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九九六年秋天，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出于对我病情的照顾，我妈给我买了一张飞机票，从重庆飞往合肥。她自己那时还没坐过飞机呢，直到八年后，她才在万州五桥机场登上了一架小型飞机。那次她抵达北京后，恐惧地向我描述飞行带来的不安全感。我的父母生平第一次走进飞机场，跟着十几个人走出巴掌大的候机厅，走向空旷的停机坪。她说，那个飞机那么小，她好像只是登上了一只蜻蜓。由于没有经验，她以为飞行过程中那些剧烈的颤抖和摇晃都是正常的，飞机着陆后，她站在北京机场的地面上，仍感觉整个大地都在动荡。我后来猜测，他们乘坐的也许是四川航空公司的EMB-145喷气支线客机。这款飞机由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研发生产，配置50个座位，正逐渐取代中国自行研制的运-7客机。EMB-145从巴西出发，横跨大西洋、地中海，飞过西班牙、希腊、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最后从乌鲁木齐飞抵成都，再派送至离我家最近的万州机场。机场建在长江南岸的一座山顶上，就像拿一把刀轻轻削平了山峰，留下平整的跑道。我想象我的父母从大巴山脉的群山之间起飞，俯瞰长江像一条浑浊的水沟，而这条水沟是他们多年来通往世界的必经水路，有时是客船的四等舱，有时是快艇。一九九六年秋天，我就是乘坐了一艘快艇，像火箭划过水面，沿长江而上，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再辗转到江北机场。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我坐在飞机座位上的不安，不懂如何系好安全带，当空姐问我需要什么餐点时，我一声不吭，不知道要花多少钱。透过窗户，我看见自己腾空而起，眼下的群山变成沟壑，汽车像玩具一样随手可摘，随后我们升入云层，仿佛飘浮在还未缝制的棉花被上。飞机降落在合肥骆岗机场时，我看见了一望无际的平原，城市郊区凸起一座小山，名叫大蜀山，海拔不超过300米。我一直很想去爬爬这座山地公园，但不知为何从未成行。走出骆岗机场，我搭上机场大巴一路往北，还没走进市区便到了我的大学。这是一所刚成立不到十年的小学校，隶属于国家烟草专卖局。我的同学大都是全国各地的烟草公司子弟，我也不例外，其余还有一些安徽本地的生源。这些安徽的同学跟烟草系统无关，他们自成一派，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很明显他们大多来自小地方，家境也并不优渥，看我们这些烟草子弟的眼神，起初都带着敌视。整个学校只有两栋学生宿舍，一栋女生，一栋男生。我住在409寝室，一共八个人，三个来自安徽本地，其中一个是我下铺，他又瘦又小，佝着背，仿佛永远直不起身来，散发着柔弱和阴郁的气质。他是我大学期间唯一结交的安徽男生，也许是因为我们都爱看小说，或者他身上那种与众不同的姿态，热爱文学，有时像我一样对未来怀着不切实际的梦想。我们都梦想离开家乡，去更远的地方走走。他羡慕我至少离开了重庆，走了一千二百公里抵达安徽，而他那时最远的旅行就是从安徽南部走到省城合肥。现在我已记不清他是乘火车还是坐大巴来的合肥。火车站位于城市的另一端。有好几次，我和他骑车从学校出发，沿着美菱大道往北而去，经过市中心的四牌楼，围着市府广场绕一圈，最后犹豫着要不要骑到火车站。在我模糊的記忆里，火车站那一片区域很荒凉，遍布铁轨，有很多六七十年代的国营厂小区，已显露出破败的迹象。我的下铺是一个疯狂的自行车手，像踩着风火轮驶过所有的十字路口，而我那时还未掌握骑车的诀窍。在我的老家，自行车不是交通工具，而是一种娱乐，县城中心的广场上有一块平地，摆了几辆自行车，一块钱可以骑一个小时。我是到了合肥才第一次摸上自行车的车把，花了好几天才学会骑行几米。随后我立即去附近的修车摊买了一辆二手车，开始逐步探索学校周围方圆几公里的世界。这辆车的后刹坏了，所以我只能靠双脚磨地才能慢慢停下来。但我很快意识到，原来只需要两个轮子，生活的空间就可以无限扩大，如果带够干粮，也许我们能骑车绕着世界走一圈。傍晚时我常骑车去卫岗，离学校最近的商业中心，就像所有城市的边缘地带一样，卫岗是一个还未繁荣就已衰落的地界。我记得卫岗百货大楼的外墙有一个大钟，时针永远停在晚上六点和七点之间，好像这里从来没见过太阳。卫岗电影院每年都会放一次《魂断蓝桥》，每一次都是情侣之夜。我和我的下铺，总是在吃完晚饭后临时决定骑车出门，当我们从市区回来，途经卫岗，就会看见一对一对刚刚从电影院散场的年轻人。而我们的行动毫无方向，像两个四处流窜的游民，从卫岗骑到四牌楼，再沿着长江中路骑到三孝口，有时我们窜进一些小路，吃一碗撒了虾米的馄饨，再回到金寨路。我还记得我们曾路过中国科技大学，新校门威严大气，那些走进走出的大学生都闪着金光。我们停在马路对面，左脚支撑着自行车，默默地凝视着这些学生，仿佛仰望着我们那些不切实际的梦想，直到左脚酸了，才重新坐上车，慢慢骑回学校。
　　我在夏日的一个午后发现自己可能生病了。在走廊尽头的洗漱间，我对着水槽咳嗽，吐了几口痰，痰里有一团浓血。我走回宿舍，心情沉重，不敢告诉任何人。但连着好几天痰里再也没见血，然后是暑假，我乘火车去了天津，和两个朋友去北京游玩了一周。我们住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宿舍，在炎热的夏天逛完了每一个著名景点。现在回想起来，我对那一次的故宫和长城毫无印象，后来我曾多次游览这些地方，但始终提不起兴趣。故宫那些五彩琉璃瓦和几近透明的白玉栏杆，只是徒增这个地方的荒谬。游客拥挤在明晃晃的石板上，流着汗，努力从窗户望向黑洞洞的房间，而屋子里什么也没有。但我却迷上了圆明园。我记得我们临近中午才从圆明园东门走进去，那条路几乎没什么游客，好像荒废已久，路旁杂草丛生，右手边是一个废弃的小湖，湖里开满了荷花。路的尽头就是大水法。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此生我将永远流连于各种遗址和废墟之间，多年后我无数次进入希腊和土耳其，以及罗马和伊朗，都是因为这些国家拥有数不尽的废墟、残破的墙、孤独的石柱，以及石柱上方的无尽的蓝天。在圆明园的那个下午，我和我的两个朋友，长久地坐在大水法对面的木椅上，我盯着眼前的这片废墟，丝毫没有感受到萧瑟和苍凉，而是一种绵长的生命力。也许是毁灭带来了灵魂的自由，这些废墟只有经过火光之灾，才能从清朝的往日生活中解脱。我们在树荫下沉默地坐着，由于极度困倦，最后全都睡着了。第二天，我们坐上一辆开往南郊的公交车，前往世界公园。这个地方如今看来显得很可笑，在当时却给了我北京之行最大的震撼。我们只花了几个小时，就走遍了全世界，好像观看了一本立体的旅行教科书。在整个游逛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咳嗽，不停地流汗，但我宁可忽视这些症状，也不愿打扰到这趟旅行。最后，我们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回到重庆，再坐船回到县城。我妈立即察觉出我的身体不对劲，我已瘦成了一个猴子。医生检查了我的肺部X光片，说必须马上住院，肺结核已经很严重了。我躺在病床上输液，睡了一觉又一觉。朋友们排队来探望我，他们没有一个被传染上，简直是奇迹。我妈反复告诉我，肺结核已经被攻克了，不要担心，很快就会好的。但我仍然对这种传染病充满了恐惧。我想象在未来半年甚至一年，不会再有人接触我，就像被封闭在这个无法逃脱的病房一样，每天只能等待别人走进来。我记得病房只有我一个人，也许是我父母找到了一家清静的小医院，而不是较大的县人民医院。每天上午，当他们离开去上班之后，房间里只剩下我自己，我仰望着天花板，意识到死亡的可能性，而我还不满二十岁，即将变成一座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