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巫达教授在访谈中从他个人成长历程出发，谈到他在西南地区对彝族和藏族的研究以及对西南地区研究的看法，并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族群研究、语言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心得，探讨人类学和其他学科互动的实际意义以及人类学实践性操作的问题。
[关键词]西南研究；族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2）06—0008—07
巫达简介：巫达（1967-）彝族，彝名瓦尔巫达，四川甘洛县人，现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文学院族群研究中心主任。1989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200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2007年在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进行博士后学术研究。研究领域包括族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都市人类学等等。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大都市族群与社会认同研究”、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全球化背景下的上海人身份认同建构研究”等项目。主要著作有《社会变迁与文化认同：凉山彝族的个案研究》、《族群性与族群认同建构：四川尓苏人的民族志研究》、《彝语语法》（诺苏话）（与陈康合著）等专著和40多篇中英文学术论文。
谢杲馥（以下简称谢）：巫达老师您好，谢谢您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采访您。今天的访问主要是想听您讲讲个人经历和您进入人类学学习的过程，也希望您给我们这些初学者分享一下您的学习经验。从您小时候开始谈起吧，我们都知道您是四川凉山的彝族人，您生活的环境一定和我们很不一样吧？
巫达（以下简称巫）：是的。我看到你采访提纲里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我的个人成长史就像一个缩小版的社会变迁史。我的家乡是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甘洛县阿嘎乡，在我小的时候那里大概99%都是彝族人。整个乡只有一户汉族人家，是国家派来我们乡里做会计的。他家有四个女孩和一个男孩，都跟着我们说彝语了。所以当时想要学汉语非常困难。不过学校有汉族老师，我们当时其实是双语教学，老师们都学过彝语。他们教每个词都会先翻译成彝语，不然我们听不懂。比如教“hlop bbop”①是月亮，“hxi bbu”是太阳。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当时我们小学校里面有几棵核桃树，核桃熟了之后有一天晚上被偷了，学生就偷偷议论说是那个汉族的张老师偷的。话传到张老师那里，他当然非常生气。第二天就把我们都召集到一起问是谁说的，大家都不说话。我就说“是我说的”。其实不是我说的，而且我不是真的想冒犯张老师。当时我只是很单纯的想练“我说的”这一句汉语。结果我被张老师骂了。不过我还是很高兴，因为说了一句汉语。哈哈！当时能学汉语的机会真的不多。而且我们当时上学环境也差，班上就10个同学，除了我住在乡政府，其他9个都住在农村里。他们每天赶到学校大概都上午十一、二点了，下午又要很早放学。每天上课时间比较短。而且当时学校条件比较差，冬天冷的时候，我们就一个人扛一根柴火去学校，在教室中央架起一个火堆，让老师暖了手好在黑板上写字。
初中时我就到区上去读书了，当时只有区上才有中学。区中学的条件也不好，当时我才11岁，就要开始住校了。宿舍的窗子都没有玻璃，我们就用报纸糊上；床上也没有床板，我和同学们就自己去砍一些树枝铺在上面。一年之后，我父亲调到区里来工作，刚好区里又有户人家的小孩转到县城去读书，就把我的户口放在他们家，和他一起到县城读书了。
县城就不一样了，不再是彝族聚居区了。解放后，县城里进驻了大量的汉族，有技术人员、教师，还有一个团的部队、武警。1970年又通了铁路，来了很多铁路工作人员。所以，县城里汉族占了大多数，汉语是县城里的主要交际语言。我刚去的时候，很多话我用汉语表达不清楚，为了避免闹笑话，只好尽量不说话。后来，同学们还回忆说我当时刚去的时候说的是“团结话”——带有很重彝语口音的汉语。大概两、三年之后我才逐渐适应，成绩也慢慢好起来。高考时我的语文成绩是全县的第一名，考了89分，比很多汉族同学都高。这也多亏了老师的辛勤付出。我们住校的时候，老师对少数民族学生特别照顾，觉得我们能有这样的成绩很不容易。只要愿意老老实实读书，他们会尽最大努力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从小学到高中的经历，我是一步步从彝族聚居区中走出来的。
1985年我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其实能去中央民大也很偶然。考前都是很紧张的，考完后我就天天玩。有一天两个警察到我家去问：“这是不是巫达家？”我当时不在，我父母还以为我干了什么坏事。结果他们是甘洛县铁路公安局的，是来通知我郑州铁道公安学院想提前录取我。正巧中央民大的通知也来了。我父母也不知道怎么选。刚好来通知的其中一个警察是彝族人，和我父母认识。我爸就问他哪个学校好，他说：“那当然是北京的学校好。”所以我就读了中央民族大学。
谢：您在中央民族大学读什么专业？
巫：语言学。事实上我们是语言学专业第一届学生。当时报这个专业必须要会一门少数民族语言，还要会汉语，所以当时我们班26个人，来自17个不同的民族。其实就是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语言学理论，然后做母语研究的。当时的训练很有意思，因为我们有17种不同的母语。这些语言涵盖了所有的语言发音特点，像彝族的紧元音是很独特的，是其他许多民族语言所没有的。我们彝族语言中“ddu”（挖）和“ddur”（出）是两个不同的词；“bo”（搜）和“buo”（裂开）是两个不同的词。一碰到紧元音的情况老师就会让我来示范。碰到颤音或是有声调差异就找母语具有这些发音特点的同学来发言。所以，大家很快就对语言学的学习有了热情。碰到一起就会讨论各自语言中的音节和声调怎么发、怎么记。学习别人的语言很新鲜，大家都觉得好玩，学习的积极性都很高。而且，当时课余没什么娱乐活动，不像现在有网络，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当时，图书馆、教室就是我们最好的活动场所。这样四年下来我们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到大四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自己写文章发表了。现在把当时写的文章拿出来看也觉得还可以，不会感觉特别差。
张铃雨（以下简称张）：大学毕业之后您是工作还是继续读研究生的啊？ 巫：大学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工作。我们当时去了四个人，我是彝族，还有一个藏族，一个羌族，一个哈尼族的。我专门做彝语方言研究，要了解包括四川、贵州、云南彝区的一百多个县的彝语方言。还有一项工作是整理五十年代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四工作队保存下的资料。我整理第四工作队的材料，他们当时专门做彝语和土家语的调查。当时的材料非常详细，每个地方的调查都有语音记录、词汇、语法、以及这个地方的情况。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材料都分散了，所以我的工作是将这些材料统一编目，重新归类。再后来，我还参加了一个中国社会科学基金的方言调查项目，做彝语方言的研究。在调查过程中了解了很多彝族地区的情况，还有一些土家族和其他民族的情况。我最初对于族群研究的兴趣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张：那您是如何进入人类学研究的呢？
巫：其实走上人类学的道路是比较偶然的。当时中央民族大学彝族语言学专业的硕士没有人能带，而社科院那边招生名额也非常少，所以没有机会读硕士。当时社科院有一个带培制度，带我的是陈康老师。他也是做彝语研究的。带培跟带研究生一样：他布置书让我看，我要写读书报告给他批阅，只是没有学位而已。然后等我拿到中级职称就可以考博了，而那个时候考博士的路径更窄，能带博士的老师很少。1997年，所里一位鄂温克族同事朝克教授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是那边人类学系一位教授请他过去合作一个题目。于是朝克教授推荐我去香港中文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完成硕士学位之后，我成功申请到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这样开始走进了人类学研究领域。
谢：那您给我们回忆下您的人类学学习过程吧？
巫：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科设置和美国一样，认为语言学也是人类学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并不是外专业进入人类学的。由于我受过语言方面的训练，并且已经发表了很多语言学方面的文章，当时我和陈康老师合作的《彝语语法》的初稿都出来了，所以他们录取我做人类学硕士学位。但是我心里很清楚，人类学是要从头学的。我之前接受的仅仅是纯语言学的训练，例如将一个很小的语音或声调、元音、辅音描述清楚；或是做方言比较，看这些方言怎么变，某一个音怎么变化，是什么推动了这个音的变化。虽然语言学已经到达了一定的程度，但人类学的基础还要慢慢补，才能使这两个学科很好地衔接。
当时学习吃了很多苦。在香港，中文指的是广东话，普通话他们叫做华语或者国语。因此香港的“中文”我听不懂，另外有个美国籍老师掌握的“外语”是日语，不会汉语，所以我们之间平时交流就需要用英文。我刚去的时候英文不是很好，每次上课，我都带一个录音机，上课听一遍回去再听一遍。前不久我去韩国开会碰到当时的这个美国老师。他还记得我用录音机的事情，夸我是一个好学生。再来是书，不像现在基本的人类学著作都可以找到中译本。当时阅读材料基本是英文的，要花更大力气去读。可以说，在香港为人类学打基础的几年确实很辛苦，不过也很值得。
张：那您如何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一边打基础，一边写博士论文的呢？
巫：我刚去的时候从硕士开始读起，只有两年时间，又要上课，又要做调查很不容易。硕士论文就只能选择做我熟悉的家乡或者香港。我考虑之后还是想做我的家乡。因为从1989年到1998年我有9年的语言学方面的工作经验，我就选择做语言，后来又加了宗教进去，因此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语言、宗教与文化认同——凉山彝族的个案研究》。我2008年出版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认同：凉山彝族的个案研究》一书中有好几章就是根据硕士论文的内容修改而成的。因为毕竟是我熟悉的地方，所以我的硕士论文学校很满意，2000年我就申请到了他们的博士课程。
谢：那您博士期间的学习情况如何？做了哪些研究？
巫：博士阶段必须按照人类学的传统做“异文化”的研究。我选择做族群，这主要是受到我的导师陈志明先生的影响。陈老师是马来西亚华人，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马来西亚的华人“峇峇”人。那是指几代以前从中国大陆去的男子，很多人留在当地与当地的马来人女性结婚了，这样两三代之后他们的小孩生活习惯都马来化了，语言也是马来语为基础的混合语。但由于华人男性是很坚持自己的族群身份的，给孩子灌输了很多华人的思想，所以他们又坚持了一些华人的传统。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峇峇”人。我当时看了我导师1988年出版的博士论文受到了不少的启发。
我们凉山曾经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个美姑县的彝族老太太，到冕宁县去看在那儿工作的儿子，在路上看到很多汉族农民在地间劳动，她很奇怪的问汉族怎么也有农民啊？”你们听得懂吗？因为美姑是彝族聚居区，进去的汉族都是干部、老师和医生，所以老太太不知道外面的汉族什么样。我也是这样，我一步步走出来，印象中汉族总是占多数的群体。读了陈老师的著作后才意识到，在国外，汉族或者说是华人，就成了一个少数族群了，不再是多数了。加上我之前在民族研究所工作，那里也是研究族群的，所以我就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做族群研究。
当时，读了很多东南亚以及其他国家的族群研究的文章。以前做彝语方言，总是将不同的方言群体作为某一个民族的“支系”。把方言作为划分的标准是可以的，但要用概念进行解释就存在一定的问题了。所有的方言群都是“支系”，那就需要有一个“主系”，可是在民族的概念下应该没有主系的。这就需要用族群理论解释。从族群的观点来看，每一个支系都是一个族群和亚族群。彝族是一个族群，他下面有很多亚族群，以方言或者其他划分的亚族群。就像陈志明老师所说的，在马来西亚，除了“峇峇人”以外，马来西亚还有很多广东人、闽南人。这些都成为华人的亚族群，他们很强调自己作为华人的身份。在中国可能并不明显，但是当他们面对印度人、马来人的时候，他们非常强调华人作为一个整体的身份，同时在华人内部群体中他们也会强调自己是某一个方言群体的。
谢：您系统地给我们讲讲您的族群研究吧？
巫：好。那我要先介绍一些关于族群的概念。在中国，很多人分不清“族群”和“民族”这两个概念。他们认为族群研究就是民族研究，所以常常有人觉得某一个地方根本没有少数民族，不能做族群研究。其实正如我把彝族以不同方言的、不同文化划分为不同的族群或者亚族群（subgroup），那么这个概念放在上海这样的环境下怎么理解？现在的上海人多数是后来移民过来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方言，不同的文化背景，过去我们把他们叫做方言群而不把他们叫做民族，但是可以把他们叫做族群。族群这个概念是去政治化的，族群只是为了便于我们研究而将人群进行划分的一种单位。因此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对以族群为单位的人的群体进行研究。目前族群研究正在全世界如火如荼地发展，而写在公民身份证的“民族”这个特定概念只有在中国才有。 族群这个概念，英文里是ethnic group，是共享文化具有相同背景的群体；而“民族”这个词在英语中是nation，在西方语境中，nation是国家的意思。拿欧洲为例，德国是一个nation，法国也是一个nation，因此nation这个词既包括了国家，又包括了国家主体的人群即族群。社会学意义上的族群概念是由马克斯·韦伯在1922年首先提出的。但直到1953年牛津英语词典里才收录了族群ethnic group 这个词条。也就是说在国家nation这个概念下也需要各个群体用ethnic group这个单位区分开来。
然而，族群研究直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才蓬勃发展起来。稍早一些的五十年代，正是马克思主义盛行之时。前苏联和我国在意识形态上具有非常坚定的共产主义立场，认为民族将逐渐走向灭亡，国家也将不再存在，整个世界将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所有人都将走向一体。1960年的美国学界也曾认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到了美国都会成为美国人，在美国不存在民族，也不存在族群。但后来随着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独立运动的胜利，独立以后的各个国家为了加强自己不再是其他国家的殖民地的意识，不断的强调自己的认同。然后国家内部的各种小的群体也在不断的强调自己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群体意识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出现了更多的群体。这也是人类学、社会学为什么对这个问题如此感兴趣的原因。
现在我国的“民族”概念，还与诸多民族政策相互关联。而在国外，如德国、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的台湾等地早就建立了一些族群研究所。这些研究所都是以族群作为研究单位的，而不是以民族作为单位。再说到中国的族群研究，马戎教授等学者主张族群的去政治化，而郝时远教授等人则认为不能够去政治化，因为去政治化就违背民族政策。其实我认为这两方完全可以协商，因为他们一方谈的是人类学概念下的族群分类概念，另一方面谈的是国家概念下的民族概念。一个是从政治视角去看，另一个是从文化视角去看，所以我认为结合这两方完全可以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的。民族概念下有很多的族群，如果政策允许我们进行再识别，我们可以把归属同一民族但各方面差异确实很大的族群分成不同的民族，而把差异比较小的不同民族重新归为同一民族。其实我们是要将族群作为研究视角，做族群研究不是以政治作为诉求。我们可以做闽南人的研究，温州人的研究，但那不是要把他们作为一个民族划分，而是为了了解他们在文化上存在的差异。
张：您读书期间受到陈志明老师的影响比较大，对吗？
巫：对。陈老师对我的影响不仅是学术上的，还有为人处世上的。以前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他是香港最贵的司机。每次我们要搬宿舍、搬书或者要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去，他都会从百忙之中抽时间开车送我们。他对我们大陆去的几个学生尤其照顾，知道我们英文底子薄弱，会细心的列出书单，详细地指导我们看书。他当时还是系主任，又有自己的研究和教学，特别繁忙，常常要利用中午吃饭的那一个小时来指导我们。那时候，我先开始做助教，后来又在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做副研究员和博士后研究员，刚好这两个系相隔不远，所以我可以更多地约陈老师见面。只要他有空，我们就一起吃中午饭，顺便交流一下。这种关系发展到后来就跟朋友一样，现在有很多事情我都还会请教他。陈老师的这种为人师表的方式对我影响很大，我现在对待自己的学生也喜欢采用这样的方式，比较随意一点，在平时聊天的过程中跟他们互动，有时候看到一篇好文章我就会立刻发给他们，然后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谢：您说2003年在语言学系做研究员，当时博士毕业了吗？
巫：不是，我是一边在语言学系做副研究员工作，一边写博士论文的。2004年拿到博士学位后，语言学系有两个选择，可以成为研究员或者博士后。我选了做博士后。然后，2006年我申请到一笔澳大利亚“长江学者”奖学金。这是李嘉诚捐助给澳大利亚教育部一笔钱，用于资助一些学者到澳大利亚做研究，也资助澳洲学者到亚洲各个地方做研究。所以，我从2007年3月初到9月末，大概半年的时间，是在澳洲做博后的。当时要自己联系导师，我联系的是澳大利亚语言学会的会长。他的汉语名字叫罗仁地，英文名字Randy J-LaPolla，是研究羌语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语言学家。羌语和彝语都是藏缅语族语言。由于我在去香港之前是做语言学工作的，因此，那时候罗仁地老师让我为他主编的一份藏缅语族语区语言英文期刊审彝语稿子。所以当我联系他时，他立刻就同意了。而且我也选了一个非常纯的语言学的题目，叫《彝语的动词的形态及其标志》，这个论文的成果之一已经在《民族语文》上发表了。
张：您是先做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员才去做博士后的吗？
巫：我是从2003年到2004年在现代语言学系做助理研究员，因为这个收入可以让我更好的完成博士论文。2004年12月我拿到博士学位以后，一直到2005年的12月，这一年里就专门在那里做副研究员，这之后到2007年2月份是在那里做博士后。再然后，2007年3月去了澳洲。
谢：所以您的研究方向除了文化人类学的族群研究还包括语言学？
巫：对。语言学也是我的一个兴趣点。因为我在本科就是读语言学的，之后工作期间也一直从事彝语的研究，发表了很多语言学的文章，还有《彝语语法》一书。而且，我一直认为语言学和人类学是不分家的，我们可以从语言去考察文化。文化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人的产物，语言也是如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语言来理解文化。从学术角度来看，国外传统的人类学就要求必须学习所研究族群的语言。所以，我一直认为如果时间充裕，我们人类学的学生都应该有语言学的训练。我在尔苏人的调查中也的确感受到语言的重要。尓苏语和彝语其实差别很大，当时我只会说一点点尔苏语。我的采访对象很多时候都跟我说彝语，不过当他们知道我会说尓苏话时，他们都特别的高兴，更喜欢和我交流。
我对语言学感兴趣的另一个方向是通过方言的比较构拟古语。通过两个不同的音来构拟这两个音的“父亲”是什么，“爷爷”是什么。这是一项比较专业的工作。这个构拟的理论可以让我们知道在多长时间以前某一种语言的形态，然后再通过那个语言的状态来分析那个时期的文化。简单一点说，比如土豆、玉米这些词往上推三四百年可能并不存在，因为那时候这些作物还没有进入中国。再比如米、茶叶这些词，他们构拟的方言差别就很大，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工作，画出它们原始母语的样子，然后再跟其他的母语做比较。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使我们了解更多关于人类和文化的知识。我近期去四川参加了两次三星堆的会议。我讲的就是关于彝语的一些原始方言和羌语、藏语、土家语等周边原始母语的比较。通过这种比较可以构拟出两三千年前的一个语言原貌，甚至是画出古代的一个文化区，将这个原貌与三星堆时期的那些文物进行比较来探索古代文化。这是一个考古学、语言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很复杂的工程，前景非常可观。不过要逐个单字进行研究，逐个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因此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希望以后有机会招一些学生去从语言的角度做文化的比较研究。 谢：那您就接着给我们谈谈您对于西南研究的看法吧？
巫：现在学术界有两种视角，一种是把西南作为边区进行研究，类似于边政学。过去的中央研究院，北京的、南京的、台湾的那些人都把西康的藏区和凉山的彝区作为少数民族边区。这是和人类学不同的视角。边区就意味着已经具有很清楚的边界的概念了，所以这个区域包括从青海、四川到云南、西藏等地。我认为还可以把湖南土家、汉中算入西南地区。过去我们总是在划定一个族群是藏族还是彝族这个问题上争论。现在我们可以从语言学入手进行考证，将土家族扩充进来。按照语系来说，土家语、彝族、藏语，还有西夏语都属于藏缅语族语言，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土家纳入西南。
另外我认为西南的研究还应该包括成都平原等汉族所在的区域。我们现在所做的研究是关于大多数藏族彝族地区的，而成都平原这一块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国外和香港以前就有人在做川西、成都客家人的研究。事实上成都平原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哪个地方我们都该理解其社会文化，而不该以民族概念来划分。从西南地区汉族的研究上讲，成都平原还不是最紧迫需要关注的，最紧迫的是北边的汉中，东边的巴中，这些地区可能相对保留其自身的一些民风民俗，而盆地中间这些人可能三五十年就换了一批。以成都为例，唐朝的时候成都被现在的云南那一带的南诏国攻陷了好多次。他们把成都包围起来，时间最长的时候达到一个多月，直到长安的军队过来他们才撤退。在撤退的途中就把女性和工匠抓走。他们不杀人，抓到的男性就把左边耳朵割下来作为战利品带回自己的领地。其实现在还可以看到彝族男性在左耳上戴耳环就跟那个习俗相关。我举这个例子的意义在于像成都这样一马平川，土地肥沃的地方，常常处于被争夺的状态，因此西南地区的这些人是在不断的循环中的。
我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认同》那本书中的第一章就是写鸦片种植的一个世纪以来彝族人口的变迁。当时彝族不允许种鸦片，就有汉族迁移到彝区种植鸦片，来到当地之后学彝语，融入和适应了彝区的生活。到一百年后民族识别的时候，就将会彝语的都划入彝族当中。因此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从血缘上是纯正的。人类学的一个好处就是使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在不断地变迁的，人在不断地流动和交流，文化也在不断地流动和交流。
张：您是不是还发表了一些语言学的文章？
巫：对，在去香港之前出版的书和发表的文章大多是语言学的。1998年出版的《彝语语法》以及一些关于凉山地名的规范手册。我和陈康老师合作的一个国家测绘局的项目就是根据彝语的发音制定一个汉字表。测绘局根据这个表确定彝区的地名在地图上所用的汉字，比如“甘洛“，不能用其他的“甘”，也不能用其他的“洛”。
我还参与了马学仁主编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民俗大辞典》的编写。我负责阿昌族和傈僳族部分。另外，我和另外一个老师还编写了《彝语方言词汇》，当时没有混合排版的技术，所以里面有很多词条是我把汉语、彝文还有国际音标写上去的。语言学也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不过还是以通过语言看文化这样的思考为主。
谢：您近期会打算做哪些研究？会研究上海吗？
巫：会啊。现在主要是想看看不同区域的文化差异。在中国不同地区的汉族人也具有很大文化差异的，也可以称之为不同的族群。我们也许可以从中选择一、两个很有特点的地区进行族群方向的研究。我现在有硕士生就在考察浙江省东阳市的人们怎么以当地方言上的标准划分成两个族群的。
第二个关注点就是都市里的少数民族。我的几个学生的研究选题就是上海的回族研究、维吾尔族研究、蒙古族研究。还有上海的外国人研究也值得关注。上海作为一个经济中心、移民城市，聚集了来自各个国家的外国人。比如韩国最开始也是在上海成立了临时政府后来才回去建国的。当时日本占领了今天的韩国，韩国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就到上海建立了临时政府。日本投降以后，他们才回到本土建国的。在上海，韩国人是所有外国人中数量很多的，复旦大学那边还有一个专门的韩国研究中心，不过不是从人类学的视角做研究的，而是从经济学方面来研究的。除了韩国人，还有很多日本人、美国人等等，他们都会形成自己的群体和网络。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外国人的本土化的过程；他们的文化怎么发生变化的；他们是怎么调适自己的文化适应上海的。这些都将成为对外国人进行研究的重要考察点。当然少数民族以及港澳台和海外华人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对于港澳台和海外华人来说，他们既是华人，同时又是特殊的华人。比如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的一些传统宗教受到打压，对妈祖的信仰已经消失了，而现在两岸关系好转以后，我们从台湾将妈祖的信仰像借火种一样的借了回来。怎么复兴一种文化？怎么再生产一种文化？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话题。
张：最后您能给我们这些初学者一些建议吗？
巫：由于人类学在中国是作为二级学科存在的，这使得绝大多数高校在本科教育中没有人类学专业。读人类学的学生大多是跨学科考入到人类学的硕士和博士阶段，基础薄弱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我认为首先要做的就是补课，打基础。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人类学知识的搭建就像金字塔一样，最下面一层是底座、地基。这一层次学习的东西都一样，都是人类学最基本的知识；第二层就分门别类了，例如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体制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等，具体地选择一个研究方向进行学习，建立人类学的第二层；那么第三层也就是塔尖的一层，就是作为一个人类学人的个体建设性贡献了，通常是以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的形式呈现的。这也就是说在打基础的时候大家都是一样的，但层次越高研究的也就各有不同了。如果没有扎实的基础，即使有一个非常好的题目摆在面前，也无法很好地驾驭。之前曾有人说我从做彝族研究到做上海研究，转向很快。其实我觉得只要基础打好，研究题目是可以任意转换的，例如我的硕士论文是做彝族研究的，博士论文是做藏族研究的，现在我做上海的汉族人的研究。因此如果要我给我们的研究生一个忠告的话，就是首先夯实基础。
除此之外，二级学科的地位，对我们的学生来说是不怎么公平的，比如在上海找工作，重点学科是加分的，由于我们是二级学科，我们的学生就不能加分，那么这种情况就间接地造成了对我们学科发展的限制，所以很多人就想把人类学放在民族学里面，但是民族学有好些只是做少数民族的，目前就学科的分类就存在一定的问题。那民族学的同学就不要光把视角放在少数民族身上，尤其自己也是少数民族身份的，多看看别的族群或者汉族都会有更多的启发点。
另外，我们在做研究时要重视历史。如果不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那么对于那个地方是没有发言权的。例如现在让我来做某个地方的研究，如果我不了解那个地方历史上是说什么语言的，我就没有办法对目前那个地方族群的语言认同进行考察。但是如果了解该地方的历史，并且加强一些其本地知识的训练，就能很快进行这个地方研究的具体操作了。所以西敏司在他的《甜与权力》这本书中说：“我们不能走进历史，但是没有历史就没有人类学。”他的这句话是针对普里查德所提过的“没有历史就不是人类学”所进行的对话。因此我们人类学必须重视历史，但并不是必须要有历史的结果。大家在看一个地方的文化时一定要了解那个地方的历史。
谢：谢谢巫达老师，今天听了您的故事很受启发，不仅更进一步了解了族群研究的内涵，还理解了人类学与语言学的一些关联，回去更要好好打基础了。
注释：
①文中彝语注音采用国务院1980年批准的《彝文规范方案》的拼音符号系统。
[关键词]西南研究；族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2）06—0008—07
巫达简介：巫达（1967-）彝族，彝名瓦尔巫达，四川甘洛县人，现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文学院族群研究中心主任。1989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200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2007年在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进行博士后学术研究。研究领域包括族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都市人类学等等。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大都市族群与社会认同研究”、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全球化背景下的上海人身份认同建构研究”等项目。主要著作有《社会变迁与文化认同：凉山彝族的个案研究》、《族群性与族群认同建构：四川尓苏人的民族志研究》、《彝语语法》（诺苏话）（与陈康合著）等专著和40多篇中英文学术论文。
谢杲馥（以下简称谢）：巫达老师您好，谢谢您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采访您。今天的访问主要是想听您讲讲个人经历和您进入人类学学习的过程，也希望您给我们这些初学者分享一下您的学习经验。从您小时候开始谈起吧，我们都知道您是四川凉山的彝族人，您生活的环境一定和我们很不一样吧？
巫达（以下简称巫）：是的。我看到你采访提纲里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我的个人成长史就像一个缩小版的社会变迁史。我的家乡是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甘洛县阿嘎乡，在我小的时候那里大概99%都是彝族人。整个乡只有一户汉族人家，是国家派来我们乡里做会计的。他家有四个女孩和一个男孩，都跟着我们说彝语了。所以当时想要学汉语非常困难。不过学校有汉族老师，我们当时其实是双语教学，老师们都学过彝语。他们教每个词都会先翻译成彝语，不然我们听不懂。比如教“hlop bbop”①是月亮，“hxi bbu”是太阳。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当时我们小学校里面有几棵核桃树，核桃熟了之后有一天晚上被偷了，学生就偷偷议论说是那个汉族的张老师偷的。话传到张老师那里，他当然非常生气。第二天就把我们都召集到一起问是谁说的，大家都不说话。我就说“是我说的”。其实不是我说的，而且我不是真的想冒犯张老师。当时我只是很单纯的想练“我说的”这一句汉语。结果我被张老师骂了。不过我还是很高兴，因为说了一句汉语。哈哈！当时能学汉语的机会真的不多。而且我们当时上学环境也差，班上就10个同学，除了我住在乡政府，其他9个都住在农村里。他们每天赶到学校大概都上午十一、二点了，下午又要很早放学。每天上课时间比较短。而且当时学校条件比较差，冬天冷的时候，我们就一个人扛一根柴火去学校，在教室中央架起一个火堆，让老师暖了手好在黑板上写字。
初中时我就到区上去读书了，当时只有区上才有中学。区中学的条件也不好，当时我才11岁，就要开始住校了。宿舍的窗子都没有玻璃，我们就用报纸糊上；床上也没有床板，我和同学们就自己去砍一些树枝铺在上面。一年之后，我父亲调到区里来工作，刚好区里又有户人家的小孩转到县城去读书，就把我的户口放在他们家，和他一起到县城读书了。
县城就不一样了，不再是彝族聚居区了。解放后，县城里进驻了大量的汉族，有技术人员、教师，还有一个团的部队、武警。1970年又通了铁路，来了很多铁路工作人员。所以，县城里汉族占了大多数，汉语是县城里的主要交际语言。我刚去的时候，很多话我用汉语表达不清楚，为了避免闹笑话，只好尽量不说话。后来，同学们还回忆说我当时刚去的时候说的是“团结话”——带有很重彝语口音的汉语。大概两、三年之后我才逐渐适应，成绩也慢慢好起来。高考时我的语文成绩是全县的第一名，考了89分，比很多汉族同学都高。这也多亏了老师的辛勤付出。我们住校的时候，老师对少数民族学生特别照顾，觉得我们能有这样的成绩很不容易。只要愿意老老实实读书，他们会尽最大努力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从小学到高中的经历，我是一步步从彝族聚居区中走出来的。
1985年我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其实能去中央民大也很偶然。考前都是很紧张的，考完后我就天天玩。有一天两个警察到我家去问：“这是不是巫达家？”我当时不在，我父母还以为我干了什么坏事。结果他们是甘洛县铁路公安局的，是来通知我郑州铁道公安学院想提前录取我。正巧中央民大的通知也来了。我父母也不知道怎么选。刚好来通知的其中一个警察是彝族人，和我父母认识。我爸就问他哪个学校好，他说：“那当然是北京的学校好。”所以我就读了中央民族大学。
谢：您在中央民族大学读什么专业？
巫：语言学。事实上我们是语言学专业第一届学生。当时报这个专业必须要会一门少数民族语言，还要会汉语，所以当时我们班26个人，来自17个不同的民族。其实就是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语言学理论，然后做母语研究的。当时的训练很有意思，因为我们有17种不同的母语。这些语言涵盖了所有的语言发音特点，像彝族的紧元音是很独特的，是其他许多民族语言所没有的。我们彝族语言中“ddu”（挖）和“ddur”（出）是两个不同的词；“bo”（搜）和“buo”（裂开）是两个不同的词。一碰到紧元音的情况老师就会让我来示范。碰到颤音或是有声调差异就找母语具有这些发音特点的同学来发言。所以，大家很快就对语言学的学习有了热情。碰到一起就会讨论各自语言中的音节和声调怎么发、怎么记。学习别人的语言很新鲜，大家都觉得好玩，学习的积极性都很高。而且，当时课余没什么娱乐活动，不像现在有网络，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当时，图书馆、教室就是我们最好的活动场所。这样四年下来我们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到大四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自己写文章发表了。现在把当时写的文章拿出来看也觉得还可以，不会感觉特别差。
张铃雨（以下简称张）：大学毕业之后您是工作还是继续读研究生的啊？ 巫：大学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工作。我们当时去了四个人，我是彝族，还有一个藏族，一个羌族，一个哈尼族的。我专门做彝语方言研究，要了解包括四川、贵州、云南彝区的一百多个县的彝语方言。还有一项工作是整理五十年代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四工作队保存下的资料。我整理第四工作队的材料，他们当时专门做彝语和土家语的调查。当时的材料非常详细，每个地方的调查都有语音记录、词汇、语法、以及这个地方的情况。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材料都分散了，所以我的工作是将这些材料统一编目，重新归类。再后来，我还参加了一个中国社会科学基金的方言调查项目，做彝语方言的研究。在调查过程中了解了很多彝族地区的情况，还有一些土家族和其他民族的情况。我最初对于族群研究的兴趣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张：那您是如何进入人类学研究的呢？
巫：其实走上人类学的道路是比较偶然的。当时中央民族大学彝族语言学专业的硕士没有人能带，而社科院那边招生名额也非常少，所以没有机会读硕士。当时社科院有一个带培制度，带我的是陈康老师。他也是做彝语研究的。带培跟带研究生一样：他布置书让我看，我要写读书报告给他批阅，只是没有学位而已。然后等我拿到中级职称就可以考博了，而那个时候考博士的路径更窄，能带博士的老师很少。1997年，所里一位鄂温克族同事朝克教授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是那边人类学系一位教授请他过去合作一个题目。于是朝克教授推荐我去香港中文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完成硕士学位之后，我成功申请到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这样开始走进了人类学研究领域。
谢：那您给我们回忆下您的人类学学习过程吧？
巫：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科设置和美国一样，认为语言学也是人类学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并不是外专业进入人类学的。由于我受过语言方面的训练，并且已经发表了很多语言学方面的文章，当时我和陈康老师合作的《彝语语法》的初稿都出来了，所以他们录取我做人类学硕士学位。但是我心里很清楚，人类学是要从头学的。我之前接受的仅仅是纯语言学的训练，例如将一个很小的语音或声调、元音、辅音描述清楚；或是做方言比较，看这些方言怎么变，某一个音怎么变化，是什么推动了这个音的变化。虽然语言学已经到达了一定的程度，但人类学的基础还要慢慢补，才能使这两个学科很好地衔接。
当时学习吃了很多苦。在香港，中文指的是广东话，普通话他们叫做华语或者国语。因此香港的“中文”我听不懂，另外有个美国籍老师掌握的“外语”是日语，不会汉语，所以我们之间平时交流就需要用英文。我刚去的时候英文不是很好，每次上课，我都带一个录音机，上课听一遍回去再听一遍。前不久我去韩国开会碰到当时的这个美国老师。他还记得我用录音机的事情，夸我是一个好学生。再来是书，不像现在基本的人类学著作都可以找到中译本。当时阅读材料基本是英文的，要花更大力气去读。可以说，在香港为人类学打基础的几年确实很辛苦，不过也很值得。
张：那您如何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一边打基础，一边写博士论文的呢？
巫：我刚去的时候从硕士开始读起，只有两年时间，又要上课，又要做调查很不容易。硕士论文就只能选择做我熟悉的家乡或者香港。我考虑之后还是想做我的家乡。因为从1989年到1998年我有9年的语言学方面的工作经验，我就选择做语言，后来又加了宗教进去，因此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语言、宗教与文化认同——凉山彝族的个案研究》。我2008年出版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认同：凉山彝族的个案研究》一书中有好几章就是根据硕士论文的内容修改而成的。因为毕竟是我熟悉的地方，所以我的硕士论文学校很满意，2000年我就申请到了他们的博士课程。
谢：那您博士期间的学习情况如何？做了哪些研究？
巫：博士阶段必须按照人类学的传统做“异文化”的研究。我选择做族群，这主要是受到我的导师陈志明先生的影响。陈老师是马来西亚华人，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马来西亚的华人“峇峇”人。那是指几代以前从中国大陆去的男子，很多人留在当地与当地的马来人女性结婚了，这样两三代之后他们的小孩生活习惯都马来化了，语言也是马来语为基础的混合语。但由于华人男性是很坚持自己的族群身份的，给孩子灌输了很多华人的思想，所以他们又坚持了一些华人的传统。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峇峇”人。我当时看了我导师1988年出版的博士论文受到了不少的启发。
我们凉山曾经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个美姑县的彝族老太太，到冕宁县去看在那儿工作的儿子，在路上看到很多汉族农民在地间劳动，她很奇怪的问汉族怎么也有农民啊？”你们听得懂吗？因为美姑是彝族聚居区，进去的汉族都是干部、老师和医生，所以老太太不知道外面的汉族什么样。我也是这样，我一步步走出来，印象中汉族总是占多数的群体。读了陈老师的著作后才意识到，在国外，汉族或者说是华人，就成了一个少数族群了，不再是多数了。加上我之前在民族研究所工作，那里也是研究族群的，所以我就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做族群研究。
当时，读了很多东南亚以及其他国家的族群研究的文章。以前做彝语方言，总是将不同的方言群体作为某一个民族的“支系”。把方言作为划分的标准是可以的，但要用概念进行解释就存在一定的问题了。所有的方言群都是“支系”，那就需要有一个“主系”，可是在民族的概念下应该没有主系的。这就需要用族群理论解释。从族群的观点来看，每一个支系都是一个族群和亚族群。彝族是一个族群，他下面有很多亚族群，以方言或者其他划分的亚族群。就像陈志明老师所说的，在马来西亚，除了“峇峇人”以外，马来西亚还有很多广东人、闽南人。这些都成为华人的亚族群，他们很强调自己作为华人的身份。在中国可能并不明显，但是当他们面对印度人、马来人的时候，他们非常强调华人作为一个整体的身份，同时在华人内部群体中他们也会强调自己是某一个方言群体的。
谢：您系统地给我们讲讲您的族群研究吧？
巫：好。那我要先介绍一些关于族群的概念。在中国，很多人分不清“族群”和“民族”这两个概念。他们认为族群研究就是民族研究，所以常常有人觉得某一个地方根本没有少数民族，不能做族群研究。其实正如我把彝族以不同方言的、不同文化划分为不同的族群或者亚族群（subgroup），那么这个概念放在上海这样的环境下怎么理解？现在的上海人多数是后来移民过来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方言，不同的文化背景，过去我们把他们叫做方言群而不把他们叫做民族，但是可以把他们叫做族群。族群这个概念是去政治化的，族群只是为了便于我们研究而将人群进行划分的一种单位。因此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对以族群为单位的人的群体进行研究。目前族群研究正在全世界如火如荼地发展，而写在公民身份证的“民族”这个特定概念只有在中国才有。 族群这个概念，英文里是ethnic group，是共享文化具有相同背景的群体；而“民族”这个词在英语中是nation，在西方语境中，nation是国家的意思。拿欧洲为例，德国是一个nation，法国也是一个nation，因此nation这个词既包括了国家，又包括了国家主体的人群即族群。社会学意义上的族群概念是由马克斯·韦伯在1922年首先提出的。但直到1953年牛津英语词典里才收录了族群ethnic group 这个词条。也就是说在国家nation这个概念下也需要各个群体用ethnic group这个单位区分开来。
然而，族群研究直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才蓬勃发展起来。稍早一些的五十年代，正是马克思主义盛行之时。前苏联和我国在意识形态上具有非常坚定的共产主义立场，认为民族将逐渐走向灭亡，国家也将不再存在，整个世界将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所有人都将走向一体。1960年的美国学界也曾认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到了美国都会成为美国人，在美国不存在民族，也不存在族群。但后来随着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独立运动的胜利，独立以后的各个国家为了加强自己不再是其他国家的殖民地的意识，不断的强调自己的认同。然后国家内部的各种小的群体也在不断的强调自己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群体意识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出现了更多的群体。这也是人类学、社会学为什么对这个问题如此感兴趣的原因。
现在我国的“民族”概念，还与诸多民族政策相互关联。而在国外，如德国、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的台湾等地早就建立了一些族群研究所。这些研究所都是以族群作为研究单位的，而不是以民族作为单位。再说到中国的族群研究，马戎教授等学者主张族群的去政治化，而郝时远教授等人则认为不能够去政治化，因为去政治化就违背民族政策。其实我认为这两方完全可以协商，因为他们一方谈的是人类学概念下的族群分类概念，另一方面谈的是国家概念下的民族概念。一个是从政治视角去看，另一个是从文化视角去看，所以我认为结合这两方完全可以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的。民族概念下有很多的族群，如果政策允许我们进行再识别，我们可以把归属同一民族但各方面差异确实很大的族群分成不同的民族，而把差异比较小的不同民族重新归为同一民族。其实我们是要将族群作为研究视角，做族群研究不是以政治作为诉求。我们可以做闽南人的研究，温州人的研究，但那不是要把他们作为一个民族划分，而是为了了解他们在文化上存在的差异。
张：您读书期间受到陈志明老师的影响比较大，对吗？
巫：对。陈老师对我的影响不仅是学术上的，还有为人处世上的。以前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他是香港最贵的司机。每次我们要搬宿舍、搬书或者要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去，他都会从百忙之中抽时间开车送我们。他对我们大陆去的几个学生尤其照顾，知道我们英文底子薄弱，会细心的列出书单，详细地指导我们看书。他当时还是系主任，又有自己的研究和教学，特别繁忙，常常要利用中午吃饭的那一个小时来指导我们。那时候，我先开始做助教，后来又在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做副研究员和博士后研究员，刚好这两个系相隔不远，所以我可以更多地约陈老师见面。只要他有空，我们就一起吃中午饭，顺便交流一下。这种关系发展到后来就跟朋友一样，现在有很多事情我都还会请教他。陈老师的这种为人师表的方式对我影响很大，我现在对待自己的学生也喜欢采用这样的方式，比较随意一点，在平时聊天的过程中跟他们互动，有时候看到一篇好文章我就会立刻发给他们，然后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谢：您说2003年在语言学系做研究员，当时博士毕业了吗？
巫：不是，我是一边在语言学系做副研究员工作，一边写博士论文的。2004年拿到博士学位后，语言学系有两个选择，可以成为研究员或者博士后。我选了做博士后。然后，2006年我申请到一笔澳大利亚“长江学者”奖学金。这是李嘉诚捐助给澳大利亚教育部一笔钱，用于资助一些学者到澳大利亚做研究，也资助澳洲学者到亚洲各个地方做研究。所以，我从2007年3月初到9月末，大概半年的时间，是在澳洲做博后的。当时要自己联系导师，我联系的是澳大利亚语言学会的会长。他的汉语名字叫罗仁地，英文名字Randy J-LaPolla，是研究羌语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语言学家。羌语和彝语都是藏缅语族语言。由于我在去香港之前是做语言学工作的，因此，那时候罗仁地老师让我为他主编的一份藏缅语族语区语言英文期刊审彝语稿子。所以当我联系他时，他立刻就同意了。而且我也选了一个非常纯的语言学的题目，叫《彝语的动词的形态及其标志》，这个论文的成果之一已经在《民族语文》上发表了。
张：您是先做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员才去做博士后的吗？
巫：我是从2003年到2004年在现代语言学系做助理研究员，因为这个收入可以让我更好的完成博士论文。2004年12月我拿到博士学位以后，一直到2005年的12月，这一年里就专门在那里做副研究员，这之后到2007年2月份是在那里做博士后。再然后，2007年3月去了澳洲。
谢：所以您的研究方向除了文化人类学的族群研究还包括语言学？
巫：对。语言学也是我的一个兴趣点。因为我在本科就是读语言学的，之后工作期间也一直从事彝语的研究，发表了很多语言学的文章，还有《彝语语法》一书。而且，我一直认为语言学和人类学是不分家的，我们可以从语言去考察文化。文化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人的产物，语言也是如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语言来理解文化。从学术角度来看，国外传统的人类学就要求必须学习所研究族群的语言。所以，我一直认为如果时间充裕，我们人类学的学生都应该有语言学的训练。我在尔苏人的调查中也的确感受到语言的重要。尓苏语和彝语其实差别很大，当时我只会说一点点尔苏语。我的采访对象很多时候都跟我说彝语，不过当他们知道我会说尓苏话时，他们都特别的高兴，更喜欢和我交流。
我对语言学感兴趣的另一个方向是通过方言的比较构拟古语。通过两个不同的音来构拟这两个音的“父亲”是什么，“爷爷”是什么。这是一项比较专业的工作。这个构拟的理论可以让我们知道在多长时间以前某一种语言的形态，然后再通过那个语言的状态来分析那个时期的文化。简单一点说，比如土豆、玉米这些词往上推三四百年可能并不存在，因为那时候这些作物还没有进入中国。再比如米、茶叶这些词，他们构拟的方言差别就很大，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工作，画出它们原始母语的样子，然后再跟其他的母语做比较。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使我们了解更多关于人类和文化的知识。我近期去四川参加了两次三星堆的会议。我讲的就是关于彝语的一些原始方言和羌语、藏语、土家语等周边原始母语的比较。通过这种比较可以构拟出两三千年前的一个语言原貌，甚至是画出古代的一个文化区，将这个原貌与三星堆时期的那些文物进行比较来探索古代文化。这是一个考古学、语言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很复杂的工程，前景非常可观。不过要逐个单字进行研究，逐个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因此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希望以后有机会招一些学生去从语言的角度做文化的比较研究。 谢：那您就接着给我们谈谈您对于西南研究的看法吧？
巫：现在学术界有两种视角，一种是把西南作为边区进行研究，类似于边政学。过去的中央研究院，北京的、南京的、台湾的那些人都把西康的藏区和凉山的彝区作为少数民族边区。这是和人类学不同的视角。边区就意味着已经具有很清楚的边界的概念了，所以这个区域包括从青海、四川到云南、西藏等地。我认为还可以把湖南土家、汉中算入西南地区。过去我们总是在划定一个族群是藏族还是彝族这个问题上争论。现在我们可以从语言学入手进行考证，将土家族扩充进来。按照语系来说，土家语、彝族、藏语，还有西夏语都属于藏缅语族语言，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土家纳入西南。
另外我认为西南的研究还应该包括成都平原等汉族所在的区域。我们现在所做的研究是关于大多数藏族彝族地区的，而成都平原这一块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国外和香港以前就有人在做川西、成都客家人的研究。事实上成都平原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哪个地方我们都该理解其社会文化，而不该以民族概念来划分。从西南地区汉族的研究上讲，成都平原还不是最紧迫需要关注的，最紧迫的是北边的汉中，东边的巴中，这些地区可能相对保留其自身的一些民风民俗，而盆地中间这些人可能三五十年就换了一批。以成都为例，唐朝的时候成都被现在的云南那一带的南诏国攻陷了好多次。他们把成都包围起来，时间最长的时候达到一个多月，直到长安的军队过来他们才撤退。在撤退的途中就把女性和工匠抓走。他们不杀人，抓到的男性就把左边耳朵割下来作为战利品带回自己的领地。其实现在还可以看到彝族男性在左耳上戴耳环就跟那个习俗相关。我举这个例子的意义在于像成都这样一马平川，土地肥沃的地方，常常处于被争夺的状态，因此西南地区的这些人是在不断的循环中的。
我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认同》那本书中的第一章就是写鸦片种植的一个世纪以来彝族人口的变迁。当时彝族不允许种鸦片，就有汉族迁移到彝区种植鸦片，来到当地之后学彝语，融入和适应了彝区的生活。到一百年后民族识别的时候，就将会彝语的都划入彝族当中。因此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从血缘上是纯正的。人类学的一个好处就是使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在不断地变迁的，人在不断地流动和交流，文化也在不断地流动和交流。
张：您是不是还发表了一些语言学的文章？
巫：对，在去香港之前出版的书和发表的文章大多是语言学的。1998年出版的《彝语语法》以及一些关于凉山地名的规范手册。我和陈康老师合作的一个国家测绘局的项目就是根据彝语的发音制定一个汉字表。测绘局根据这个表确定彝区的地名在地图上所用的汉字，比如“甘洛“，不能用其他的“甘”，也不能用其他的“洛”。
我还参与了马学仁主编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民俗大辞典》的编写。我负责阿昌族和傈僳族部分。另外，我和另外一个老师还编写了《彝语方言词汇》，当时没有混合排版的技术，所以里面有很多词条是我把汉语、彝文还有国际音标写上去的。语言学也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不过还是以通过语言看文化这样的思考为主。
谢：您近期会打算做哪些研究？会研究上海吗？
巫：会啊。现在主要是想看看不同区域的文化差异。在中国不同地区的汉族人也具有很大文化差异的，也可以称之为不同的族群。我们也许可以从中选择一、两个很有特点的地区进行族群方向的研究。我现在有硕士生就在考察浙江省东阳市的人们怎么以当地方言上的标准划分成两个族群的。
第二个关注点就是都市里的少数民族。我的几个学生的研究选题就是上海的回族研究、维吾尔族研究、蒙古族研究。还有上海的外国人研究也值得关注。上海作为一个经济中心、移民城市，聚集了来自各个国家的外国人。比如韩国最开始也是在上海成立了临时政府后来才回去建国的。当时日本占领了今天的韩国，韩国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就到上海建立了临时政府。日本投降以后，他们才回到本土建国的。在上海，韩国人是所有外国人中数量很多的，复旦大学那边还有一个专门的韩国研究中心，不过不是从人类学的视角做研究的，而是从经济学方面来研究的。除了韩国人，还有很多日本人、美国人等等，他们都会形成自己的群体和网络。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外国人的本土化的过程；他们的文化怎么发生变化的；他们是怎么调适自己的文化适应上海的。这些都将成为对外国人进行研究的重要考察点。当然少数民族以及港澳台和海外华人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对于港澳台和海外华人来说，他们既是华人，同时又是特殊的华人。比如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的一些传统宗教受到打压，对妈祖的信仰已经消失了，而现在两岸关系好转以后，我们从台湾将妈祖的信仰像借火种一样的借了回来。怎么复兴一种文化？怎么再生产一种文化？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话题。
张：最后您能给我们这些初学者一些建议吗？
巫：由于人类学在中国是作为二级学科存在的，这使得绝大多数高校在本科教育中没有人类学专业。读人类学的学生大多是跨学科考入到人类学的硕士和博士阶段，基础薄弱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我认为首先要做的就是补课，打基础。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人类学知识的搭建就像金字塔一样，最下面一层是底座、地基。这一层次学习的东西都一样，都是人类学最基本的知识；第二层就分门别类了，例如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体制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等，具体地选择一个研究方向进行学习，建立人类学的第二层；那么第三层也就是塔尖的一层，就是作为一个人类学人的个体建设性贡献了，通常是以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的形式呈现的。这也就是说在打基础的时候大家都是一样的，但层次越高研究的也就各有不同了。如果没有扎实的基础，即使有一个非常好的题目摆在面前，也无法很好地驾驭。之前曾有人说我从做彝族研究到做上海研究，转向很快。其实我觉得只要基础打好，研究题目是可以任意转换的，例如我的硕士论文是做彝族研究的，博士论文是做藏族研究的，现在我做上海的汉族人的研究。因此如果要我给我们的研究生一个忠告的话，就是首先夯实基础。
除此之外，二级学科的地位，对我们的学生来说是不怎么公平的，比如在上海找工作，重点学科是加分的，由于我们是二级学科，我们的学生就不能加分，那么这种情况就间接地造成了对我们学科发展的限制，所以很多人就想把人类学放在民族学里面，但是民族学有好些只是做少数民族的，目前就学科的分类就存在一定的问题。那民族学的同学就不要光把视角放在少数民族身上，尤其自己也是少数民族身份的，多看看别的族群或者汉族都会有更多的启发点。
另外，我们在做研究时要重视历史。如果不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那么对于那个地方是没有发言权的。例如现在让我来做某个地方的研究，如果我不了解那个地方历史上是说什么语言的，我就没有办法对目前那个地方族群的语言认同进行考察。但是如果了解该地方的历史，并且加强一些其本地知识的训练，就能很快进行这个地方研究的具体操作了。所以西敏司在他的《甜与权力》这本书中说：“我们不能走进历史，但是没有历史就没有人类学。”他的这句话是针对普里查德所提过的“没有历史就不是人类学”所进行的对话。因此我们人类学必须重视历史，但并不是必须要有历史的结果。大家在看一个地方的文化时一定要了解那个地方的历史。
谢：谢谢巫达老师，今天听了您的故事很受启发，不仅更进一步了解了族群研究的内涵，还理解了人类学与语言学的一些关联，回去更要好好打基础了。
注释：
①文中彝语注音采用国务院1980年批准的《彝文规范方案》的拼音符号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