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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6年6月，我到德国参加了一个史学的国际学术会。会议结束后只有一天的游览时间，这仅有的一天德国东道主只能安排来自各国的学者参观两个“景点”：一个是风景优美、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魏玛；另一个则是魏玛附近的布切沃尔特集中营。虽然大家从历史著作、小说和影视作品中对纳粹的“集中营”已有相当详细的了解，但身临其境，还是给每个人以强烈的震撼。向“客人”展示本国一段罪恶史、展示自己的“疮疤”，说明了德国对那段历史反思的深刻。
“当过去不再昭示未来时，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这是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一句名言。而如果掩盖、涂抹历史，竭力遗忘历史，心灵必定在黑暗中行走。正是为了正视历史、牢记过去，为了不让心灵在黑暗中行走，柏林市政府为了与遗忘作斗争，在二战结束50周年后的1995年，建立起一座无书的“图书馆纪念碑”。
无书的“图书馆纪念碑”
为了保持“德意志的精神纯洁性”，希特勒纳粹德国实施了一系列具体的文化清洗政策以防止“异端邪说”的“污染”。1933年4月初，纳粹掌权不久，希特勒发表了“德国文化成果决不能再从异族中产生，只能由深受雅利安和德意志精神鼓舞的人来创造”的演讲。此话一出，法兰克福市率先行动，立即禁止犹太人在大学里教书、在舞台上表演和在音乐厅演奏。面对越来越强烈的排犹、反犹浪潮，犹太银行家和一些社团领袖成立了一个慈善组织，准备向国家大量捐款来表示对德国的忠诚。但此举毫无用处，就在他们宣布要捐款以示爱国热情的当天，柏林的大学校园里就挂出大幅标语，强调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犹太人。犹太人只能认为自己是犹太人，要是他们说自己是德国人，那他是在撒谎；德国人认为犹太人是叛徒！
5月10日夜晚，一群群兴奋激动的德国青年学生在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煽动指挥下，手持火炬，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等纳粹歌曲，来到柏林市中心的剧院广场。广场上，一堆堆搜缴来的禁书已堆成一座座小山。在带队的冲锋队员号令下，情绪激昂的学生们把火炬扔到书堆上，点燃熊熊烈火，焚烧了包括海涅、佛洛伊德、茨威格等人作品在内的二万册图书，作为“反对非德意志精神行动”的主要部分。
此次烧书以德国人特有的精确，作了细心安排，委托一家烟火公司作了非常专业的精心准备，不仅备置了八堆长达数米的劈柴堆，还做了防止烧坏地面的处理！但是，更重要、更精心的准备是，纳粹的“国民教育部长和宣传部长”戈培尔开始并未出面，当烧书进入高潮后才突然现身。他的出现，令现场更加疯狂。最后，他向烧书者说：“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
戈培尔只到“中场”才出现，是想表明这些行动是民众自发的，毕竟纳粹掌权才短短几个月。对此伎俩，茨威格分析说：“纳粹分子小心谨慎地运用自己的手法：总是先用一定的剂量，然后便是小小的间歇。总是先单独用一粒药丸，然后等待一会儿，看看它的效力是不是不够强，看看世界的良知是否受得了这个剂量。”一旦发现无人反对或反对力量弱小，纳粹的行为便迅速升级，更加激烈、极端。“对我们著作的第一次攻击，是推给一群不负正式责任的人，即身为纳粹党徒的大学生们去干的。在此之前，他们为了贯彻蓄谋已久的抵制犹太人的决定，导演过一出‘民众愤怒’的丑剧，他们也以同样的方法，暗示那些大学生们，要他们对我们的著作公开表示‘愤慨’。”在这种纵容、支持、挑动下，民众“自发”烧书。（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与柏林焚书同时，德国其他一些城市、大学也发生了烧书活动。一些学者、作家、诗人等也参加了焚书活动，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海德格尔。由于有此强大“民意”基础、反对者不敢公开反对，纳粹迅速增大“剂量”，随后，开始了一系列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更加严厉的禁书、焚书活动和对进步思想家的残酷迫害。随之制定了一系列严格、残酷的法规法律。对异己思想的迫害，成为国家法律。许多作家和科学家，尤其是犹太作家、科学家不堪其辱，被迫逃往国外。茨威格沉重地写道：之所以会发展成这样，重要的因素是当烧书还是一种试探性的半官方行为时，“公众却没有从那些大学生的焚书事件和胡作非为中得出一点儿的教训，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表明：当时的德国对这样一些举动是多么无动于衷。” （《昨日的世界》）对犹太人大规模集体屠杀的煤气室，正是从烧书这类事情逐步升级而成的，由“烧书”，发展为“烧人”。
62年后，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1995年，柏林市政府在当年焚书的剧院广场、现在改名为倍倍尔广场上建立起一座寓意深刻、无书的“图书馆纪念碑”，以警醒后人千万不要忘记这象征着专制、愚昧和自己民族耻辱的历史一幕。这座由犹太雕塑家米夏·乌尔曼设计的造型别致的纪念碑建在广场的地下，深达5.3米，面积近50平方米， 在这全白色的地下室里放置着水泥制成的书架，但书架上却空空荡荡，一无所有，恰好是放二万册图书的空间。纪念碑由一块大玻璃覆盖在地面，昼夜有灯光照明，观众可透过玻璃俯身下望，面对这一片由浩劫造成的“空白”来对历史作深长之思。
正视历史、牢记过去
德国对纳粹时期罪恶反思的深度有目共睹，赢得举世敬重。但德国人认为做得还不够，负责监管纳粹的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所属机构前些年宣布，组成这一机构的11个国家一直在与德国谈判，要求德国完全公开纳粹的大屠杀档案。其实，纳粹大屠杀档案并非完全“封闭”，对大屠杀幸存的受害者及其直系亲属就完全开放，历史学家得到这些受害者或家属书面授权也可查阅。但多年来，人们认为这种“有限开放”非常不够，仍会对历史形成某种程度的遮蔽，不断要求德国完全公开这些档案，特别是美国、以色列等国一直与德方具体交涉此事。但德国方面则一直以保护受害者隐私、避免给他们造成再次伤害为由拒绝完全开放。
经过长期谈判，在二战结束60年后的2005年，双方终于就公开纳粹大屠杀档案达成共识，德国决定正式完全公开纳粹大屠杀档案。从劳工伙食到集中营大批犹太人的死亡过程，这批档案都有十分翔实的记载。虽然德国对本国的那一段罪恶史一直勇于展示于人、引为殷鉴，但60年的时光流逝毕竟会使记忆稀释，因此近年来德国的“新纳粹”势力有所抬头，特别是遇到经济不景气、外来移民带来的种种问题时，总有某些人会被“新纳粹”吸引。尽管“新纳粹”只是少数、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但却引起德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因此决定完全开放这批档案，与遗忘作斗争，作为提醒人们警惕“新纳粹”的重要手段。
人们常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背叛了自己的光荣传统；但如果过去曾经罪孽深重，忘记过去就是拒不悔罪。要记住光荣传统并不困难，而要面对历史的罪过，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民族、国家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痛苦。记住过去并非要“睚眦必报”，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一个“失忆”的人将行为错乱，根本无法面对未来，一个失忆的民族将陷入“集体无意识”中同样行为错乱，同样无法面对未来。因此，面向未来并不是要遗忘过去；“忘却”并非通向美好未来的“通行证”。因为有记忆，个人和集体才会对自己的过错、罪孽忏悔，才可能不重蹈覆辙；而且受害者才有可能原谅、宽恕迫害者。而健忘的个人或集体，总会不断地重复错误、罪孽，难以自拔。“忘却”有可能获得一时的麻痹，但总有一天会因此付出代价的。的确，只有记住过去，心灵才能不在“黑暗中行走”。
“当过去不再昭示未来时，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这是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一句名言。而如果掩盖、涂抹历史，竭力遗忘历史，心灵必定在黑暗中行走。正是为了正视历史、牢记过去，为了不让心灵在黑暗中行走，柏林市政府为了与遗忘作斗争，在二战结束50周年后的1995年，建立起一座无书的“图书馆纪念碑”。
无书的“图书馆纪念碑”
为了保持“德意志的精神纯洁性”，希特勒纳粹德国实施了一系列具体的文化清洗政策以防止“异端邪说”的“污染”。1933年4月初，纳粹掌权不久，希特勒发表了“德国文化成果决不能再从异族中产生，只能由深受雅利安和德意志精神鼓舞的人来创造”的演讲。此话一出，法兰克福市率先行动，立即禁止犹太人在大学里教书、在舞台上表演和在音乐厅演奏。面对越来越强烈的排犹、反犹浪潮，犹太银行家和一些社团领袖成立了一个慈善组织，准备向国家大量捐款来表示对德国的忠诚。但此举毫无用处，就在他们宣布要捐款以示爱国热情的当天，柏林的大学校园里就挂出大幅标语，强调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犹太人。犹太人只能认为自己是犹太人，要是他们说自己是德国人，那他是在撒谎；德国人认为犹太人是叛徒！
5月10日夜晚，一群群兴奋激动的德国青年学生在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煽动指挥下，手持火炬，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等纳粹歌曲，来到柏林市中心的剧院广场。广场上，一堆堆搜缴来的禁书已堆成一座座小山。在带队的冲锋队员号令下，情绪激昂的学生们把火炬扔到书堆上，点燃熊熊烈火，焚烧了包括海涅、佛洛伊德、茨威格等人作品在内的二万册图书，作为“反对非德意志精神行动”的主要部分。
此次烧书以德国人特有的精确，作了细心安排，委托一家烟火公司作了非常专业的精心准备，不仅备置了八堆长达数米的劈柴堆，还做了防止烧坏地面的处理！但是，更重要、更精心的准备是，纳粹的“国民教育部长和宣传部长”戈培尔开始并未出面，当烧书进入高潮后才突然现身。他的出现，令现场更加疯狂。最后，他向烧书者说：“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
戈培尔只到“中场”才出现，是想表明这些行动是民众自发的，毕竟纳粹掌权才短短几个月。对此伎俩，茨威格分析说：“纳粹分子小心谨慎地运用自己的手法：总是先用一定的剂量，然后便是小小的间歇。总是先单独用一粒药丸，然后等待一会儿，看看它的效力是不是不够强，看看世界的良知是否受得了这个剂量。”一旦发现无人反对或反对力量弱小，纳粹的行为便迅速升级，更加激烈、极端。“对我们著作的第一次攻击，是推给一群不负正式责任的人，即身为纳粹党徒的大学生们去干的。在此之前，他们为了贯彻蓄谋已久的抵制犹太人的决定，导演过一出‘民众愤怒’的丑剧，他们也以同样的方法，暗示那些大学生们，要他们对我们的著作公开表示‘愤慨’。”在这种纵容、支持、挑动下，民众“自发”烧书。（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与柏林焚书同时，德国其他一些城市、大学也发生了烧书活动。一些学者、作家、诗人等也参加了焚书活动，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海德格尔。由于有此强大“民意”基础、反对者不敢公开反对，纳粹迅速增大“剂量”，随后，开始了一系列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更加严厉的禁书、焚书活动和对进步思想家的残酷迫害。随之制定了一系列严格、残酷的法规法律。对异己思想的迫害，成为国家法律。许多作家和科学家，尤其是犹太作家、科学家不堪其辱，被迫逃往国外。茨威格沉重地写道：之所以会发展成这样，重要的因素是当烧书还是一种试探性的半官方行为时，“公众却没有从那些大学生的焚书事件和胡作非为中得出一点儿的教训，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表明：当时的德国对这样一些举动是多么无动于衷。” （《昨日的世界》）对犹太人大规模集体屠杀的煤气室，正是从烧书这类事情逐步升级而成的，由“烧书”，发展为“烧人”。
62年后，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1995年，柏林市政府在当年焚书的剧院广场、现在改名为倍倍尔广场上建立起一座寓意深刻、无书的“图书馆纪念碑”，以警醒后人千万不要忘记这象征着专制、愚昧和自己民族耻辱的历史一幕。这座由犹太雕塑家米夏·乌尔曼设计的造型别致的纪念碑建在广场的地下，深达5.3米，面积近50平方米， 在这全白色的地下室里放置着水泥制成的书架，但书架上却空空荡荡，一无所有，恰好是放二万册图书的空间。纪念碑由一块大玻璃覆盖在地面，昼夜有灯光照明，观众可透过玻璃俯身下望，面对这一片由浩劫造成的“空白”来对历史作深长之思。
正视历史、牢记过去
德国对纳粹时期罪恶反思的深度有目共睹，赢得举世敬重。但德国人认为做得还不够，负责监管纳粹的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所属机构前些年宣布，组成这一机构的11个国家一直在与德国谈判，要求德国完全公开纳粹的大屠杀档案。其实，纳粹大屠杀档案并非完全“封闭”，对大屠杀幸存的受害者及其直系亲属就完全开放，历史学家得到这些受害者或家属书面授权也可查阅。但多年来，人们认为这种“有限开放”非常不够，仍会对历史形成某种程度的遮蔽，不断要求德国完全公开这些档案，特别是美国、以色列等国一直与德方具体交涉此事。但德国方面则一直以保护受害者隐私、避免给他们造成再次伤害为由拒绝完全开放。
经过长期谈判，在二战结束60年后的2005年，双方终于就公开纳粹大屠杀档案达成共识，德国决定正式完全公开纳粹大屠杀档案。从劳工伙食到集中营大批犹太人的死亡过程，这批档案都有十分翔实的记载。虽然德国对本国的那一段罪恶史一直勇于展示于人、引为殷鉴，但60年的时光流逝毕竟会使记忆稀释，因此近年来德国的“新纳粹”势力有所抬头，特别是遇到经济不景气、外来移民带来的种种问题时，总有某些人会被“新纳粹”吸引。尽管“新纳粹”只是少数、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但却引起德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因此决定完全开放这批档案，与遗忘作斗争，作为提醒人们警惕“新纳粹”的重要手段。
人们常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背叛了自己的光荣传统；但如果过去曾经罪孽深重，忘记过去就是拒不悔罪。要记住光荣传统并不困难，而要面对历史的罪过，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民族、国家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痛苦。记住过去并非要“睚眦必报”，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一个“失忆”的人将行为错乱，根本无法面对未来，一个失忆的民族将陷入“集体无意识”中同样行为错乱，同样无法面对未来。因此，面向未来并不是要遗忘过去；“忘却”并非通向美好未来的“通行证”。因为有记忆，个人和集体才会对自己的过错、罪孽忏悔，才可能不重蹈覆辙；而且受害者才有可能原谅、宽恕迫害者。而健忘的个人或集体，总会不断地重复错误、罪孽，难以自拔。“忘却”有可能获得一时的麻痹，但总有一天会因此付出代价的。的确，只有记住过去，心灵才能不在“黑暗中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