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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最后的遗产——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原生音乐”系列音像出版物是我国首部关注人口稀少民族的原生态音乐文化的精品力作，该出版物立足区域特色少数民族音乐资源展开选题策划，以创新形式凸显优质内容，充分发挥出版的传承与弘扬功能，对新时期我国出版事业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承有极大意义。
【关 键 词】“最后的遗产——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原生音乐”;民族音乐文化;少数民族
【作者单位】王丹，怀化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2;J63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0.22.017
“最后的遗产——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原生音乐”（以下简称“最后的遗产”）系列音像出版物于2015年由云南民族文化音像出版社和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院联合出版。作为我国第一部关注人口稀少民族的原生态音乐文化的精品力作，该巨制长达6246分钟，将音、视、图、文四大内容呈现形式与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朗诵方式结合，将云南德昂族、普米族、布朗族、怒族、独龙族、基诺族、阿昌族、景颇族（尚未出版）8个人口稀少民族的1259首原生音乐曲目全面真实、生动立体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院院长马云华表示：“这部皇皇巨制古朴而精致，由内到外散发着一种原生态的血脉气息，让人敬畏却又向往！”[1]由于形式独具匠心，内容多元丰富，“最后的遗产”一经出版便获得了学界和业界的广泛认同，成为新时期民族文化出版领域的代表性佳作。
作为集2011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十二五”时期国家重点音像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音像电子网络出版物奖、2014年云南省国家出版基金特别优秀出版项目等荣誉于一身的精品力作，“最后的遺产”顺利通过多项审核，并获得了390多万元资助基金，成为云南省自国家出版基金建立以来获资助力度、金额最大的专项出版项目，迄今未被超越。该出版物出版的核心意义在于创新与传承——创新音乐出版形式、赓续民族文化血脉，这也为新时期民族音乐文化出版事业提供了全新启示。
一、科学策划，深挖民族音乐特色出版资源
富有新意的选题策划是出版业打造精品力作的基础。近年来，我国出版机构深入践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有效融合专业主题出版、民族艺术出版、传统文化出版等出版思维，在选题策划方面精益求精、积极创新，推出了一大批精品力作，为出版业转型升级和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弘扬提供了巨大助力。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为例，2020年国家出版基金共资助项目633个，其中民族音乐文化类项目57个，比2010年翻了两番，为图书市场提供了大量选题新颖、策划周密的优秀出版物。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院的编审王群说：“‘最后的遗产’立足云南省各州市人口稀少民族的特色音乐资源展开选题策划工作，具有唯一性和独特性，因此该项目的申报与审核可谓是‘一路绿灯’。”就“最后的遗产”系列音像出版物来看，其选题策划科学全面、新颖别致，既紧贴党政方针、时代主题，积极回应时代与社会关切，又深挖区域音乐特色资源，在“高原上建高峰”。
1.紧贴党政方针与时代主题，以选题策划回应时代与社会关切
“最后的遗产”将选题策划与云南省各州市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保护的现实问题紧密结合，积极回应时代与社会关切，以人口稀少、保护措施不完善的8个民族音乐文化遗产为核心，客观真实地展现了当代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现状，给学界和业界提供了一些启示。首先，图书选题策划应顺应时代发展规律，与时俱进。“最后的遗产”一方面围绕“传承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一重大号召开展选题策划，及时准确地践行党和国家大政方针、重要思想，吸引政府相关机构、广大人民群众以及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另一方面从现实国情、时代变迁以及社会文明演进的角度发掘选题，体现了社会问题导向和现实关怀。其次，以多元出版形态体现选题的精准性、客观性。“最后的遗产”作为一部系列音像出版物，集合了图、文、音、视的出版形式，强调故事性与真实性，通过通俗易懂、极富感染力的选题内容凸显濒临消失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遗产，这与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息息相关，也契合了新时代的发展要求。
2.深挖区域音乐特色资源，在“高原上建高峰”
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表示：“近年来我国出版事业注重双效要求，既要立足区域特色出版资源，在深化主流选题上下足功夫，又要本着‘优中选优’‘高原上建高峰’的基本原则，弘扬中华文化，为民族复兴延续精神命脉！”[2]“最后的遗产”出彩之处在于既充分挖掘了区域音乐特色资源，又深化了出版主题，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首先，“最后的遗产”以云南省各区域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遗产为选题范围，通过大量实践调研，将选题范围精确到8个人口稀少民族的音乐文化，凸显了选题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其次，“最后的遗产”的主编王群于2008年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研究项目“失落文明的挽回——云南7个人口较少民族濒危民歌保护研究”，并于2010年完成结项，为“最后的遗产”的选题策划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实践经验。这种在“高原上建高峰”的选题策划方式科学严谨、有理有据，为当下的民族文化出版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最后的遗产”契合新时代优秀出版物服务大局的要求，尤其是该出版物中提出的“文化反哺”工程对当代民族音乐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有积极影响，对现阶段民族出版事业的长效发展有重要引导作用。
二、精耕细作，创新民族音乐的融合出版形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注重精耕细作、为人民提供“丰富而有营养的精神食粮”是对出版业的基本要求，也是新时代出版业创新发展的核心目标[3]。在“互联网+”和新技术赋能的背景下，出版业势必要积极探寻新的内容生产路径，从单一的传统出版形式逐渐过渡到多元的新型出版模式，全面推进出版融合事业纵深化发展。“最后的遗产”作为现阶段民族音乐文化出版事业的代表性成果，不仅精耕细作，以优质内容彰显民族音乐文化魅力，还创新民族音乐的融合出版形式，集图、文、音、视出版形式于一体，打造立体化数字复合形态，极具市场竞争力。 1.精耕细作，以优质内容服务读者需求
“内容为王”“用户为中心”是当代出版业需坚持的原则和发展方向。近年来，国家将传承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上升到社会文化建设高度，并通过国家出版基金、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五个一工程”等系列工程加速引导中国文化“走出去”，目的是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精品力作推向世界舞台，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要实现这一目标，精耕细作是关键。“最后的遗产”在内容制作方面具有三个优势。其一，“最后的遗产”专业队伍针对云南各州市的少数民族地区展开“地毯式”搜索，通过大量实践调研获得第一手原始资料，并积极与当地少数民族音乐人携手合作，如怒江民间歌手丰秀兰、云南著名歌手土土、德昂族民间音乐人尹晓翠等，因此该项目被称为“最广泛”“最全面”的区域少数民族音乐整理项目。其二，为了增加用户接触面，拓展作品推广渠道，“最后的遗产”团队不仅积极与科研机构、高校、各少数民族音乐组织开展合作，还举办了线下读者见面会和线上网络宣传活动，提升了出版物的影响力和传播效率。其三，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推动优质出版物“走出去”，“最后的遗产”在内容呈现形式上以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为主，采取中英译介的形式，借助国家扶持推广计划走向海外市场，凭借生动个性的民族文化标识获得了多个国家的高度认可，成为近年来我国热销海外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2.与时俱进，创新融合出版形式
随着数字技术与移动互联网的全面普及，新兴的文化内容供应商与渠道运营商成为影响出版业发展的关键。在技术裹挟、碎片化消费的当下，创新融合出版形式，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保障，也是构建书香中国、推动文化繁荣与文明演进的有效手段。“最后的遗产”并不局限于传统的纸质图书，而是集图、文、音、视出版形式于一体，其对8个人口稀少民族的原生音乐进行现场音视频收录，对即将湮灭的民族音乐文化实施了抢救性保护行动。正如项目负责人马云华所言：“‘最后的遗产’的出版初衷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民族同胞了解与熟悉民族音乐，并将其代代传承下去，另一方面是希望给民族音乐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原生态资源，提高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当代活性。”近期，云南民族文化音像出版社积极构建网络发行渠道，旨在利用新技术、新思维、新渠道将“最后的遗产”转化为数字出版物，将珍贵的民族音乐系列精品推广到互联网市场，使其反哺当代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事业。
三、传承弘扬，赓续民族音乐文化血脉
近年来，党和国家对传承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如国家出版基金将“文化建设与中华文化传承”列为资助重点，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10个出版计划报送重点等。出版业理应服务大局，实现顶层设计与基层施行两手抓，在思维创新、人才配备、经费投入、渠道建设等各方面下足功夫。 “最后的遗产”系列音像出版物作为现阶段首个关注人口稀少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的专项出版物，是出版业赓续民族音乐文化血脉的佳作代表，其不仅勇于承担传承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出版使命，还为现阶段我国社会先进文化建设与世界文明多样性演进贡献了力量。
1.勇于担当传承与赓续民族文化血脉的出版使命
出版业要树立推动中华民族優秀传统文化出版工作的先进理念，深化文化产品供给侧结构改革，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品质，满足海内外读者日益多元的文化消费需求，实现传承与弘扬并重的目标。“最后的遗产”作为弘扬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优秀出版物，在选题策划、内容制作、出版发行多个环节都尽量凸显民族音乐文化的独特价值。首先，在该出版物选题策划之初，云南民族文化音像出版社和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院便组建了一支专业队伍（以具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实施经验的王群为项目总负责人，以云南民族艺术研究院院长马云华、云南民族音乐人土土等学界、业界专业人士为执行编辑），通过长时间实践调查和理论研究，制定了以8个人口稀少民族的音乐文化为出版主题的计划。其次，在内容制定层面，专业队伍历时三年，针对云南各州市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现状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田野调查，并以音视频为主要呈现方式，在颂扬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之美的同时，揭示了现阶段民族音乐文化濒临消失的现状，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最后，在出版发行方面，该出版物不仅进行“线上+线下”渠道建设，还积极与科研机构、同行展开交流与合作，建立长效机制，为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做出巨大贡献。如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收藏了该系列出版物并于2016年9月举办了系列学术研讨会，这让更多学界、业界同人和广大读者充分认识到 “最后的遗产”出版的重大现实意义。
2.对社会先进文化建设与多元世界文明演进有重要促进作用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最后的遗产”将云南省8个人口稀少民族的音乐文化予以传承推广，并提出了“文化反哺”策略，旨在以出版促传承，加速民族音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多元化发展，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供长效动力。此外，党的十九大将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文化出版事业发展带来了全新机遇。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丰富，具有鲜明特色，又占据政策优势，能反哺新时期出版业创新发展和品牌建设工作，实现互惠共利、协作双赢的目标，这也是“最后的遗产”一经问世便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重要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全球一体化趋势不断强化的今天，不仅是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更离不开中国。”[4]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能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演进提供重要支持。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作为不可复制的区域特色文明，能为世界文明生态建设提供巨大助力。因此，“最后的遗产”系列音像出版物在国家、政府的推动下迅速掀起海外热潮，其中的民族风情、民俗文化、民族艺术不仅吸引了多个国家及其民众的关注，提升了我国出版业“走出去”的影响力，还将中国故事、中国声音客观真实、立体多元地展现在世界舞台上，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增添了助力。
|参考文献|
[1]《最后的遗产》历时3年结硕果 收录云南一千多首原声音乐[EB/OL]. （2015-07-21）[2020-10-06]. https：//m. sohu. com/a/23608052_115092.
[2]陈红梅. 近五年我国主题出版选题策划特点分析[J]. 出版广角，2020（1）：18-21.
[3]王振宇，郝文辉. 新时代主题出版使命解读[J]. 中国出版，2019（21）：29-34.
[4]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关 键 词】“最后的遗产——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原生音乐”;民族音乐文化;少数民族
【作者单位】王丹，怀化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2;J63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0.22.017
“最后的遗产——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原生音乐”（以下简称“最后的遗产”）系列音像出版物于2015年由云南民族文化音像出版社和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院联合出版。作为我国第一部关注人口稀少民族的原生态音乐文化的精品力作，该巨制长达6246分钟，将音、视、图、文四大内容呈现形式与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朗诵方式结合，将云南德昂族、普米族、布朗族、怒族、独龙族、基诺族、阿昌族、景颇族（尚未出版）8个人口稀少民族的1259首原生音乐曲目全面真实、生动立体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院院长马云华表示：“这部皇皇巨制古朴而精致，由内到外散发着一种原生态的血脉气息，让人敬畏却又向往！”[1]由于形式独具匠心，内容多元丰富，“最后的遗产”一经出版便获得了学界和业界的广泛认同，成为新时期民族文化出版领域的代表性佳作。
作为集2011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十二五”时期国家重点音像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音像电子网络出版物奖、2014年云南省国家出版基金特别优秀出版项目等荣誉于一身的精品力作，“最后的遺产”顺利通过多项审核，并获得了390多万元资助基金，成为云南省自国家出版基金建立以来获资助力度、金额最大的专项出版项目，迄今未被超越。该出版物出版的核心意义在于创新与传承——创新音乐出版形式、赓续民族文化血脉，这也为新时期民族音乐文化出版事业提供了全新启示。
一、科学策划，深挖民族音乐特色出版资源
富有新意的选题策划是出版业打造精品力作的基础。近年来，我国出版机构深入践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有效融合专业主题出版、民族艺术出版、传统文化出版等出版思维，在选题策划方面精益求精、积极创新，推出了一大批精品力作，为出版业转型升级和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弘扬提供了巨大助力。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为例，2020年国家出版基金共资助项目633个，其中民族音乐文化类项目57个，比2010年翻了两番，为图书市场提供了大量选题新颖、策划周密的优秀出版物。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院的编审王群说：“‘最后的遗产’立足云南省各州市人口稀少民族的特色音乐资源展开选题策划工作，具有唯一性和独特性，因此该项目的申报与审核可谓是‘一路绿灯’。”就“最后的遗产”系列音像出版物来看，其选题策划科学全面、新颖别致，既紧贴党政方针、时代主题，积极回应时代与社会关切，又深挖区域音乐特色资源，在“高原上建高峰”。
1.紧贴党政方针与时代主题，以选题策划回应时代与社会关切
“最后的遗产”将选题策划与云南省各州市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保护的现实问题紧密结合，积极回应时代与社会关切，以人口稀少、保护措施不完善的8个民族音乐文化遗产为核心，客观真实地展现了当代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现状，给学界和业界提供了一些启示。首先，图书选题策划应顺应时代发展规律，与时俱进。“最后的遗产”一方面围绕“传承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一重大号召开展选题策划，及时准确地践行党和国家大政方针、重要思想，吸引政府相关机构、广大人民群众以及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另一方面从现实国情、时代变迁以及社会文明演进的角度发掘选题，体现了社会问题导向和现实关怀。其次，以多元出版形态体现选题的精准性、客观性。“最后的遗产”作为一部系列音像出版物，集合了图、文、音、视的出版形式，强调故事性与真实性，通过通俗易懂、极富感染力的选题内容凸显濒临消失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遗产，这与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息息相关，也契合了新时代的发展要求。
2.深挖区域音乐特色资源，在“高原上建高峰”
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表示：“近年来我国出版事业注重双效要求，既要立足区域特色出版资源，在深化主流选题上下足功夫，又要本着‘优中选优’‘高原上建高峰’的基本原则，弘扬中华文化，为民族复兴延续精神命脉！”[2]“最后的遗产”出彩之处在于既充分挖掘了区域音乐特色资源，又深化了出版主题，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首先，“最后的遗产”以云南省各区域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遗产为选题范围，通过大量实践调研，将选题范围精确到8个人口稀少民族的音乐文化，凸显了选题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其次，“最后的遗产”的主编王群于2008年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研究项目“失落文明的挽回——云南7个人口较少民族濒危民歌保护研究”，并于2010年完成结项，为“最后的遗产”的选题策划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实践经验。这种在“高原上建高峰”的选题策划方式科学严谨、有理有据，为当下的民族文化出版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最后的遗产”契合新时代优秀出版物服务大局的要求，尤其是该出版物中提出的“文化反哺”工程对当代民族音乐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有积极影响，对现阶段民族出版事业的长效发展有重要引导作用。
二、精耕细作，创新民族音乐的融合出版形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注重精耕细作、为人民提供“丰富而有营养的精神食粮”是对出版业的基本要求，也是新时代出版业创新发展的核心目标[3]。在“互联网+”和新技术赋能的背景下，出版业势必要积极探寻新的内容生产路径，从单一的传统出版形式逐渐过渡到多元的新型出版模式，全面推进出版融合事业纵深化发展。“最后的遗产”作为现阶段民族音乐文化出版事业的代表性成果，不仅精耕细作，以优质内容彰显民族音乐文化魅力，还创新民族音乐的融合出版形式，集图、文、音、视出版形式于一体，打造立体化数字复合形态，极具市场竞争力。 1.精耕细作，以优质内容服务读者需求
“内容为王”“用户为中心”是当代出版业需坚持的原则和发展方向。近年来，国家将传承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上升到社会文化建设高度，并通过国家出版基金、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五个一工程”等系列工程加速引导中国文化“走出去”，目的是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精品力作推向世界舞台，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要实现这一目标，精耕细作是关键。“最后的遗产”在内容制作方面具有三个优势。其一，“最后的遗产”专业队伍针对云南各州市的少数民族地区展开“地毯式”搜索，通过大量实践调研获得第一手原始资料，并积极与当地少数民族音乐人携手合作，如怒江民间歌手丰秀兰、云南著名歌手土土、德昂族民间音乐人尹晓翠等，因此该项目被称为“最广泛”“最全面”的区域少数民族音乐整理项目。其二，为了增加用户接触面，拓展作品推广渠道，“最后的遗产”团队不仅积极与科研机构、高校、各少数民族音乐组织开展合作，还举办了线下读者见面会和线上网络宣传活动，提升了出版物的影响力和传播效率。其三，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推动优质出版物“走出去”，“最后的遗产”在内容呈现形式上以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为主，采取中英译介的形式，借助国家扶持推广计划走向海外市场，凭借生动个性的民族文化标识获得了多个国家的高度认可，成为近年来我国热销海外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2.与时俱进，创新融合出版形式
随着数字技术与移动互联网的全面普及，新兴的文化内容供应商与渠道运营商成为影响出版业发展的关键。在技术裹挟、碎片化消费的当下，创新融合出版形式，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保障，也是构建书香中国、推动文化繁荣与文明演进的有效手段。“最后的遗产”并不局限于传统的纸质图书，而是集图、文、音、视出版形式于一体，其对8个人口稀少民族的原生音乐进行现场音视频收录，对即将湮灭的民族音乐文化实施了抢救性保护行动。正如项目负责人马云华所言：“‘最后的遗产’的出版初衷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民族同胞了解与熟悉民族音乐，并将其代代传承下去，另一方面是希望给民族音乐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原生态资源，提高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当代活性。”近期，云南民族文化音像出版社积极构建网络发行渠道，旨在利用新技术、新思维、新渠道将“最后的遗产”转化为数字出版物，将珍贵的民族音乐系列精品推广到互联网市场，使其反哺当代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事业。
三、传承弘扬，赓续民族音乐文化血脉
近年来，党和国家对传承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如国家出版基金将“文化建设与中华文化传承”列为资助重点，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10个出版计划报送重点等。出版业理应服务大局，实现顶层设计与基层施行两手抓，在思维创新、人才配备、经费投入、渠道建设等各方面下足功夫。 “最后的遗产”系列音像出版物作为现阶段首个关注人口稀少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的专项出版物，是出版业赓续民族音乐文化血脉的佳作代表，其不仅勇于承担传承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出版使命，还为现阶段我国社会先进文化建设与世界文明多样性演进贡献了力量。
1.勇于担当传承与赓续民族文化血脉的出版使命
出版业要树立推动中华民族優秀传统文化出版工作的先进理念，深化文化产品供给侧结构改革，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品质，满足海内外读者日益多元的文化消费需求，实现传承与弘扬并重的目标。“最后的遗产”作为弘扬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优秀出版物，在选题策划、内容制作、出版发行多个环节都尽量凸显民族音乐文化的独特价值。首先，在该出版物选题策划之初，云南民族文化音像出版社和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院便组建了一支专业队伍（以具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实施经验的王群为项目总负责人，以云南民族艺术研究院院长马云华、云南民族音乐人土土等学界、业界专业人士为执行编辑），通过长时间实践调查和理论研究，制定了以8个人口稀少民族的音乐文化为出版主题的计划。其次，在内容制定层面，专业队伍历时三年，针对云南各州市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现状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田野调查，并以音视频为主要呈现方式，在颂扬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之美的同时，揭示了现阶段民族音乐文化濒临消失的现状，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最后，在出版发行方面，该出版物不仅进行“线上+线下”渠道建设，还积极与科研机构、同行展开交流与合作，建立长效机制，为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做出巨大贡献。如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收藏了该系列出版物并于2016年9月举办了系列学术研讨会，这让更多学界、业界同人和广大读者充分认识到 “最后的遗产”出版的重大现实意义。
2.对社会先进文化建设与多元世界文明演进有重要促进作用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最后的遗产”将云南省8个人口稀少民族的音乐文化予以传承推广，并提出了“文化反哺”策略，旨在以出版促传承，加速民族音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多元化发展，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供长效动力。此外，党的十九大将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文化出版事业发展带来了全新机遇。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丰富，具有鲜明特色，又占据政策优势，能反哺新时期出版业创新发展和品牌建设工作，实现互惠共利、协作双赢的目标，这也是“最后的遗产”一经问世便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重要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全球一体化趋势不断强化的今天，不仅是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更离不开中国。”[4]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能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演进提供重要支持。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作为不可复制的区域特色文明，能为世界文明生态建设提供巨大助力。因此，“最后的遗产”系列音像出版物在国家、政府的推动下迅速掀起海外热潮，其中的民族风情、民俗文化、民族艺术不仅吸引了多个国家及其民众的关注，提升了我国出版业“走出去”的影响力，还将中国故事、中国声音客观真实、立体多元地展现在世界舞台上，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增添了助力。
|参考文献|
[1]《最后的遗产》历时3年结硕果 收录云南一千多首原声音乐[EB/OL]. （2015-07-21）[2020-10-06]. https：//m. sohu. com/a/23608052_115092.
[2]陈红梅. 近五年我国主题出版选题策划特点分析[J]. 出版广角，2020（1）：18-21.
[3]王振宇，郝文辉. 新时代主题出版使命解读[J]. 中国出版，2019（21）：29-34.
[4]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