾要求听众只限于北大国文系的范围，所以学校在讲演前三小时才在红楼布告栏张贴了一张极小的布告，不注意的人不会看到，但还不到两点钟，礼堂中就挤满了听众。三点钟，穿着青布棉袍、黑裤子、胶鞋的鲁迅，沉静地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下了讲题——“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这次演讲是鲁迅最后一次来北大。
　　在红楼任教期间，鲁迅还为该校《新潮》《学生会周刊》《文艺季刊》撰写过稿件，为《国学季刊》《歌谣》周刊纪念增刊设计封面，对北京大学的文学团体新潮社、春光社进行过热情的指导和帮助。
　　鲁迅对北大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其实，在还没有到红楼授课前，鲁迅就应蔡元培之邀为北大设计了校徽。1917年8月7日，设计好的图案随信寄给蔡元培，是篆书体的圆形“北大”两个字，一上一下，取中国传统瓦当造型，用中国印章的格式构图，笔锋圆润，构图简洁却蕴涵丰富。上部的“北”字恰似两人背靠背坐着，而下部的“大”字则像一个正面站立的人，耸起巨型的肩膀背负上面二人，正是“三人成众”，很容易使人想起鲁迅在《我们现在如何做父亲》中提倡的奉献精神——“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将校徽图样寄交蔡元培后即被北大采用，一直延续到1949年，后又由于历史因素长期弃用，上世纪80年代又重新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