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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当代小说家欧茨一直致力于用悲剧意识展现20世纪真实的一面，她以自己独特的悲剧性艺术观及对美国社会生活的理解，思考着现代人彼此隔绝疏离、个人在自己内心的“城堡”中体味孤单的焦虑，关注着人们在社会环境压制下所面临的共同的生存困境和心理危机，通过作品诉说着人们因疏离的孤独而构成的那份难言的隐痛，
关键词：乔伊·卡罗尔·欧茨 疏离 孤独 悲剧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美国当代女小说家乔伊·卡罗尔·欧茨虽然因在作品中大量描述暴力与邪恶而一度受到评论界非议，但她却坚持视此为艺术家的责任。她扎根于悲剧传统中，用悲剧性意识展现20世纪真实的一面，试图通过作品唤醒当代社会对自身毁灭性命运的认识，深化读者对于生活具有悲剧性的意识。
20世纪被称作是“焦虑的世纪”，西方社会的人们越来越发现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可悲的境遇：赖以生存的世界已蜕变成毫无生机的死寂的“荒原”，人与人之间冷漠而隔绝。“悲剧的艺术源于与自我和社会群体的分离，也就是一种疏离感。”这便是欧茨所持有的悲剧观。而疏离则源自于杀戮，人在被杀戮的三重威胁中奋争：被生活、他人或者自身杀戮，同时他有同样的能力杀戮他人。如同她的小说不断提醒我们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都是杀戮者。疏离、孤独于是成为欧茨笔下人物无法抹去的心灵痛楚。
一
欧茨小说中的人物特别是女性总是陷于一定的生命困境之中，童年时代就早已留下永恒的痛苦回忆和心灵创伤，之后仍旧生活在挫折和失意的打击下。这些身心创伤成为她们终生难以摆脱的阴影，使她们体内积聚着怀疑、不满、痛苦、厌恶等各种被压抑的情绪冲动和情感力量。在满腔的愤怒和伤痛折磨之下，她们时时以冷漠回避的态度与社会及他人疏离。
在短篇小说《平常之爱》中，欧茨细腻地描写了一个家庭主妇精神空虚而无望的状态。年已四十的女主人公整天一刻不停地忙于家事，丈夫和孩子对此视为理所当然，他们都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对她似乎视而不见。在这个表面和睦的家庭中，家庭成员之间的冷漠与疏离使她内心充满着不能言说的辛酸、孤独与凄凉。欧茨虽然只是用了白描的手法，但主人公的烦躁、失落、压抑、不安都跃然纸上。她的沮丧源自于长期被禁锢家中、几近于与世隔绝而又无能为力的生活状态，在对女主人公孤独与苦闷情绪的缓缓抒写中，欧茨强调着男性中心主义对于女性的迫害，以及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弱化。
《大瀑布》中深受命运打击而陷入忧怨之中的阿莉亚憎恶并有意远离除家庭以外的整个外部世界，更是俨然一个性格孤僻、特立独行的冷漠避世者。当新婚才一天的新娘阿莉亚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发现新郎不见了，自己孤身一人被留在了酒店。命运似乎给她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同性恋的丈夫因无法忍受来自道德、身体、心理的痛苦而纵身跃入尼亚加拉大瀑布。就这样，阿莉亚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称作“大瀑布的寡妇新娘”，从此认为自己的命运被诅咒了。虽然不久又嫁人生子，但如同空旷舞台上寂寥的歌者，孤独地吟唱着哀伤，特别是第二个丈夫被害再次将她推向绝望的边缘，阿莉亚深知自己将会处于永无止境的灾难中，无奈之下决定与外界隔绝。之后，她远离亲戚朋友，举家搬迁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每天关门闭户，拉上窗帘，深居简出，甚至不与邻居往来，不惜背上性格孤僻、冷漠无情的名声，小心翼翼地将自我封闭起来，默默地接受所有偶然和必然的人生困境及厄运。阿莉亚对外界的排斥和疏离，是她遭遇不幸命运的折磨和他人的非议指责而恐惧不安的结果，反映出她因为无法掌握自己的人生命运而对整个外界环境所持有的敬畏甚至恐惧的态度。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在面对社会时的窘迫状态和荒谬处境，这种人生状态的揭示是颇有现代意义的。
在欧茨笔下险象环生、凶兆迭起的世界里，无助的人们不断体味着巨大的恐惧感，他们孤立无依，失去归宿，成为孤独者和局外人，恰如卡夫卡短篇小说《地洞》中那个处处设防、惶惑无助的小动物，时时让我们感受到在生活的挤压下被戕害的弱者面对可悲境遇的那份无奈与凄凉。
二
在现代美国文学中，有许多人物或是被现代文明伤害了身心而陷入迷惘，或是面对强大的社会和各种束缚而感到无能为力，难以与他人或社会沟通，在精神上成了孤岛，倍感孤独、寂寞乃至空虚，由此构成一组独特的孤独者群像，使现代美国文学浸透着悲剧气息。
现代悲剧被欧茨定义为社会群体的分散、上帝之死和家庭氛围向荒野的转换。欧茨的长篇小说《奇境》以一系列重大事件为背景再现了美国四十年间的历史变迁，并深刻地揭示了构成“美国精神”潜流的各种人生哲学：主人公生父的暴力倾向、沃格尔祖父信奉的唯自我论、佩德森医生身上集中体现的尼采式强权论和“超人”学说以及爱默生式的美国个人主义等等，它们成为构架美国个人主义文化底蕴的社会因素，而一旦以个体确立自我，个体的孤独感也便油然而生，从而制造出位于美国文化中心的“孤独自我的神话”。曾经在欧茨看来，这个“孤独自我的神话”是西方文化中“最神圣的神话之一”。
在成长过程中遭遇多重不幸，一直无法拥有独立自主的生活权利的杰西，一直在疏远家人、朋友，甚至疏离自己的生活环境。还在幼年时，父亲失业给家庭带来的沉闷气氛就让杰西感到难受，他渴望将家和家人撇在一边，使自己与其他的人都隔绝开来。沦为孤儿的杰西不仅疏远周围的人，更希望同整个外部世界以及自己作为杰西的生活决裂。他喜欢在漆黑一团的深夜躺在自己的小床上，也曾跑回老家，躲进那静寂无声的房子里。在收容所里，虽然杰西不得不与其他孩子呆在一起，但他却从内心深处排斥他们，沉陷于自己的幻想中。杰西给人的这种冷漠感和疏离感，让收容所的孩子们不解。被彼得森家庭收为养子后，杰西的生活处境和的社会地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但是，被彼得森严格控制和压迫的生活以及整个刻板沉闷的家庭，更让杰西觉得进退两难。在恭顺谦卑的外表下，杰西对这个家庭的成员以及整个压力极高的空间有着强烈的陌生感和疏远意识。事实上，整个彼得森家庭看似温馨和谐，恰恰最缺少温情和理解。在彼得森的压迫下，彼得森夫人、希尔达和弗雷德里奇的内心全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之间也都是冷漠而彼此疏远的，甚至连脸上的表情也都是冷漠而僵硬的。成家之后的杰西始终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思想掌控自己和他人的命运，尤其是与妻子海伦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心灵隔阂，以及女儿谢莉对父亲话语权威的漠视与反抗，是对杰西控制和支配欲望的彻底否定，让杰西深感挫败。所以，杰西对自己的家庭和家人仍然流露出了潜意识的排斥心理。 在1971年小说初版的结尾，杰西黯然神伤地感叹自己眼下形单影只的处境：
“这些抛弃了他的人们，他们都在去往何方？——一个接一个地离开，弃他而去？宇宙间是不是有一群失败者被抛出了他们的轨道却仍然活着，也许在那个空间里已经有一个杰西，而那个真正的、纯粹的、未被玷污的杰西是否正在以怜悯的眼神看这个挣扎中的杰西呢？‘你们所有这些人……每个人……我的整个一生中，每个人……你们总是离我而去，也不回来向我解释清楚……’”
其实，在从贫寒孤儿到知名医生的奋斗过程中，杰西一直在心怀希冀追寻着，但却始终无法超越自己破裂而有限的人生命运，在作品所展示的美国孤独隔绝的氛围中，他还是逐步走向疏离的困顿。
三
在20世纪的美国文坛，一些犹太作家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她）们准确地捕捉到在主流文化的冲击下犹太移民的自我丧失与内心迷茫，因为在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冲撞和融合中，他们普遍地感受到了对身份的困惑。从很早开始，历遭劫难的犹太民族就忍受着被排斥、被隔离的屈辱，处于局外人、异乡客的尴尬、孤寂的境地，成为了被世界遗弃和排斥的“精神孤儿”。他们心中时常感觉前景黑暗渺茫，不知该去往何处何方，甚至开始深刻地怀疑生存和人生的意义。
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欧茨在长篇小说《纹身女孩》中便触及到了犹太身份问题，主人公塞戈是犹太难民的后裔，早年靠以描写二战时希特勒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小说《阴影》而一举成名，中年以后虽然家财万贯，却淡泊名利，默默无闻地过着隐退的独居生活；来自下层阶级的年轻女子阿尔玛历经坎坷，出于偶然的机缘被身患神经萎缩症的塞戈聘为私人助理。这两个地位悬殊、身份迥异的社会“弃儿”有着天壤之别而互不理解：塞戈清高、自律，阿尔玛则无所顾忌、满嘴粗话、心怀对犹太人的强烈憎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二人开始互相欣赏，阿尔玛为了帮助塞戈告别他自己没有勇气摆脱的困境，决定将他杀死。作品揭示出混乱时代下的文化冲突，在发掘恐怖和暴力根源的同时向读者发出打破孤独隔绝，在关联之中寻求生存的信息，而文中所揭示的反犹主义则成为造成人与人之间孤独隔绝状态的种种因素（种族、阶级、宗教等）的一个集中隐喻。
在2007年的长篇小说《掘墓人的女儿》中，欧茨继续抒写犹太移民内心的累累伤痕。犹太难民雅各布·施瓦茨无奈之下作了掘墓人，如行尸走肉般度日，妻子终日神情恍惚，三个孩子则饱受同龄人歧视的目光和肆意的羞辱。雅各布终于不堪重负将妻子枪杀后自杀，十三岁的丽贝卡侥幸逃脱，两个哥哥不知去向。劫后余生的丽贝卡在陌生的世界里牢记父亲的告诫：永远不要承认自己是犹太人。第一次婚姻并没有带来宁静，也许因为是犹太人，她经常遭受脾气暴躁的丈夫莫名的殴打。于是她带着九岁的儿子尼里选择了逃避，并且将自己的犹太姓名改为美国式的名字哈泽尔·琼斯，儿子则更名为查克·里尔斯。不仅仅是名字，她对自己的外貌，行为举止都有意识地主动改变，刻意用明亮的化妆品来掩饰自己黄褐色的皮肤，认真地伪装发际线处细微的疤痕……为了和过去切断联系，她狠下心来，与她失散多年的亲哥哥相逢而不相认。直到被主流社会接受，嫁给了爱她、尊重她的第二任丈夫而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丽贝卡的内心明白，她丈夫所尊重所爱的是“哈泽尔·琼斯”而非“瑞贝卡·施瓦茨”。她多么想告诉他自己是谁，告诉他自己的生活是一个谎言……可最终她还是守住这个秘密，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玩着犹太人才玩的纸牌游戏；悄悄地给自己的犹太表妹写信。在她的内心，她既认为自己是美国人，同样也觉得犹太身份难以逃脱，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形成集体身份选择之际，产生强烈的思想震荡及巨大的精神磨难。
欧美的犹太作家都有着卡夫卡式的自我（身份）困惑：没有自己的国土，既是犹太人，又是寄居国人；没有自己的语言，在各种异国语言的裹挟下漂浮，无所归属，那份从孩提时代一直萦绕心中，无论如何都难以摆脱的孤独，那无法言说的忧患及“身份危机”意识促使他以“变形”的手法，通过对“耗子似的民族”（《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素材的某些夸张运用，从犹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高度，审视人类荒诞的生存困境，展现人性的失落与异化。而欧茨亦通过作品诉说着犹太人因疏离的孤独而构成的那份难言的隐痛，展示了处于主流文化包围之下“他者”的情感历程。
西方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在对人性孜孜不倦地探索，经久不息地拷问着人的自我灵魂，而在后工业化社会鼓噪的喧嚣中，人类在经历着艰难的精神跋涉，同时又陷入焦灼无奈的困顿里。欧茨以自己独特的悲剧性艺术观及对美国社会生活的理解，思考着现代人彼此隔绝疏离、个人在自己内心的“城堡”中体味孤单的焦虑，关注着人们在社会环境压制下所面临的共同生存困境和心理危机。
注：本文系天津师范大学校博士基金研究项目：欧茨小说的悲剧况味研究，项目编号：52WW1012。
参考文献：
[1] 杨建玫：《欧茨早期悲剧性艺术观及其在作品中的体现》，《怀化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2] 林斌：《超越“孤立艺术家的神话”——从〈奇境〉和〈婚姻与不忠〉浅析欧茨创作过渡期的艺术观》，《当代外国文学》，2003年第1期。
[3] Joyce Carol Oates,Wonderland,New York:Van-guard,1971.
作者简介：任媛，女，1968—，河北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欧美文学，工作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乔伊·卡罗尔·欧茨 疏离 孤独 悲剧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美国当代女小说家乔伊·卡罗尔·欧茨虽然因在作品中大量描述暴力与邪恶而一度受到评论界非议，但她却坚持视此为艺术家的责任。她扎根于悲剧传统中，用悲剧性意识展现20世纪真实的一面，试图通过作品唤醒当代社会对自身毁灭性命运的认识，深化读者对于生活具有悲剧性的意识。
20世纪被称作是“焦虑的世纪”，西方社会的人们越来越发现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可悲的境遇：赖以生存的世界已蜕变成毫无生机的死寂的“荒原”，人与人之间冷漠而隔绝。“悲剧的艺术源于与自我和社会群体的分离，也就是一种疏离感。”这便是欧茨所持有的悲剧观。而疏离则源自于杀戮，人在被杀戮的三重威胁中奋争：被生活、他人或者自身杀戮，同时他有同样的能力杀戮他人。如同她的小说不断提醒我们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都是杀戮者。疏离、孤独于是成为欧茨笔下人物无法抹去的心灵痛楚。
一
欧茨小说中的人物特别是女性总是陷于一定的生命困境之中，童年时代就早已留下永恒的痛苦回忆和心灵创伤，之后仍旧生活在挫折和失意的打击下。这些身心创伤成为她们终生难以摆脱的阴影，使她们体内积聚着怀疑、不满、痛苦、厌恶等各种被压抑的情绪冲动和情感力量。在满腔的愤怒和伤痛折磨之下，她们时时以冷漠回避的态度与社会及他人疏离。
在短篇小说《平常之爱》中，欧茨细腻地描写了一个家庭主妇精神空虚而无望的状态。年已四十的女主人公整天一刻不停地忙于家事，丈夫和孩子对此视为理所当然，他们都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对她似乎视而不见。在这个表面和睦的家庭中，家庭成员之间的冷漠与疏离使她内心充满着不能言说的辛酸、孤独与凄凉。欧茨虽然只是用了白描的手法，但主人公的烦躁、失落、压抑、不安都跃然纸上。她的沮丧源自于长期被禁锢家中、几近于与世隔绝而又无能为力的生活状态，在对女主人公孤独与苦闷情绪的缓缓抒写中，欧茨强调着男性中心主义对于女性的迫害，以及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弱化。
《大瀑布》中深受命运打击而陷入忧怨之中的阿莉亚憎恶并有意远离除家庭以外的整个外部世界，更是俨然一个性格孤僻、特立独行的冷漠避世者。当新婚才一天的新娘阿莉亚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发现新郎不见了，自己孤身一人被留在了酒店。命运似乎给她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同性恋的丈夫因无法忍受来自道德、身体、心理的痛苦而纵身跃入尼亚加拉大瀑布。就这样，阿莉亚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称作“大瀑布的寡妇新娘”，从此认为自己的命运被诅咒了。虽然不久又嫁人生子，但如同空旷舞台上寂寥的歌者，孤独地吟唱着哀伤，特别是第二个丈夫被害再次将她推向绝望的边缘，阿莉亚深知自己将会处于永无止境的灾难中，无奈之下决定与外界隔绝。之后，她远离亲戚朋友，举家搬迁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每天关门闭户，拉上窗帘，深居简出，甚至不与邻居往来，不惜背上性格孤僻、冷漠无情的名声，小心翼翼地将自我封闭起来，默默地接受所有偶然和必然的人生困境及厄运。阿莉亚对外界的排斥和疏离，是她遭遇不幸命运的折磨和他人的非议指责而恐惧不安的结果，反映出她因为无法掌握自己的人生命运而对整个外界环境所持有的敬畏甚至恐惧的态度。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在面对社会时的窘迫状态和荒谬处境，这种人生状态的揭示是颇有现代意义的。
在欧茨笔下险象环生、凶兆迭起的世界里，无助的人们不断体味着巨大的恐惧感，他们孤立无依，失去归宿，成为孤独者和局外人，恰如卡夫卡短篇小说《地洞》中那个处处设防、惶惑无助的小动物，时时让我们感受到在生活的挤压下被戕害的弱者面对可悲境遇的那份无奈与凄凉。
二
在现代美国文学中，有许多人物或是被现代文明伤害了身心而陷入迷惘，或是面对强大的社会和各种束缚而感到无能为力，难以与他人或社会沟通，在精神上成了孤岛，倍感孤独、寂寞乃至空虚，由此构成一组独特的孤独者群像，使现代美国文学浸透着悲剧气息。
现代悲剧被欧茨定义为社会群体的分散、上帝之死和家庭氛围向荒野的转换。欧茨的长篇小说《奇境》以一系列重大事件为背景再现了美国四十年间的历史变迁，并深刻地揭示了构成“美国精神”潜流的各种人生哲学：主人公生父的暴力倾向、沃格尔祖父信奉的唯自我论、佩德森医生身上集中体现的尼采式强权论和“超人”学说以及爱默生式的美国个人主义等等，它们成为构架美国个人主义文化底蕴的社会因素，而一旦以个体确立自我，个体的孤独感也便油然而生，从而制造出位于美国文化中心的“孤独自我的神话”。曾经在欧茨看来，这个“孤独自我的神话”是西方文化中“最神圣的神话之一”。
在成长过程中遭遇多重不幸，一直无法拥有独立自主的生活权利的杰西，一直在疏远家人、朋友，甚至疏离自己的生活环境。还在幼年时，父亲失业给家庭带来的沉闷气氛就让杰西感到难受，他渴望将家和家人撇在一边，使自己与其他的人都隔绝开来。沦为孤儿的杰西不仅疏远周围的人，更希望同整个外部世界以及自己作为杰西的生活决裂。他喜欢在漆黑一团的深夜躺在自己的小床上，也曾跑回老家，躲进那静寂无声的房子里。在收容所里，虽然杰西不得不与其他孩子呆在一起，但他却从内心深处排斥他们，沉陷于自己的幻想中。杰西给人的这种冷漠感和疏离感，让收容所的孩子们不解。被彼得森家庭收为养子后，杰西的生活处境和的社会地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但是，被彼得森严格控制和压迫的生活以及整个刻板沉闷的家庭，更让杰西觉得进退两难。在恭顺谦卑的外表下，杰西对这个家庭的成员以及整个压力极高的空间有着强烈的陌生感和疏远意识。事实上，整个彼得森家庭看似温馨和谐，恰恰最缺少温情和理解。在彼得森的压迫下，彼得森夫人、希尔达和弗雷德里奇的内心全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之间也都是冷漠而彼此疏远的，甚至连脸上的表情也都是冷漠而僵硬的。成家之后的杰西始终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思想掌控自己和他人的命运，尤其是与妻子海伦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心灵隔阂，以及女儿谢莉对父亲话语权威的漠视与反抗，是对杰西控制和支配欲望的彻底否定，让杰西深感挫败。所以，杰西对自己的家庭和家人仍然流露出了潜意识的排斥心理。 在1971年小说初版的结尾，杰西黯然神伤地感叹自己眼下形单影只的处境：
“这些抛弃了他的人们，他们都在去往何方？——一个接一个地离开，弃他而去？宇宙间是不是有一群失败者被抛出了他们的轨道却仍然活着，也许在那个空间里已经有一个杰西，而那个真正的、纯粹的、未被玷污的杰西是否正在以怜悯的眼神看这个挣扎中的杰西呢？‘你们所有这些人……每个人……我的整个一生中，每个人……你们总是离我而去，也不回来向我解释清楚……’”
其实，在从贫寒孤儿到知名医生的奋斗过程中，杰西一直在心怀希冀追寻着，但却始终无法超越自己破裂而有限的人生命运，在作品所展示的美国孤独隔绝的氛围中，他还是逐步走向疏离的困顿。
三
在20世纪的美国文坛，一些犹太作家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她）们准确地捕捉到在主流文化的冲击下犹太移民的自我丧失与内心迷茫，因为在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冲撞和融合中，他们普遍地感受到了对身份的困惑。从很早开始，历遭劫难的犹太民族就忍受着被排斥、被隔离的屈辱，处于局外人、异乡客的尴尬、孤寂的境地，成为了被世界遗弃和排斥的“精神孤儿”。他们心中时常感觉前景黑暗渺茫，不知该去往何处何方，甚至开始深刻地怀疑生存和人生的意义。
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欧茨在长篇小说《纹身女孩》中便触及到了犹太身份问题，主人公塞戈是犹太难民的后裔，早年靠以描写二战时希特勒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小说《阴影》而一举成名，中年以后虽然家财万贯，却淡泊名利，默默无闻地过着隐退的独居生活；来自下层阶级的年轻女子阿尔玛历经坎坷，出于偶然的机缘被身患神经萎缩症的塞戈聘为私人助理。这两个地位悬殊、身份迥异的社会“弃儿”有着天壤之别而互不理解：塞戈清高、自律，阿尔玛则无所顾忌、满嘴粗话、心怀对犹太人的强烈憎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二人开始互相欣赏，阿尔玛为了帮助塞戈告别他自己没有勇气摆脱的困境，决定将他杀死。作品揭示出混乱时代下的文化冲突，在发掘恐怖和暴力根源的同时向读者发出打破孤独隔绝，在关联之中寻求生存的信息，而文中所揭示的反犹主义则成为造成人与人之间孤独隔绝状态的种种因素（种族、阶级、宗教等）的一个集中隐喻。
在2007年的长篇小说《掘墓人的女儿》中，欧茨继续抒写犹太移民内心的累累伤痕。犹太难民雅各布·施瓦茨无奈之下作了掘墓人，如行尸走肉般度日，妻子终日神情恍惚，三个孩子则饱受同龄人歧视的目光和肆意的羞辱。雅各布终于不堪重负将妻子枪杀后自杀，十三岁的丽贝卡侥幸逃脱，两个哥哥不知去向。劫后余生的丽贝卡在陌生的世界里牢记父亲的告诫：永远不要承认自己是犹太人。第一次婚姻并没有带来宁静，也许因为是犹太人，她经常遭受脾气暴躁的丈夫莫名的殴打。于是她带着九岁的儿子尼里选择了逃避，并且将自己的犹太姓名改为美国式的名字哈泽尔·琼斯，儿子则更名为查克·里尔斯。不仅仅是名字，她对自己的外貌，行为举止都有意识地主动改变，刻意用明亮的化妆品来掩饰自己黄褐色的皮肤，认真地伪装发际线处细微的疤痕……为了和过去切断联系，她狠下心来，与她失散多年的亲哥哥相逢而不相认。直到被主流社会接受，嫁给了爱她、尊重她的第二任丈夫而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丽贝卡的内心明白，她丈夫所尊重所爱的是“哈泽尔·琼斯”而非“瑞贝卡·施瓦茨”。她多么想告诉他自己是谁，告诉他自己的生活是一个谎言……可最终她还是守住这个秘密，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玩着犹太人才玩的纸牌游戏；悄悄地给自己的犹太表妹写信。在她的内心，她既认为自己是美国人，同样也觉得犹太身份难以逃脱，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形成集体身份选择之际，产生强烈的思想震荡及巨大的精神磨难。
欧美的犹太作家都有着卡夫卡式的自我（身份）困惑：没有自己的国土，既是犹太人，又是寄居国人；没有自己的语言，在各种异国语言的裹挟下漂浮，无所归属，那份从孩提时代一直萦绕心中，无论如何都难以摆脱的孤独，那无法言说的忧患及“身份危机”意识促使他以“变形”的手法，通过对“耗子似的民族”（《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素材的某些夸张运用，从犹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高度，审视人类荒诞的生存困境，展现人性的失落与异化。而欧茨亦通过作品诉说着犹太人因疏离的孤独而构成的那份难言的隐痛，展示了处于主流文化包围之下“他者”的情感历程。
西方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在对人性孜孜不倦地探索，经久不息地拷问着人的自我灵魂，而在后工业化社会鼓噪的喧嚣中，人类在经历着艰难的精神跋涉，同时又陷入焦灼无奈的困顿里。欧茨以自己独特的悲剧性艺术观及对美国社会生活的理解，思考着现代人彼此隔绝疏离、个人在自己内心的“城堡”中体味孤单的焦虑，关注着人们在社会环境压制下所面临的共同生存困境和心理危机。
注：本文系天津师范大学校博士基金研究项目：欧茨小说的悲剧况味研究，项目编号：52WW1012。
参考文献：
[1] 杨建玫：《欧茨早期悲剧性艺术观及其在作品中的体现》，《怀化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2] 林斌：《超越“孤立艺术家的神话”——从〈奇境〉和〈婚姻与不忠〉浅析欧茨创作过渡期的艺术观》，《当代外国文学》，2003年第1期。
[3] Joyce Carol Oates,Wonderland,New York:Van-guard,1971.
作者简介：任媛，女，1968—，河北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欧美文学，工作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