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一年一度的青年领袖评选，对本刊并非易事。其难度首先在于，“青年”一词与“领袖”一词之间，似乎天然横亘着时间这条隧道——青年虽然崭露头角，却还没有经过岁月的锻造和打磨；而领袖，则意味着时间的积淀和验证。现实中，风骚一时，甚至昙花一现的“英雄”太多了。“青年”如何“领袖”？如何甄别他们是一时的，还是可续的？
　　更重要的是，“领袖”们当下遭遇的挑战、面临的困境，前所未有。今日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们，从接受万众顶礼膜拜到众叛亲离，似乎发生在一夜之间。昔日的“领袖救星”今天被视为“民贼独夫”。民心向背不是骤变，而是渐变。这种渐变——民间力量挑战威权势力，民有民治民享挑战王有王治王享，公民的自我教育挑战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教育，遍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社会各领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风向之变。
　　百度总裁李彦宏曾是风光无限的IT领袖，作为一个创业成功并影响巨大的年轻人、知本家，曾被青年们、大学生们崇拜有加，但其企业接连暴露出商业欺诈、信息屏蔽、侵犯知识产权问题后，李彦宏也走下了领袖神坛，名望大跌，甚至被直斥为“骗子、小偷”，虽然，他还领导着一家市值数百亿美金的企业，他还是中国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
　　再观互联网上专家、学者、名流、官员形象的嬗变，在传统媒体时代，他们曾是各领域的大小意见领袖，是“纵做鬼也幸福”的成功人士，而今，他们的论点、论据、逻辑、品位、情操、人文科学素养、思考的方式与深度，无一不逐人逐条地被各方检视，正是在这种来自民间的、海量的、巨细靡遗的挑剔中，大小领袖们、成功者们暴露出了知识的短板、人格的缺陷、品位的低陋……凡此种种，在微博世界表现得尤为明显。
　　有互联网文化研究者说，在互联网上，每一个网民都是平等的个体，大家具有平等的话语权。传统时代的尊卑贵贱，被互联网拒之门外。任谁想借助现实世界的身份在网络上继续高人一等、威风八面，都是痴心妄想。
　　这似乎是一个领袖失势的时代，一呼万应的时代已然逝去，取而代之的是众声喧哗，甚至，关于领袖、成功的定义本身也众说纷纭，意义与价值被重新评估。价值与利益的日益多元，辩论的相对自由充分，客观上带来了思考的广度和深度，这个时代，领袖与专家失势，民众地位上升，但同时也有人发出清醒的声音：群众成为群氓的危险，丝毫不小于专家成为“砖家”、领袖成为阶下囚的危险。
　　回到青年的话题，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与宣传口号中，青年都代表着活力、激情与进步。但青年学者、本届青年领袖当选人刘瑜在反思五四运动时却提醒我们：“虽然青年对于历史进步的贡献卓然，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却是：在整个20世纪，青年在充当暴政的帮凶方面，却是难堪的功不可没。人们赞美青年的勇敢和叛逆，但另一面的现实则是，青年常常用隐身于群体的方式来追求个性，用为专制者冲锋陷阵的方式来表现叛逆，其勇气背后往往是选择性的沉默。当然可以为青年辩护的是他们单纯、易受骗、易被煽动。集体化运动多年以后，一个苏联前积极分子却说：我们被欺骗，是因为我们想被欺骗。”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臭名昭著的冲锋队（SA）和党卫军（SS）可以说是希特勒的个人部队，而它们正是以自告奋勇的德国青年为主力。便是60年代西方青年，在为反战、平权发出正义呼声的同时，却令人遗憾地对另外一些国家更腥风血雨的红色恐怖保持了选择性沉默，甚至做起了啦啦队。”
　　无疑，这个“退步”青年的群体，还包括中国“文革”时的“红卫兵”——原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年轻时的身份之一。这位曾经的红卫兵改革开放后成了大型国企的掌门人——普通人眼中的权贵阶层，现在却热衷于启蒙价值的宣扬和民主社会的推动。
　　秦晓的转变来自两次大惑，其中一次是他21岁插队的时候，“国家搞得乱七八糟，好人都给打下去，我再怎样崇拜毛泽东，也不能接受了。”他经常引用罗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