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历史新课标出台，将原有的三维目标深化为历史核心素养的分级发展目标，2020年历史课标再次修订，时空观念中的空间要求，史料实证中的论从史出，历史解释中的分析论证，家国情怀中的自我认同，诸多素养均要求拓宽历史教学中史料来源的多样性，增强史料运用的灵活性，以期达到整体教学效果的优化。朱汉国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分析与实施策略》中结合课程设计案例指出“教师利用课程资源辅助教学时应注意几个原则：有效性、思维性、探究性、情感性”。依据此方向，方志材料作为课程资源尚存在开发空间。就方志运用的整体环节角度看，方志材料在其中作为待学生主体认知的客体，明晰其本体的特性，是将其作为教学资源更好地开发运用于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前提条件。在历史课程设计中，可用的资料门类多样，如史书材料、实物资料、口述资料等，但是不同资料存在的特点有所差异，若要依据学生学情，与课程主题内容达到较高契合程度，就需基于材料的特点进行差异化设计以实现优化。关于方志运用过程中材料本体的特质，在此主要论及三方面：
　　第一，辨析理论意义上地方志材料与地方史材料概念与内涵之间的联系。由于地方志与地方史自两汉时期产生后长期存在特殊联系，彼此间界限模糊，因此学者对于地方志与地方史的关系争论较多。但综合来看，地方志与地方史本质属性的不同在于存史与述史的功能差异，地方志理论原则上更像资料汇编，在具体特性方面主要表现在所记内容、写作方式的差异，地方志相比地方史所涉及的内容更广泛，有百科式的特点，同时，不同于地方史结构性叙事分析的写作手法，地方志更侧重于“述而不作”。推延至其他史书著作材料，地方志的特点也主要表现在上述内容、写作方式等方面。教学过程中，让学生认清方志材料与其他著作材料的联系，有助于解读材料时的整体把握。
　　第二，辨析方志材料性质的实际表现。以理论原则来看，方志材料应更注重客观性，不过实际表现并不尽如理论所意。谭其骧先生曾强调“地方志的严肃性”，表示“方志质量堪忧”，同时指出在编修方志时“虽宜粗不宜细，但必须有具体情况，不能含混”[1]。基于此种情况，在使用方志材料时，教师首先要进行材料的选择，明晰材料中真实可信与存在错误的部分，辨析原始史料、著作史料。同时也可以此为出发点，给出学生存在差异的材料，引导学生辨析，全面认识方志材料理论上的性质和实际表现。
　　第三，辨析方志材料与口述材料展现内容的联系。由于方志材料涉及内容的广泛，在编修过程中多采用访谈调查的方法获得资料，尤其是时间上距离当下较近的方志材料。不过限于其书面记载对篇幅的要求，诉诸书面的内容并不十分详备，因此在课程设计中运用时，需要辅以口述资料弥补其缺漏，同时在此过程中，两种材料的展现内容可能会出现相抵牾的情况，所以需要辨析两种资料的展现内容，提升所用材料的完整性与准确性。
　　此处尝试以如下案例探讨上述三方面的辨析：
　　线索一：不同角度对牛鉴的认知
　　材料一：“牛鉴（1885—1858），武威人，鸦片战争进入关键时期，擢牛鉴为两江总督，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不久，牛鉴以‘防堵不密，贻误机宜’罪解京，并定为死罪，咸丰八年，病死红崖山庄，牛鉴政绩卓著，因吴淞口失守，做了清政府的替罪羊。”“在《清史稿》中，牛鉴被列入贰臣传。”[2]
　　材料二：到此之后，才闻得牛镜堂革职，锁拿进京，系因御史参其镇江失守，不行救援即引兵退回金陵。此次从凉州镇长松亭写来，必非讹传。又闻耆介春放两江，不知确否？镜堂牛鉴议和之请，既已准行，乃尚未办妥，忽又拿问，近事之反复不定如是，真难测度。若罪其失守，则同罪之人尚多，果将穷治耶抑可异罚耶，如因御史参出即加之罪，似近来言路又太有权。[3]
　　问题设计：针对牛鉴与鸦片战争的联系，两段材料所展现的认识有何差异？为何不同来源的材料展现出的认识有差异？方志材料中是否有评价性话语？这是否符合方志材料应有的特点？结合这些认识，思考鸦片战争失败是否应归咎于林则徐、牛鉴等人，如果不应该，那原因应该是什么？
　　设计思路：以方志中较典型人物牛鉴与鸦片战争的联系为切入点，给出方志材料、史书材料的记载，引导学生分析不同来源的材料记载有何不同，思考为何对牛鉴的评价有差异，明晰站在不同立场、不同角度对于同一历史事件会产生不同历史解释。进而与鸦片战争联系，思考失败的原因是否在林则徐、牛鉴等人。一方面对方志材料和其他材料有所辨析，辩证认识方志材料，另一方面借助本土历史人物激发学生对问题深入思考的兴趣，对“鸦片战争”一课中战败原因有更全面的认知。
　　线索二：一场地震所反映出的问题
　　材料三：1927，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凌晨5时20分，武威古浪一带发生里氏8级地震，震中烈度为11度。武威县毁房45.84万间，压死居民3.54万人，牲畜22万多头，名胜古迹大多被毁坏。[4]
　　材料四：昨日电讯，甘肃省之凉州于五月二十三日发生地震（此电到申已渝三星期矣），城中菁华几毁其半，损失之数约三四百万元。[5]
　　材料五：（布登勃洛克）地震之可惧，使余深觉世界末日即将临顷，自地震发生后，迄今已三星期矣，但每日尚闻地下如雷之声，且不时摇动。是日天气晴明，殊至晨中，忽有极强烈之震动，窗上玻璃响声不绝。邮电不通者已久，故外省无从得知。[6]
　　材料六：国民政府交通部训令，令电政总局，据甘肃电政管理局呈报凉州地震，该处电报局员役，抢护机器，赶修线路，分别抚慰，以昭激励等情。中华民国十七年一月十九日。[7]
　　材料七：甘肃大地震写真[8]
　　问题设计：上述诸种材料从史料性质来看是否有不同？有何不同？哪种材料的信度最高？材料三和其他材料之间是否有联系？有何联系？从上述材料来看，对于灾情的统计、报导、救助有何特点？联系当今救灾情况，思考交通、通讯对社会救灾的作用。
　　设计思路：以武威地震为切入点，选取多种材料，引导学生辨析方志材料与其他类型材料的联系，进而思考当时交通、通讯条件与地震灾情的联系，引导学生思考交通、通讯进步对社会救灾的作用。这样一方面让学生对史料类型有所概观，深化史料辨析的基础素养，另一方面与“交通与通讯进步”一课的要点契合，深化学生对交通、通讯与社会之间联系的认识，契合新课改中历史内容社会化的导向趋势。
　　据上可见，完善认知材料本体的特性问题，对其运用过程中效果的优化存在必要性。依据辨析，在具體教学中方志材料的使用需要与地方史材料、口述史材料等配合才能达到整体课程效果的优化。而明晰方志材料不同于其他材料的属性，才能在选用教学材料及设计问题时有明确的指向，也正是基于对方志材料特点的辨析，才能为教学设计中方志材料与具体课程的有机结合做好铺垫。
　　叶小兵老师说“教材是凝固的风景画”[9]，而让学生感知动态的风景，观澜知变，于风景中升华历史情怀，也需要教师依据教材开发教学资源，深化拓展教材内涵与外延，对课程进行符合核心素养主题的设计架构。基于教育理论与实践所提出的方志材料运用策略仍多有不全之处，还需要在实践教学中修正，期冀在新的历史课程改革中，继续就主题探讨完善。
　　【注释】
　　[1]谭其骧：《浅谈地方史和地方志》，《江海学刊》1982年第1期，第55—60页。
　　[2]武威通志编委会编纂：《武威通志·人物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1、102页。
　　[3]林则徐著，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8、199页
　　[4]武威通志编委会编纂：《武威通志·大事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6页。
　　[5]凉州地震之外讯，摘自《新闻报》1927年6月17日。
　　[6]国内近闻：甘肃大地震兰州教士之报告，摘自中国矿冶工程学会编委会主办：《矿冶》，第一卷第二期，1927年，第140—142页。译自上海字林西报，1927年7月30日。
　　[7]王伯羣：国民政府交通训令：第五十一号，交通公报，1928年，第一卷第七期，第10—12页。
　　[8]商务印书馆主办：《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15期，第1页。
　　[9]叶小兵：《简论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历史教学特征》，《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7年第12期，第8—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