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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术界对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界定、理论基础、类型研究、比较研究、发展策略这五个方面。为使研究走向深入，今后的研究趋势应该是：立足本国国情，深化理论研究；坚持问题导向，开展实证研究；平衡“实然”“应然”，拓宽类型研究；着眼借鉴发展，细化比较研究。
关键词：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研究进展；研究展望；综述
我国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时期之后，如何处理好高校与政府、高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当今教育管理与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发展高等教育中介组织，不失为一种有效途径。本文拟对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研究现状作一梳理，以便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基本线索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颁布，标志着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拉开序幕。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政府要转变职能，由对学校的直接行政管理，转变为运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管理。”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重申了建立和健全教育中介组织的重要性,并指出：“在高中及以上的教育办学水平评估、人力资源预测和毕业就业指导等方面进一步发挥非政府的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由此，在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支持和培育下，我国的高等教育中介组织获得了充分的发展空间。
国内学术界对于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研究最初开展于20世纪90年代。1990年，学者王一兵首次将中介组织的概念引入我国学术视野。此后，教育界同仁就开始呼吁大力发展教育中介组织。1994年，时任国家教委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的王冀生提出：“国家应当高度重视、支持和发展高等教育的社会评估体系”，“逐步建立由教育界和社会各界专家参加的评估机构（或称中介机构），积极支持、发展社会学术团体组织的各种社会评估活动。”此后，在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学者们陆续展开了相关研究。
二、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研究进展
从现有资料来看，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研究主要围绕五个方面展开：
1教育中介组织的概念界定
教育中介组织的概念最初是一个“舶来品”。在英文文献中，最早是由伯顿·克拉克（Burton R. Clark）在其1983年出版的著作 《高等教育系统》中提出有“Buffer”这类组织的存在，并以英国的大学拨款委员会（1919—1989）（UGC）作为经典的Buffer组织的范例。由于Buffer有 “缓冲器”的意思，因此我国学者对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直观认识就是来自于它的缓冲功能。“教育中介组织，在西方被称为‘中介团体’‘缓冲组织’或‘减压阀’，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缓和政府与学校之间的矛盾，加强政府部门与独立（或半独立）的组织的联系以完成一种特殊的公共目的。”
有的学者以组织的位置和功能作为概念界定的侧重点。虽然我国理论界对教育中介组织的概念界定并无统一认识，但是这些看法还是有一些共性的。其一，这些概念都是在参照社会中介组织理论和对国外教育中介组织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教育领域关注的问题而展开的。其二，这些概念都认可了教育中介组织的独特地位，暗示其不是政府机构，不是政府的附属物，也不是高校的代言人，更不是政府与高校之间的一个行政管理层次，而是一个居于高等教育与其外在主体之间的，促使它们发生关系的一种中介组织。
2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理论基础
学者们对于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理论基础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五个理论展开。
第三部门理论。美国经济学家韦斯伯特认为第三部门组织的存在可以有效地弥补政府失灵的不足，即第三部门组织可以通过提供政府余下的那一部分公共物品以满足部分公民的需求。
缓冲器理论。在政府和大学之间，成立专门组织，作为缓冲机构，已是美国、英国、日本等许多国家有效管理高等教育的重要手段。
委托代理理论。随着教育公共事务和行政事务的庞大、复杂和专业化，政府已很难有效地直接操作和管理教育中的各项事务，于是有必要发挥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将一部分行政权力委托给教育中介组织，由它们负担某些原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如评估、融资等。
信息不对称理论。所谓信息不对称，也称为信息非对称，教育中介组织可以协调人们在某些领域知识上的不足、不确定以及信息的不灵通，有效消减信息不对称，以使人们更好地选择与判断并大大减少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
交易成本理论。从交易成本的观点来看，官僚机构垄断公共服务生产的传统模式无疑是以巨大的交易成本为代价的，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政府对教育事业的管理应逐步向宏观调控、微观放权模式转变，不妨将专业性较强又很具体的教育督导评估、决策咨询等事务交由中介组织来处理。
治理理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多元主义理论。如果民主要顺利运作、民意要充分彰显，各种不同利益团体的蓬勃发展是必要条件，政府的决策就是一系列来自社会尚未经整合的各种利益团体共同运作的结果。“如何在新的形势下理顺政府与各类教育机构，教育机构之间，教育机构与家长的关系，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满足各方的合法要求和利益，保持学校的活力，确保教育的健康发展，即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进行教育体制创新的客观要求使得教育中介组织的作用问题凸显出来。”
3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类型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按照设置方式以及经费来源的不同，阿拉坦巴根、慕彦谨认为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包括三种类型：官方型、民间型和大学自律型。赵雄辉、石军霞、颜丙峰、宋晓慧的思路与此类似，分为：由政府提供维持费用和资助并给予一定委托业务的半官方型，完全独立于政府与学校之外的民间组织，由校长、行政官员与教师组成的学术组织型。
依据职能运作上的差异，颜丙峰、宋晓慧把教育中介组织划分为：教育评估中介机构、教育融资中介机构、教育咨询中介机构、教育交流中介机构、教育后勤服务中介机构。尚悦、王振朋的分类方式与此略有不同，分为：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拨款中介组织、咨询中介组织、人力资源配置中介组织、后勤服务中介组织。
陈正华认为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存在的主要形式有：专业性学术团体、教育咨询与评估机构、教育信息服务机构、教育基金会、大学校友会。
根据处理不同主体的关系来看，刘小强提出当前要发展的高教中介组织主要是：高教—政府中介组织、高教—市场中介组织、高教行业中介组织。
以上对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类型的不同认识，一方面说明我国的教育中介组织有了一定的发展规模，相关研究取得一定进展；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于不同类型的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尚待深入。
4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比较研究
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中介组织起步较早，趋于成熟，而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比较滞后，不适应社会转型和大众化教育的需求，为此有必要开拓视野，适当借鉴国外经验。从类型看，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典型组织：
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学者们对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后发现：一个国家到底采用何种高等教育评估模式，必须根据本国历史传统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定。现阶段，从我国国情出发，将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定位于国家事业机构，以政府指导评估活动与评估组织的建立，是一个务实的选择。当然，从长远的发展趋势来看，应在我国建立非官方性质的独立的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
教育拨款中介组织。学者们从法学的角度剖析了英国大学拨款委员会、高教基金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嬗变，指出：有必要借鉴英国经验，建立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高教拨款中介组织。要明确它的法人地位，明确其与政府之间的权限分工。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介组织。学者们考察了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的成立和发展，分析了美国、英国、法国涉及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方面的教育中介组织，认为中国政府也应该努力建立权威性的中介评估机构，通过评估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有效性来达到外部质量保障的目的。
5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策略
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不尽如人意，学者们认为症结主要在于政府和高等教育中介组织自身这两个方面，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宝贵意见：
侧重于政府方面。肖云强调政府必须加快角色转变，统一规划和协调管理，并加强立法调控，完善信用体系的建设，健全内外制约机制，以营造教育中介组织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颜丙峰、宋晓慧强调建立健全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应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建立健全教育中介组织体系；赋予教育中介组织以合法性和权威性；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运行规则；加快政府职能的转换。
侧重于高等教育中介组织自身。金国红、周守军指出有必要加强对教育中介组织的建设：赋予教育中介组织一定的法律地位；实现教育中介组织的主体多元化；加强教育中介组织的机制建设，明确教育中介组织的经营性；提高教育中介组织的自身质量和服务质量。
二者并重，双管齐下。张振宇认为解决的策略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素质，加强自身建设；加快有关公益捐赠、减免税费方面的政策法规的出台，建立“权、责、利”经营机制和激励机制，使之真正走向市场；加强有关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制度建设。
从上述学者的分析可以看出：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与教育中介组织建构良性的互动，也需要高等教育中介组织自身的努力。笔者认为，从系统工程的角度考虑，教育中介组织自身似乎也应该与高校构建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教育中介组织应做好对高校的管理与服务工作；另一方面，高校也应该对教育中介组织的工作进行有效监督。
三、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研究展望
1立足本国国情，深化理论研究
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在我国出现的历史还不长，在政策支持、机制保障、外部监控、自身发展等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例如：如何加强立法，为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如何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服务水平，为现代大学的目标定位和战略选择提供有益意见……另外，还应注意我国的高等教育中介组织主要依赖于政府项目生存，教育中介服务主要还停留于政府组织、扶持的阶段，尚不能依靠市场自发产生效益并发展壮大。因此，我们的理论研究应立足本国国情，引导教育中介组织走专业化发展、市场化经营之路，依靠其专业服务和规范高效的市场化运作赢得政府和学校的信任，赢得自身的发展空间。
2坚持问题导向，开展实证研究
从研究现状来看，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研究成果集中于文本研究，忽视实证研究，这是一大缺憾。以我国业务范围较广、学术活动较为活跃的专业性教育评估机构之一的上海市教育评估院为例，可以发现我们需要探究的问题有很多：每年开展的高等教育评估及相关业务究竟有多少？年度递增数量如何？在这些业务中，政府委托、社会委托、主动承揽的比例是多少？收费标准如何？咨询、监督、评价、鉴定等服务究竟如何开展？从成立于1996年的上海市高等教育评估事务所发展为上海市教育评估院，究竟是如何加强内部建设，提高服务质量，扩大社会影响的？是如何开展教育评估理论、标准、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开展国内外教育评估等方面的交流与活动的？有无其他专业机构或政府管理部门对上海市教育评估院进行年检？是否建立了质量公报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开？诸如此类的问题，尽管琐碎，却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只有开展长期的实证研究，才能发现各种影响因素的相关性或者因果性；只有开展大量的实证研究，才能发现不同教育中介组织的个性与共性。
3平衡“实然”“应然”，拓宽类型研究
目前，学者们对教育中介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类：教育评价中介机构和留学中介机构。这显然与我国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现状有关。由于我国的教育市场化程度不高，社会还没有形成在市场中寻求教育服务的意识和习惯，因此，教育中介组织主要以政府扶持的评价类中介机构和市场需求量极大的留学中介机构为主，其余类型的中介组织相对较少。这种格局实际上是不成熟的，远远滞后于改革发展的需要。从长远来看，我们不仅要开展“实然”研究，而且还要开展“应然”研究，要对各种类型的教育中介组织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对一些国外丰富、国内稀缺的高教拨款中介组织、考试中介组织、委托管理类教育中介组织等进行比较研究，以期逐步建立健全的高等教育中介组织体系，不断拓宽中介市场，实现各类教育中介组织的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4着眼借鉴发展，细化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不只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由于教育中介组织首先是在发达国家孕育并发展起来的，因此，了解国外教育中介组织的运行发展状况，从中汲取有益经验，可以让我们少走弯路，形成后发优势。目前，学者们关于中外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比较研究已经开展，但还不够细致，主要表现为：研究人员更多地关注国外高教中介组织的类型、地位、功能、发展经历与前景，对于这些组织的管理模式、内部运营机制、具体项目操作方式往往语焉不详。而后者恰恰是我们应努力探究的。当然，由于中西方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我们对西方教育中介组织的模式和做法不可能直接照搬和移植，只能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尊重事实、相互学习。
关键词：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研究进展；研究展望；综述
我国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时期之后，如何处理好高校与政府、高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当今教育管理与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发展高等教育中介组织，不失为一种有效途径。本文拟对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研究现状作一梳理，以便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基本线索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颁布，标志着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拉开序幕。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政府要转变职能，由对学校的直接行政管理，转变为运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管理。”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重申了建立和健全教育中介组织的重要性,并指出：“在高中及以上的教育办学水平评估、人力资源预测和毕业就业指导等方面进一步发挥非政府的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由此，在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支持和培育下，我国的高等教育中介组织获得了充分的发展空间。
国内学术界对于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研究最初开展于20世纪90年代。1990年，学者王一兵首次将中介组织的概念引入我国学术视野。此后，教育界同仁就开始呼吁大力发展教育中介组织。1994年，时任国家教委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的王冀生提出：“国家应当高度重视、支持和发展高等教育的社会评估体系”，“逐步建立由教育界和社会各界专家参加的评估机构（或称中介机构），积极支持、发展社会学术团体组织的各种社会评估活动。”此后，在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学者们陆续展开了相关研究。
二、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研究进展
从现有资料来看，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研究主要围绕五个方面展开：
1教育中介组织的概念界定
教育中介组织的概念最初是一个“舶来品”。在英文文献中，最早是由伯顿·克拉克（Burton R. Clark）在其1983年出版的著作 《高等教育系统》中提出有“Buffer”这类组织的存在，并以英国的大学拨款委员会（1919—1989）（UGC）作为经典的Buffer组织的范例。由于Buffer有 “缓冲器”的意思，因此我国学者对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直观认识就是来自于它的缓冲功能。“教育中介组织，在西方被称为‘中介团体’‘缓冲组织’或‘减压阀’，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缓和政府与学校之间的矛盾，加强政府部门与独立（或半独立）的组织的联系以完成一种特殊的公共目的。”
有的学者以组织的位置和功能作为概念界定的侧重点。虽然我国理论界对教育中介组织的概念界定并无统一认识，但是这些看法还是有一些共性的。其一，这些概念都是在参照社会中介组织理论和对国外教育中介组织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教育领域关注的问题而展开的。其二，这些概念都认可了教育中介组织的独特地位，暗示其不是政府机构，不是政府的附属物，也不是高校的代言人，更不是政府与高校之间的一个行政管理层次，而是一个居于高等教育与其外在主体之间的，促使它们发生关系的一种中介组织。
2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理论基础
学者们对于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理论基础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五个理论展开。
第三部门理论。美国经济学家韦斯伯特认为第三部门组织的存在可以有效地弥补政府失灵的不足，即第三部门组织可以通过提供政府余下的那一部分公共物品以满足部分公民的需求。
缓冲器理论。在政府和大学之间，成立专门组织，作为缓冲机构，已是美国、英国、日本等许多国家有效管理高等教育的重要手段。
委托代理理论。随着教育公共事务和行政事务的庞大、复杂和专业化，政府已很难有效地直接操作和管理教育中的各项事务，于是有必要发挥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将一部分行政权力委托给教育中介组织，由它们负担某些原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如评估、融资等。
信息不对称理论。所谓信息不对称，也称为信息非对称，教育中介组织可以协调人们在某些领域知识上的不足、不确定以及信息的不灵通，有效消减信息不对称，以使人们更好地选择与判断并大大减少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
交易成本理论。从交易成本的观点来看，官僚机构垄断公共服务生产的传统模式无疑是以巨大的交易成本为代价的，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政府对教育事业的管理应逐步向宏观调控、微观放权模式转变，不妨将专业性较强又很具体的教育督导评估、决策咨询等事务交由中介组织来处理。
治理理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多元主义理论。如果民主要顺利运作、民意要充分彰显，各种不同利益团体的蓬勃发展是必要条件，政府的决策就是一系列来自社会尚未经整合的各种利益团体共同运作的结果。“如何在新的形势下理顺政府与各类教育机构，教育机构之间，教育机构与家长的关系，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满足各方的合法要求和利益，保持学校的活力，确保教育的健康发展，即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进行教育体制创新的客观要求使得教育中介组织的作用问题凸显出来。”
3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类型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按照设置方式以及经费来源的不同，阿拉坦巴根、慕彦谨认为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包括三种类型：官方型、民间型和大学自律型。赵雄辉、石军霞、颜丙峰、宋晓慧的思路与此类似，分为：由政府提供维持费用和资助并给予一定委托业务的半官方型，完全独立于政府与学校之外的民间组织，由校长、行政官员与教师组成的学术组织型。
依据职能运作上的差异，颜丙峰、宋晓慧把教育中介组织划分为：教育评估中介机构、教育融资中介机构、教育咨询中介机构、教育交流中介机构、教育后勤服务中介机构。尚悦、王振朋的分类方式与此略有不同，分为：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拨款中介组织、咨询中介组织、人力资源配置中介组织、后勤服务中介组织。
陈正华认为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存在的主要形式有：专业性学术团体、教育咨询与评估机构、教育信息服务机构、教育基金会、大学校友会。
根据处理不同主体的关系来看，刘小强提出当前要发展的高教中介组织主要是：高教—政府中介组织、高教—市场中介组织、高教行业中介组织。
以上对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类型的不同认识，一方面说明我国的教育中介组织有了一定的发展规模，相关研究取得一定进展；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于不同类型的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尚待深入。
4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比较研究
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中介组织起步较早，趋于成熟，而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比较滞后，不适应社会转型和大众化教育的需求，为此有必要开拓视野，适当借鉴国外经验。从类型看，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典型组织：
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学者们对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后发现：一个国家到底采用何种高等教育评估模式，必须根据本国历史传统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定。现阶段，从我国国情出发，将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定位于国家事业机构，以政府指导评估活动与评估组织的建立，是一个务实的选择。当然，从长远的发展趋势来看，应在我国建立非官方性质的独立的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
教育拨款中介组织。学者们从法学的角度剖析了英国大学拨款委员会、高教基金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嬗变，指出：有必要借鉴英国经验，建立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高教拨款中介组织。要明确它的法人地位，明确其与政府之间的权限分工。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介组织。学者们考察了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的成立和发展，分析了美国、英国、法国涉及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方面的教育中介组织，认为中国政府也应该努力建立权威性的中介评估机构，通过评估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有效性来达到外部质量保障的目的。
5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策略
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不尽如人意，学者们认为症结主要在于政府和高等教育中介组织自身这两个方面，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宝贵意见：
侧重于政府方面。肖云强调政府必须加快角色转变，统一规划和协调管理，并加强立法调控，完善信用体系的建设，健全内外制约机制，以营造教育中介组织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颜丙峰、宋晓慧强调建立健全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应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建立健全教育中介组织体系；赋予教育中介组织以合法性和权威性；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运行规则；加快政府职能的转换。
侧重于高等教育中介组织自身。金国红、周守军指出有必要加强对教育中介组织的建设：赋予教育中介组织一定的法律地位；实现教育中介组织的主体多元化；加强教育中介组织的机制建设，明确教育中介组织的经营性；提高教育中介组织的自身质量和服务质量。
二者并重，双管齐下。张振宇认为解决的策略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素质，加强自身建设；加快有关公益捐赠、减免税费方面的政策法规的出台，建立“权、责、利”经营机制和激励机制，使之真正走向市场；加强有关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制度建设。
从上述学者的分析可以看出：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与教育中介组织建构良性的互动，也需要高等教育中介组织自身的努力。笔者认为，从系统工程的角度考虑，教育中介组织自身似乎也应该与高校构建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教育中介组织应做好对高校的管理与服务工作；另一方面，高校也应该对教育中介组织的工作进行有效监督。
三、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研究展望
1立足本国国情，深化理论研究
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在我国出现的历史还不长，在政策支持、机制保障、外部监控、自身发展等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例如：如何加强立法，为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如何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服务水平，为现代大学的目标定位和战略选择提供有益意见……另外，还应注意我国的高等教育中介组织主要依赖于政府项目生存，教育中介服务主要还停留于政府组织、扶持的阶段，尚不能依靠市场自发产生效益并发展壮大。因此，我们的理论研究应立足本国国情，引导教育中介组织走专业化发展、市场化经营之路，依靠其专业服务和规范高效的市场化运作赢得政府和学校的信任，赢得自身的发展空间。
2坚持问题导向，开展实证研究
从研究现状来看，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研究成果集中于文本研究，忽视实证研究，这是一大缺憾。以我国业务范围较广、学术活动较为活跃的专业性教育评估机构之一的上海市教育评估院为例，可以发现我们需要探究的问题有很多：每年开展的高等教育评估及相关业务究竟有多少？年度递增数量如何？在这些业务中，政府委托、社会委托、主动承揽的比例是多少？收费标准如何？咨询、监督、评价、鉴定等服务究竟如何开展？从成立于1996年的上海市高等教育评估事务所发展为上海市教育评估院，究竟是如何加强内部建设，提高服务质量，扩大社会影响的？是如何开展教育评估理论、标准、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开展国内外教育评估等方面的交流与活动的？有无其他专业机构或政府管理部门对上海市教育评估院进行年检？是否建立了质量公报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开？诸如此类的问题，尽管琐碎，却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只有开展长期的实证研究，才能发现各种影响因素的相关性或者因果性；只有开展大量的实证研究，才能发现不同教育中介组织的个性与共性。
3平衡“实然”“应然”，拓宽类型研究
目前，学者们对教育中介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类：教育评价中介机构和留学中介机构。这显然与我国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现状有关。由于我国的教育市场化程度不高，社会还没有形成在市场中寻求教育服务的意识和习惯，因此，教育中介组织主要以政府扶持的评价类中介机构和市场需求量极大的留学中介机构为主，其余类型的中介组织相对较少。这种格局实际上是不成熟的，远远滞后于改革发展的需要。从长远来看，我们不仅要开展“实然”研究，而且还要开展“应然”研究，要对各种类型的教育中介组织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对一些国外丰富、国内稀缺的高教拨款中介组织、考试中介组织、委托管理类教育中介组织等进行比较研究，以期逐步建立健全的高等教育中介组织体系，不断拓宽中介市场，实现各类教育中介组织的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4着眼借鉴发展，细化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不只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由于教育中介组织首先是在发达国家孕育并发展起来的，因此，了解国外教育中介组织的运行发展状况，从中汲取有益经验，可以让我们少走弯路，形成后发优势。目前，学者们关于中外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比较研究已经开展，但还不够细致，主要表现为：研究人员更多地关注国外高教中介组织的类型、地位、功能、发展经历与前景，对于这些组织的管理模式、内部运营机制、具体项目操作方式往往语焉不详。而后者恰恰是我们应努力探究的。当然，由于中西方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我们对西方教育中介组织的模式和做法不可能直接照搬和移植，只能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尊重事实、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