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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鸣语录
1、我们的官员,一般来说,面皮都比较薄,听不得不同意见,尤其是在公开场合发表的意见,无论如何都会脸红心跳,进而怒不可遏,跳到半空,也不是不可能的。
2、地方政府公司化,在改革之初,也许还有点正面价值,但是到了今天,已经成了危及政府形象和公信力的最大祸首。如果一个政府部门把纳税人赋予的公权力当成捞钱的凭据,公开公司化经营公共事务,怎么有利润就怎么办,人们将会怎样看待这个政府?
3、城市的和谐,是有钱有权人和平民百姓的和谐,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和谐,也是四个轮子和两个轮子的和谐,和谐的关键,在于多给众多的弱势者一点空间。
4、再好的制度,如果可以无端地被挂上许许多多的非制度的零碎,那么制度也就零碎了。
5、我不是人大代表,也不是媒体记者,更和纪检部门没什么关系,但每周都有很多人把他们的问题、所遭遇的麻烦和“冤屈”通过各种形式反映给我,我只能挑一些看起来比较严重的,转给我认识的编辑记者。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最大的一个可能,就是底下的老百姓的确不知道该将问题反映给谁,因此,只好病急乱投医。
6、强烈而不正常的仇富心理,背后的焦点,是公平与公正。
7、在某些人眼里,一个地方的首长,注定要比一个地方的所有人都大,比全国的老百姓也大。天大地大,不如官大。
欺上瞒下的官僚体制
美国学者孔飞力有本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著作《叫魂》,里面说到一个道理,说是在帝制的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信息控制的关系,皇帝想要知道地方的一切,而地方官则尽力不让皇帝知道一切,在上面的担心下面欺瞒,在下面的害怕自己那点不合规矩的事让上面知道,后果不堪。这样的信息控制战争,未必在今天就没有。对于一个唯有上级才可能福之祸之的行政体系,无论自己干了些什么,只要能把上级瞒住,一切就等于没发生。官僚机构,本身就是金字塔,上小下大,瞒住上级,具有可操作性,即使有人外露消息,只要控制及时,局面就不至于失控。……内部人的这种“反叛”行为,是行政官僚最担心的,因为,人人都知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控制住内部,一旦所有人都有这种“异动”,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将暴露在阳光下,上级自然什么都知道了,自己的乌纱帽也就保不住了。
在这样的体系里,身正不怕影子歪的说法,是没有市场的,凡是强力控制内部舆论的人,都意味着个中的猫腻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某个范围内,几乎是公开的,所要瞒的,只是他们的上级。真正要实现政务公开,首先要改革这种只对上负责的体制,落实体制、社会和舆论的三种监督,从体制改革入手,让人权行动计划落到实处。否则,王帅和吴保全的故事,就还可能重演。
摘自 张鸣 《中国心绞痛》“古今文字狱的异同”
折腾
虽然眼下不折腾已经成为国家的共识,但是,我们的某些政府机构,还是喜欢折腾。不折腾,似乎就浑身难受;不折腾,似乎就显不出来我这个机构的重要性。机构分管哪块,就折腾哪块,即使被人讥为吃饱了撑的,也要折腾。这些机构的人,似乎神经非常坚强,不在乎博得骂名。老百姓越是不满意,自己似乎就越是得意。似乎不给百姓添堵,自己就堵得慌,没事找事,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人们制造麻烦。这样的行政决策,固然背后有某些专家的支持,从本质上讲,依然是一种折腾。这么多年来,中国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折腾。从前是以革命的名义,以政治运动的形式折腾,现在是以改革的名义,以行政命令的形式折腾。总是无端生事,折腾老百姓,都是权力惹的祸。什么时候能不折腾了,百姓和国家就有福了。
摘自 张鸣《中国心绞痛》“没事儿折腾汉字为哪般”
无法响应的号召
一个我们学校曾经到边疆支教的大学生告诉我,他其实蛮有理想的,支教在内蒙一个县城,就打算毕业后在那里做一个中学老师。但是,去了以后才发现,那里的中学老师早就超编了,不仅中学超编,县城里所有吃公粮的地方,统统人满为患。像他这样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人家公开说,根本不需要。这种情况,其实相当普遍,很多内地的中小城市,吃公家饭的地方,早就人满为患了。开公司创业,没有当地强有力的靠山根本没门。而且由于经济不发达,大学生在市场上基本没有多少空间。一个非常明白的事实是,无论什么人,要想在 市场上找机会,还得在发达地区,不仅农民工打工如此,大学生打工也是如此。
摘自 张鸣 《中国心绞痛》“蚁族的逃离北上广问题”
密切隔开群众
80年代,我去中央党校,把门的人跟我们穿的一样,进门登记一下即可,不登记,混进去也不是不可能。但是现在再去,把门的成了武警,进一道门,登记一次,盘查一次,到了要见的人楼门口,还要被检查一次,然后通报清楚,才能放行,而我们要见的,无非是个学者型的副校长而已。
历史的记载告诉我们,共产党人曾经是打破等级界限的人,斯诺先生在《西行漫记》中感慨道,一系列被国民党政府悬赏十万大洋的中共领导人,从毛泽东到彭德怀,门口只随随便便地放了一个警卫,人们相互串门,推门就进。根据很多当事人回忆,延安时期的老百姓想要见到领袖,似乎很容易,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见。看那时候的老照片,领导人的合影,似乎并不按严格的等级,大家随便一站,位于中间位置的,往往是地位相对低的人。然而,在今天,不知怎么一来,当年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则,悄然变成了密切隔开群众。官员但凡到了一定级别,衣食住行,在制度设计上处处考虑的是跟老百姓的隔离,住是有人把门的大院,办公是有人站岗的官邸,出行是警察开道的一路畅通,就算是下来走访群众,有关部门也事先安排好,人不能随便见,路线不能随便走。老百姓如果有事想见领导,即使领导有心见,也难过上青天。
摘自 张鸣 《中国心绞痛》“密切隔开群众”
让人民找到自己的代表
事实上,除了个别特别差的官员,一般来说,政府和政府官员其实也希望下情能够上达,上情能够下达,沟通并不是一个令他们特别讨厌或者害怕的事。很简单,任何一级政府,都需要有政绩,都不希望自己的辖区出乱子。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况却往往相反,随处可见上下不沟通的现象,上面下面想的问题根本不一样,双方南辕北辙,相互猜忌,互不信任。官员说东,老百姓会往西去理解,有时候,明明是好事,都办不出效果,甚至出反效果。官员觉得自己很冤,好心办坏事,老百姓不理解,双方的隔膜,越来越深,越来越重。老百姓有事就想通过媒体披露,曝曝光,而官员则觉得媒体总是给自己找麻烦,因此对媒体强烈抵触。
说到底,之所以出现这种各说各的话,彼此不信任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完善,人民找不到自己的代表,代表也找不到自己的人民,或者根本不想找自己的人民。原本制度设计最合适表达民意的机构,在沟通中,起的作用不大,或者根本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现在,有的地方人大自己都觉得自己是橡皮图章,这种橡皮图章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大代表跟自己的选民脱节,在制度上,就没有组织措施保障代表和选民之间的联系,时间一长,选民选的时候,也不知道人大代表是做什么的,有事也不找他们,代表也乐得清闲,开会的时候,也就没有什么事可做,只好吃吃饭,拍拍手。
摘自 张鸣 《中国心绞痛》“让人民找到自己的代表”
我们的大学病了
现在大学有病,病得不轻,病入膏肓,癌症晚期,癌细胞严重扩散。其病,不仅仅是行政化,还是行政主导的垄断公司化,这才是真正可怕之处。现在的大学,不,全国的学校,其实只有一所,那就是教育部大学,所有的学校,无论大小,都是分部、支部、支支部。连中小学的课程设置,教什么,课间操跳什么舞,跑步跑多少米,教育部都要管。大学的毕业证由教育部统一发,研究生录取分数线,教育部定,哪个学校该上博士点,依然教育部说了算。大学有行政级别,副部级和局级,凡是副部级的大学,校长都是空降部队,正如何兵教授说的那样,闭门家中坐,校长天上来。农村里村民至少还可以选村长,大学教授对于谁来当校长,连问都没有问起——教授算老几?连系主任你都没资格选。
这样的大学,是个挣钱的机器,学官们谁不说扩招好哇,一个几千人规模的大学,变成几万人,从前一年学费几百,变成几千,个别特殊专业,打个幌子说是跟国外联合办学,就是可以收到几万,谁说钱不好花呢?谁说教育部不提倡产业化?它提倡的是垄断性的产业化,全国上下,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教育部大学。民营的大学,只限制在职高层次,外面的人想进来办学,进来连门都没有。全国的老百姓,想上学吗?只能上我们这里来,除非你有本事出国。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市场只消继续垄断下去,我们这天字第一号的教育部大学,不愁没有生意。
摘自 张鸣《中国心绞痛》“大学的病在哪儿?”
1、我们的官员,一般来说,面皮都比较薄,听不得不同意见,尤其是在公开场合发表的意见,无论如何都会脸红心跳,进而怒不可遏,跳到半空,也不是不可能的。
2、地方政府公司化,在改革之初,也许还有点正面价值,但是到了今天,已经成了危及政府形象和公信力的最大祸首。如果一个政府部门把纳税人赋予的公权力当成捞钱的凭据,公开公司化经营公共事务,怎么有利润就怎么办,人们将会怎样看待这个政府?
3、城市的和谐,是有钱有权人和平民百姓的和谐,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和谐,也是四个轮子和两个轮子的和谐,和谐的关键,在于多给众多的弱势者一点空间。
4、再好的制度,如果可以无端地被挂上许许多多的非制度的零碎,那么制度也就零碎了。
5、我不是人大代表,也不是媒体记者,更和纪检部门没什么关系,但每周都有很多人把他们的问题、所遭遇的麻烦和“冤屈”通过各种形式反映给我,我只能挑一些看起来比较严重的,转给我认识的编辑记者。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最大的一个可能,就是底下的老百姓的确不知道该将问题反映给谁,因此,只好病急乱投医。
6、强烈而不正常的仇富心理,背后的焦点,是公平与公正。
7、在某些人眼里,一个地方的首长,注定要比一个地方的所有人都大,比全国的老百姓也大。天大地大,不如官大。
欺上瞒下的官僚体制
美国学者孔飞力有本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著作《叫魂》,里面说到一个道理,说是在帝制的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信息控制的关系,皇帝想要知道地方的一切,而地方官则尽力不让皇帝知道一切,在上面的担心下面欺瞒,在下面的害怕自己那点不合规矩的事让上面知道,后果不堪。这样的信息控制战争,未必在今天就没有。对于一个唯有上级才可能福之祸之的行政体系,无论自己干了些什么,只要能把上级瞒住,一切就等于没发生。官僚机构,本身就是金字塔,上小下大,瞒住上级,具有可操作性,即使有人外露消息,只要控制及时,局面就不至于失控。……内部人的这种“反叛”行为,是行政官僚最担心的,因为,人人都知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控制住内部,一旦所有人都有这种“异动”,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将暴露在阳光下,上级自然什么都知道了,自己的乌纱帽也就保不住了。
在这样的体系里,身正不怕影子歪的说法,是没有市场的,凡是强力控制内部舆论的人,都意味着个中的猫腻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某个范围内,几乎是公开的,所要瞒的,只是他们的上级。真正要实现政务公开,首先要改革这种只对上负责的体制,落实体制、社会和舆论的三种监督,从体制改革入手,让人权行动计划落到实处。否则,王帅和吴保全的故事,就还可能重演。
摘自 张鸣 《中国心绞痛》“古今文字狱的异同”
折腾
虽然眼下不折腾已经成为国家的共识,但是,我们的某些政府机构,还是喜欢折腾。不折腾,似乎就浑身难受;不折腾,似乎就显不出来我这个机构的重要性。机构分管哪块,就折腾哪块,即使被人讥为吃饱了撑的,也要折腾。这些机构的人,似乎神经非常坚强,不在乎博得骂名。老百姓越是不满意,自己似乎就越是得意。似乎不给百姓添堵,自己就堵得慌,没事找事,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人们制造麻烦。这样的行政决策,固然背后有某些专家的支持,从本质上讲,依然是一种折腾。这么多年来,中国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折腾。从前是以革命的名义,以政治运动的形式折腾,现在是以改革的名义,以行政命令的形式折腾。总是无端生事,折腾老百姓,都是权力惹的祸。什么时候能不折腾了,百姓和国家就有福了。
摘自 张鸣《中国心绞痛》“没事儿折腾汉字为哪般”
无法响应的号召
一个我们学校曾经到边疆支教的大学生告诉我,他其实蛮有理想的,支教在内蒙一个县城,就打算毕业后在那里做一个中学老师。但是,去了以后才发现,那里的中学老师早就超编了,不仅中学超编,县城里所有吃公粮的地方,统统人满为患。像他这样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人家公开说,根本不需要。这种情况,其实相当普遍,很多内地的中小城市,吃公家饭的地方,早就人满为患了。开公司创业,没有当地强有力的靠山根本没门。而且由于经济不发达,大学生在市场上基本没有多少空间。一个非常明白的事实是,无论什么人,要想在 市场上找机会,还得在发达地区,不仅农民工打工如此,大学生打工也是如此。
摘自 张鸣 《中国心绞痛》“蚁族的逃离北上广问题”
密切隔开群众
80年代,我去中央党校,把门的人跟我们穿的一样,进门登记一下即可,不登记,混进去也不是不可能。但是现在再去,把门的成了武警,进一道门,登记一次,盘查一次,到了要见的人楼门口,还要被检查一次,然后通报清楚,才能放行,而我们要见的,无非是个学者型的副校长而已。
历史的记载告诉我们,共产党人曾经是打破等级界限的人,斯诺先生在《西行漫记》中感慨道,一系列被国民党政府悬赏十万大洋的中共领导人,从毛泽东到彭德怀,门口只随随便便地放了一个警卫,人们相互串门,推门就进。根据很多当事人回忆,延安时期的老百姓想要见到领袖,似乎很容易,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见。看那时候的老照片,领导人的合影,似乎并不按严格的等级,大家随便一站,位于中间位置的,往往是地位相对低的人。然而,在今天,不知怎么一来,当年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则,悄然变成了密切隔开群众。官员但凡到了一定级别,衣食住行,在制度设计上处处考虑的是跟老百姓的隔离,住是有人把门的大院,办公是有人站岗的官邸,出行是警察开道的一路畅通,就算是下来走访群众,有关部门也事先安排好,人不能随便见,路线不能随便走。老百姓如果有事想见领导,即使领导有心见,也难过上青天。
摘自 张鸣 《中国心绞痛》“密切隔开群众”
让人民找到自己的代表
事实上,除了个别特别差的官员,一般来说,政府和政府官员其实也希望下情能够上达,上情能够下达,沟通并不是一个令他们特别讨厌或者害怕的事。很简单,任何一级政府,都需要有政绩,都不希望自己的辖区出乱子。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况却往往相反,随处可见上下不沟通的现象,上面下面想的问题根本不一样,双方南辕北辙,相互猜忌,互不信任。官员说东,老百姓会往西去理解,有时候,明明是好事,都办不出效果,甚至出反效果。官员觉得自己很冤,好心办坏事,老百姓不理解,双方的隔膜,越来越深,越来越重。老百姓有事就想通过媒体披露,曝曝光,而官员则觉得媒体总是给自己找麻烦,因此对媒体强烈抵触。
说到底,之所以出现这种各说各的话,彼此不信任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完善,人民找不到自己的代表,代表也找不到自己的人民,或者根本不想找自己的人民。原本制度设计最合适表达民意的机构,在沟通中,起的作用不大,或者根本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现在,有的地方人大自己都觉得自己是橡皮图章,这种橡皮图章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大代表跟自己的选民脱节,在制度上,就没有组织措施保障代表和选民之间的联系,时间一长,选民选的时候,也不知道人大代表是做什么的,有事也不找他们,代表也乐得清闲,开会的时候,也就没有什么事可做,只好吃吃饭,拍拍手。
摘自 张鸣 《中国心绞痛》“让人民找到自己的代表”
我们的大学病了
现在大学有病,病得不轻,病入膏肓,癌症晚期,癌细胞严重扩散。其病,不仅仅是行政化,还是行政主导的垄断公司化,这才是真正可怕之处。现在的大学,不,全国的学校,其实只有一所,那就是教育部大学,所有的学校,无论大小,都是分部、支部、支支部。连中小学的课程设置,教什么,课间操跳什么舞,跑步跑多少米,教育部都要管。大学的毕业证由教育部统一发,研究生录取分数线,教育部定,哪个学校该上博士点,依然教育部说了算。大学有行政级别,副部级和局级,凡是副部级的大学,校长都是空降部队,正如何兵教授说的那样,闭门家中坐,校长天上来。农村里村民至少还可以选村长,大学教授对于谁来当校长,连问都没有问起——教授算老几?连系主任你都没资格选。
这样的大学,是个挣钱的机器,学官们谁不说扩招好哇,一个几千人规模的大学,变成几万人,从前一年学费几百,变成几千,个别特殊专业,打个幌子说是跟国外联合办学,就是可以收到几万,谁说钱不好花呢?谁说教育部不提倡产业化?它提倡的是垄断性的产业化,全国上下,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教育部大学。民营的大学,只限制在职高层次,外面的人想进来办学,进来连门都没有。全国的老百姓,想上学吗?只能上我们这里来,除非你有本事出国。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市场只消继续垄断下去,我们这天字第一号的教育部大学,不愁没有生意。
摘自 张鸣《中国心绞痛》“大学的病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