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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兴起了儒家文化热，在文学领域中，被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中，就有陈忠实的《白鹿原》。在这部作品的诸多人物形象中，集中体现传统儒家文化的当数白嘉轩，而对于朱先生这一形象，大多数人也自然而然地将其思想定位为儒家思想。诚然，朱先生自幼接受的是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奉行的是“耕读传家”的儒家传统，其思想行为或多或少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但当深入地了解了朱先生的一生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在朱先生的思想深处,更多地体现了传统道家的风范。本文将试从认知方式、人生态度及治世方法三个方面来分析朱先生所体现的道家思想。
一、“静观直觉”的认知方法
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在认知真知的具体方法上，既不同于儒家“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也不同于墨家“原察百姓耳目之实”的经验论，而是一种以“静观”为基本特征的直觉主义认识论。道家所说的“静观”是指人在保持虚心宁静的精神状态下排除外在的干扰，凝神静思而达到对事物的整体性、本质性的认识。
朱先生在认识、判断事物的方法上，显然是继承了道家的这种“静观直觉”的方法。村民们常常为了找不到丢失的衣物和孩子而苦恼万分，当时，他们便向静居于白鹿书院的朱先生求援，而朱先生却往往能够轻易地解决问题。村民与朱先生之间之所以有这种能力的差异，是因为朱先生在问题面前能够保持虚静的状态，排除外界的种种干扰而达到对问题的全面把握，进而解决问题，而村民却不能。正如白嘉轩所说的，圣人与凡夫俗子之间的差别就在于眼前的那张“蒙面纸”，凡夫俗子往往被那张“蒙面纸”蒙蔽而“永远也看不透眼前一步的世事”，圣人因除去了那“蒙面纸”而“对纷纭的世事洞若观火”。
朱先生虽然隐居于白鹿书院中，极少在村中走动，看似不问世事，但他对于白鹿原上甚至是整个国家的各种风云事件了如指掌，而且对这些世事也有着十分深刻准确的预见性见解。
白嘉轩为了偶然在雪地中发现的“怪物”深感惊诧和困惑，任他怎么想也想不明白那白色的怪物究竟会是什么东西，而当他把那“怪物”呈现于纸上时，朱先生却一眼便看出了那是一只鹿的形状，白嘉轩至此才恍然大悟。当刘军长率领的“乌鸦兵”在围困西安城的过程中对村民实施各种压迫时，朱先生也表现得十分清醒冷静，他预测到一旦两军交战，这些“乌鸦兵”必然败北而逃，因而他平静地劝告“熬不住”的彭县长“得熬着”；尽管彭县长没有熬下去，但“乌鸦兵”确实从白鹿原上消失了。当许多人在国共相争的形势中困惑不已的情况下，朱先生却对此洞如观火，他在回答黑娃的话中断然肯定“天下注定是朱毛的”，事实也证明正是如此。而最具经典性的事件是朱先生在安排自己的身后事中体现的那种极其超前的预见性。他似乎预算到了在他死后若干年会发生的各种政治风波，且知道自己会受到株连，因而他在遗嘱中交代了各种应对措施，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为了“方便”他人；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他精心打磨的那块刻着警言的砖头。
朱先生对于世事的预见由此可见一斑，他之所以能够对世事洞若观火，正是因为他面对世事虚心宁静，排除各种外在因素和杂念的干扰，达到了对事物的根本性认识。朱先生也正因如此而成为老子所说的“不行而知，不见而名”的“圣人”。这便是他对道家“静观直觉”的认知方法的运用的结果。
二、“无为而无不为”的治世方法
道家哲学的基本思想是“无为主义”或称“无为论”，这里所说的“无为”并不是真正的无所事事、完全无所作为，而是要求顺乎自然，不刻意妄为，不恣意强行而违背自然天性。老子说：“道常无为”“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老子》第73章）。“无为”是道的一种“上德”。庄子也说：“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庄子·至乐》）
道的这种“无为”的特性，反映到道家的治世哲学上，便是“无为而治”，表面上看似“无所作为”，实际上却是“无所不为”，即所谓的“无为而无不为”。这是道家针对统治阶级强制干预的政策而提出的一种治世策略。
自从白嘉轩开了种植罂粟的先河以来，白鹿原上每年都盛开着五彩缤纷的罂粟花，而这些美丽罂粟花所结的果对人们的身体健康却危害极大。因此，滋水县连续三任县令都无不竭力地禁种罂粟，但却毫无成效，罂粟依然在白鹿原上摇曳着它那曼妙的身姿，当时的统治者们束手无策的情状不难想象。
闲居于白鹿书院的朱先生一出面,却轻而易举地解决了统治者们的大难题。他并不像统治者那样出示各种明文禁令，也没有向乡亲们大肆宣传罂粟的危害，而是不动声色地赶着白嘉轩的牛马,拖着犁耙,径自走到白嘉轩的罂粟地里,带头将罂粟苗连根撬起。这一举动，震动了整个白鹿原，人们顿时幡然悔悟,并把自家的罂粟全部捣毁。
统治者所面临的大难题何以在朱先生的轻轻一“犁”中就烟消云散？其中原因还在于老子所说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49章）之中。老子认为，统治者只有不谋私心，而以天下百姓的利益为利益，不胡作妄为，不强行压制，才能在“无为”之中有所作为。朱先生正是以村民的利益为利益，从不恣意妄为而得到村民们的爱戴与拥护，达成“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的良好效果。
朱先生的“无为之为”在赈济灾荒中同样得到充分的体现。白鹿原上的村民们被百年难得一遇的灾荒折腾得难以为生，为了保证灾粮全部发放到灾民手中，他应邀出面主持赈灾工作，并亲自到各个赈灾仓巡视。河口仓的官员为他备下了一桌饭菜，他不但不予接受,反而到舍饭场上的大锅前“抢”舍饭吃，还当众把那一桌饭菜全部倒进大锅中供村民享用。老子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2章）圣人的“无为之为”就是要弃绝外在的、人工的妄为，使之成为无造作、无偏执、无骚扰、无伪饰的作为。朱先生一生正直公正，光明磊落，毫无任何虚伪矫饰的行为，这种品行为他的“无为之为”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三、超然洒脱的人生态度
道家批判现实人生的异化，高扬个性生命的价值，追求一种自然超脱的人生境界。如庄子所追求的就是“死
生无变乎己”、“哀乐荣辱不入于胸次”、“游乎尘垢之外”的超迈洒脱、逍遥自在的人生态度及精神境界。
综观朱先生的一生，不难发现他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无异于道家所执着的那种超然洒脱。
儒家的人生价值取向是“学而优则仕”，提倡积极参与政治，施展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才能。朱先生所奉行的并不是儒家的这一道路，其人生价值取向更多的是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他自幼聪灵过人，十六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中头名举人，尽管后因回乡为亡父守灵而未能赴京会考，但方巡抚十分器重他的才能，竭力向皇帝举荐，委以重任，并且催其就任的公文往返六七次，他仍坚辞不就。在后来，他更是多次谢绝各任县令邀他做官的请求，始终与官场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而“守穷”于白鹿书院这白鹿原上的最后一方净土之中。然而一旦涉及到村民利益的事情而非他出面不可时，他又是义无反顾地为之奔波效劳。
可见，朱先生有如庄子一样，是富于正义感的，既不屈从于统治者而又穷得有志气的风骨凛然的清介之士。他之所以采取“避世”的态度，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精神自由天地，而不被世俗的价值取向和险恶的政治环境所左右。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道家对于现实政治及其统治者的不合作态度的体现。
朱先生的这种超然洒脱的人生态度，不仅体现在对待“生”的问题上，在对待“死”的问题上也同样得到体现。
人生最大的恐惧，莫过于死的迫近。而庄子却认为，生死不过是生命自然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既然生死并非始终，存亡也只是缘自自然，那又何必畏惧死亡呢！朱先生同样是对死采取顺其自然的超然态度。在预知自己生命行将结束时，朱先生并没表现出惊慌失措，反而越显沉着冷静。在最后一次与黑娃见面时就告诉他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以后就不用再来了；他也没有惊动家人，而是不动声色地召集全家吃团圆饭，让妻子给他剃最后一次头，只是在剃头的过程中，一反常态地当着子女的面喊妻子“妈”；剃完头他还是十分平静地说道“剃完了，我就该走了”。但妻子并没有明白他的言行背后的深层含义，还跟他打趣说笑，直到看到屋顶有白鹿的影子一闪而过时才恍然大悟，然而，朱先生已经随白鹿走了。
面对哀乐荣辱，朱先生超然不羁，而面对死亡时他同样自然洒脱。他的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态度，不正是超然飘逸的道骨仙风的最好体现吗？
综上所述，朱先生在认知方式上运用的是道家“静观直觉”的认知论；治世方法上践行的是道家“无为之治”的政治哲学思想；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表现的是道家任性自然的态度和潇洒飘逸的风度。虽然朱先生是以“关中大儒”的身份出现，但他在为人处世中却处处透露着超然洒脱的道家风骨。因此，与其说他是一位理想的大儒圣人，毋宁说是一位外儒内道的大智者。笔者认为，陈忠实对于朱先生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仅是对于儒家文化的回归，同时也是对处于边缘地位的道家思想的认同。
参考文献:
[1]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2][春秋]老子著.陈国庆、张爱东注译. 道德经[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
[3][战国]庄周著.沈德鸿选注. 庄子[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5］朱晓鹏.道家哲学精神及其价值境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林燕卿（1986—）女，汉族，广东汕头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本科生。）
一、“静观直觉”的认知方法
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在认知真知的具体方法上，既不同于儒家“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也不同于墨家“原察百姓耳目之实”的经验论，而是一种以“静观”为基本特征的直觉主义认识论。道家所说的“静观”是指人在保持虚心宁静的精神状态下排除外在的干扰，凝神静思而达到对事物的整体性、本质性的认识。
朱先生在认识、判断事物的方法上，显然是继承了道家的这种“静观直觉”的方法。村民们常常为了找不到丢失的衣物和孩子而苦恼万分，当时，他们便向静居于白鹿书院的朱先生求援，而朱先生却往往能够轻易地解决问题。村民与朱先生之间之所以有这种能力的差异，是因为朱先生在问题面前能够保持虚静的状态，排除外界的种种干扰而达到对问题的全面把握，进而解决问题，而村民却不能。正如白嘉轩所说的，圣人与凡夫俗子之间的差别就在于眼前的那张“蒙面纸”，凡夫俗子往往被那张“蒙面纸”蒙蔽而“永远也看不透眼前一步的世事”，圣人因除去了那“蒙面纸”而“对纷纭的世事洞若观火”。
朱先生虽然隐居于白鹿书院中，极少在村中走动，看似不问世事，但他对于白鹿原上甚至是整个国家的各种风云事件了如指掌，而且对这些世事也有着十分深刻准确的预见性见解。
白嘉轩为了偶然在雪地中发现的“怪物”深感惊诧和困惑，任他怎么想也想不明白那白色的怪物究竟会是什么东西，而当他把那“怪物”呈现于纸上时，朱先生却一眼便看出了那是一只鹿的形状，白嘉轩至此才恍然大悟。当刘军长率领的“乌鸦兵”在围困西安城的过程中对村民实施各种压迫时，朱先生也表现得十分清醒冷静，他预测到一旦两军交战，这些“乌鸦兵”必然败北而逃，因而他平静地劝告“熬不住”的彭县长“得熬着”；尽管彭县长没有熬下去，但“乌鸦兵”确实从白鹿原上消失了。当许多人在国共相争的形势中困惑不已的情况下，朱先生却对此洞如观火，他在回答黑娃的话中断然肯定“天下注定是朱毛的”，事实也证明正是如此。而最具经典性的事件是朱先生在安排自己的身后事中体现的那种极其超前的预见性。他似乎预算到了在他死后若干年会发生的各种政治风波，且知道自己会受到株连，因而他在遗嘱中交代了各种应对措施，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为了“方便”他人；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他精心打磨的那块刻着警言的砖头。
朱先生对于世事的预见由此可见一斑，他之所以能够对世事洞若观火，正是因为他面对世事虚心宁静，排除各种外在因素和杂念的干扰，达到了对事物的根本性认识。朱先生也正因如此而成为老子所说的“不行而知，不见而名”的“圣人”。这便是他对道家“静观直觉”的认知方法的运用的结果。
二、“无为而无不为”的治世方法
道家哲学的基本思想是“无为主义”或称“无为论”，这里所说的“无为”并不是真正的无所事事、完全无所作为，而是要求顺乎自然，不刻意妄为，不恣意强行而违背自然天性。老子说：“道常无为”“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老子》第73章）。“无为”是道的一种“上德”。庄子也说：“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庄子·至乐》）
道的这种“无为”的特性，反映到道家的治世哲学上，便是“无为而治”，表面上看似“无所作为”，实际上却是“无所不为”，即所谓的“无为而无不为”。这是道家针对统治阶级强制干预的政策而提出的一种治世策略。
自从白嘉轩开了种植罂粟的先河以来，白鹿原上每年都盛开着五彩缤纷的罂粟花，而这些美丽罂粟花所结的果对人们的身体健康却危害极大。因此，滋水县连续三任县令都无不竭力地禁种罂粟，但却毫无成效，罂粟依然在白鹿原上摇曳着它那曼妙的身姿，当时的统治者们束手无策的情状不难想象。
闲居于白鹿书院的朱先生一出面,却轻而易举地解决了统治者们的大难题。他并不像统治者那样出示各种明文禁令，也没有向乡亲们大肆宣传罂粟的危害，而是不动声色地赶着白嘉轩的牛马,拖着犁耙,径自走到白嘉轩的罂粟地里,带头将罂粟苗连根撬起。这一举动，震动了整个白鹿原，人们顿时幡然悔悟,并把自家的罂粟全部捣毁。
统治者所面临的大难题何以在朱先生的轻轻一“犁”中就烟消云散？其中原因还在于老子所说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49章）之中。老子认为，统治者只有不谋私心，而以天下百姓的利益为利益，不胡作妄为，不强行压制，才能在“无为”之中有所作为。朱先生正是以村民的利益为利益，从不恣意妄为而得到村民们的爱戴与拥护，达成“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的良好效果。
朱先生的“无为之为”在赈济灾荒中同样得到充分的体现。白鹿原上的村民们被百年难得一遇的灾荒折腾得难以为生，为了保证灾粮全部发放到灾民手中，他应邀出面主持赈灾工作，并亲自到各个赈灾仓巡视。河口仓的官员为他备下了一桌饭菜，他不但不予接受,反而到舍饭场上的大锅前“抢”舍饭吃，还当众把那一桌饭菜全部倒进大锅中供村民享用。老子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2章）圣人的“无为之为”就是要弃绝外在的、人工的妄为，使之成为无造作、无偏执、无骚扰、无伪饰的作为。朱先生一生正直公正，光明磊落，毫无任何虚伪矫饰的行为，这种品行为他的“无为之为”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三、超然洒脱的人生态度
道家批判现实人生的异化，高扬个性生命的价值，追求一种自然超脱的人生境界。如庄子所追求的就是“死
生无变乎己”、“哀乐荣辱不入于胸次”、“游乎尘垢之外”的超迈洒脱、逍遥自在的人生态度及精神境界。
综观朱先生的一生，不难发现他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无异于道家所执着的那种超然洒脱。
儒家的人生价值取向是“学而优则仕”，提倡积极参与政治，施展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才能。朱先生所奉行的并不是儒家的这一道路，其人生价值取向更多的是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他自幼聪灵过人，十六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中头名举人，尽管后因回乡为亡父守灵而未能赴京会考，但方巡抚十分器重他的才能，竭力向皇帝举荐，委以重任，并且催其就任的公文往返六七次，他仍坚辞不就。在后来，他更是多次谢绝各任县令邀他做官的请求，始终与官场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而“守穷”于白鹿书院这白鹿原上的最后一方净土之中。然而一旦涉及到村民利益的事情而非他出面不可时，他又是义无反顾地为之奔波效劳。
可见，朱先生有如庄子一样，是富于正义感的，既不屈从于统治者而又穷得有志气的风骨凛然的清介之士。他之所以采取“避世”的态度，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精神自由天地，而不被世俗的价值取向和险恶的政治环境所左右。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道家对于现实政治及其统治者的不合作态度的体现。
朱先生的这种超然洒脱的人生态度，不仅体现在对待“生”的问题上，在对待“死”的问题上也同样得到体现。
人生最大的恐惧，莫过于死的迫近。而庄子却认为，生死不过是生命自然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既然生死并非始终，存亡也只是缘自自然，那又何必畏惧死亡呢！朱先生同样是对死采取顺其自然的超然态度。在预知自己生命行将结束时，朱先生并没表现出惊慌失措，反而越显沉着冷静。在最后一次与黑娃见面时就告诉他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以后就不用再来了；他也没有惊动家人，而是不动声色地召集全家吃团圆饭，让妻子给他剃最后一次头，只是在剃头的过程中，一反常态地当着子女的面喊妻子“妈”；剃完头他还是十分平静地说道“剃完了，我就该走了”。但妻子并没有明白他的言行背后的深层含义，还跟他打趣说笑，直到看到屋顶有白鹿的影子一闪而过时才恍然大悟，然而，朱先生已经随白鹿走了。
面对哀乐荣辱，朱先生超然不羁，而面对死亡时他同样自然洒脱。他的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态度，不正是超然飘逸的道骨仙风的最好体现吗？
综上所述，朱先生在认知方式上运用的是道家“静观直觉”的认知论；治世方法上践行的是道家“无为之治”的政治哲学思想；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表现的是道家任性自然的态度和潇洒飘逸的风度。虽然朱先生是以“关中大儒”的身份出现，但他在为人处世中却处处透露着超然洒脱的道家风骨。因此，与其说他是一位理想的大儒圣人，毋宁说是一位外儒内道的大智者。笔者认为，陈忠实对于朱先生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仅是对于儒家文化的回归，同时也是对处于边缘地位的道家思想的认同。
参考文献:
[1]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2][春秋]老子著.陈国庆、张爱东注译. 道德经[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
[3][战国]庄周著.沈德鸿选注. 庄子[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5］朱晓鹏.道家哲学精神及其价值境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林燕卿（1986—）女，汉族，广东汕头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