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在2011年第六期有篇题为《闻一多的婚姻和爱情》的文章，说闻一多去世后其遗属寓居白米斜街是组织安排。此说有误。闻一多去世后，其遗属回北京后曾住在白米斜街三号冯友兰家里。这是冯友兰家的邀请，而不是组织的安排。对此，有必要加以澄清，免得以讹传讹。
　　白米斜街位于北京地安门附近什刹海旁边，胡同中部北边的二号、三号和四号原为清末名臣张之洞的府邸，其中三号院为主房：前有照壁，后有花园。1933年至1934年之间，冯友兰从张之洞后代那里购得三号院，以备不时之需。购了这座府邸之后，冯友兰自己并没有怎么住，倒是他的朋友和亲戚常在那里居住。徐旭生、常维钧和张岱年等都曾在那住过。“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冯友兰一家在那里住了一阵子，后来就去了蒙自和昆明。
　　抗战期间，北京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徐旭生的夫人带着女儿徐恒住在白米斜街三号。住在这里的，还有李戏渔（濂）、王孝鱼、张恒寿以及鲁迅的学生翻译家李霁野。当时，每月还来一个比较特殊的客人：鲁迅的母亲鲁瑞或元配朱安。原来，周老夫人只承认元配长媳朱安，始终与她生活在一起，而不承认许广平。鲁迅生前，一直负担着母亲和元配的生活费用。鲁迅去世后，周作人住着兄长生前买的房子却不负担老母和寡嫂的生活费用。周老夫人和朱安的生活费每月还得由许广平从上海寄到李霁野处，她们再从李霁野那里取回。开始时是周老夫人自己去取，后来就由朱安去取。
　　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复原。冯友兰一家也回到北京。他们先住在白米斜街，后来搬回清华园乙所。闻一多遗属就是在这段时间住在白米斜街三号的。
　　这事还要从闻一多遇难说起。西南联合大学于1946年5月4日结束。冯友兰于5月下旬离开昆明前往重庆。冯友兰也请闻一多一起去美国讲学，可闻一多没有去。就在冯友兰滞留重庆之时，7月15日，闻一多遭特务暗杀。得知噩耗，冯友兰十分悲痛。7月18日，滞留重庆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们以快邮代电致教育部长，要求当局缉拿凶手，严究主使，从速处理，以平公愤。冯友兰在上面签名。就在这天，他又致函梅贻琦，要求从优抚恤闻一多遗属：“昨日始悉一多消息，不胜悲愕。此间同人已联名致教部一电，原稿由锡予寄呈一阅。校中对于一多家属抚恤不知已有决定否，弟意可先决定下学年续发薪津，其余以后再说。”冯友兰还专门约先到重庆的立雕、立鹏兄弟到自己家，安慰他们。八月中旬，冯友兰赴美讲学。临行前，他为闻一多遗属生计之事专门致函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一多之死，就清华言，亦为莫大之损失……见报载校中有抚恤委员会之组织，不知有何决定。在平时，闻家驷屡次来打听弟言，以弟度之，可继发薪津数年，至少一年是不成问题的。家驷又表示望清华仍为一多家眷留一房子，俾其子女不致离开清华团体。弟意以一多在学术上之贡献及其死之情形，此点似应亦为抚恤条款之一，望酌定。如以为可行，并乞告一多太太，俾其放心北上。”
　　当时，闻一多的夫人、长子和两个女儿还滞留昆明，次子闻立雕等先回到北京，住在闻家驷家。到10月份，闻一多夫人携带其他几个孩子回到北京。因闻一多已经去世，按照规定，清华大学不再为其遗属提供住所。这样，闻一多遗属就无合适的栖身之地。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知道后就把他们请到自己家住。闻一多次子闻立雕在《实说冯友兰》一书中回忆说：“我们回到北平的时候，清华大学没有再给我们提供住房，我们在北平就没有房子住了。开始的时候是地下党帮助安排住一个房子，那是抗战胜利后党在北平军事调解处工作人员的住处。后来‘国共谈判’破裂了，蒋介石发动了内战，党在北平军事调解处人员撤走了。地下党就把这房子安排给我们。就是因为这样的背景，我们住进去后，国民党警察和宪兵经常去查。今天查这个，明天查那个。另外，距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就是国民党的宪兵部队，具体是什么部队，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了，门口站岗的军人荷枪实弹，看着很吓人。我们从那里路过就害怕，家里还不断有警察来查，搞得非常紧张。再加上那所房子很小，住不下，所以想搬家，可一时又没有合适的地方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冯先生的夫人请我们到他们家住，当时冯先生还在美国讲学。”这座住宅有很多院落，冯友兰家住在后面，闻一多家属住在前面。冯友兰和闻一多本为好友，两家孩子亲密无间。他们在昆明时就做过邻居。现在，他们分住前后，同进一门，相处融洽。就这样，闻一多遗属在白米斜街冯友兰家安心地住了一年多的时间。后来，闻一多遗属由中共党组织安排去了解放区。1949年初，解放军进入北京，闻一多家属也随军入城。可当时组织在忙着大事，顾不上给他们一家人安排住处，他们又到白米斜街冯友兰家住了一段时间。再后来，中共党组织给闻一多遗属安排了住房。冯友兰一家也搬到清华大学乙所。到解放初期，冯友兰以很低的价钱将白米斜街三号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