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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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1987年在德国历史学家马丁·布罗扎特与以色列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德兰德之间展开了关于民族社会主义历史化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运用历史化概念对纳粹罪行重新解读的合法性及其触发的问题,其根本分歧在于二人对第三帝国进行历史解释时使用的理论框架不同。布罗扎特试图对第三帝国历史进行结构主义解释,并利用历史化将第三帝国放入长时段的社会发展图景中重新解读;而弗里德兰德则坚持意识形态在纳粹罪行认定中的核心作用和道德维度在大屠杀历史书写中的核心地位。"历史化"概念也启示了大屠杀记忆演变中时间维度的复杂性,其中涉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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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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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1987年在德国历史学家马丁·布罗扎特与以色列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德兰德之间展开了关于民族社会主义历史化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运用历史化概念对纳粹罪行重新解读的合法性及其触发的问题,其根本分歧在于二人对第三帝国进行历史解释时使用的理论框架不同。布罗扎特试图对第三帝国历史进行结构主义解释,并利用历史化将第三帝国放入长时段的社会发展图景中重新解读;而弗里德兰德则坚持意识形态在纳粹罪行认定中的核心作用和道德维度在大屠杀历史书写中的核心地位。"历史化"概念也启示了大屠杀记忆演变中时间维度的复杂性,其中涉及到时间距离、历史性等概念在构成层面、功能发展层面的不同涵义,及其在与道德因素碰撞时会遭遇的问题。争论一方面提醒了大屠杀历史解释在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及其带来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在方法论层面大屠杀历史研究新视角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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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公文的兼申,是指下级机构将同一事项分别上报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关上级机构的现象。唐代上行公文中的多种兼申规定,主要出现在唐后期,反映了唐后期在信息分层的基础上,皇帝与中央机构力求更为及时准确地掌控重要、敏感政务信息的一种努力和尝试。通过报告性公文的兼申,皇帝或上级机构能够与具体负责机构同步掌握信息,有利于皇帝或上级机构对具体负责机构的管理、指导和监督。
由陈寅恪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意见而引发的关于新儒学渊源的论争,关系理学的属性,却始终悬而未决。其主要分歧在于:唐宋诸儒上承道统,声言辟佛,究竟是避名居实,取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还是直探经学,反对异教;唐宋诸儒的义理之学,只是受到天竺势力大盛的时代影响(或压力),至多参酌佛禅性理之说,中心根本不出古儒家心学脉络,还是已经天竺为体,华夏为用,即利用儒家心性说谈论佛教性理,以沟通儒释,使得谈心说性与济世安民相反相成;没有佛教以及吸收佛教的道教影响,新儒家能否再发现孟子心学,并且改造为义理之学。皇权的
元朝至晚在中统二年就颁定官方标准量制,并在至元十三年将之推广到江南。标准量制普遍应用于官府财政运作,特别是税粮征纳、官仓和籴。至元二十年前后,元朝一方面借鉴南宋文思院斛的"小口"优点制定新斛式样,另一方面以市井行铺为主要抓手,将官定量制向民间推广,使其在各地不同程度地进入民间,特别是市井商人、官田佃户及士人阶层等对官定量制有充分的认识。南宋文思院斛1石折合元省斛0.685石。
自日本投降后,旅大经过三年多的发展,虽然渡过了经济恢复期,但银行力量薄弱,资金短缺,无力支撑政府大规模经济建设,因此中苏双方决定实施货币改革以改变这种局面。而此时,辽沈战役刚结束,具备了进行币制改革的客观环境和有利时机。币改伊始,中共旅大党政组织迅速高效地完成组织、宣传动员等准备工作。在繁杂的兑换过程中,妥善地处理群众关心的债务和物价问题,以保证兑换工作顺利完成。"关东币"的发行,既增强了公署的经济力量,又冲破了苏军对旅大的金融垄断,初步展现了中共早期高效的城市经济管理能力及强大的经济控制力。
民国成立后,章太炎回国参与新政权的建设,他目睹当时盛行的参照西洋各国政治建制来探讨未来中国的制度建设,强调为政者应做到"先综核后统一",在明晰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对症下药,通过有效的政治治理,来"巩固国权",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因此他对讲求西学的政坛新锐极不信任,希望能任用清末的立宪派与原清廷的旧官吏,依靠他们的行政经验来稳固政治与社会局面。另一方面,基于实现民权的理想,他对新成立的临时参议院与其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展开批评,认为这些并不能真正代表民众意志。但章太炎的内在困境在于,在他的政治视野
英国护士官方注册运动是一场由淑女护士发起、在战争诱发下得到各方支持的、争取护理业职业地位得到官方认可的运动。1887年淑女护士发起护士官方注册运动,主张将出身作为护士官方注册的标准,引发了激烈争论。随着一战的爆发和女权运动的发展,护士官方注册运动得到了广泛支持,运动转向各方力量之间的利益之争。政府介入后,1919年议会通过《护士注册法案》,英国护士官方注册运动取得胜利。该运动的出现既源于淑女护士的职业诉求,也与英国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息息相关,同时离不开医学的发展以及公众对规范护士队伍的希冀。英国护士官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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