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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0日,将载入重庆旅游业发展史册。
这一天,31家民企抱团组建西部最大旅游公司:重庆旅商投资集团。
力帆集团总裁尹明善,曾用“最怕他乡遇故知”来形容渝商喜欢窝里斗。但2013年,渝商们一改顽疾,抱团组建了十余个这样的“产业航母”。
改变,源于市委、市政府《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意见》的出台。
《意见》出台
2011年8月,全国工商联发布“201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名单。
重庆十家民企入围,落后于西部的四川和内蒙古。
“我市民企整体呈现少、小、弱态势。”重庆社科院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吴安说。
“少”是数量少。
“2011年,重庆市场主体仅113万户,而浙江已突破300万户。”吴安说。
“小”是个头小。
“入围十家重庆民企总销售收入加起来,不及深圳华为一家。”吴安说。
“弱”是整体弱。
“微企和个体户占重庆市场主体的80%,而上海这一占比为30%。”吴安说。
2012年6月6日,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意见》。
“要不断优化政策环境,着力解决准入难、融资难、注册难、用地难等实际问题,切实做到能优则优、能减则减、能停则停、能免则免。”时任市委书记张德江说。
“《意见》推出了一系列扶持民企的改革举措。”吴安说。
2012年12月27日,重庆召开民营经济发展座谈会。
“要培育出一大批‘顶天立地’的大企业和‘铺天盖地’的中小企业,形成国有、民营、三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市委书记孙政才说。
在市委、市政府推动下,《意见》开始发挥效力。
解注册难
2011年底,市工商局微企处办公室。
一位老人在室外来回踱步,久久不去。
“有事吗?”微企处处长聂刚走出门问。
“我想办微企……”老人嗫嚅着说。
老人名叫刘道全,有几十年园林从业经验,其“人造假山”等技术获得了国家专利。
“我不想打工了,想办微企。”
“您多大年纪?”
“61岁。”
“申办微企的男性创业者年龄不能超过60岁。”聂刚解释。
“哦!”刘道全唉声叹气地走了。
半年后某天,刘道全手机响了。
“有个好消息。”电话是聂刚打来的。
“什么好消息?”
“新政策將获得国家专利授权的微企申办者,男性年龄放宽到70岁,女性年龄放宽到65岁。”
刘道全直呼:“太好了!”
《意见》的出台,为化解民企注册难提供了“敲门砖”。
“以前注册,需办理很多难以完成的前置审批手续,现在多半都取消了。”
“首期注册资本可以零首付了,真是解了大急啊!”
“允许股东以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等非货币财产出资,太好了。”
…………
一大批民企,在声声感激中呱呱坠地。
解用地难
2012年,蒲桂龙很郁闷。
“想挪个窝,可挪不起。”他说。
2011年,蒲桂龙在江北区嘉陵三村微企创业园创办了容点科技有限公司。
2012年,容点营业额超过600万元,员工增至30人。
微企长大了,蒲桂龙却烦恼起来:“场地不够用了。”
“搬家啊!”朋友说。
“搬不起啊!这里每平方米月租只要十几元,搬到观音桥商圈其他写字楼,每平方米至少要60元。”蒲桂龙说。
在全市,不少微企创业者正遭遇和蒲桂龙一样的烦恼。
2013年初,江北区政府决定建设“成长工场”——买下一处楼盘,建成五万多平方米的“成长工场”,让成长型微企有“容身之地”。
“太感谢了。”2013年8月,以28元/平方米的月租,蒲桂龙将公司搬进“成长工场”。
“《意见》推出‘各区县确保每年批准的民营企业用地不少于当年批准建设用地面积的50%’等一系列举措,督促各区县解决民企用地难。”吴安说。
在《意见》催化下,一大批微企孵化园、中小企业基地、都市工业园应运而生。
“今年我们要做到1000万元。”蒲桂龙信心暴涨。
解融资难
刘云美打小学得一手泡菜绝活。
2011年初,凭借这手绝活,她创办了微企——御美香蔬菜专业合作社。
很快,御美香就打出了名气。
“2012年6月,我签下一笔大订单。”刘云美说。
签下后,她就后悔了,“凭现在生产规模,两个月内根本无法交货”。
刘云美着急死了,整夜整夜失眠。
“贷款啊!”朋友支招。
“贷款手续繁琐,没两个月弄不下来。”刘云美说。
危急关头,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工作人员找上门来。
“在他帮助下,我办理了‘微企一表通’业务。”刘云美说。
“微企一表通”就是在一张表上完成贷款的申请、审查和审批。
“第二天,我就拿到了15万元贷款。”刘云美说。
2012年4月,市中小企业局调查显示,66%的中小微企业正遭遇融资难。
两个月后出台的《意见》,推出一系列举措缓解民企融资难。
创建更多小额贷款、担保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做强八大金融要素市场,为民企募集资金;引导银行针对中小企业提供创新性服务;建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促进会,帮助民企融资;推动民企上市。
“帮我们解了资金之渴。”刘云美说。
解准入难
2013年7月4日,涪陵区金科酒店。
“由66家民企出资组建的重庆涪商投资控股集团正式成立。”
台下,爆起一片掌声。
“我们将抱团投资金融和准金融机构、城市基础设施……”该集团董事长黄一峰高声宣布。
“能进入这些行业吗?”有人质疑。
重庆民企弱小,一大原因就是准入难——难以进入诸多领域。
“造成重庆大型民企多集中在汽摩、房地产和餐饮行业,无法全面开花。”吴安说。
针对民企准入难,《意见》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
“《意见》扩大了投资经营范围,交通、能源、金融、水利、市政、电信、医疗、教育及文化等领域都欢迎民资进入。”吴安说。
在《意见》推动下,各区县打开了“玻璃门”。
“集团成立当天,我们就与涪陵区政府签订了360亿元合作项目。”黄一峰说。
项目涵盖土地整治、旧城改造等多个方面。
“我们民企,与国企享有了同等待遇。”黄一峰说。
2012年,重庆非公经济占全市GDP的62.7%,在全国排第四位,仅次于广东、浙江和江苏。2013年前三季度,民营经济增加值超过4000亿元,对全市经济贡献率达到六成。
这就是一份《意见》引发的蝴蝶效应。
这一天,31家民企抱团组建西部最大旅游公司:重庆旅商投资集团。
力帆集团总裁尹明善,曾用“最怕他乡遇故知”来形容渝商喜欢窝里斗。但2013年,渝商们一改顽疾,抱团组建了十余个这样的“产业航母”。
改变,源于市委、市政府《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意见》的出台。
《意见》出台
2011年8月,全国工商联发布“201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名单。
重庆十家民企入围,落后于西部的四川和内蒙古。
“我市民企整体呈现少、小、弱态势。”重庆社科院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吴安说。
“少”是数量少。
“2011年,重庆市场主体仅113万户,而浙江已突破300万户。”吴安说。
“小”是个头小。
“入围十家重庆民企总销售收入加起来,不及深圳华为一家。”吴安说。
“弱”是整体弱。
“微企和个体户占重庆市场主体的80%,而上海这一占比为30%。”吴安说。
2012年6月6日,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意见》。
“要不断优化政策环境,着力解决准入难、融资难、注册难、用地难等实际问题,切实做到能优则优、能减则减、能停则停、能免则免。”时任市委书记张德江说。
“《意见》推出了一系列扶持民企的改革举措。”吴安说。
2012年12月27日,重庆召开民营经济发展座谈会。
“要培育出一大批‘顶天立地’的大企业和‘铺天盖地’的中小企业,形成国有、民营、三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市委书记孙政才说。
在市委、市政府推动下,《意见》开始发挥效力。
解注册难
2011年底,市工商局微企处办公室。
一位老人在室外来回踱步,久久不去。
“有事吗?”微企处处长聂刚走出门问。
“我想办微企……”老人嗫嚅着说。
老人名叫刘道全,有几十年园林从业经验,其“人造假山”等技术获得了国家专利。
“我不想打工了,想办微企。”
“您多大年纪?”
“61岁。”
“申办微企的男性创业者年龄不能超过60岁。”聂刚解释。
“哦!”刘道全唉声叹气地走了。
半年后某天,刘道全手机响了。
“有个好消息。”电话是聂刚打来的。
“什么好消息?”
“新政策將获得国家专利授权的微企申办者,男性年龄放宽到70岁,女性年龄放宽到65岁。”
刘道全直呼:“太好了!”
《意见》的出台,为化解民企注册难提供了“敲门砖”。
“以前注册,需办理很多难以完成的前置审批手续,现在多半都取消了。”
“首期注册资本可以零首付了,真是解了大急啊!”
“允许股东以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等非货币财产出资,太好了。”
…………
一大批民企,在声声感激中呱呱坠地。
解用地难
2012年,蒲桂龙很郁闷。
“想挪个窝,可挪不起。”他说。
2011年,蒲桂龙在江北区嘉陵三村微企创业园创办了容点科技有限公司。
2012年,容点营业额超过600万元,员工增至30人。
微企长大了,蒲桂龙却烦恼起来:“场地不够用了。”
“搬家啊!”朋友说。
“搬不起啊!这里每平方米月租只要十几元,搬到观音桥商圈其他写字楼,每平方米至少要60元。”蒲桂龙说。
在全市,不少微企创业者正遭遇和蒲桂龙一样的烦恼。
2013年初,江北区政府决定建设“成长工场”——买下一处楼盘,建成五万多平方米的“成长工场”,让成长型微企有“容身之地”。
“太感谢了。”2013年8月,以28元/平方米的月租,蒲桂龙将公司搬进“成长工场”。
“《意见》推出‘各区县确保每年批准的民营企业用地不少于当年批准建设用地面积的50%’等一系列举措,督促各区县解决民企用地难。”吴安说。
在《意见》催化下,一大批微企孵化园、中小企业基地、都市工业园应运而生。
“今年我们要做到1000万元。”蒲桂龙信心暴涨。
解融资难
刘云美打小学得一手泡菜绝活。
2011年初,凭借这手绝活,她创办了微企——御美香蔬菜专业合作社。
很快,御美香就打出了名气。
“2012年6月,我签下一笔大订单。”刘云美说。
签下后,她就后悔了,“凭现在生产规模,两个月内根本无法交货”。
刘云美着急死了,整夜整夜失眠。
“贷款啊!”朋友支招。
“贷款手续繁琐,没两个月弄不下来。”刘云美说。
危急关头,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工作人员找上门来。
“在他帮助下,我办理了‘微企一表通’业务。”刘云美说。
“微企一表通”就是在一张表上完成贷款的申请、审查和审批。
“第二天,我就拿到了15万元贷款。”刘云美说。
2012年4月,市中小企业局调查显示,66%的中小微企业正遭遇融资难。
两个月后出台的《意见》,推出一系列举措缓解民企融资难。
创建更多小额贷款、担保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做强八大金融要素市场,为民企募集资金;引导银行针对中小企业提供创新性服务;建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促进会,帮助民企融资;推动民企上市。
“帮我们解了资金之渴。”刘云美说。
解准入难
2013年7月4日,涪陵区金科酒店。
“由66家民企出资组建的重庆涪商投资控股集团正式成立。”
台下,爆起一片掌声。
“我们将抱团投资金融和准金融机构、城市基础设施……”该集团董事长黄一峰高声宣布。
“能进入这些行业吗?”有人质疑。
重庆民企弱小,一大原因就是准入难——难以进入诸多领域。
“造成重庆大型民企多集中在汽摩、房地产和餐饮行业,无法全面开花。”吴安说。
针对民企准入难,《意见》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
“《意见》扩大了投资经营范围,交通、能源、金融、水利、市政、电信、医疗、教育及文化等领域都欢迎民资进入。”吴安说。
在《意见》推动下,各区县打开了“玻璃门”。
“集团成立当天,我们就与涪陵区政府签订了360亿元合作项目。”黄一峰说。
项目涵盖土地整治、旧城改造等多个方面。
“我们民企,与国企享有了同等待遇。”黄一峰说。
2012年,重庆非公经济占全市GDP的62.7%,在全国排第四位,仅次于广东、浙江和江苏。2013年前三季度,民营经济增加值超过4000亿元,对全市经济贡献率达到六成。
这就是一份《意见》引发的蝴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