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暮春，女儿生病，住在北京的一家儿童医院。阳光从阳台上飘荡进来，空气中略微有些苦的消毒水味儿，各种哭，啃噬着人们的内心。
　　医院的床永远是忙碌的。同病房来自河南的一对婆媳刚办理完出院手续，一个女孩就被安排进来，她叫乌日娜，11岁，是蒙古族人，身着不合季节的几层腈纶线衣，以及农村集市上十几元一条的牛仔裤，陪她同来的父亲则跛着一条腿。乌日娜的病有点怪，她会不自主且规律地发出沉闷的吭吭声，只有在睡觉时才能消失。
　　医生照例过来询问病情，乌日娜的父亲口音浓重，谦卑地问：“能不能用一些便宜的药，我们带的钱不多。”医生宽慰道：“会的，放心吧。”
　　这对父女的到来，引起了同屋人的关注，不是因为他们老旧的穿着，也不是因为他们些许突兀的五官，而是因为他们身上有股味道——牧民的腥膻味儿。“天天和牛羊呆在一起，当然会有味儿了。”“还有可能和他们吃的东西有关。”“内蒙古缺水，可能经常不洗澡”……这些猜测和闲谈，从一开始，就把他们孤立起来。几个病友甚至把凳子都划分清楚，因为不想坐他们坐过的凳子；当这个父亲在卫生间洗过头之后，另一个孩子的妈妈开始抱怨房间里有股怪味。
　　在蒙语中，乌日娜是灵巧的意思。而这个腼腆得有些笨拙的女孩，总是怯生生地看着这个崭新的世界，不知如何是好。不过，她还是兴奋地给留在老家的妈妈和姐姐打电话，说她去了天安门。
　　病房里，受大家关注的还有一对北京母子。男孩与乌日娜同岁。每天清晨，他妈妈会花一个小时买他最爱的豆浆；晚上，妈妈会为了让儿子休息好，在凳子上坐半宿，不必两人挤在一张床上。对这些，男孩早就习以为常，他最感兴趣的永远是在笔记本电脑上打游戏或者聊天。对妈妈费尽心思张罗来的一切，他只是眼皮都不抬地接过，喜欢便留下，不喜欢就直接扔在地上。
　　乌日娜的父亲很忙，白天不见人影，我们都猜测他是去打短工赚钱。乌日娜经常一个人留在病床上，她的外出除了去做检查，就是去楼下住院部大厅的查询机上看每天的支出清单。这对父女一天三顿饭都是馒头、米饭就咸菜，有时我把自家送的饭菜拨一些给她，她都会留给父亲。
　　每层病房大门一到晚上会上锁，只允许一名女性陪护。一些家属就在附近找旅馆；也有人带着被子，铺几块泡沫垫在地上将就几宿；乌日娜的父亲什么都没有，就在楼道的座位上凑合。一天傍晚，乌日娜细心地整理着几张泡沫垫和一床被子，告诉我：“这是隔壁病房的人出院后留下的。我爸每天睡在楼道的座位上，多冷啊，今天他可以暖和点了。”
　　对于乌日娜，她的父亲觉得有些愧疚。年轻时，他的腿受伤了，可是没钱治，成了现在这样。他知道，自己无法给女儿更多，但至少要让她健康，所以当县里、市里的医生没法治好女儿后，他执意把家里仅有的几只羊卖了，带她来北京看病。
　　同住了一段日子，乌日娜变得开朗了些，微笑时，她眼里的柔光透露出真诚。她依旧不会主动和人说话，但会在你离开时，轻轻提起床边的护栏，以防床上的小孩子掉下来。
　　当我张罗女儿出院时，乌日娜坐在一旁流泪了。在医院，人们会很容易深入到彼此最私密的生活、最柔软的内心，然后在分手的那一刻冷静而迅速地抽离。但是这个女孩不会，她只会用最原始的方式表达她的心思。
　　几天后，我去医院办事，正好碰上乌日娜的父亲领化验单，他告诉我，他们马上也要出院了。在病房里，我又看到了乌日娜和那对母子，她试图帮着整理小男孩的衣服，那个妈妈嫌弃地推开了她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