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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步自封只可能面对被淘汰命运。人如此，产业亦然。台湾200好汉从“战将”到“叛将”，不仅是一个人和一群人的故事，更是一个产业的转移，一次世代的变遷。
2012年6月15日，贺成明辞去华星光电CEO，陈立宜代理CEO走上台前。
关于很少曝光于媒体前的陈立宜，台湾媒体曾用极煽情的文字来描述他的“背叛”——“90138030，是台湾面板的税码。曾经，这个代号帮台湾创造了上兆元(新台币)营收，是‘两兆双星产业’之一；曾经，台湾面板厂有机会进军中国大陆，打造中国大陆第一条高世代面板厂；曾经，台湾有机会与中国品牌业者联手抗韩，让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面板出口国。然而，2009年11月，一场两百人的历史性挖角，改变了一切。”
2009年11月，TCL布局，原台湾奇美电“第一战将”陈立宜率台湾面板业200好汉投身大陆，打造华星。
——从“战将”到“叛将”，这不仅是一个人和一群人的故事，更是一个产业的转移，一次世代的变遷。
“策反”
“李董(TCL董事长李东生)问我，自组团队可不可行……他给我一天时间跟台湾团队谈。”
全球最快——创纪录17.5个月建好面板厂；全球最大——打造出110英寸全球最大液晶面板；两岸单一厂产量最大——32英寸电视面板厂年产能2400万片；中国大陆第一——第一家成功复制三星模式，上有政府资金支持、自主面板技术，下有品牌厂作为出海口，通吃上下游产业链的面板厂。
——这是在深圳，不是台湾。
很难想象，2009年11月，现坐落于深圳市光明新区高新技术园区，占地六十万平方米的华星总部，仍是一片荒芜。华星产品设计开发光学部部长胡哲彰说，第一次来勘探时，这里是土鸡城、菜园，“我们在那边吃土鸡，还不敢跟老板说，明天就会有人把你们铲掉。”
胡哲彰是陈立宜“挖”来华星人才之一。陈立宜，昔日台湾奇美电“第一战将”，曾为奇美电开发出全球第一片可量产的30英寸电视面板。其最彪悍的战功是，当奇美电痛失全球电视面板老大宝座，他主导奇美电转攻中国大陆市场，击退三星，一举拿下大陆市场41％占有率，领先三星整整二十个百分点。直至今日，号称台湾面板双虎的奇美电、友达，仍坐拥大陆电视面板市场近半壁江山。
然而2009年奇美电一场高层人士风暴，以及随后而来的奇美电被群创合并，却让陈立宜被迫出局——还没离开老东家，就有人问他的位子何时空出来，当时“我都跟别人说，我是败军之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此时，TCL董事长李东生为他提供了一个更大平台——打造中国大陆最先进且与国际基本同步的8.5代面板厂。
此举无疑是国内第三大电视品牌TCL，布局产业链的重要一环。而其大背景是，平板显示产业被列为我国战略性支持产业。其一，产业规模和市场潜力巨大。大陆是全球面板最大销售市场，每年的液晶电视需求占全球四分之一，亦是全球最大电视机制造基地，每年生产全球一半电视机。但是与此同时，不掌握液晶面板的量产技术，也就意味着将丧失全球彩电产业的话语权；其二，产业资本与技术密集。这是我国与国际巨头技术最为接近的产业之一。能否在这领域取得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的突破，将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正因为此，政府亦扮演了“推手”角色。“十二五规划”中，2015年面板必须达到八成本土采购。而这个数据2011年仅是5％。
在全球面板业“三国四地”(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格局中，谁能抢占下游客户，称霸未来?韩国三星、LG都在卡位；中国本土龙头京东方也开始建8.5代面板厂；后来占股华星30％的深圳市政府当时正跟夏普谈引进技术；而离职奇美电之前，陈立宜正打算提议奇美电将兴建中的8.5代厂搬到大陆……
壮志未酬，面对TCL抛出的橄榄枝，陈立宜仅考虑了一晚，即召集六名同伴，宣布建面板厂。
这六名同伴原本打算跟随他再创业，做投资不过五百万元的模组设计公司，“听到后都傻掉了，根本反应不过来”。
三天内，必须拿出营运企划书。“我连续三天，七点起床，八点开始写；中午吃饭，我边打电脑边叫我老婆喂我包子，我起来只有上厕所；晚上吃晚餐，喂那种不用移动的；晚上十二点洗澡，一点睡觉，早上起来继续打……”245亿元总投资规模就是这样算出来的，“集了十年功力，摊提多少，几年后损平……22页写出来后，立刻送到深圳市政府。”
这是深圳市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单一投资工业项目。对所有投身其中的人来说，是机遇，更是风险。首当其冲的关隘就是，作为中国大陆首条没有技术引进、全靠自主创新建设的最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人才，从哪儿来?
挖角
“郭董(郭台铭)说去华星也没用，他会把它买下来后，叛逃过去的都Fire(开除)掉。”
“如果五、六个月找不到人，华星就不成了。”跟时间赛跑，李东生看中的正是陈立宜丰富业内经验以及赫赫战功树立起的威望。当时TCL高级副总裁贺成明担任华星总裁，负责政府关系，执行副总裁陈立宜则负责找人。用贺成明的话说，项目初立，业内人士多有疑虑，政府领导也颇感压力，“一些设备和材料厂家拜访我时，看到办公室里只坐着我一个人，他们的担心明显写在脸上。李东生董事长每次见面第一件事就是问我找到了几个人，甚至要汇报这些人的个人简历。”
8.5代面板厂投资大，技术难度高，当时全球仅数家日韩企业拥有这一技术，而在内地更是空白。华星能不能找到合适的技术人才并将这些人融合起来形成战斗力?
“盖面板厂，至少需要八十个关键人才。台湾面板是做制造起家，四万名工程师，99％都是制造人才，找八十个建厂人，应该不太难。”拿到高世代面板厂执照后，陈立宜立马飞回台湾找人。
但没想到，原本说好要一起加盟华星的同伴，率先打退堂鼓。“本来两人一起挖人，一天之内就少了50％人力。”不仅如此，刚下飞机，陈立宜就接到了台湾媒体的电话，“记者问，听说你要挖一百多个?廖董事长(原奇美电董事长廖锦祥)也打来问，这怎么一回事?经济部常务次长黄重球也打来问……”隔天，全台湾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秘密挖角变成众所瞩目，如芒在背，压力巨大，陈立宜只能笑说，这下好了，“根本不用登征人广告。” 事实上，这种如临大敌的阵仗，映射出台湾当地一以贯之的产业政策：把最好的技术、最精华的管理“留”在“岛”内，“放”到内地的，往往是人力密集、低技术水平的产业。譬如富士康。殊不知，世界是平的，固步自封只可能面对被淘汰的命运。
当时连华星公司名字都未确定情况下，陈立宜决定放手一搏，租下台湾当地一栋二楼公寓，设立人力中介公司。他开出五个条件：在光电产业排名前列的人才、肯冒险、要更高职位、要更大舞台、要更高薪水。
说是条件，倒不如说是“利诱”。最直接的刺激就是高薪，“工程师若在台湾一年领年薪200万元新台币，华星直接换算成人民币200万元，约新台币1000万元，等于是台湾4.5～5倍的年薪，至于主管的年薪更高达新台币1500万元。”
即便如此，“前十天最难熬，原本谈好来，又反悔的就有六、七千人”，还遭遇过有人派卧底来假面试，探虚实。以至于在内地心急如焚的贺成明接到消息，立马飞到台湾，直接到一些面板大厂请朋友帮忙找人。据说他从对方会议室出来时还差点撞上对方企业总经理，不得不绕道出去，异常尴尬。
显然，“挖角”消息见光后，台湾面板业界防堵更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甚至连打扫清洁的阿姨都被怀疑是陈立宜派出的探子。以奇美电为例，内部加薪并下令，“员工一个都不能少”。不仅如此，传言四起，一说“郭董(郭台铭)说去华星也没用，他会把它买下来后，叛逃过去的都Fire(开除)掉。”又说，帮华星工作拿不到薪水，因为内地的高薪挖角常常都是空头支票。更甚至，跳槽华星者都接过存证信函(台湾的一种搜证方式，用于法律程序之前，作为对簿公堂时的证据)，一张张往家里送，“我妈接到还问我发生什么事。”跳槽华星的一位员工回忆说。
随着一场场面试在星巴克，或是高铁旁的快餐店隐秘进行，这场两岸业界利诱、威胁的人才角力战，更是轮番上演。
“能做的就是把面试次数增加，碰撞机会高，成功几率也高。”之后，陈立宜再采取“人滚人”策略，先挖主管，从资历五到六年、担任厂长者开始挖，据说一个跳槽者最高纪录为华星带进了十名人才。与此同时，为防堵流言，凡提早赴华星报到者，陈立宜先发新台币一百万元(约合人民币20万元)奖金。
此役，陈立宜创纪录地挖走台湾面板业200多名人才，成就台湾面板史上最大跳槽风，又一次轰动行业。
“合体”
“我要他们像马一样，不要看公不公平了，要一起向前。这个公司只有推进到量产，才能存活!”
2010年3月，人马到齐，华星动工。外界纷纷讪笑“乌合之众”。的确，除台湾人才，华星也网罗了不少日韩精英。此时对这个团队的最大考验，就是怎样做到人和。
譬如台湾人讲求公平、权责分明，会认为不是自己造成的错误，就不需要负责收拾，而且只要心里一不舒服，表现就差，最后就算没有产出约定好的产品，但至少能拿到最低的金额。陈立宜说，“这两百多人一开始也是跟我谈公不公平，谈到公不公平，效率一定会下降”，因此，他不要团队讲公不公平，只要整个团队一起解决，“我要他们像马一样，不要看公不公平了，要一起向前。反正会议桌上我不准人讲公不公平。讲，我就当场骂，叫他罚站。”
讲效率不讲公平，不仅是大陆商业大环境需要，更是生存需要。面板厂的竞争力，决定于速度：谁能提早量产，谁就能吓阻竞争对手建厂。当时京东方比华星早四个月建厂，因此对华星来说，要想赶上2012年的五一假期和十一假期的需求，一条是建厂，一条是研发，两条线必须在2011年8月交会量产。也就是说，算算时间，得在17.5个月内量产。
在外界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边是建厂。在面板业，七成靠设备，三成靠经验。买设备时，华星一人当两人用，“高峰期，现场设备商比员工还多”；搬设备时，因为有政府支持，一天内让两百台货柜车进城，设绿色通道让日本的设备四十八小时入关；赶建厂时，一天可以派两万名工人入场。
2011年1月，主厂房如期完成，好不容易松口气，只等着日本运来的设备。3月11日日本海啸，消息传来，价值上千万元的两台溅镀机被海啸卷走了。隔天一早，会议室里气氛沉重，主管们直冒冷汗。后来证实说不仅溅镀机要重新运到港口出港，载着曝光机的船也受到辐射污染，不得不被强制在海上漂流两周，不断洒水降低辐射量后才移入。这就让整个进度落后了一个月。
为了赶工，很多人连续三个月每天只睡三小时。到了仅剩三个月就要量产的时候，新安装的机台调校，管线又没牵好……台湾工程师觉得不可能如期量产，“王国和(奇美电前厂长、华星光电副总裁)就下强势指令给工厂要支援建厂工作。工厂说，这不是我的工作，有一些厂长和部经理反弹，我就采取强烈的措施。”
千头万绪。对陈立宜来说，只有一个首要目标，那就是活下来。他板起脸来命令所有人全力支援，“这个公司只有推进到量产，才能存活!”
而另一边更重要的，也更为外界关注的就是研发。毕竟，项目上马并不意味着技术上马，买断、合资、挖人都不能形成完全的自主创新实力。
宣战
“来大陆以前，我觉得我剑术练得很厉害，但是这里人家是拿枪。”
17.5个月——全球最快速度!2011年8月8日，华星点亮第一片面板，第8.5代TFT-LCD面板生产线项目正式投产，仅落后京东方约一周时间。业界平均一年量产，而华星不到半年就量产——两岸业界多半质疑华星面板是“买来拼凑的”。
如何证明拥有570多项专利的技术实力?华星要做全球最大110英寸液晶面板!
陈立宜在白板上从基本的线路图到背光设计，从头到尾花三个小时讲一遍后，硬是逼研发团队做全球第一片110英寸液晶面板。“做的理由，一个给中央看政绩，一个是给士气鼓舞。刚刚建厂不只台湾不看好，设备厂也不看好；台湾面板厂觉得不可能，京东方也觉得不可能。点亮了，别人觉得你一定从其他地方运过来。110英寸做出来，这总不可能是拼接吧?”
然而要争这一口气，就要不断推翻工程师们的“不可能”底线。研发主管侯鸿龙解释说，面板做大有技术难度，连彩色滤光片、偏光板、运送盒子都得量身订做。 但这又不仅仅是为争一口气。陈立宜说，“这是有市场的。苏宁电器的老总来，我做给他看，他说可以卖，一年，算算我卖九百部，就可以赚很多。”
2012年3月9日，华星将这片世界上最大的长245厘米、高137厘米的110英寸面板运到了北京。
据说因为面板重达1600公斤，为了运送，陈立宜包了飞机试飞五次；送至机场的途中，为了怕晃动造成面板损伤，车辆以龟速前进，“有时候开太快，我还要拿起对讲机跟司机说，开慢一点”；到了北京面板发布会场，光接上讯号线源就花了四个小时。
而之所以选择在北京发布，正因为北京是对手京东方的大本营。陈立宜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华星有做面板的实力!
至2012年4月，华星累计出货超过100万片液晶电视面板，良品率已达92％。同月，三星电子向华星光电下了大额订单。2012年6月，华星光电的4.5代OLED(有机发光二极管)试验线进入设备安装阶段。截至2012年年底，华星的产能就可供应内地35％电视机所需。有“十二五规划”的支持，陈立宜预估华星至少还有五年的好光景。
面对台湾业界千夫所指，被迫背上“叛将”之名，他不回避，“不能说我挖墙角，这是公平竞争。过来大陆工作的两百个台湾人，在大陆的面板产业可以得到更多机会，可以和当地人合作得很好，我觉得就是达到我的任务。”
从华星出发只要两个小时车程，就可抵达深圳的面板聚落，占面板成本八成的三项材料——背光模组、彩色滤光片、玻璃供应商，都已进驻，而华星的对面就是旭硝子。
除了产业聚落便利，像华星这样的本土企业还有关税保护政策的支持。2012年4月1日起，政府将32英寸及以上不含背光模组的液晶面板进口关税，从3％上调至5％。
——这些都是机会。2012年5月，京东方就已历史首次超越友达、三星，成为中国大陆第二大电视面板供货商。电视面板业洗牌已经开始。尽管奇美电、友达在大陆总出货量市场占有率近5成，但随着京东方及华星光电8.5代面板线量产及满产，2012年年底，两大本土面板厂的市场占有率将由此前的不及10％上升为25％。此外，三星及LG在大陆投资的高世代线也将投产。
先前台商并非没有机会登陆，但台湾当地却为了避免技术外流，出台政策限制面板厂赴内地投资。结果导致大陆现在高世代面板生产线里，没有一家是台商。反观韩国三星、LG却已提早在大陆布局。而华星则是地方政府发出的最后一张门票，此后权力收归中央严审面板执照，“2009年4月那一波放开，现在已经不可能发生，只能往前跑。”
因此陈立宜反倒忧心起台湾面板业前景，“有些东西在台湾没法做，我发现台湾科技业就是苦劳、工时长，大家事倍功半。”“来大陆以前，我觉得我剑术练得很厉害，但是这里人家是拿枪。”
华星还谈不上成功，但至少，陈立宜已经迈开了第一步。
编辑 彭靖
2012年6月15日，贺成明辞去华星光电CEO，陈立宜代理CEO走上台前。
关于很少曝光于媒体前的陈立宜，台湾媒体曾用极煽情的文字来描述他的“背叛”——“90138030，是台湾面板的税码。曾经，这个代号帮台湾创造了上兆元(新台币)营收，是‘两兆双星产业’之一；曾经，台湾面板厂有机会进军中国大陆，打造中国大陆第一条高世代面板厂；曾经，台湾有机会与中国品牌业者联手抗韩，让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面板出口国。然而，2009年11月，一场两百人的历史性挖角，改变了一切。”
2009年11月，TCL布局，原台湾奇美电“第一战将”陈立宜率台湾面板业200好汉投身大陆，打造华星。
——从“战将”到“叛将”，这不仅是一个人和一群人的故事，更是一个产业的转移，一次世代的变遷。
“策反”
“李董(TCL董事长李东生)问我，自组团队可不可行……他给我一天时间跟台湾团队谈。”
全球最快——创纪录17.5个月建好面板厂；全球最大——打造出110英寸全球最大液晶面板；两岸单一厂产量最大——32英寸电视面板厂年产能2400万片；中国大陆第一——第一家成功复制三星模式，上有政府资金支持、自主面板技术，下有品牌厂作为出海口，通吃上下游产业链的面板厂。
——这是在深圳，不是台湾。
很难想象，2009年11月，现坐落于深圳市光明新区高新技术园区，占地六十万平方米的华星总部，仍是一片荒芜。华星产品设计开发光学部部长胡哲彰说，第一次来勘探时，这里是土鸡城、菜园，“我们在那边吃土鸡，还不敢跟老板说，明天就会有人把你们铲掉。”
胡哲彰是陈立宜“挖”来华星人才之一。陈立宜，昔日台湾奇美电“第一战将”，曾为奇美电开发出全球第一片可量产的30英寸电视面板。其最彪悍的战功是，当奇美电痛失全球电视面板老大宝座，他主导奇美电转攻中国大陆市场，击退三星，一举拿下大陆市场41％占有率，领先三星整整二十个百分点。直至今日，号称台湾面板双虎的奇美电、友达，仍坐拥大陆电视面板市场近半壁江山。
然而2009年奇美电一场高层人士风暴，以及随后而来的奇美电被群创合并，却让陈立宜被迫出局——还没离开老东家，就有人问他的位子何时空出来，当时“我都跟别人说，我是败军之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此时，TCL董事长李东生为他提供了一个更大平台——打造中国大陆最先进且与国际基本同步的8.5代面板厂。
此举无疑是国内第三大电视品牌TCL，布局产业链的重要一环。而其大背景是，平板显示产业被列为我国战略性支持产业。其一，产业规模和市场潜力巨大。大陆是全球面板最大销售市场，每年的液晶电视需求占全球四分之一，亦是全球最大电视机制造基地，每年生产全球一半电视机。但是与此同时，不掌握液晶面板的量产技术，也就意味着将丧失全球彩电产业的话语权；其二，产业资本与技术密集。这是我国与国际巨头技术最为接近的产业之一。能否在这领域取得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的突破，将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正因为此，政府亦扮演了“推手”角色。“十二五规划”中，2015年面板必须达到八成本土采购。而这个数据2011年仅是5％。
在全球面板业“三国四地”(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格局中，谁能抢占下游客户，称霸未来?韩国三星、LG都在卡位；中国本土龙头京东方也开始建8.5代面板厂；后来占股华星30％的深圳市政府当时正跟夏普谈引进技术；而离职奇美电之前，陈立宜正打算提议奇美电将兴建中的8.5代厂搬到大陆……
壮志未酬，面对TCL抛出的橄榄枝，陈立宜仅考虑了一晚，即召集六名同伴，宣布建面板厂。
这六名同伴原本打算跟随他再创业，做投资不过五百万元的模组设计公司，“听到后都傻掉了，根本反应不过来”。
三天内，必须拿出营运企划书。“我连续三天，七点起床，八点开始写；中午吃饭，我边打电脑边叫我老婆喂我包子，我起来只有上厕所；晚上吃晚餐，喂那种不用移动的；晚上十二点洗澡，一点睡觉，早上起来继续打……”245亿元总投资规模就是这样算出来的，“集了十年功力，摊提多少，几年后损平……22页写出来后，立刻送到深圳市政府。”
这是深圳市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单一投资工业项目。对所有投身其中的人来说，是机遇，更是风险。首当其冲的关隘就是，作为中国大陆首条没有技术引进、全靠自主创新建设的最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人才，从哪儿来?
挖角
“郭董(郭台铭)说去华星也没用，他会把它买下来后，叛逃过去的都Fire(开除)掉。”
“如果五、六个月找不到人，华星就不成了。”跟时间赛跑，李东生看中的正是陈立宜丰富业内经验以及赫赫战功树立起的威望。当时TCL高级副总裁贺成明担任华星总裁，负责政府关系，执行副总裁陈立宜则负责找人。用贺成明的话说，项目初立，业内人士多有疑虑，政府领导也颇感压力，“一些设备和材料厂家拜访我时，看到办公室里只坐着我一个人，他们的担心明显写在脸上。李东生董事长每次见面第一件事就是问我找到了几个人，甚至要汇报这些人的个人简历。”
8.5代面板厂投资大，技术难度高，当时全球仅数家日韩企业拥有这一技术，而在内地更是空白。华星能不能找到合适的技术人才并将这些人融合起来形成战斗力?
“盖面板厂，至少需要八十个关键人才。台湾面板是做制造起家，四万名工程师，99％都是制造人才，找八十个建厂人，应该不太难。”拿到高世代面板厂执照后，陈立宜立马飞回台湾找人。
但没想到，原本说好要一起加盟华星的同伴，率先打退堂鼓。“本来两人一起挖人，一天之内就少了50％人力。”不仅如此，刚下飞机，陈立宜就接到了台湾媒体的电话，“记者问，听说你要挖一百多个?廖董事长(原奇美电董事长廖锦祥)也打来问，这怎么一回事?经济部常务次长黄重球也打来问……”隔天，全台湾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秘密挖角变成众所瞩目，如芒在背，压力巨大，陈立宜只能笑说，这下好了，“根本不用登征人广告。” 事实上，这种如临大敌的阵仗，映射出台湾当地一以贯之的产业政策：把最好的技术、最精华的管理“留”在“岛”内，“放”到内地的，往往是人力密集、低技术水平的产业。譬如富士康。殊不知，世界是平的，固步自封只可能面对被淘汰的命运。
当时连华星公司名字都未确定情况下，陈立宜决定放手一搏，租下台湾当地一栋二楼公寓，设立人力中介公司。他开出五个条件：在光电产业排名前列的人才、肯冒险、要更高职位、要更大舞台、要更高薪水。
说是条件，倒不如说是“利诱”。最直接的刺激就是高薪，“工程师若在台湾一年领年薪200万元新台币，华星直接换算成人民币200万元，约新台币1000万元，等于是台湾4.5～5倍的年薪，至于主管的年薪更高达新台币1500万元。”
即便如此，“前十天最难熬，原本谈好来，又反悔的就有六、七千人”，还遭遇过有人派卧底来假面试，探虚实。以至于在内地心急如焚的贺成明接到消息，立马飞到台湾，直接到一些面板大厂请朋友帮忙找人。据说他从对方会议室出来时还差点撞上对方企业总经理，不得不绕道出去，异常尴尬。
显然，“挖角”消息见光后，台湾面板业界防堵更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甚至连打扫清洁的阿姨都被怀疑是陈立宜派出的探子。以奇美电为例，内部加薪并下令，“员工一个都不能少”。不仅如此，传言四起，一说“郭董(郭台铭)说去华星也没用，他会把它买下来后，叛逃过去的都Fire(开除)掉。”又说，帮华星工作拿不到薪水，因为内地的高薪挖角常常都是空头支票。更甚至，跳槽华星者都接过存证信函(台湾的一种搜证方式，用于法律程序之前，作为对簿公堂时的证据)，一张张往家里送，“我妈接到还问我发生什么事。”跳槽华星的一位员工回忆说。
随着一场场面试在星巴克，或是高铁旁的快餐店隐秘进行，这场两岸业界利诱、威胁的人才角力战，更是轮番上演。
“能做的就是把面试次数增加，碰撞机会高，成功几率也高。”之后，陈立宜再采取“人滚人”策略，先挖主管，从资历五到六年、担任厂长者开始挖，据说一个跳槽者最高纪录为华星带进了十名人才。与此同时，为防堵流言，凡提早赴华星报到者，陈立宜先发新台币一百万元(约合人民币20万元)奖金。
此役，陈立宜创纪录地挖走台湾面板业200多名人才，成就台湾面板史上最大跳槽风，又一次轰动行业。
“合体”
“我要他们像马一样，不要看公不公平了，要一起向前。这个公司只有推进到量产，才能存活!”
2010年3月，人马到齐，华星动工。外界纷纷讪笑“乌合之众”。的确，除台湾人才，华星也网罗了不少日韩精英。此时对这个团队的最大考验，就是怎样做到人和。
譬如台湾人讲求公平、权责分明，会认为不是自己造成的错误，就不需要负责收拾，而且只要心里一不舒服，表现就差，最后就算没有产出约定好的产品，但至少能拿到最低的金额。陈立宜说，“这两百多人一开始也是跟我谈公不公平，谈到公不公平，效率一定会下降”，因此，他不要团队讲公不公平，只要整个团队一起解决，“我要他们像马一样，不要看公不公平了，要一起向前。反正会议桌上我不准人讲公不公平。讲，我就当场骂，叫他罚站。”
讲效率不讲公平，不仅是大陆商业大环境需要，更是生存需要。面板厂的竞争力，决定于速度：谁能提早量产，谁就能吓阻竞争对手建厂。当时京东方比华星早四个月建厂，因此对华星来说，要想赶上2012年的五一假期和十一假期的需求，一条是建厂，一条是研发，两条线必须在2011年8月交会量产。也就是说，算算时间，得在17.5个月内量产。
在外界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边是建厂。在面板业，七成靠设备，三成靠经验。买设备时，华星一人当两人用，“高峰期，现场设备商比员工还多”；搬设备时，因为有政府支持，一天内让两百台货柜车进城，设绿色通道让日本的设备四十八小时入关；赶建厂时，一天可以派两万名工人入场。
2011年1月，主厂房如期完成，好不容易松口气，只等着日本运来的设备。3月11日日本海啸，消息传来，价值上千万元的两台溅镀机被海啸卷走了。隔天一早，会议室里气氛沉重，主管们直冒冷汗。后来证实说不仅溅镀机要重新运到港口出港，载着曝光机的船也受到辐射污染，不得不被强制在海上漂流两周，不断洒水降低辐射量后才移入。这就让整个进度落后了一个月。
为了赶工，很多人连续三个月每天只睡三小时。到了仅剩三个月就要量产的时候，新安装的机台调校，管线又没牵好……台湾工程师觉得不可能如期量产，“王国和(奇美电前厂长、华星光电副总裁)就下强势指令给工厂要支援建厂工作。工厂说，这不是我的工作，有一些厂长和部经理反弹，我就采取强烈的措施。”
千头万绪。对陈立宜来说，只有一个首要目标，那就是活下来。他板起脸来命令所有人全力支援，“这个公司只有推进到量产，才能存活!”
而另一边更重要的，也更为外界关注的就是研发。毕竟，项目上马并不意味着技术上马，买断、合资、挖人都不能形成完全的自主创新实力。
宣战
“来大陆以前，我觉得我剑术练得很厉害，但是这里人家是拿枪。”
17.5个月——全球最快速度!2011年8月8日，华星点亮第一片面板，第8.5代TFT-LCD面板生产线项目正式投产，仅落后京东方约一周时间。业界平均一年量产，而华星不到半年就量产——两岸业界多半质疑华星面板是“买来拼凑的”。
如何证明拥有570多项专利的技术实力?华星要做全球最大110英寸液晶面板!
陈立宜在白板上从基本的线路图到背光设计，从头到尾花三个小时讲一遍后，硬是逼研发团队做全球第一片110英寸液晶面板。“做的理由，一个给中央看政绩，一个是给士气鼓舞。刚刚建厂不只台湾不看好，设备厂也不看好；台湾面板厂觉得不可能，京东方也觉得不可能。点亮了，别人觉得你一定从其他地方运过来。110英寸做出来，这总不可能是拼接吧?”
然而要争这一口气，就要不断推翻工程师们的“不可能”底线。研发主管侯鸿龙解释说，面板做大有技术难度，连彩色滤光片、偏光板、运送盒子都得量身订做。 但这又不仅仅是为争一口气。陈立宜说，“这是有市场的。苏宁电器的老总来，我做给他看，他说可以卖，一年，算算我卖九百部，就可以赚很多。”
2012年3月9日，华星将这片世界上最大的长245厘米、高137厘米的110英寸面板运到了北京。
据说因为面板重达1600公斤，为了运送，陈立宜包了飞机试飞五次；送至机场的途中，为了怕晃动造成面板损伤，车辆以龟速前进，“有时候开太快，我还要拿起对讲机跟司机说，开慢一点”；到了北京面板发布会场，光接上讯号线源就花了四个小时。
而之所以选择在北京发布，正因为北京是对手京东方的大本营。陈立宜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华星有做面板的实力!
至2012年4月，华星累计出货超过100万片液晶电视面板，良品率已达92％。同月，三星电子向华星光电下了大额订单。2012年6月，华星光电的4.5代OLED(有机发光二极管)试验线进入设备安装阶段。截至2012年年底，华星的产能就可供应内地35％电视机所需。有“十二五规划”的支持，陈立宜预估华星至少还有五年的好光景。
面对台湾业界千夫所指，被迫背上“叛将”之名，他不回避，“不能说我挖墙角，这是公平竞争。过来大陆工作的两百个台湾人，在大陆的面板产业可以得到更多机会，可以和当地人合作得很好，我觉得就是达到我的任务。”
从华星出发只要两个小时车程，就可抵达深圳的面板聚落，占面板成本八成的三项材料——背光模组、彩色滤光片、玻璃供应商，都已进驻，而华星的对面就是旭硝子。
除了产业聚落便利，像华星这样的本土企业还有关税保护政策的支持。2012年4月1日起，政府将32英寸及以上不含背光模组的液晶面板进口关税，从3％上调至5％。
——这些都是机会。2012年5月，京东方就已历史首次超越友达、三星，成为中国大陆第二大电视面板供货商。电视面板业洗牌已经开始。尽管奇美电、友达在大陆总出货量市场占有率近5成，但随着京东方及华星光电8.5代面板线量产及满产，2012年年底，两大本土面板厂的市场占有率将由此前的不及10％上升为25％。此外，三星及LG在大陆投资的高世代线也将投产。
先前台商并非没有机会登陆，但台湾当地却为了避免技术外流，出台政策限制面板厂赴内地投资。结果导致大陆现在高世代面板生产线里，没有一家是台商。反观韩国三星、LG却已提早在大陆布局。而华星则是地方政府发出的最后一张门票，此后权力收归中央严审面板执照，“2009年4月那一波放开，现在已经不可能发生，只能往前跑。”
因此陈立宜反倒忧心起台湾面板业前景，“有些东西在台湾没法做，我发现台湾科技业就是苦劳、工时长，大家事倍功半。”“来大陆以前，我觉得我剑术练得很厉害，但是这里人家是拿枪。”
华星还谈不上成功，但至少，陈立宜已经迈开了第一步。
编辑 彭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