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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黄梅戏电影发展阶段概述
戏曲电影是中国电影独有的类型片，从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开始，延续至今已有111年历史。1955年，第一部黄梅戏电影《天仙配》问世，瞬间如一缕山野的风，带着泥土的清香，吹遍了海内外，香满四溢。时至今日，黄梅戏电影先后问世了19部作品，不仅成为“中国戏曲电影”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形成一种文化现象，还为中国电影贡献了独特的清新质朴的美学风格。
回首黄梅戏电影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初创时期：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特点是以影就戏。在黄梅戏电影中“戏”是主体，起主导作用，电影则是载体和媒介。代表作有《天仙配》《女驸马》和《牛郎织女》等。
发展时期：20世纪七八十年代，特点是以戏就影，黄梅戏电影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黄梅戏电影开始探索强化电影的元素，淡化戏曲元素，突出电影时空的转换，以戏就影。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后，黄梅戏新一代的演员逐渐成长，她们开始担起黄梅戏的大梁，一批好看好听的黄梅戏电影先后推出。代表作有《龙女》和《孟姜女》等。
新时期：21世纪前后，黄梅戏电影的内容开始融入社会，日益与社会的主流文化相结合。这一时期戏曲市场低迷，黄梅戏电影也越来越少见。严峻的现实迫使黄梅戏电影选择新的突破方向，寻找发展的新特点。这一时期创作的黄梅戏电影并不多，代表作有《徽商情缘》《生死擂》和《六尺巷》等。
二、 凸显具有代表性的皖南元素和造型
在1995年之前拍摄的所有黄梅戏电影，都不是以安徽地域文化为题材的，直至《徽商情缘》，黄梅戏电影开始凸显皖南元素，弘扬徽文化。《徽商情缘》在讲述徽商李云飞的商旅和情感故事的同时，影片中展现了黄山山麓的书院旧址、碑刻、古桥、牌坊、老街和民居等富有古徽州文化特色的遗迹，配以黄山的云海、松，将徽州人杰地灵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都集中展示了出来，与影片情节浑然一体，令人难忘。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开阔的、自由的、带有安徽文化品味、浓郁地方特色的场景， 都是通过人物的行动或歌唱展示出来的， 达到了戏曲的‘境随情迁’、意与境浑、人天一色的艺术效果。”[1]
《生死擂》表现的是芜湖市作为长江沿岸重要通商口岸，其江南水乡和生活富足的“码头”风貌。米市、斛行、三打擂、争斛主等的一系列新鲜的名词成为该片独有的元素。选景“从建于唐朝的太白楼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宏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宝纶阁，宋代风格的屯溪老街，明代程氏三宅，清代芜湖教堂、英领馆，道教圣地齐云山，佛教圣地九华山……这些建筑古迹是一座座美的丰碑，作为人物活动的场所都收入了影片。观众不仅看到人物演绎的悲壮哀婉的故事，同时也看到1200多年前积淀下来的厚重历史。”[2]
《六尺巷》故事的发生地是在安徽省桐城市。桐城自古享有“文都”的盛誉，是文坛“桐城派”的故乡和戏曲黄梅戏之乡。《六尺巷》黄梅戏电影不只是故事内容教育人，其“电影在舞美设计和人物造型上十分讲究。张吴两家高宅大院开阔幽深，屋内字画满墙，古董触目可及，著名的‘徽州三雕’（木雕、石雕、砖雕）时时可见。油画般的暖色调营造出厚重内敛的书香氛围；同时，外景带有中国水墨画的淡雅，传递出徽州地域文化气息。剧中人物装扮温婉大气高贵含蓄，显示了古徽州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文化修养，特别是女主人公姚香兰的造型设计宛如一枝幽香扑鼻的兰花，令人难忘。”[3]
三、 塑造具有典型意义的皖南人物形象
虽然黄梅戏电影一直是安徽电影的一张亮丽的名片，但是黄梅戏电影中一直缺乏对安徽本土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塑造。新时期的黄梅戏电影终于有所改观，滋养了黄梅戏发展的皖南人开始成为银幕的主人公，他们具有皖南的乡土气息，包含皖南人的性格特色，烙有鲜明的皖南历史和文化色彩。这表明，新时期里的黄梅戏电影已经将创作的根源深深扎入皖南的历史和文化沃土，以此作为自身继续努力和前行的方向。
《徽商情缘》的故事发生在清朝的乾隆盛世期间。深秋的某日，漂泊在外行商的李云飞回到徽州老家，恰逢老徽商陈之章寿辰。为了报答当年捐资义葬双亲，助他走向经商之路的恩德，李云飞为陈之章送上了一箱书籍。陈之章觉得李云飞品行正派，有着兼济天下的胸怀，遂想将自家药材全部赠予他。陈之章的姐夫方士鹏是一地方官史，他对陈家财产早有企图，本想用联姻来霸占陈家的财产，见药材有利可图，便对陈之章赠李云飞药材一事兴风作浪，百般阻挠。陈之章派女儿陈文雁帮助李云飞重圆赈灾梦，在相扶相帮中，陈文雁和李云飞相知相爱，结成连理。面对纷繁时事，陈文雁和李云飞大彻大悟，把希望寄托在教育上，资助寒门学子，建功立业，发展乡邦文化。他们勇敢地继承了徽商的商德，告别了父老乡亲，又走上探求奋斗之路……
《生死擂》是一部阐释爱国主义和民族大义题材的黄梅戏电影，讲述了清朝末年芜湖米市工人们抗击英国入侵者斗争的英雄事迹，着重塑造了一批斛行工人的崭新形象。男主人公赵大江成熟稳重、颇具男子汉气概，为从操纵粮价的英国商人手里夺回芜湖米市的控制权，他在码头摆下“斛擂”，与受帝国主义蒙蔽的镇江斛手郑京生争夺总斛主。女主人公苏月英则是集干练与贤惠、温柔与刚强于一身的皖南优秀女性的代表。赵大江被害后，她深明大义，代夫打擂，并夺得胜利，演绎了一出荡气回肠、气薄云天的佳话。本片中的三位主要人物形象刻画生动，赵大江是黄梅戏电影中鲜有的阳刚之气的工人形象，外粗里细，知错就改，偶尔糊涂的大丈夫。苏月英继承了黄梅戏电影中女性外柔内强的传统。郑京生的角色开掘则有所突破，浪迹江湖、落拓不羁，在冷峻的外表下掩藏着一颗孤独、敏感的心。最后，当他得知自己被洋人利用，追悔莫及，遁入空门，这样的结局发人深省。
《六尺巷》的故事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间的桐城。张家与吴家世代为邻，两家宅基地中间有一条小巷作为过往通道。吴家建新房想越界占用这条小巷，张家不服，双方发生争执，告到县衙。因两家都是名门望族，和知县左右为难，迟迟不敢判决。张家人见有理难争，遂驰书京都，向自家在朝中做官的张英告之此事。礼部尚书张英阅罢，认为小事一桩，提笔作诗，张家得诗，深感愧疚，毫不迟疑地让出三尺地基。吴家见状，觉得张家不仗势欺人，深受感动，于是也效仿张家向后退让三尺，便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道，名谓“六尺巷”。两家礼让之举成就了一段美谈。 四、 管窥博大精深的皖南文化精神
新时期黄梅戏电影不仅表现了徽州人和徽州事，还藉此展现深厚的徽州文化精神，扩展了影片的人文思考。徽州自古文化底蕴深厚，被誉为“程朱阙里”“东南邹鲁”，儒风独茂，代代相传。新时期黄梅戏电影试图就其文化精神内涵的挖掘，作以下几个方面的探索。
（一）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
根据文献资料，“明清时代，徽州的商人达到成年男子的70%左右，徽州的环境一方面限制了当地的发展，但又同时促进了徽州的发展，勤劳的徽商是独特的地理环境逼出来的，徽商的崛起成为徽州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4]黄梅戏电影《徽商情缘》便颂扬了徽商在创业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徽骆驼”式的奋斗精神。徽商大都出身贫寒或家道中落，依靠勤奋和诚信成就了成功的事业。李云飞是个儒商，所以他在注重获利的同时， 也注重人格的自我完善。“片子开头孩提时代的李云飞在街头卖字，以便为死于瘟疫的父母送葬。儒商陈之章见他小小的年纪写了一笔好字，顿生爱怜之心，就叫他写一幅‘积善有乐地，读书是良田’的对联，用一锭银子成就他一片孝心，李云飞感动万分。别时，陈之章的幼女文雁不断回首看他，情缘就此而生。这是非常感人的一笔。十年以后，李云飞长大成人，为了报答陈之章的恩德，他送了几函珍本作为寿礼，陈之章欣喜异常藏入他的汲古楼，从此更加器重于他。共同的爱好和素养，结下了商缘和情缘，陈在弥留之际将女儿许给了他，继承了他的事业。他们的情缘是以道德文章作为媒介的。影片就这样以这些具体生动的艺术情节，刻划了这些儒商的生动形象。”[5]
（二）可歌可泣的爱国精神
徽州自古以来不乏抵御倭寇，爱国爱家的仁人志士。黄梅戏电影《生死擂》正是这样一曲赞扬爱国精神的颂歌。工人代表赵大江领导芜湖民众罢斛罢市，与妻子苏月英等米市儿女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操纵与控制，与英帝国主义展开了卓绝的拼死斗争。“本片的情节和人物都是虚构出来的，可是它表现的历史风云和社会矛盾是真实的，它所昭示的爱国情怀与民族大义是永恒的，人物之间爱恨情仇引发的对人生的思考是深刻的。”[6]由此可见，在严峻的历史时期，徽州人面对着不公平、不对等的外敌势力，所进行的不只是单纯的商业比拼，更表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爱国情怀。
（三）恭谦礼让的仁爱精神
徽州文化的基石是建立在儒家伦理思想基础之上的，互谦互让、平等待人、礼孝包容、厚德仁爱，这些可贵的品德和高尚的人格魅力，都离不开徽州传统的家族伦理的积淀。黄梅戏电影《六尺巷》表面上看像似一个家长里短的故事，但它的背后却很好地挖掘了宰相张英“谦让”的故事，体现出了一种美德的伦理来。从文化层面来审视，《六尺巷》的“内瓤应是桐城文化的精髓，相爷的打油诗也是桐城文化的自我解读。而桐城派和桐城文化更是源自上千年文风浸染的皖江文化。要不短短的四句打油诗也不会这样魅力无穷，经久弥香了。全剧没有空洞的口号，也没有强制地灌思想、提主题，使人们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愉快地接受了一次宣传谦让、和谐的思想，并能结合自己的切身利益感同身受。我想它们所传递的都是一种素质和一种精神，它所表现出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涵养。这也正是我们现在所需要提倡、需要弘扬的主题。”[7]所以，从本质上说，黄梅戏电影《六尺巷》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美德的生动再现。
参考文献：
[1][5]苏国荣.走向新的世纪——评黄梅戏戏曲电影片《徽商情缘》[J].黄梅戏艺术，1998（4）：34.
[2]王好为，李晨声.探寻通往观众心灵之路——黄梅戏故事片《生死擂》导演后记[J].电影艺术，2001（3）：84-87.
[3]杨丽芳.21世纪以：来黄梅戏电影探析.当代电影[J].2013（7）：197-200.
[4]徐潜.中国南方地域文化[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138.
[6]王好为，李晨声.回肠荡气与义薄云天——黄梅戏故事片《生死擂》导演阐述[J].电影，2001（2）：18-19.
[7]崔克勇.我对《六尺巷》的一些个人感受[J].黄梅戏艺术，2011（3）：42-43.
戏曲电影是中国电影独有的类型片，从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开始，延续至今已有111年历史。1955年，第一部黄梅戏电影《天仙配》问世，瞬间如一缕山野的风，带着泥土的清香，吹遍了海内外，香满四溢。时至今日，黄梅戏电影先后问世了19部作品，不仅成为“中国戏曲电影”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形成一种文化现象，还为中国电影贡献了独特的清新质朴的美学风格。
回首黄梅戏电影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初创时期：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特点是以影就戏。在黄梅戏电影中“戏”是主体，起主导作用，电影则是载体和媒介。代表作有《天仙配》《女驸马》和《牛郎织女》等。
发展时期：20世纪七八十年代，特点是以戏就影，黄梅戏电影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黄梅戏电影开始探索强化电影的元素，淡化戏曲元素，突出电影时空的转换，以戏就影。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后，黄梅戏新一代的演员逐渐成长，她们开始担起黄梅戏的大梁，一批好看好听的黄梅戏电影先后推出。代表作有《龙女》和《孟姜女》等。
新时期：21世纪前后，黄梅戏电影的内容开始融入社会，日益与社会的主流文化相结合。这一时期戏曲市场低迷，黄梅戏电影也越来越少见。严峻的现实迫使黄梅戏电影选择新的突破方向，寻找发展的新特点。这一时期创作的黄梅戏电影并不多，代表作有《徽商情缘》《生死擂》和《六尺巷》等。
二、 凸显具有代表性的皖南元素和造型
在1995年之前拍摄的所有黄梅戏电影，都不是以安徽地域文化为题材的，直至《徽商情缘》，黄梅戏电影开始凸显皖南元素，弘扬徽文化。《徽商情缘》在讲述徽商李云飞的商旅和情感故事的同时，影片中展现了黄山山麓的书院旧址、碑刻、古桥、牌坊、老街和民居等富有古徽州文化特色的遗迹，配以黄山的云海、松，将徽州人杰地灵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都集中展示了出来，与影片情节浑然一体，令人难忘。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开阔的、自由的、带有安徽文化品味、浓郁地方特色的场景， 都是通过人物的行动或歌唱展示出来的， 达到了戏曲的‘境随情迁’、意与境浑、人天一色的艺术效果。”[1]
《生死擂》表现的是芜湖市作为长江沿岸重要通商口岸，其江南水乡和生活富足的“码头”风貌。米市、斛行、三打擂、争斛主等的一系列新鲜的名词成为该片独有的元素。选景“从建于唐朝的太白楼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宏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宝纶阁，宋代风格的屯溪老街，明代程氏三宅，清代芜湖教堂、英领馆，道教圣地齐云山，佛教圣地九华山……这些建筑古迹是一座座美的丰碑，作为人物活动的场所都收入了影片。观众不仅看到人物演绎的悲壮哀婉的故事，同时也看到1200多年前积淀下来的厚重历史。”[2]
《六尺巷》故事的发生地是在安徽省桐城市。桐城自古享有“文都”的盛誉，是文坛“桐城派”的故乡和戏曲黄梅戏之乡。《六尺巷》黄梅戏电影不只是故事内容教育人，其“电影在舞美设计和人物造型上十分讲究。张吴两家高宅大院开阔幽深，屋内字画满墙，古董触目可及，著名的‘徽州三雕’（木雕、石雕、砖雕）时时可见。油画般的暖色调营造出厚重内敛的书香氛围；同时，外景带有中国水墨画的淡雅，传递出徽州地域文化气息。剧中人物装扮温婉大气高贵含蓄，显示了古徽州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文化修养，特别是女主人公姚香兰的造型设计宛如一枝幽香扑鼻的兰花，令人难忘。”[3]
三、 塑造具有典型意义的皖南人物形象
虽然黄梅戏电影一直是安徽电影的一张亮丽的名片，但是黄梅戏电影中一直缺乏对安徽本土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塑造。新时期的黄梅戏电影终于有所改观，滋养了黄梅戏发展的皖南人开始成为银幕的主人公，他们具有皖南的乡土气息，包含皖南人的性格特色，烙有鲜明的皖南历史和文化色彩。这表明，新时期里的黄梅戏电影已经将创作的根源深深扎入皖南的历史和文化沃土，以此作为自身继续努力和前行的方向。
《徽商情缘》的故事发生在清朝的乾隆盛世期间。深秋的某日，漂泊在外行商的李云飞回到徽州老家，恰逢老徽商陈之章寿辰。为了报答当年捐资义葬双亲，助他走向经商之路的恩德，李云飞为陈之章送上了一箱书籍。陈之章觉得李云飞品行正派，有着兼济天下的胸怀，遂想将自家药材全部赠予他。陈之章的姐夫方士鹏是一地方官史，他对陈家财产早有企图，本想用联姻来霸占陈家的财产，见药材有利可图，便对陈之章赠李云飞药材一事兴风作浪，百般阻挠。陈之章派女儿陈文雁帮助李云飞重圆赈灾梦，在相扶相帮中，陈文雁和李云飞相知相爱，结成连理。面对纷繁时事，陈文雁和李云飞大彻大悟，把希望寄托在教育上，资助寒门学子，建功立业，发展乡邦文化。他们勇敢地继承了徽商的商德，告别了父老乡亲，又走上探求奋斗之路……
《生死擂》是一部阐释爱国主义和民族大义题材的黄梅戏电影，讲述了清朝末年芜湖米市工人们抗击英国入侵者斗争的英雄事迹，着重塑造了一批斛行工人的崭新形象。男主人公赵大江成熟稳重、颇具男子汉气概，为从操纵粮价的英国商人手里夺回芜湖米市的控制权，他在码头摆下“斛擂”，与受帝国主义蒙蔽的镇江斛手郑京生争夺总斛主。女主人公苏月英则是集干练与贤惠、温柔与刚强于一身的皖南优秀女性的代表。赵大江被害后，她深明大义，代夫打擂，并夺得胜利，演绎了一出荡气回肠、气薄云天的佳话。本片中的三位主要人物形象刻画生动，赵大江是黄梅戏电影中鲜有的阳刚之气的工人形象，外粗里细，知错就改，偶尔糊涂的大丈夫。苏月英继承了黄梅戏电影中女性外柔内强的传统。郑京生的角色开掘则有所突破，浪迹江湖、落拓不羁，在冷峻的外表下掩藏着一颗孤独、敏感的心。最后，当他得知自己被洋人利用，追悔莫及，遁入空门，这样的结局发人深省。
《六尺巷》的故事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间的桐城。张家与吴家世代为邻，两家宅基地中间有一条小巷作为过往通道。吴家建新房想越界占用这条小巷，张家不服，双方发生争执，告到县衙。因两家都是名门望族，和知县左右为难，迟迟不敢判决。张家人见有理难争，遂驰书京都，向自家在朝中做官的张英告之此事。礼部尚书张英阅罢，认为小事一桩，提笔作诗，张家得诗，深感愧疚，毫不迟疑地让出三尺地基。吴家见状，觉得张家不仗势欺人，深受感动，于是也效仿张家向后退让三尺，便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道，名谓“六尺巷”。两家礼让之举成就了一段美谈。 四、 管窥博大精深的皖南文化精神
新时期黄梅戏电影不仅表现了徽州人和徽州事，还藉此展现深厚的徽州文化精神，扩展了影片的人文思考。徽州自古文化底蕴深厚，被誉为“程朱阙里”“东南邹鲁”，儒风独茂，代代相传。新时期黄梅戏电影试图就其文化精神内涵的挖掘，作以下几个方面的探索。
（一）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
根据文献资料，“明清时代，徽州的商人达到成年男子的70%左右，徽州的环境一方面限制了当地的发展，但又同时促进了徽州的发展，勤劳的徽商是独特的地理环境逼出来的，徽商的崛起成为徽州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4]黄梅戏电影《徽商情缘》便颂扬了徽商在创业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徽骆驼”式的奋斗精神。徽商大都出身贫寒或家道中落，依靠勤奋和诚信成就了成功的事业。李云飞是个儒商，所以他在注重获利的同时， 也注重人格的自我完善。“片子开头孩提时代的李云飞在街头卖字，以便为死于瘟疫的父母送葬。儒商陈之章见他小小的年纪写了一笔好字，顿生爱怜之心，就叫他写一幅‘积善有乐地，读书是良田’的对联，用一锭银子成就他一片孝心，李云飞感动万分。别时，陈之章的幼女文雁不断回首看他，情缘就此而生。这是非常感人的一笔。十年以后，李云飞长大成人，为了报答陈之章的恩德，他送了几函珍本作为寿礼，陈之章欣喜异常藏入他的汲古楼，从此更加器重于他。共同的爱好和素养，结下了商缘和情缘，陈在弥留之际将女儿许给了他，继承了他的事业。他们的情缘是以道德文章作为媒介的。影片就这样以这些具体生动的艺术情节，刻划了这些儒商的生动形象。”[5]
（二）可歌可泣的爱国精神
徽州自古以来不乏抵御倭寇，爱国爱家的仁人志士。黄梅戏电影《生死擂》正是这样一曲赞扬爱国精神的颂歌。工人代表赵大江领导芜湖民众罢斛罢市，与妻子苏月英等米市儿女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操纵与控制，与英帝国主义展开了卓绝的拼死斗争。“本片的情节和人物都是虚构出来的，可是它表现的历史风云和社会矛盾是真实的，它所昭示的爱国情怀与民族大义是永恒的，人物之间爱恨情仇引发的对人生的思考是深刻的。”[6]由此可见，在严峻的历史时期，徽州人面对着不公平、不对等的外敌势力，所进行的不只是单纯的商业比拼，更表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爱国情怀。
（三）恭谦礼让的仁爱精神
徽州文化的基石是建立在儒家伦理思想基础之上的，互谦互让、平等待人、礼孝包容、厚德仁爱，这些可贵的品德和高尚的人格魅力，都离不开徽州传统的家族伦理的积淀。黄梅戏电影《六尺巷》表面上看像似一个家长里短的故事，但它的背后却很好地挖掘了宰相张英“谦让”的故事，体现出了一种美德的伦理来。从文化层面来审视，《六尺巷》的“内瓤应是桐城文化的精髓，相爷的打油诗也是桐城文化的自我解读。而桐城派和桐城文化更是源自上千年文风浸染的皖江文化。要不短短的四句打油诗也不会这样魅力无穷，经久弥香了。全剧没有空洞的口号，也没有强制地灌思想、提主题，使人们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愉快地接受了一次宣传谦让、和谐的思想，并能结合自己的切身利益感同身受。我想它们所传递的都是一种素质和一种精神，它所表现出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涵养。这也正是我们现在所需要提倡、需要弘扬的主题。”[7]所以，从本质上说，黄梅戏电影《六尺巷》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美德的生动再现。
参考文献：
[1][5]苏国荣.走向新的世纪——评黄梅戏戏曲电影片《徽商情缘》[J].黄梅戏艺术，1998（4）：34.
[2]王好为，李晨声.探寻通往观众心灵之路——黄梅戏故事片《生死擂》导演后记[J].电影艺术，2001（3）：84-87.
[3]杨丽芳.21世纪以：来黄梅戏电影探析.当代电影[J].2013（7）：197-200.
[4]徐潜.中国南方地域文化[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138.
[6]王好为，李晨声.回肠荡气与义薄云天——黄梅戏故事片《生死擂》导演阐述[J].电影，2001（2）：18-19.
[7]崔克勇.我对《六尺巷》的一些个人感受[J].黄梅戏艺术，2011（3）：4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