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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月底，全国832个贫困县中已有601个宣布摘帽，179个正在进行退出检查，未摘帽县还有52个。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9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0.6%，累计减少贫困人口9348万人。
过去的几年间，我国建立了五级书记抓脱贫攻坚体制，实施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
在此过程中，各地探索创新了很多扶贫方式，也为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之年。受访专家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会带来新挑战，但目标能如期完成。
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时强调，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这是一场硬仗，越到最后越要紧绷这根弦，不能停顿、不能大意、不能放松。
近年来，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一直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有42.0%来源于工资性收入。在一些缺乏本地产业支撑的贫困地区，这一比例更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说。
魏后凯分析认为，这次疫情对脱贫攻坚产生了一定的短期、局部性影响，加大了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难度。在疫情带来的影响中，影响最大的是贫困和低收入家庭人员外出就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吸纳农民工就业较多的服务行业首当其冲。城乡市场消费低迷，大批服务门店歇业，很多企业、工地暂缓开工复工，加上交通管制带来的出行不便，这次疫情对农民工返岗和外出就业产生了很大影响。
“企业延期复工和各地采取的管控措施等会影响农民工返城务工，减少其工资性收入;疫情对乡村休闲旅游、观光采摘业和养殖业等影响大，会影响到农民的经营性收入。”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副秘书长唐丽霞分析说。
在她看来，疫情可能会造成返贫和新增贫困人口。
除直接影响群众收入外，疫情期间，各地工作重点都在疫情防控上，扶贫工作的安排也会受到影响。尤其是农村自身卫生防疫能力薄弱，疫情防控措施更加严格，势必会影响到农民生计恢复。
此外，武汉等地“封城”之后，各地都采取了封闭社区、封村、封路等管制措施，导致生产物流停滞，对农产品销售、养殖业饲料供应、种业等产生了较大影响。
广西马山县，扶贫干部在贫困户家中同劳动，交谈。图/李德胜
前段时间，由于封路饲料运不进来，湖北存栏的4亿只家禽、1692万头生猪面临“断粮”的危险。一些贫困地区的农产品运不出来，缺乏销路。
“在疫情发生之后，政府既要抓疫情防控，又要抓脱贫攻坚。”魏后凯说，在政府配置资源能力既定的情况下，投向脱贫攻坚的精力、人才、物力和财力必然会有所减弱。
近年来，我国每年减少的农村贫困人口都在1100万人以上。
2016至2019年间，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了5.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28个百分点。在832个贫困县中，2016—2018年实现摘帽436个，2019年又实现摘帽340个左右。
即便是脱贫难度最大的“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其脱贫攻坚也取得了重大进展。2019年，“三区三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由上年的172万减少到43万，贫困发生率由8.2%下降到2%。
“目前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收官阶段，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全面打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战。”魏后凯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脱贫攻坚的难度，但不会影响脱贫攻坚目标的如期实现。
从2016年开始，我国连续4年实现了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每年增加200亿元的力度，2019年我国中央财政安排扶贫资金1261亿元，2020年中央财政扶贫投入力度不减。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作为今年农业农村工作两大重点任务，所有举措都是围绕这两大任务展开。这为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提供了政策保障。
“过去的几年间，我国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力度逐年加大。”在唐丽霞看来，虽然疫情会对扶贫工作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基本不会改变脱贫攻坚的整体态势。
通过基础设施改善、旅游扶贫开发等措施，我国有近万个贫困村从根本上改善了村庄的综合发展能力。即便目前因为疫情对乡村旅游发展有冲击，但这种影响是短暂的，村庄综合发展能力的提升对农民减贫增收的效果是长期的。
据唐丽霞观察，我国贫困人口中有20%左右是老年人，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以及一些地方实施的资产收益性扶贫项目也为这些贫困人口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
脱贫攻坚以来，我国扶贫工作的一大转变是：从过去政府主导变成了不同类型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从专业部门扶贫转变为多部门共同扶贫等，扶贫力量得以加强。
蘋果小镇，丰收的喜悦。图/古船
“目前，我国的扶贫方式多样，针对不同致贫原因有不同的扶持方式，并且采取了打组合拳的方式，每个贫困户获得的扶持是多樣化和系统性的，将贫困户的增收、改善生活质量和能力提升综合考虑。”唐丽霞说。
通过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我国凝聚全党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扶贫开发，形成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支撑、共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是我国脱贫攻坚战能够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当前对冲疫情不利影响的压舱石。”魏后凯说。
拥有诸多明显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脱贫攻坚提供了保障。比如，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制度优势就得到了充分展现。
在精准扶贫阶段，我国有了很多创新的并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扶贫方式：以解决贫困户就业问题为目标的设在乡、村的加工车间的扶贫车间，以解决贫困户农产品销售为目标的消费扶贫，以利用贫困村和贫困户闲置土地和其他设施增收的光伏扶贫……
这些扶贫方式将继续发挥作用，确保农户收入持续增加。
谈及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二者的统筹协调，魏后凯建议，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各地要全面搞好复工复产工作，扩大市场需求，增加就业岗位，并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农民工就业，尤其要支持贫困和低收入群体、贫困地区外出农民工返岗就业。
一方面，要抓好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确保农产品运输和销售渠道畅通，保障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努力将疫情对农业农村的影响降到最低。
另一方面，要防止已脱贫的人口返贫和新发生贫困人口，全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要加大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力度，大力发展农村富民产业，抓好扶贫搬迁移民的安稳致富工作。
谈及当下的工作重点，唐丽霞提醒，除了加大农村公共卫生和防疫知识的宣传和培训以降低农村疫情传播的风险外，目前还要尽量减少疫情导致的直接损失。
“例如，通过电商平台、农超对接等方式对农户的农产品进行采购，支持冷链保鲜基础设施建设延长农产品储存周期等。”她说。
针对影响群众收入较大的就业问题，唐丽霞建议：
一方面各地要积极了解因疫情影响不能及时返城就业农民的基本信息和当地复工企业劳动力需要信息，做好二者的对接服务。
另一方面，要发挥村两委、扶贫工作队及第一书记等基层扶贫队伍的组织优势扩大本地就业，可将一些扶贫的小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委托给村集体来实施，采取以工代赈和公益性岗位等方式来增加农户的收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9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0.6%，累计减少贫困人口9348万人。
过去的几年间，我国建立了五级书记抓脱贫攻坚体制，实施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
在此过程中，各地探索创新了很多扶贫方式，也为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之年。受访专家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会带来新挑战，但目标能如期完成。
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时强调，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这是一场硬仗，越到最后越要紧绷这根弦，不能停顿、不能大意、不能放松。
影响最大的是外出就业
近年来，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一直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有42.0%来源于工资性收入。在一些缺乏本地产业支撑的贫困地区，这一比例更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说。
魏后凯分析认为，这次疫情对脱贫攻坚产生了一定的短期、局部性影响，加大了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难度。在疫情带来的影响中，影响最大的是贫困和低收入家庭人员外出就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吸纳农民工就业较多的服务行业首当其冲。城乡市场消费低迷，大批服务门店歇业，很多企业、工地暂缓开工复工，加上交通管制带来的出行不便，这次疫情对农民工返岗和外出就业产生了很大影响。
“企业延期复工和各地采取的管控措施等会影响农民工返城务工，减少其工资性收入;疫情对乡村休闲旅游、观光采摘业和养殖业等影响大，会影响到农民的经营性收入。”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副秘书长唐丽霞分析说。
在她看来，疫情可能会造成返贫和新增贫困人口。
除直接影响群众收入外，疫情期间，各地工作重点都在疫情防控上，扶贫工作的安排也会受到影响。尤其是农村自身卫生防疫能力薄弱，疫情防控措施更加严格，势必会影响到农民生计恢复。
此外，武汉等地“封城”之后，各地都采取了封闭社区、封村、封路等管制措施，导致生产物流停滞，对农产品销售、养殖业饲料供应、种业等产生了较大影响。
前段时间，由于封路饲料运不进来，湖北存栏的4亿只家禽、1692万头生猪面临“断粮”的危险。一些贫困地区的农产品运不出来，缺乏销路。
“在疫情发生之后，政府既要抓疫情防控，又要抓脱贫攻坚。”魏后凯说，在政府配置资源能力既定的情况下，投向脱贫攻坚的精力、人才、物力和财力必然会有所减弱。
不会改变脱贫攻坚整体态势
近年来，我国每年减少的农村贫困人口都在1100万人以上。
2016至2019年间，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了5.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28个百分点。在832个贫困县中，2016—2018年实现摘帽436个，2019年又实现摘帽340个左右。
即便是脱贫难度最大的“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其脱贫攻坚也取得了重大进展。2019年，“三区三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由上年的172万减少到43万，贫困发生率由8.2%下降到2%。
即便目前因为疫情对乡村旅游发展有冲击，但这种影响是短暂的，村庄综合发展能力的提升对农民减贫增收的效果是长期的。
“目前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收官阶段，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全面打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战。”魏后凯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脱贫攻坚的难度，但不会影响脱贫攻坚目标的如期实现。
从2016年开始，我国连续4年实现了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每年增加200亿元的力度，2019年我国中央财政安排扶贫资金1261亿元，2020年中央财政扶贫投入力度不减。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作为今年农业农村工作两大重点任务，所有举措都是围绕这两大任务展开。这为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提供了政策保障。
“过去的几年间，我国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力度逐年加大。”在唐丽霞看来，虽然疫情会对扶贫工作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基本不会改变脱贫攻坚的整体态势。
通过基础设施改善、旅游扶贫开发等措施，我国有近万个贫困村从根本上改善了村庄的综合发展能力。即便目前因为疫情对乡村旅游发展有冲击，但这种影响是短暂的，村庄综合发展能力的提升对农民减贫增收的效果是长期的。
据唐丽霞观察，我国贫困人口中有20%左右是老年人，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以及一些地方实施的资产收益性扶贫项目也为这些贫困人口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
脱贫攻坚以来，我国扶贫工作的一大转变是：从过去政府主导变成了不同类型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从专业部门扶贫转变为多部门共同扶贫等，扶贫力量得以加强。
“目前，我国的扶贫方式多样，针对不同致贫原因有不同的扶持方式，并且采取了打组合拳的方式，每个贫困户获得的扶持是多樣化和系统性的，将贫困户的增收、改善生活质量和能力提升综合考虑。”唐丽霞说。
中国特色减贫道路
通过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我国凝聚全党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扶贫开发，形成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支撑、共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是我国脱贫攻坚战能够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当前对冲疫情不利影响的压舱石。”魏后凯说。
拥有诸多明显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脱贫攻坚提供了保障。比如，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制度优势就得到了充分展现。
在精准扶贫阶段，我国有了很多创新的并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扶贫方式：以解决贫困户就业问题为目标的设在乡、村的加工车间的扶贫车间，以解决贫困户农产品销售为目标的消费扶贫，以利用贫困村和贫困户闲置土地和其他设施增收的光伏扶贫……
这些扶贫方式将继续发挥作用，确保农户收入持续增加。
谈及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二者的统筹协调，魏后凯建议，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各地要全面搞好复工复产工作，扩大市场需求，增加就业岗位，并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农民工就业，尤其要支持贫困和低收入群体、贫困地区外出农民工返岗就业。
一方面，要抓好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确保农产品运输和销售渠道畅通，保障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努力将疫情对农业农村的影响降到最低。
另一方面，要防止已脱贫的人口返贫和新发生贫困人口，全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要加大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力度，大力发展农村富民产业，抓好扶贫搬迁移民的安稳致富工作。
谈及当下的工作重点，唐丽霞提醒，除了加大农村公共卫生和防疫知识的宣传和培训以降低农村疫情传播的风险外，目前还要尽量减少疫情导致的直接损失。
“例如，通过电商平台、农超对接等方式对农户的农产品进行采购，支持冷链保鲜基础设施建设延长农产品储存周期等。”她说。
针对影响群众收入较大的就业问题，唐丽霞建议：
一方面各地要积极了解因疫情影响不能及时返城就业农民的基本信息和当地复工企业劳动力需要信息，做好二者的对接服务。
另一方面，要发挥村两委、扶贫工作队及第一书记等基层扶贫队伍的组织优势扩大本地就业，可将一些扶贫的小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委托给村集体来实施，采取以工代赈和公益性岗位等方式来增加农户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