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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2日下午，我借去上海参加“楼适夷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之机，与锡金先生的女公子蒋於缉教授，还有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张岚、王锡荣两位馆长一起去看望王元化先生。
我们进门后刚落座，元化先生立刻对我说：关于丁玲，我要先向你解释一件事。丁玲逝世时，中国作协把讣告发到我原来住的淮海路旧址，两个月后我才收到，所以没能在开追悼会前发唁电。
我冒昧地说：“元化先生，我想请您谈谈丁玲，行吗？”
先生答道：这么说吧，我老伴张可非常喜欢丁玲的书，我坦白地说，我喜欢萧红。我老伴不但自己喜欢丁玲，还给她的那些外国学生讲丁玲的作品，这些学生很有兴趣。
我又问：“您和丁玲同志有过交往吗？”
先生说：她向我约过稿，给《中国》杂志。我当时忙，也没写成。我到北京参加四次作代会，听适夷告诉我，丁玲跟他说我是为周扬起草文章（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适夷向她解释，说我也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骨干分子，还吃过不少苦，后来丁玲大约改变了看法，向我约稿。《中国》的牛汉是我的老朋友。我对丁玲了解不多，但对雪峰很熟悉。我认为雪峰的许多文章，如《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都写得很好，今天读来仍令人钦佩。
雪峰是一位很好的人
我知道丁玲深爱雪峰，便说：“也请您谈谈雪峰吧。”
谈起冯雪峰，元化先生滔滔不绝。第一句话就说：雪峰是一位很好的人，确如他自己所说，他在文坛上单干，是个“单干户”。也正因为这一点，今天写到他的文章不多，对他的评价也嫌不足。抗战后我们在上海相识，我向来喜欢雪峰的理论文章。解放初，我在时代出版社，雪峰把他的全部作品送给我，要我读过之后写篇评论文章。但是，我接连在政治运动中遭难，文章一直没有写成，雪峰送给我的那些著作，都在“文革”中被毁了。
元化先生转向王锡荣：包子衍搞的那个《雪峰年谱》，漏下一段史实（指编《现实文艺丛刊》），我跟几个人说了，一直没补上。现在包子衍也不在了，这杂志现在还可找到，仔细考查还来得及，请你们想法给补上。王锡荣答应一定想办法，并拿出纸笔立刻记录下来。
元化先生又讲到与雪峰之间的一件往事。上个世纪50年代初，元化先生被打成胡风反党集团骨干分子，降级降薪，赋闲在家。“在家里总得找点事情做，不能靠老婆养活呀”，元化先生说：他就找了一本英国人写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来翻译，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接着，元化先生向我们介绍了这部书的梗概：作者呤唎，19世纪50年代初以英国海军低级军官身份来到上海，后辞去军职经商，在上海附近太平天国辖境收购蚕丝。其间，细心观察太平天国情况，还去苏州拜见了忠王李秀成。李让他住在府里，享受最友好的款待，向他介绍太平天国情况，并发给他一个通行证，允许他在太平天国辖区内自由往来。后来，呤为太平天国采购到大批欧洲军火和粮食，还帮助太平天国训练军队，一同参加战斗，并身负重伤。他还了解了太平军内讧的许多详情。回到英国后，他把自己在太平天国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太平军总司令忠王李秀成——如果他已去世，本书就作为对他的纪念。”
元化先生说：雪峰被打成右派后，门可罗雀，在北京看到我的这部译著，十分感兴趣，萌发了创作长篇小说《太平天国》的想法。为了熟悉太平天国人物的生活环境，他专门到书中提到的地方走了一遍。1959年为了向建国十周年献礼，夏衍也给我来信，说要把《太平天国》改编成电影，要我参加编剧。我当然愿意，后来也没拍成。
怎么看丁玲的“左”
趁元化先生讲话的间隙，我问道：“元化先生，许多人说丁玲晚年‘左’，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元化先生不假思索地说道：其实这里没有什么“左”、“右”问题。上世纪30年代的前辈，当时都积下了一些恩恩怨怨，后来经过不少运动，各人都遭受了沉重的磨难，应该可以化解了，可是这些恩怨仍存。丁玲同志也是比较执着这些恩怨的。自然，她吃了太多的苦。是非要辨白，但那些情绪上留下的恩怨痕迹似乎就可不再执着了。夏衍同志晚年批评雪峰的文章是不对的，这也是对过去的恩怨太执着了。雪峰性格冲动，但在大事上他不至说那样的话。当然夏衍同志对我是很好的，但他在晚年写的回忆文章里，还坚持30年代那些看法，竟然说雪峰要把他扭送巡捕房……
元化先生用毛巾擦擦汗，接着说，根本不是什么“左”“右”的问题，都是30年代沿袭下来的这个东西（宗派）！
我追问了一句：“您说丁玲不是‘左’、‘右’的问题，而是文艺界30年代沿袭下来的宗派问题吗？”元化先生点点头说，如果晚年时丁玲、周扬、夏衍等人能坐在一起把有些事情谈开就好了。周扬等人有这个问题，丁玲等人也有戒备心理。比如打丁玲，打胡风的问题，丁玲、胡风，还有楼适夷等人都认为是周扬搞的，其实正如彭柏山在反胡风时对我说的，决策来自上面。当然这里有周扬等人在执行过程中掌握分寸的问题……
停了一下，他又说：我不愿意卷入派性之争，这并不是没有是非，而是感到厌恶。当然，我并不是把文艺上的问题一概归为闹派性。我的准则是本着前人说过的一句话“和而不同，群而不党”。1994年我曾把这句话写进我的文章中（见《思辨录》），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有时却让自己处于一种不被人理解的困境。
怕元化先生谈话时间长了太累，我们怀着遗憾告辞，并且跟王元化先生约定：以后有机会再来访问他。
电话中又聊起一些事
我回到北京，根据记忆，草拟了这篇《听王元化先生谈丁玲冯雪峰》的小稿，连同我写的一本小书《无奈的涅?——丁玲最后的日子》寄给王元化先生。没想先生办事极其认真，亲自为我订正稿件，还于7月2日晚给我打来电话，谈他读我那本小书后的一些感想。他说，你书中写的那些事，好多我都不知道。像“诬告信事件”，丁玲那样一个老同志怎么可能做那样的事呢！你给她说清楚很好。我的视力不好，现在只有一只眼能看东西，视力0.3、4，每天看三四十行。最近你在《新文学史料》上发的那篇《丁玲为〈中国〉筹款始末》，这件事我也不知道。是别人给我念的这篇文章。丁玲是个书生，怎么可能搞经济呢！
我插话说：我没有什么理论水平，只是写点事实。
元化先生说：你头脑很清楚，写得也很客观，很认真，就是要实事求是。你写的这些事很重要，我在1952年就写过关于“面对真实”的文章。接着，又谈到《丁玲与“诬告信”事件》那篇文章，他说，你文章中写到张光年日记记载“……收王元化信……”上个世纪80年代，我和光年有过交往，只是谈《文心雕龙》（因为张光年是《文心雕龙》研究会会长），没涉及过文坛上的事。我们的通信有三四十封，都收在我那本《思辨录》里。你上次来时问我丁玲“左”的问题，我对文坛上的事不知道，也谈不出什么，但丁玲不“左”，有比她“左”的人。我们这些人都“左”过，光年也“左”过，有人也跟我讲过他在上世纪50年代批胡风时的“左”的表现。八九十年代，我对文坛厌倦了，文坛太复杂，我转而去研究学术问题。
元化先生的话，对我研究丁玲很有启迪。我把这些原原本本记录下来，仅此而已。
2005年6月5日至7月6日
（作者为原丁玲秘书，《作家文摘》副社长）
我们进门后刚落座，元化先生立刻对我说：关于丁玲，我要先向你解释一件事。丁玲逝世时，中国作协把讣告发到我原来住的淮海路旧址，两个月后我才收到，所以没能在开追悼会前发唁电。
我冒昧地说：“元化先生，我想请您谈谈丁玲，行吗？”
先生答道：这么说吧，我老伴张可非常喜欢丁玲的书，我坦白地说，我喜欢萧红。我老伴不但自己喜欢丁玲，还给她的那些外国学生讲丁玲的作品，这些学生很有兴趣。
我又问：“您和丁玲同志有过交往吗？”
先生说：她向我约过稿，给《中国》杂志。我当时忙，也没写成。我到北京参加四次作代会，听适夷告诉我，丁玲跟他说我是为周扬起草文章（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适夷向她解释，说我也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骨干分子，还吃过不少苦，后来丁玲大约改变了看法，向我约稿。《中国》的牛汉是我的老朋友。我对丁玲了解不多，但对雪峰很熟悉。我认为雪峰的许多文章，如《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都写得很好，今天读来仍令人钦佩。
雪峰是一位很好的人
我知道丁玲深爱雪峰，便说：“也请您谈谈雪峰吧。”
谈起冯雪峰，元化先生滔滔不绝。第一句话就说：雪峰是一位很好的人，确如他自己所说，他在文坛上单干，是个“单干户”。也正因为这一点，今天写到他的文章不多，对他的评价也嫌不足。抗战后我们在上海相识，我向来喜欢雪峰的理论文章。解放初，我在时代出版社，雪峰把他的全部作品送给我，要我读过之后写篇评论文章。但是，我接连在政治运动中遭难，文章一直没有写成，雪峰送给我的那些著作，都在“文革”中被毁了。
元化先生转向王锡荣：包子衍搞的那个《雪峰年谱》，漏下一段史实（指编《现实文艺丛刊》），我跟几个人说了，一直没补上。现在包子衍也不在了，这杂志现在还可找到，仔细考查还来得及，请你们想法给补上。王锡荣答应一定想办法，并拿出纸笔立刻记录下来。
元化先生又讲到与雪峰之间的一件往事。上个世纪50年代初，元化先生被打成胡风反党集团骨干分子，降级降薪，赋闲在家。“在家里总得找点事情做，不能靠老婆养活呀”，元化先生说：他就找了一本英国人写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来翻译，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接着，元化先生向我们介绍了这部书的梗概：作者呤唎，19世纪50年代初以英国海军低级军官身份来到上海，后辞去军职经商，在上海附近太平天国辖境收购蚕丝。其间，细心观察太平天国情况，还去苏州拜见了忠王李秀成。李让他住在府里，享受最友好的款待，向他介绍太平天国情况，并发给他一个通行证，允许他在太平天国辖区内自由往来。后来，呤为太平天国采购到大批欧洲军火和粮食，还帮助太平天国训练军队，一同参加战斗，并身负重伤。他还了解了太平军内讧的许多详情。回到英国后，他把自己在太平天国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太平军总司令忠王李秀成——如果他已去世，本书就作为对他的纪念。”
元化先生说：雪峰被打成右派后，门可罗雀，在北京看到我的这部译著，十分感兴趣，萌发了创作长篇小说《太平天国》的想法。为了熟悉太平天国人物的生活环境，他专门到书中提到的地方走了一遍。1959年为了向建国十周年献礼，夏衍也给我来信，说要把《太平天国》改编成电影，要我参加编剧。我当然愿意，后来也没拍成。
怎么看丁玲的“左”
趁元化先生讲话的间隙，我问道：“元化先生，许多人说丁玲晚年‘左’，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元化先生不假思索地说道：其实这里没有什么“左”、“右”问题。上世纪30年代的前辈，当时都积下了一些恩恩怨怨，后来经过不少运动，各人都遭受了沉重的磨难，应该可以化解了，可是这些恩怨仍存。丁玲同志也是比较执着这些恩怨的。自然，她吃了太多的苦。是非要辨白，但那些情绪上留下的恩怨痕迹似乎就可不再执着了。夏衍同志晚年批评雪峰的文章是不对的，这也是对过去的恩怨太执着了。雪峰性格冲动，但在大事上他不至说那样的话。当然夏衍同志对我是很好的，但他在晚年写的回忆文章里，还坚持30年代那些看法，竟然说雪峰要把他扭送巡捕房……
元化先生用毛巾擦擦汗，接着说，根本不是什么“左”“右”的问题，都是30年代沿袭下来的这个东西（宗派）！
我追问了一句：“您说丁玲不是‘左’、‘右’的问题，而是文艺界30年代沿袭下来的宗派问题吗？”元化先生点点头说，如果晚年时丁玲、周扬、夏衍等人能坐在一起把有些事情谈开就好了。周扬等人有这个问题，丁玲等人也有戒备心理。比如打丁玲，打胡风的问题，丁玲、胡风，还有楼适夷等人都认为是周扬搞的，其实正如彭柏山在反胡风时对我说的，决策来自上面。当然这里有周扬等人在执行过程中掌握分寸的问题……
停了一下，他又说：我不愿意卷入派性之争，这并不是没有是非，而是感到厌恶。当然，我并不是把文艺上的问题一概归为闹派性。我的准则是本着前人说过的一句话“和而不同，群而不党”。1994年我曾把这句话写进我的文章中（见《思辨录》），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有时却让自己处于一种不被人理解的困境。
怕元化先生谈话时间长了太累，我们怀着遗憾告辞，并且跟王元化先生约定：以后有机会再来访问他。
电话中又聊起一些事
我回到北京，根据记忆，草拟了这篇《听王元化先生谈丁玲冯雪峰》的小稿，连同我写的一本小书《无奈的涅?——丁玲最后的日子》寄给王元化先生。没想先生办事极其认真，亲自为我订正稿件，还于7月2日晚给我打来电话，谈他读我那本小书后的一些感想。他说，你书中写的那些事，好多我都不知道。像“诬告信事件”，丁玲那样一个老同志怎么可能做那样的事呢！你给她说清楚很好。我的视力不好，现在只有一只眼能看东西，视力0.3、4，每天看三四十行。最近你在《新文学史料》上发的那篇《丁玲为〈中国〉筹款始末》，这件事我也不知道。是别人给我念的这篇文章。丁玲是个书生，怎么可能搞经济呢！
我插话说：我没有什么理论水平，只是写点事实。
元化先生说：你头脑很清楚，写得也很客观，很认真，就是要实事求是。你写的这些事很重要，我在1952年就写过关于“面对真实”的文章。接着，又谈到《丁玲与“诬告信”事件》那篇文章，他说，你文章中写到张光年日记记载“……收王元化信……”上个世纪80年代，我和光年有过交往，只是谈《文心雕龙》（因为张光年是《文心雕龙》研究会会长），没涉及过文坛上的事。我们的通信有三四十封，都收在我那本《思辨录》里。你上次来时问我丁玲“左”的问题，我对文坛上的事不知道，也谈不出什么，但丁玲不“左”，有比她“左”的人。我们这些人都“左”过，光年也“左”过，有人也跟我讲过他在上世纪50年代批胡风时的“左”的表现。八九十年代，我对文坛厌倦了，文坛太复杂，我转而去研究学术问题。
元化先生的话，对我研究丁玲很有启迪。我把这些原原本本记录下来，仅此而已。
2005年6月5日至7月6日
（作者为原丁玲秘书，《作家文摘》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