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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逃离 张雄 麻倩昀
一定是搞错了，肯定会好的
18岁离家上北京闯荡的头一天，蔡朝晖还光着脚在湖南农村的地里忙活。
又一个18年过去，蔡朝晖变身名人蔡春猪，只是在老家还没多少人知道。每年春节，他都要回老家陪父母过年。
在四十岁左右的有妻有子的中年男人里，这样的已经不算很多。他说这并不是什么思乡情结，只是希望陪伴下父母。“就算他们能活到90岁，能见他们的次数也不过二三十回了。”实际上，早就受不了南方冬天蚀骨的阴冷，以及亲友间无处不在的攀比。他不大喜欢他们开玩笑的方式，他们的烟比他好，他们的衬衫领子比他白。蔡春猪说自己不在意这些，可他觉得他们在意。“一切都在提醒你，你不属于这个地方。”
即便在家里，母亲捕风捉影的猜疑也让他感到厌烦。某年他穿了件先前穿过的衣服回家，母亲便果断得出儿子这一年没挣到钱的结论。
母亲是个敏感的女人。4个子女里，蔡春猪最大程度继承了这一特质，现在他是一名作家。但母亲对他的生活很不满意，因为所有人回老家都在打牌，只有他不会。在母亲眼里，“幸福就是，有很多时间打牌”。
他几乎一直闷在家里不出门。与之对比的是他做生意的兄长，各种应酬聚会应接不暇。“他从小上的是好学校，重点班，那帮同学都事业有成，一个个局长老板之类的。”蔡春猪说聚会都是互相炫耀，“我呢，烂学校，职高都没念完，大家都过得很惨。我们炫耀什么呢——炫耀离异了？炫耀我孩子……这样了？”
回家过年，蔡春猪很难在履行这种义务之外得到多少乐趣。如果碰巧在路上碰见父亲，他们会默契地假装没看见。“我想不出用什么方式跟他打招呼。‘啊，爸，回来啦？辛苦啦！’——你说得出口吗？就假装没看见挺好，这么多年都这么处理的。”
每到假期结束，父亲会在离别那顿饭开始前准时消失。“‘儿子你在外面好好工作。’这种话他说不出来，就自己躲起来了。”从小到大，父子俩都很不适应这种温情或者煽情场景。俩人心照不宣地选择了回避。
蔡春猪知道父亲是关心他的。跟家里通话时，一般程序是父亲接起电话，说句“你妈来了”便完成了他的戲份。但蔡春猪知道他就站在母亲旁边，“我有时说起喜禾又有进步，我妈边高兴边训斥我爸：‘哎！你别跳了！’”
在自己儿子面前，蔡春猪从不吝啬和掩饰自己的爱意。起码，他经常盼着能跟喜禾来个拥抱。“男人受到父亲的影响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极力效仿，一种是处处反着来。我属于后一种。”他讨厌长幼尊卑，跑到侄儿们微博里问他们泡到了几个妞。他希望自己是朋友，是玩伴，而非古板无趣的长辈。
但时常会有某个侄女冲他喊道：叔叔你那个样子好像爷爷！不经意间翻阅相片，他瞥见自己某个下意识的动作恰恰与父亲如出一辙。这让他感到沮丧。
“特别悲哀，”他说年纪大起来，便不那么计较这些了。“有些东西是基因里的，你没法改变。”
在对待父亲的态度上，朋友胡淑芬跟他是同类：“作为一个自恋的人，你很喜欢自己。但你从你身上看到你父亲的影子，你又会讨厌自己。这是很不舒服的。”
蔡春猪说自己的幽默基因来自于家族。当他还是祖父的跟屁虫的年纪，祖父随口丢下的一句俏皮话总能逗得道旁女人一阵嘎嘎笑。“他的幽默特别好，特别恰到好处。我父亲叔叔档次就低了很多，到我这里境界上稍微往上提了一点点，但也没提多少。”
在继承家族幽默感基因的同时，蔡春猪自称也延续了父辈的暴躁和“刚愎自用”。年纪愈大，父亲对年轻时受过的不公正待遇愈加感到不平。他整理材料，去长沙上访，花钱找律师，希望上级能给他平反。
蔡春猪打电话回家，接电话的一股是父亲。“你妈来了。”通常他只有这4个字。“但如果他没这么说，我就知道完了，”蔡春猪说，接下来一定是父亲开始兴致盎然地讲起上访成就，或者让他去找下某某部长来帮忙。“具体我不太了解。”蔡春猪这样强调了几次，这表明他对父亲的事业并不关心，或者说是有些冷漠。实际上，他没有能力，甚至都没有耐心去安慰父亲。
他也很少就公共问题发表看法。“我觉得有些事情你很难去改变，”蔡春猪说，“这艘船在海上会不会翻，我不管，我只想做船上的一只小老鼠。要翻大家一起翻掉就是了。”
喜禾3岁时，蔡春猪才带他回湖南老家。后来母亲对蔡春猪说，确诊之前她早就觉得不对劲。她总问儿子两个问题：一，喜禾叫爸爸了没有？二，他大小便会不会说？
答案一直是否定的，她很担忧。喜禾两岁零6天时被医生诊断为自闭症。这时她又反过来安慰儿子：一定是搞错了，肯定会好的。
“出了这事，都不好离婚了”
“出了这事，都不好离婚了。”蔡春猪自嘲。
“虽然是玩笑，但绝对也是他心里话。”胡淑芬说，“他本来就是有点社交恐惧症。所以孩子得自闭症，我认为有遗传因素。”胡淑芬开的这个玩笑可以验证他们的关系。“我跟他都特别讨厌一种正经的、装逼的、苦情的、或者温情脉脉的氛围，”（如果这是一种表扬，那么蔡春猪的老父亲与有荣焉）“破掉它，躲开它。”胡淑芬说，他们需要不停地开玩笑，以彰显智力优越，显示自己还没有“泯然众人”。
1997年，当胡淑芬认识蔡春猪时，他们都还是游荡在北京城，尚未摆脱小城趣味的文艺青年。他们臭味相投，一见如故：一样的小地方出身，一样地反叛父亲，一样没上过大学。最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一样尖酸刻薄的幽默感。
他们逃离故乡后的第一课，是跑到北大清华旁听，“完成自我教育”。如今，那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毕业就暮气沉沉一头扎进办公楼，只图在格子间里度过安稳平庸的一生。高中肄业生蔡春猪胡淑芬足以让他们羞愧。强烈的寻找认可的冲动让他们自问：我会什么？好像什么也不会。对了，我会吹口哨。于是他们一家家找唱片公司，满脸真诚地打听对方有无出口哨专辑的打算。“那种卑微，你发现身上有一点点发光的地方，就想把它放大。” 确实有出过口哨专辑的唱片公司，但他们没找到。不过很快他们发现了自己的另一个长处，那就是会制造幽默的天分。他们当过时尚报刊记者、脱口秀节目策划。他们几乎与网络在中国的普及同步成名，在早期那些著名网上论坛里他们是明星。“那时候是没开窍，没有任何名利心、企图心。就是自己玩，每天看见好多人过来评论就很开心。好多机会找上门来，我们还爱答不理。”
那是他们最好的年纪，他们从未那样发光过。约稿、节目策划的邀约纷至沓来，他们的灵感似乎取之不竭，却不觉中年将至。
现在，他们的职业是影视剧编剧。“我们部挺尴尬，”胡淑芬说，等到他们“开窍”，却发现人到中年仍拿不出一部代表作。时间正以一种凶残的方式收走给予他们的一切，并把他们统统扔进一个叫“中年”的泥沼。
“挺委屈的。”胡淑芬说，他的目光露出一点点黯然。不过马上他又像那些理直气壮的中年人一样，稍带夸张地袒露自信：“我们这种才华可能还要埋没些年。但我越来越自信，这个时代是挡不住我们的。”他表示自己会坚持健身，而非像老蔡那样任由肚子胖起来，他要等到“那一天”。胡淑芬比蔡大3岁。“到这个年纪，你会发现你的事业、你的身体都在慢慢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事业，你过去觉得你能做出什么样的成绩，但现在你没做出来。然后你发现你的身体在衰老，在掉头发，你发现自己在跟时间的抗衡当中处于劣势，你就会很害怕。你是打不过时间的。”
胡淑芬正在写一个剧本，题目叫“逃离”。有天在网上，蔡春猪跟他说：真羡慕你现在这样，不结婚挺好的。
在他们还都是单身时，朋友圈里对他们的婚恋前景曾有如下论断：胡淑芬特别有家庭责任感，应该会最先结婚，最先有孩子；至于蔡春猪，他最不靠谱，应该最不可能结婚。“现在我们俩弄反了，最不靠谱的那个最先结婚有了孩子，公认靠谱的这个一直没结婚。”胡淑芬说，“老蔡很随性，但是不坚强。什么事情都是被推着向前走的。”
喜禾的诊断出来后，蔡春猪给胡淑芬打电话，说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为理想做事情了。
“这句话让我特别难受。”在胡眼中，蔡春猪是这批朋友里“最有可能成为牛逼作家的人”。“他不是那种勤奋型的作家，也不是才情往外冒的那種。”胡淑芬想了想，开始总结喜禾给作家父亲带来的“正面影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就是这种人。喜禾这个事对他的创作，我觉得是起到一个正面的作用。”
的确，作为《爸爸爱喜禾》系列两本书的作者，蔡春猪获得了39岁人生里最为显赫的声名。那些笑中带泪的段子让人痛彻心扉，转眼一句俏皮话又逗得人破涕为笑。
“你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是在微博上写关于喜禾的小段子火起来的，那时候他抑制不住地在创作，目的只是为了消解痛苦。”胡淑芬说。蔡春猪也承认，当初那种不可抑制的情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已悄然消退。第二本书命题作文式的写作，他的风格还在，却多少显出几分疲态。
40岁足一个坎
“你可能都记不起了。几个月前的一个早晨，爸爸带你下楼，正赶上环卫工人装垃圾，一粒葡萄从垃圾箱里掉了出来，滚进污水里。你捡起来就往嘴里送，你动作太快了，爸爸发现时你已经塞进了嘴，爸爸掰开你的嘴，你已经咽了下去。这事本来也不算什么。你一贯这么调皮。但是旁边有个阿姨看到了，她问爸爸：
‘他几岁了？’
她不是真的想知道你几岁。儿子，你太单纯你了。她话里有话，你不懂但是爸爸懂，爸爸太懂了。她一问完，忧伤就来了。忧伤在阿姨的那句话里。虽然已经是春天了，但这个早晨真冷，真想把全世界的棉被都盖在自己身上。”
蔡春猪再没心思在电话里跟母亲开玩笑。“这件事对她打击很大。她原来是喜欢看别人笑话的人，现在是大家要来看她的笑话了。”
胡淑芬觉得喜禾的事情之后，老蔡明显有了“沉重感”。“外人面前可能他还想保持那种幽默调皮。但在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他那种压力，我能感受到一些。”
这一年里他接受了很多采访，在各种电视访谈里讲他和喜禾的故事。尽管他爱开玩笑，不过还不至于在夸夸其谈中忘乎所以。他希望更多人了解自闭症，顺便成为他的读者。但他也害怕招人烦，“怎么每个台都是他？”
我们谈到他的第二本书《爸爸爱喜禾：十万个是什么》。我认为这本书里的第三人称叙事显得有些不在状态，他表示同意：“确实是这样，当我用第一人称写给自己看时。我写得很好；而我想描述给他人看时，我就写得很差。这说明一点，我不太愿意跟别人分享，我觉得一旦分享就很不好意思，很尴尬，很为难。”
那些节目的观众变成了微博上的新粉丝，他们希望他多写一些那种让人又哭又笑的段子。“如果一个人两三年了还在那种情绪里，那么这个人是有问题的，”蔡春猪这一年来的微博写得比原来少了，“说明我是一个正常人——一个人想表达的欲望是不会持久的，即便是作家，也只是勉强延续这个表达。”
有一天，蔡春猪看到儿子用手指头在抠插座眼，“我应该去把插座孔弄大一点，”他想，“这样他手指就能完全伸进去。”
这个念头被他写进书里。“很多（自闭症儿童）家长都觉得，我说出来他们很想说的话。”
喜禾今年4岁，被诊断为自闭症快两年了。一年前我采访蔡春猪时，他还饶有兴致谈及喜禾的种种可能，“我们准备把喜禾培养成下一个菲尔普斯（美国著名游泳运动员），”他说，那位世界冠军也曾经是个自闭症儿童。但现在，“他就是这么一个小孩，他不可能有什么奇迹的东西”。说这句话时他倒没有沮丧，他手里的烟几乎一直没停。乍看起来，他比一年前稍稍黑了点，两只眼睛却神采依旧，那是明年将满四十的蔡春猪脸上最好看的部分。
胡淑芬心疼他的朋友为生活所累，“现在的生活肯定不是他想要的。他胖了，驼了，十几年前他脱了衣服还有腹肌呢。”接受采访时，胡穿了件光鲜的羽绒服，配了条文艺气息的围巾作为搭配，“不能堕落成猥琐的中年人。”
蔡春猪一直在咖啡馆里写他的剧本。我问他下一个本子何时写完，他说：“这个问题不能问，你一问我就很纠结很内疚。” 他曾经接过一个本子，讲孩子被拐爹打拐的悲情故事。“这种风格不适合他，但是为了生存没有办法。”胡淑芬说，“他的才华肯定很牛逼，但是找他的人只是认可这个人有基本的才华，然后下订单，那并不一定是他真正擅长的。”
“他跟我一样，也是很尴尬的中年人，”谈起老友，蔡春猪一样没客气，“有什么代表作？没有。中年危机——事业方面不得志，上不去下不来。这个年纪是最可悲的——为什么40岁是一个坎？你知道你的时间、可能性越来越少，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为什么没有发生，因为它不会再发生了。你连幻想的机会都没有了。”
儿子患有自闭症的现实正一点点让他麻木。眼下，喜禾正在距离他千里之外的青岛一家康复机构接受治疗。而他回到了北京，每天像上班打卡般到一个咖啡馆继续写他的剧本。他妻子照顾了两年喜禾之后，也准备开始上班。生活好像又回转到4年前。
“我经常忘了自己还有你这个儿子。”在《爸爸爱喜禾：十万个是什么》里，蔡春猪写道。
马深义的2012 黄金
大女儿马妞出嫁了，这是马家今年最大的喜事。
马妞是马家惟一健康的孩子，她的父亲和弟妹都是艾滋病患者，母亲雷妹因为艾滋病在11年前已经去世，那年她9岁。去年在广州打工时，马妞谈过一个邻县的男孩，是自由恋爱。后来双双辞工回到老家，男孩父母登门拜访，知道了马家的情况。
那桩婚事最终没成。
在老家，马妞呆不住，又跑去上海打工。今年正月，有媒人来说媒，男方是离文楼村不远的王营村的，比马妞大两岁，今年22，上面还有个姐姐，是家里的小儿子。这回，一开始就讲清楚了马家的情况。今年10月，马妞出嫁了。
“个头差不多1米72，长得还行。”马深义对女婿比较满意，“只要能干活就行。”结婚没多久，女婿就返回北京继续打工，新媳妇马妞则留在婆家。
孩子们
打电话过去，马深义正在家里看电视，广为传播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里出现过的那台小电视，如今已能收到四十多个频道。这天是周日，二女儿马茹去邻村大姐家玩了，小儿子马占槽却没有一同去，他说今天阴天，不想出门。
马占槽今年上五年級，刚刚考完试，数学得了99分，第一名。语文虽然没上过90分，也能保持在80分左右。
“今年又长高了！大概有1米45，比去年高了将近五厘米。”马占槽小时候身体不太好，发育缓慢，在班上一直坐第二排，马深义很担心孩子长不高，“不过还是瘦，不到70斤。”
马茹和马占槽都是从出生就携带艾滋病。天一凉，俩孩子就感冒，只是马占槽感冒容易好，马茹不容易好，马深义也没有办法，只能让女儿多吃点抗病毒药，早一次晚一次，量也增加了。
从读初中开始，马茹就骑自行车上下学，今年已经初二了，晚上要上晚自习，常常8点半之后才能到家。
女孩已经到爱漂亮的年纪，“穿得薄，骑车又冷，”马深义常常唠叨，没什么用。由于生病经常缺课，马茹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在班里排几十名，念不念高中是摆在马深义面前的一道难题。
读高中要去城南中学，在镇上，离马家二三十里，不住校不行。“她愿意就上，不过她自己也还没开始想这个事哩。”马深义说，他最担心的是马茹一个人在学校没人照顾。
愿望
马家种了5亩地，今年都是玉米，收成不错，有五六千斤。除了感冒冲剂自己掏钱买，平时的抗病毒药物国家免费。政府还发补贴，两个孩子都有，一月两百，按季度发，马深义自己也有，
一个月一百出头。有个香港的好心人每月都寄钱来，马深义说，一次寄1000块，已经五六年了，也是因为当初被拍了纪录片广为人知的缘故。
今年正月二十四，马深义的大哥去世了，大哥也有艾滋病，身体一直不好。“如今我们家的担子就只我一人扛了。”电话中，一向乐观的马深义有几分消沉。除了收拾地里的庄稼，马深义还要操持家务活。好在孩子已经渐渐大了，里里外外也能搭把手。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马占槽说：“我会洗衣服，也会做饭，但是不常做……爸爸能做的我都能做，炒米饭、糯米粥、煎蛋。”基本上，马占槽每天都会去看望奶奶。爷爷因为艾滋病去世已经5年了，留下同样患有艾滋病的奶奶。
马占槽比较内向，每次开口前都要沉默好一会，回答也很短，但说到二姐的时候，话渐渐多了起来。后来，他终于说出，今天之所以没跟二姐马茹一起去大姐家，并不是因为阴天——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姐姐马茹不怎么搭理弟弟马占槽了。
“我想和好，但她不跟我和好，我也不知道原因。”马占槽说，现在他俩不怎么说话，“有时候心情好了，她会问我几句。”马占槽很苦恼，他也找过大姐帮忙劝劝，但是没有用。
马茹人缘很好，班里朋友也很多，有村里的，也有邻村的，而马占槽大多时候都呆在家里，不怎么出去玩。
除了跟二姐和好，马占槽还有两个愿望。
一个是参加运动会。“老师知道我的情况不让我参加，但是我想参加，我能跑得过他们。”马占槽认为自己身体很好，“而且爸爸还给我吃了补钙的药。”
还有一个是去北京。很小的时候马占槽去过一次北京，那是在上学之前，直到现在他还能记起天安门广场的样子，但也只有天安门广场。他没见过长城，也没去过故宫。
“跟爸爸提了，却总是推迟，明年、后年。”如今有了个在北京打工的姐夫，似乎又燃起了一线希望，不过也只是想想，他从来没跟姐姐、姐夫提过。“我不好意思。”
赵普 站着中枪 王年华
背靠央视，是不是能站着说话？央视主持人是不是站着也能把实话说出来？
赵普站着说了实话，也站着中枪。
是“保护”不是“流放”
关于赵普的“中枪”，网络上与现实中，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
4月9日，赵普在个人微博上写道：“转发来自调查记者的短信：不要再吃老酸奶（固体形态）和果冻，内幕很可怕，不细说。”随后，他便从荧屏上消失，微博未再更新。 第一条报道怎么做。“这个时候就涉及一個判断，要不要把所有看见的都说出去，作为大陆记者第一次到台湾，传达给大陆观众什么信息，是传达善意还是非善意的，这很重要。我当然可以如实报道。”但赵普选择了一个比较诗意的表达：“我们已经抵达桃园机场，很多大陆游客第一次到台湾来都会降落在桃园机场，说到桃园大家会想到著名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的桃园结义，那是关于兄弟情谊的故事。不过台湾今天的天气并不好，一直小雨淅沥，天色比较暗……”含混地把现场情况遮掩了过去。“到后来发现自己的判断没有毛病，因为抗议的人还是少数，真正的台湾民众没有那么激烈。所以，我传达这个信息后来证明还是对的。”
作为大陆的新闻主播，赵普很快便被当地媒体围住。“你知道呛声是什么意思吗？”赵普故意回答成“大声说话”。
“在你们大陆可以大声说话吗？”
大声回答：“我现在不是在大声说话么？”
“请问贵‘国’媒体随访的目的是什么？”
赵普反问：“请问您是哪个民族？”
“高山族。”
“我是汉族。”
还有诸如“你是第一次出国吗？”“你感觉踏上自己的土地了吗？”种种陷阱，让赵普觉得这是一次挑战。
有人认出他是在汶川地震中哽咽的播音员。熟悉之后，当地同行不再为难他，他们把地震中赵普的表现当作一个意外，甚至是标志性的事件，因为“也许我们过去留给别人的印象太僵化、刻板”。
哽咽，指的是2008年5月14日，赵普在直播报道汶川地震时一度哽咽。当时在央视的开放短信平台上，有各种各样的问候灾区的短信。其中有这样一条短信：我对灾区帮不了什么忙，我手下有许多川籍的农民工，我给他们多发一点钱，让他们早点回家……这类高度可感的信息，终于令他情难自抑。
朴素具有最大冲击力，尤其是这种朴素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点，不断敲击你时，失控难以避免。“事实上，不是灾情本身使我产生情绪上的变化，而是我坐在北京的演播室里，突然被全国那么多的质朴表达包围时，那种刺激很大。”
直到现在，赵普手机里还保留着罗京回复他请战去前线报道的短信：我们的心情一样，但谁说屏幕不是一线，你们这几天的付出，为凝聚人心，战胜灾害，所起的作用同样是巨大的，也受到了广泛好评，让我们在做好赴灾区的准备同时，先把眼前的工作做好，辛苦了。
有人问赵普，哽咽是不是预设的，是不是表演。他回答：什么样的人心会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如果你看到的是表演就是表演，你看到的是真情流露就是真情流露，我没有办法左右你的判断。
传播者一瞬间的表现就是泼出去的水，这一瞬间却有太多的限制。
在国家媒体平台上，传播者的嘴像被游标卡纸测量一般，在赵普自己看来，他已经说到“官方语汇的极致”，他说：“我不欣赏激烈，激烈会流于情绪化，往往让你听着过瘾。但是建设性就会弱一点。”矛盾在于听者的理解能力，他形容“这是有趣的互动过程和关联”。
就像这篇听起来不麻辣、实际上刀刀见肉的短评：“十八大以来，反腐是民众期待看到的诸多变化中，被议论最多的。这是民心所向，也是全党共识。‘反腐’应该怎么反，从哪里入手反，其实并不难。难的是，我们以什么样的姿态和立场反腐。习近平总书记数天前提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个‘实’字太重要了，它是‘实事求是’的实，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实，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实。反腐，不但方法和路径要实，我们更期待看到实实在在的实际成果。”
我在不合适的时间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人物周刊：发那条微博时，考虑过吗？
赵普：当时完全是舐犊的心态。孩子的防范能力特别低，而这些食品是大人提供的，如果大人不知道，孩子自然也不知道。果冻和老酸奶不是必需品，假如是关于面粉或是稻米，这就要极其审慎。但零食即使不吃，也不会对孩子造成危害，如果吃却有可能造成危害，两害相权肯定选择不吃。
那条微博，第一我是转的，不是原创。后来我在跟进的微博里还发了一些解释性的话，但有许多人没有看明白。从我在媒体工作的基本规范考虑，转发也是要负责审核的，审核的过程我是有的，因为这条短信来的时间并不短，不是我看到了就转，而是沉淀了相当长的时间，我甚至到网上搜了相当多的资料。
人物周刊：沉淀的结果如何？
赵普：老酸奶在青海牧区，是自然发酵而成的稠度，现在的老酸奶，是工业化批量生产的，如果不添加东西不可能出来这种稠厚的口感。当时我已经没有解释的机会了。
人物周刊：有人说正是因为你的这条微博，《每周质量报告》的“胶囊里的秘密”才得以播出，是这样吗？
赵普：应该说是意外地达成了某种互动关系更准确，而不是主观故意的。因为用提前爆料的办法倒逼真相不是我的本意，也不是我的职业操守。职务行为决定了你要做的事情要通过审查，而且这个审查机制在哪个国家都有，而本人不是这条新闻的亲自参与者，所以我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力这么做。
人物周刊：那你一定相信消息来源的可靠性了？
赵普：对方是一个职业媒体人，关于工业明胶的监督报道，这位记者暗访了近一年，手里握有大量证据，因为篇幅关系并没有完全播出。他采制的这条新闻属职务行为，但他的本意并非想通过我提前曝光，因为短信内容没有曝露出是职务行为。人们之所以得出职务行为的根据是，转发人是我，所以很快就被联想到该内幕消息来自中央电视台。
人物周刊：关于工业明胶向食物链渗透的报道早就有过，为什么这次火力如此集中？
赵普：央视二套的《生活》栏目早就曝光过，南方报业集团旗下媒体也曝光过。信息爆炸的时代可怕在哪儿？被遗忘得很快。
从整个事件链条上看，我并没有做一件错事，可能我在不合适的时间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因为我说的事人家早就调查完了，我只是意外地提示。我想表达的是食品的过度商品化包装，创造消费者不必需的口感，这才是值得关注的。 大量的转发和评论还是因为我的职业背景。我倒很欣喜看到這点：你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你透露出来的信息，如果影响产生了，就说明公众对央视曝光监督类的新闻还是信任的。说明我们这么多年的积累，为央视在监督报道上赢得了受众的信赖。现在回头看，我挺为央视的这批人，或者为我们的这种属性而自豪。
人物周刊：你始终没有透露这位神秘人物吗？
赵普：我曾经与我的领导讲过：我宁可辞去公职，也不会暴露他（她），尽管你可能是我们共同老板。这个就不能简单说是职业操守了，更是同行之间的一种相互保护，你也可以理解为是遵循某种职业伦理。或者说，是我对这位记者，对监督职能的理解。如果把他暴露了，供出了我的上线，我得以解脱，但会伤害到他和他苦心经营的事业。止于我的结果最好。真相已然爆炸出来，到我这儿是最好的，对他是最好的保护。
当然，在我们央视内部，这种态度和立场是被尊重的，不会有哪个领导逼问。事实上，当我被保护起来了以后，我也没有意外情绪，大家是心照不宣的。
人物周刊：你称这4个月的消失是保护。
赵普：对。因为我们，整个工业明胶产业链被曝光，肯定触动一些人、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通过种种手段压制我本人，也包括对我单位施压。某协会甚至放言要起诉我，真要对簿公堂，倒变成一件更好的事。相关协会还采取一些诸如公文送达的方式告知单位。他们甚至报了案，而且公安还真的以某种方式知会台里等等。
许多人不知道，以为压力来自台里，来自内部。其实不是。在这件事的应对上，台里与我是共同体，一起对抗外来的压力。许多人以为我是被台里处分了，其实不是。让我暂缓出镜只是对抗压力里最无奈的一招。
人物周刊：台里与你商量让你暂缓出镜？
赵普：是的。不像外界传的那样，恨不得迫害我似的。是商量的：咱们是不是避风头，让这个事情归于平静，既然已经大面积地曝出来了，胜利果实已经有了，何必与这些利益集团争一时长短。
让我先不出来，也是对我的保护。因为河北工业明胶的生产，早已与资本、权力高度融合了，所以这一事件毁掉的不是一两个企业，而是整个产业链。我当时也处于危险状态，所以，也有一些自我保护措施。包括我以胡子示人，是与台里在一起应对外来压力时的默契，让人看到我暂时不工作了。
我寻求的不是突破，而是最大的可能性
人物周刊：重回《晚间新闻》节目，现在工作角色有转变吗？
赵普：每次新闻做完以后，都还有一些观点性的话，又不知道放在哪儿合适。正式的评论一般跟在当条新闻之后，但整个节目之后，似乎还有一些话不在新闻本体的范畴里。与制片人商量，意犹未尽的话可以说几句，当时正是反目游行闹得最厉害的阶段，我就讲了一个日系车主的故事，同时我说“理性是安全感的奠基石”。虽然只一百多个字，效果却很好。
后来发现这个段落对节目是必要的：对今天播完的几十条新闻，来一个小小的梳理或是重点的突出。这件事是非编辑规定动作，从主编到责编没有人是负责这个事的，于是撰稿便交给主播来完成。
人物周刊：因为录制原因无法即兴表达？
赵普：《晚间新闻》除去两段广告，只有二十多分钟的有效时间，必须精确到秒，必须写成文字稿，以半口语、半文字的方式表达。文字量在150字到200字左右，要录入到系统里进行“三审”。因为我的文字能力是被认可的，他们基本上不大改动。
人物周刊：有人说你的评论退回到妥协。
赵普：许多人觉得这些短评没有那么过瘾，但在官方语汇里基本上已经到极致了。我们首先不能过多流露情绪，还得是理性和建设性的。沈阳的一个救助站，从头一年的11月到第二年3月上街寻找流浪人员，是怕冻伤冻死。我追问记者站，知道当地已经搞了13年：未成年人一旦发现必须强制带走，带到温暖的地方，但对成年人须征求其同意。我需要与大家讲的是政府角色：沈阳的做法值得肯定，因为这个制度实施了13年，但这不是政府在释放爱心，而是政府的责任底线。我站在央媒的视角要看全国，沈阳做得好不代表其他地方做得好，这种评论就非常有用。
比如温岭神水事件，我希望老百姓听到，也希望地方政府听到。我不愿意批评老百姓，老百姓所谓的愚昧或者国民性问题，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马上能够解决的是卫生主管部门，第一时间切断它，第一时间出来澄清、科普，不至于到大肠杆菌超标到多少倍的时候再站出来说话，当地政府后来做得也挺好，但在目前这个媒体环境下你的应对就晚了。我不希望就温岭说温岭，在同类事件上，其他地方政府反观自己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的时候，就可以看出，原来央媒是这样看的：不光要看结果，还要看解决问题的时机。这对他们是有效的督促，对事情解决是一个促进。
人物周刊：是否有不能突破的红线？
赵普：我想写毕节流浪儿冻死的评论，可这条新闻当天的新闻里没有选。我又特别想说这个事，怎么办？正好刘延东出席中国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20周年纪念活动，这条新闻后，我强调：中国是《儿童权利公约》的签约国，加入这个公约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签署这个公约既是对国际社会的郑重表态，也是对所有儿童的庄严承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有义务让我们的孩子远离伤害、饥饿和不安全。今天，对孩子好一些，再好一些，未来才能好一些，更好一些……我没有说毕节两字，说者有心，听者如果有心也会懂。
对媒体的约束，哪里都有。但我寻求的不是突破，我寻求的是最大的可能性。
人物周刊：在演播台后对着镜头不能完全表露个人情感，起初会不会痛苦？
赵普：不会。当你选择媒体平台作为自己抒发职业感情的渠道时，前提就是共生共赢，要寻找共同点。这里允许你表达个性，但总的共同点是一样的：真实、权威。这是彼此认同的。所以找共同点的时候和机会要比不同点多得多。
有时候某些表达觉得不过瘾的原因往往是情绪。我现在介入评论以后，情绪是最需要警惕和克制的，要把最初的情绪过滤掉。但是过滤情绪并不意味着过滤观点和立场，我总会寻找个人价值判断和平台价值判断最能够融合的地方。
人物周刊：你对当下社会最担忧的问题是什么？
赵普：集体无意识。像反目游行这种事，就冲上去了，就砸同胞车，而且振搌有辞，这很可怕。群氓，是这个时代最值得警惕的。
根源在教育，我们的教育没有致力于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独立人格的人，我们的孩子一代一代被集体化了。过去人的角色是螺丝钉，哪里需要往哪里拧，现在个人与集体关系发生变化，你既是集体需要的一环，同时也应是与众不同的能够有别于他人的个体。现在许多家长带着孩子一波一波参加各式各样培训，这些培训教给孩子的都是术，没有告诉孩子怎么成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这才是应当重视的，是道。
当人云亦云泛滥时，有一个孩子能勇敢站出来说：情况不是这样的。这样的人多了，进步就自然而然会产生。
一定是搞错了，肯定会好的
18岁离家上北京闯荡的头一天，蔡朝晖还光着脚在湖南农村的地里忙活。
又一个18年过去，蔡朝晖变身名人蔡春猪，只是在老家还没多少人知道。每年春节，他都要回老家陪父母过年。
在四十岁左右的有妻有子的中年男人里，这样的已经不算很多。他说这并不是什么思乡情结，只是希望陪伴下父母。“就算他们能活到90岁，能见他们的次数也不过二三十回了。”实际上，早就受不了南方冬天蚀骨的阴冷，以及亲友间无处不在的攀比。他不大喜欢他们开玩笑的方式，他们的烟比他好，他们的衬衫领子比他白。蔡春猪说自己不在意这些，可他觉得他们在意。“一切都在提醒你，你不属于这个地方。”
即便在家里，母亲捕风捉影的猜疑也让他感到厌烦。某年他穿了件先前穿过的衣服回家，母亲便果断得出儿子这一年没挣到钱的结论。
母亲是个敏感的女人。4个子女里，蔡春猪最大程度继承了这一特质，现在他是一名作家。但母亲对他的生活很不满意，因为所有人回老家都在打牌，只有他不会。在母亲眼里，“幸福就是，有很多时间打牌”。
他几乎一直闷在家里不出门。与之对比的是他做生意的兄长，各种应酬聚会应接不暇。“他从小上的是好学校，重点班，那帮同学都事业有成，一个个局长老板之类的。”蔡春猪说聚会都是互相炫耀，“我呢，烂学校，职高都没念完，大家都过得很惨。我们炫耀什么呢——炫耀离异了？炫耀我孩子……这样了？”
回家过年，蔡春猪很难在履行这种义务之外得到多少乐趣。如果碰巧在路上碰见父亲，他们会默契地假装没看见。“我想不出用什么方式跟他打招呼。‘啊，爸，回来啦？辛苦啦！’——你说得出口吗？就假装没看见挺好，这么多年都这么处理的。”
每到假期结束，父亲会在离别那顿饭开始前准时消失。“‘儿子你在外面好好工作。’这种话他说不出来，就自己躲起来了。”从小到大，父子俩都很不适应这种温情或者煽情场景。俩人心照不宣地选择了回避。
蔡春猪知道父亲是关心他的。跟家里通话时，一般程序是父亲接起电话，说句“你妈来了”便完成了他的戲份。但蔡春猪知道他就站在母亲旁边，“我有时说起喜禾又有进步，我妈边高兴边训斥我爸：‘哎！你别跳了！’”
在自己儿子面前，蔡春猪从不吝啬和掩饰自己的爱意。起码，他经常盼着能跟喜禾来个拥抱。“男人受到父亲的影响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极力效仿，一种是处处反着来。我属于后一种。”他讨厌长幼尊卑，跑到侄儿们微博里问他们泡到了几个妞。他希望自己是朋友，是玩伴，而非古板无趣的长辈。
但时常会有某个侄女冲他喊道：叔叔你那个样子好像爷爷！不经意间翻阅相片，他瞥见自己某个下意识的动作恰恰与父亲如出一辙。这让他感到沮丧。
“特别悲哀，”他说年纪大起来，便不那么计较这些了。“有些东西是基因里的，你没法改变。”
在对待父亲的态度上，朋友胡淑芬跟他是同类：“作为一个自恋的人，你很喜欢自己。但你从你身上看到你父亲的影子，你又会讨厌自己。这是很不舒服的。”
蔡春猪说自己的幽默基因来自于家族。当他还是祖父的跟屁虫的年纪，祖父随口丢下的一句俏皮话总能逗得道旁女人一阵嘎嘎笑。“他的幽默特别好，特别恰到好处。我父亲叔叔档次就低了很多，到我这里境界上稍微往上提了一点点，但也没提多少。”
在继承家族幽默感基因的同时，蔡春猪自称也延续了父辈的暴躁和“刚愎自用”。年纪愈大，父亲对年轻时受过的不公正待遇愈加感到不平。他整理材料，去长沙上访，花钱找律师，希望上级能给他平反。
蔡春猪打电话回家，接电话的一股是父亲。“你妈来了。”通常他只有这4个字。“但如果他没这么说，我就知道完了，”蔡春猪说，接下来一定是父亲开始兴致盎然地讲起上访成就，或者让他去找下某某部长来帮忙。“具体我不太了解。”蔡春猪这样强调了几次，这表明他对父亲的事业并不关心，或者说是有些冷漠。实际上，他没有能力，甚至都没有耐心去安慰父亲。
他也很少就公共问题发表看法。“我觉得有些事情你很难去改变，”蔡春猪说，“这艘船在海上会不会翻，我不管，我只想做船上的一只小老鼠。要翻大家一起翻掉就是了。”
喜禾3岁时，蔡春猪才带他回湖南老家。后来母亲对蔡春猪说，确诊之前她早就觉得不对劲。她总问儿子两个问题：一，喜禾叫爸爸了没有？二，他大小便会不会说？
答案一直是否定的，她很担忧。喜禾两岁零6天时被医生诊断为自闭症。这时她又反过来安慰儿子：一定是搞错了，肯定会好的。
“出了这事，都不好离婚了”
“出了这事，都不好离婚了。”蔡春猪自嘲。
“虽然是玩笑，但绝对也是他心里话。”胡淑芬说，“他本来就是有点社交恐惧症。所以孩子得自闭症，我认为有遗传因素。”胡淑芬开的这个玩笑可以验证他们的关系。“我跟他都特别讨厌一种正经的、装逼的、苦情的、或者温情脉脉的氛围，”（如果这是一种表扬，那么蔡春猪的老父亲与有荣焉）“破掉它，躲开它。”胡淑芬说，他们需要不停地开玩笑，以彰显智力优越，显示自己还没有“泯然众人”。
1997年，当胡淑芬认识蔡春猪时，他们都还是游荡在北京城，尚未摆脱小城趣味的文艺青年。他们臭味相投，一见如故：一样的小地方出身，一样地反叛父亲，一样没上过大学。最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一样尖酸刻薄的幽默感。
他们逃离故乡后的第一课，是跑到北大清华旁听，“完成自我教育”。如今，那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毕业就暮气沉沉一头扎进办公楼，只图在格子间里度过安稳平庸的一生。高中肄业生蔡春猪胡淑芬足以让他们羞愧。强烈的寻找认可的冲动让他们自问：我会什么？好像什么也不会。对了，我会吹口哨。于是他们一家家找唱片公司，满脸真诚地打听对方有无出口哨专辑的打算。“那种卑微，你发现身上有一点点发光的地方，就想把它放大。” 确实有出过口哨专辑的唱片公司，但他们没找到。不过很快他们发现了自己的另一个长处，那就是会制造幽默的天分。他们当过时尚报刊记者、脱口秀节目策划。他们几乎与网络在中国的普及同步成名，在早期那些著名网上论坛里他们是明星。“那时候是没开窍，没有任何名利心、企图心。就是自己玩，每天看见好多人过来评论就很开心。好多机会找上门来，我们还爱答不理。”
那是他们最好的年纪，他们从未那样发光过。约稿、节目策划的邀约纷至沓来，他们的灵感似乎取之不竭，却不觉中年将至。
现在，他们的职业是影视剧编剧。“我们部挺尴尬，”胡淑芬说，等到他们“开窍”，却发现人到中年仍拿不出一部代表作。时间正以一种凶残的方式收走给予他们的一切，并把他们统统扔进一个叫“中年”的泥沼。
“挺委屈的。”胡淑芬说，他的目光露出一点点黯然。不过马上他又像那些理直气壮的中年人一样，稍带夸张地袒露自信：“我们这种才华可能还要埋没些年。但我越来越自信，这个时代是挡不住我们的。”他表示自己会坚持健身，而非像老蔡那样任由肚子胖起来，他要等到“那一天”。胡淑芬比蔡大3岁。“到这个年纪，你会发现你的事业、你的身体都在慢慢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事业，你过去觉得你能做出什么样的成绩，但现在你没做出来。然后你发现你的身体在衰老，在掉头发，你发现自己在跟时间的抗衡当中处于劣势，你就会很害怕。你是打不过时间的。”
胡淑芬正在写一个剧本，题目叫“逃离”。有天在网上，蔡春猪跟他说：真羡慕你现在这样，不结婚挺好的。
在他们还都是单身时，朋友圈里对他们的婚恋前景曾有如下论断：胡淑芬特别有家庭责任感，应该会最先结婚，最先有孩子；至于蔡春猪，他最不靠谱，应该最不可能结婚。“现在我们俩弄反了，最不靠谱的那个最先结婚有了孩子，公认靠谱的这个一直没结婚。”胡淑芬说，“老蔡很随性，但是不坚强。什么事情都是被推着向前走的。”
喜禾的诊断出来后，蔡春猪给胡淑芬打电话，说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为理想做事情了。
“这句话让我特别难受。”在胡眼中，蔡春猪是这批朋友里“最有可能成为牛逼作家的人”。“他不是那种勤奋型的作家，也不是才情往外冒的那種。”胡淑芬想了想，开始总结喜禾给作家父亲带来的“正面影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就是这种人。喜禾这个事对他的创作，我觉得是起到一个正面的作用。”
的确，作为《爸爸爱喜禾》系列两本书的作者，蔡春猪获得了39岁人生里最为显赫的声名。那些笑中带泪的段子让人痛彻心扉，转眼一句俏皮话又逗得人破涕为笑。
“你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是在微博上写关于喜禾的小段子火起来的，那时候他抑制不住地在创作，目的只是为了消解痛苦。”胡淑芬说。蔡春猪也承认，当初那种不可抑制的情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已悄然消退。第二本书命题作文式的写作，他的风格还在，却多少显出几分疲态。
40岁足一个坎
“你可能都记不起了。几个月前的一个早晨，爸爸带你下楼，正赶上环卫工人装垃圾，一粒葡萄从垃圾箱里掉了出来，滚进污水里。你捡起来就往嘴里送，你动作太快了，爸爸发现时你已经塞进了嘴，爸爸掰开你的嘴，你已经咽了下去。这事本来也不算什么。你一贯这么调皮。但是旁边有个阿姨看到了，她问爸爸：
‘他几岁了？’
她不是真的想知道你几岁。儿子，你太单纯你了。她话里有话，你不懂但是爸爸懂，爸爸太懂了。她一问完，忧伤就来了。忧伤在阿姨的那句话里。虽然已经是春天了，但这个早晨真冷，真想把全世界的棉被都盖在自己身上。”
蔡春猪再没心思在电话里跟母亲开玩笑。“这件事对她打击很大。她原来是喜欢看别人笑话的人，现在是大家要来看她的笑话了。”
胡淑芬觉得喜禾的事情之后，老蔡明显有了“沉重感”。“外人面前可能他还想保持那种幽默调皮。但在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他那种压力，我能感受到一些。”
这一年里他接受了很多采访，在各种电视访谈里讲他和喜禾的故事。尽管他爱开玩笑，不过还不至于在夸夸其谈中忘乎所以。他希望更多人了解自闭症，顺便成为他的读者。但他也害怕招人烦，“怎么每个台都是他？”
我们谈到他的第二本书《爸爸爱喜禾：十万个是什么》。我认为这本书里的第三人称叙事显得有些不在状态，他表示同意：“确实是这样，当我用第一人称写给自己看时。我写得很好；而我想描述给他人看时，我就写得很差。这说明一点，我不太愿意跟别人分享，我觉得一旦分享就很不好意思，很尴尬，很为难。”
那些节目的观众变成了微博上的新粉丝，他们希望他多写一些那种让人又哭又笑的段子。“如果一个人两三年了还在那种情绪里，那么这个人是有问题的，”蔡春猪这一年来的微博写得比原来少了，“说明我是一个正常人——一个人想表达的欲望是不会持久的，即便是作家，也只是勉强延续这个表达。”
有一天，蔡春猪看到儿子用手指头在抠插座眼，“我应该去把插座孔弄大一点，”他想，“这样他手指就能完全伸进去。”
这个念头被他写进书里。“很多（自闭症儿童）家长都觉得，我说出来他们很想说的话。”
喜禾今年4岁，被诊断为自闭症快两年了。一年前我采访蔡春猪时，他还饶有兴致谈及喜禾的种种可能，“我们准备把喜禾培养成下一个菲尔普斯（美国著名游泳运动员），”他说，那位世界冠军也曾经是个自闭症儿童。但现在，“他就是这么一个小孩，他不可能有什么奇迹的东西”。说这句话时他倒没有沮丧，他手里的烟几乎一直没停。乍看起来，他比一年前稍稍黑了点，两只眼睛却神采依旧，那是明年将满四十的蔡春猪脸上最好看的部分。
胡淑芬心疼他的朋友为生活所累，“现在的生活肯定不是他想要的。他胖了，驼了，十几年前他脱了衣服还有腹肌呢。”接受采访时，胡穿了件光鲜的羽绒服，配了条文艺气息的围巾作为搭配，“不能堕落成猥琐的中年人。”
蔡春猪一直在咖啡馆里写他的剧本。我问他下一个本子何时写完，他说：“这个问题不能问，你一问我就很纠结很内疚。” 他曾经接过一个本子，讲孩子被拐爹打拐的悲情故事。“这种风格不适合他，但是为了生存没有办法。”胡淑芬说，“他的才华肯定很牛逼，但是找他的人只是认可这个人有基本的才华，然后下订单，那并不一定是他真正擅长的。”
“他跟我一样，也是很尴尬的中年人，”谈起老友，蔡春猪一样没客气，“有什么代表作？没有。中年危机——事业方面不得志，上不去下不来。这个年纪是最可悲的——为什么40岁是一个坎？你知道你的时间、可能性越来越少，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为什么没有发生，因为它不会再发生了。你连幻想的机会都没有了。”
儿子患有自闭症的现实正一点点让他麻木。眼下，喜禾正在距离他千里之外的青岛一家康复机构接受治疗。而他回到了北京，每天像上班打卡般到一个咖啡馆继续写他的剧本。他妻子照顾了两年喜禾之后，也准备开始上班。生活好像又回转到4年前。
“我经常忘了自己还有你这个儿子。”在《爸爸爱喜禾：十万个是什么》里，蔡春猪写道。
马深义的2012 黄金
大女儿马妞出嫁了，这是马家今年最大的喜事。
马妞是马家惟一健康的孩子，她的父亲和弟妹都是艾滋病患者，母亲雷妹因为艾滋病在11年前已经去世，那年她9岁。去年在广州打工时，马妞谈过一个邻县的男孩，是自由恋爱。后来双双辞工回到老家，男孩父母登门拜访，知道了马家的情况。
那桩婚事最终没成。
在老家，马妞呆不住，又跑去上海打工。今年正月，有媒人来说媒，男方是离文楼村不远的王营村的，比马妞大两岁，今年22，上面还有个姐姐，是家里的小儿子。这回，一开始就讲清楚了马家的情况。今年10月，马妞出嫁了。
“个头差不多1米72，长得还行。”马深义对女婿比较满意，“只要能干活就行。”结婚没多久，女婿就返回北京继续打工，新媳妇马妞则留在婆家。
孩子们
打电话过去，马深义正在家里看电视，广为传播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里出现过的那台小电视，如今已能收到四十多个频道。这天是周日，二女儿马茹去邻村大姐家玩了，小儿子马占槽却没有一同去，他说今天阴天，不想出门。
马占槽今年上五年級，刚刚考完试，数学得了99分，第一名。语文虽然没上过90分，也能保持在80分左右。
“今年又长高了！大概有1米45，比去年高了将近五厘米。”马占槽小时候身体不太好，发育缓慢，在班上一直坐第二排，马深义很担心孩子长不高，“不过还是瘦，不到70斤。”
马茹和马占槽都是从出生就携带艾滋病。天一凉，俩孩子就感冒，只是马占槽感冒容易好，马茹不容易好，马深义也没有办法，只能让女儿多吃点抗病毒药，早一次晚一次，量也增加了。
从读初中开始，马茹就骑自行车上下学，今年已经初二了，晚上要上晚自习，常常8点半之后才能到家。
女孩已经到爱漂亮的年纪，“穿得薄，骑车又冷，”马深义常常唠叨，没什么用。由于生病经常缺课，马茹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在班里排几十名，念不念高中是摆在马深义面前的一道难题。
读高中要去城南中学，在镇上，离马家二三十里，不住校不行。“她愿意就上，不过她自己也还没开始想这个事哩。”马深义说，他最担心的是马茹一个人在学校没人照顾。
愿望
马家种了5亩地，今年都是玉米，收成不错，有五六千斤。除了感冒冲剂自己掏钱买，平时的抗病毒药物国家免费。政府还发补贴，两个孩子都有，一月两百，按季度发，马深义自己也有，
一个月一百出头。有个香港的好心人每月都寄钱来，马深义说，一次寄1000块，已经五六年了，也是因为当初被拍了纪录片广为人知的缘故。
今年正月二十四，马深义的大哥去世了，大哥也有艾滋病，身体一直不好。“如今我们家的担子就只我一人扛了。”电话中，一向乐观的马深义有几分消沉。除了收拾地里的庄稼，马深义还要操持家务活。好在孩子已经渐渐大了，里里外外也能搭把手。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马占槽说：“我会洗衣服，也会做饭，但是不常做……爸爸能做的我都能做，炒米饭、糯米粥、煎蛋。”基本上，马占槽每天都会去看望奶奶。爷爷因为艾滋病去世已经5年了，留下同样患有艾滋病的奶奶。
马占槽比较内向，每次开口前都要沉默好一会，回答也很短，但说到二姐的时候，话渐渐多了起来。后来，他终于说出，今天之所以没跟二姐马茹一起去大姐家，并不是因为阴天——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姐姐马茹不怎么搭理弟弟马占槽了。
“我想和好，但她不跟我和好，我也不知道原因。”马占槽说，现在他俩不怎么说话，“有时候心情好了，她会问我几句。”马占槽很苦恼，他也找过大姐帮忙劝劝，但是没有用。
马茹人缘很好，班里朋友也很多，有村里的，也有邻村的，而马占槽大多时候都呆在家里，不怎么出去玩。
除了跟二姐和好，马占槽还有两个愿望。
一个是参加运动会。“老师知道我的情况不让我参加，但是我想参加，我能跑得过他们。”马占槽认为自己身体很好，“而且爸爸还给我吃了补钙的药。”
还有一个是去北京。很小的时候马占槽去过一次北京，那是在上学之前，直到现在他还能记起天安门广场的样子，但也只有天安门广场。他没见过长城，也没去过故宫。
“跟爸爸提了，却总是推迟，明年、后年。”如今有了个在北京打工的姐夫，似乎又燃起了一线希望，不过也只是想想，他从来没跟姐姐、姐夫提过。“我不好意思。”
赵普 站着中枪 王年华
背靠央视，是不是能站着说话？央视主持人是不是站着也能把实话说出来？
赵普站着说了实话，也站着中枪。
是“保护”不是“流放”
关于赵普的“中枪”，网络上与现实中，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
4月9日，赵普在个人微博上写道：“转发来自调查记者的短信：不要再吃老酸奶（固体形态）和果冻，内幕很可怕，不细说。”随后，他便从荧屏上消失，微博未再更新。 第一条报道怎么做。“这个时候就涉及一個判断，要不要把所有看见的都说出去，作为大陆记者第一次到台湾，传达给大陆观众什么信息，是传达善意还是非善意的，这很重要。我当然可以如实报道。”但赵普选择了一个比较诗意的表达：“我们已经抵达桃园机场，很多大陆游客第一次到台湾来都会降落在桃园机场，说到桃园大家会想到著名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的桃园结义，那是关于兄弟情谊的故事。不过台湾今天的天气并不好，一直小雨淅沥，天色比较暗……”含混地把现场情况遮掩了过去。“到后来发现自己的判断没有毛病，因为抗议的人还是少数，真正的台湾民众没有那么激烈。所以，我传达这个信息后来证明还是对的。”
作为大陆的新闻主播，赵普很快便被当地媒体围住。“你知道呛声是什么意思吗？”赵普故意回答成“大声说话”。
“在你们大陆可以大声说话吗？”
大声回答：“我现在不是在大声说话么？”
“请问贵‘国’媒体随访的目的是什么？”
赵普反问：“请问您是哪个民族？”
“高山族。”
“我是汉族。”
还有诸如“你是第一次出国吗？”“你感觉踏上自己的土地了吗？”种种陷阱，让赵普觉得这是一次挑战。
有人认出他是在汶川地震中哽咽的播音员。熟悉之后，当地同行不再为难他，他们把地震中赵普的表现当作一个意外，甚至是标志性的事件，因为“也许我们过去留给别人的印象太僵化、刻板”。
哽咽，指的是2008年5月14日，赵普在直播报道汶川地震时一度哽咽。当时在央视的开放短信平台上，有各种各样的问候灾区的短信。其中有这样一条短信：我对灾区帮不了什么忙，我手下有许多川籍的农民工，我给他们多发一点钱，让他们早点回家……这类高度可感的信息，终于令他情难自抑。
朴素具有最大冲击力，尤其是这种朴素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点，不断敲击你时，失控难以避免。“事实上，不是灾情本身使我产生情绪上的变化，而是我坐在北京的演播室里，突然被全国那么多的质朴表达包围时，那种刺激很大。”
直到现在，赵普手机里还保留着罗京回复他请战去前线报道的短信：我们的心情一样，但谁说屏幕不是一线，你们这几天的付出，为凝聚人心，战胜灾害，所起的作用同样是巨大的，也受到了广泛好评，让我们在做好赴灾区的准备同时，先把眼前的工作做好，辛苦了。
有人问赵普，哽咽是不是预设的，是不是表演。他回答：什么样的人心会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如果你看到的是表演就是表演，你看到的是真情流露就是真情流露，我没有办法左右你的判断。
传播者一瞬间的表现就是泼出去的水，这一瞬间却有太多的限制。
在国家媒体平台上，传播者的嘴像被游标卡纸测量一般，在赵普自己看来，他已经说到“官方语汇的极致”，他说：“我不欣赏激烈，激烈会流于情绪化，往往让你听着过瘾。但是建设性就会弱一点。”矛盾在于听者的理解能力，他形容“这是有趣的互动过程和关联”。
就像这篇听起来不麻辣、实际上刀刀见肉的短评：“十八大以来，反腐是民众期待看到的诸多变化中，被议论最多的。这是民心所向，也是全党共识。‘反腐’应该怎么反，从哪里入手反，其实并不难。难的是，我们以什么样的姿态和立场反腐。习近平总书记数天前提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个‘实’字太重要了，它是‘实事求是’的实，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实，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实。反腐，不但方法和路径要实，我们更期待看到实实在在的实际成果。”
我在不合适的时间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人物周刊：发那条微博时，考虑过吗？
赵普：当时完全是舐犊的心态。孩子的防范能力特别低，而这些食品是大人提供的，如果大人不知道，孩子自然也不知道。果冻和老酸奶不是必需品，假如是关于面粉或是稻米，这就要极其审慎。但零食即使不吃，也不会对孩子造成危害，如果吃却有可能造成危害，两害相权肯定选择不吃。
那条微博，第一我是转的，不是原创。后来我在跟进的微博里还发了一些解释性的话，但有许多人没有看明白。从我在媒体工作的基本规范考虑，转发也是要负责审核的，审核的过程我是有的，因为这条短信来的时间并不短，不是我看到了就转，而是沉淀了相当长的时间，我甚至到网上搜了相当多的资料。
人物周刊：沉淀的结果如何？
赵普：老酸奶在青海牧区，是自然发酵而成的稠度，现在的老酸奶，是工业化批量生产的，如果不添加东西不可能出来这种稠厚的口感。当时我已经没有解释的机会了。
人物周刊：有人说正是因为你的这条微博，《每周质量报告》的“胶囊里的秘密”才得以播出，是这样吗？
赵普：应该说是意外地达成了某种互动关系更准确，而不是主观故意的。因为用提前爆料的办法倒逼真相不是我的本意，也不是我的职业操守。职务行为决定了你要做的事情要通过审查，而且这个审查机制在哪个国家都有，而本人不是这条新闻的亲自参与者，所以我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力这么做。
人物周刊：那你一定相信消息来源的可靠性了？
赵普：对方是一个职业媒体人，关于工业明胶的监督报道，这位记者暗访了近一年，手里握有大量证据，因为篇幅关系并没有完全播出。他采制的这条新闻属职务行为，但他的本意并非想通过我提前曝光，因为短信内容没有曝露出是职务行为。人们之所以得出职务行为的根据是，转发人是我，所以很快就被联想到该内幕消息来自中央电视台。
人物周刊：关于工业明胶向食物链渗透的报道早就有过，为什么这次火力如此集中？
赵普：央视二套的《生活》栏目早就曝光过，南方报业集团旗下媒体也曝光过。信息爆炸的时代可怕在哪儿？被遗忘得很快。
从整个事件链条上看，我并没有做一件错事，可能我在不合适的时间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因为我说的事人家早就调查完了，我只是意外地提示。我想表达的是食品的过度商品化包装，创造消费者不必需的口感，这才是值得关注的。 大量的转发和评论还是因为我的职业背景。我倒很欣喜看到這点：你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你透露出来的信息，如果影响产生了，就说明公众对央视曝光监督类的新闻还是信任的。说明我们这么多年的积累，为央视在监督报道上赢得了受众的信赖。现在回头看，我挺为央视的这批人，或者为我们的这种属性而自豪。
人物周刊：你始终没有透露这位神秘人物吗？
赵普：我曾经与我的领导讲过：我宁可辞去公职，也不会暴露他（她），尽管你可能是我们共同老板。这个就不能简单说是职业操守了，更是同行之间的一种相互保护，你也可以理解为是遵循某种职业伦理。或者说，是我对这位记者，对监督职能的理解。如果把他暴露了，供出了我的上线，我得以解脱，但会伤害到他和他苦心经营的事业。止于我的结果最好。真相已然爆炸出来，到我这儿是最好的，对他是最好的保护。
当然，在我们央视内部，这种态度和立场是被尊重的，不会有哪个领导逼问。事实上，当我被保护起来了以后，我也没有意外情绪，大家是心照不宣的。
人物周刊：你称这4个月的消失是保护。
赵普：对。因为我们，整个工业明胶产业链被曝光，肯定触动一些人、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通过种种手段压制我本人，也包括对我单位施压。某协会甚至放言要起诉我，真要对簿公堂，倒变成一件更好的事。相关协会还采取一些诸如公文送达的方式告知单位。他们甚至报了案，而且公安还真的以某种方式知会台里等等。
许多人不知道，以为压力来自台里，来自内部。其实不是。在这件事的应对上，台里与我是共同体，一起对抗外来的压力。许多人以为我是被台里处分了，其实不是。让我暂缓出镜只是对抗压力里最无奈的一招。
人物周刊：台里与你商量让你暂缓出镜？
赵普：是的。不像外界传的那样，恨不得迫害我似的。是商量的：咱们是不是避风头，让这个事情归于平静，既然已经大面积地曝出来了，胜利果实已经有了，何必与这些利益集团争一时长短。
让我先不出来，也是对我的保护。因为河北工业明胶的生产，早已与资本、权力高度融合了，所以这一事件毁掉的不是一两个企业，而是整个产业链。我当时也处于危险状态，所以，也有一些自我保护措施。包括我以胡子示人，是与台里在一起应对外来压力时的默契，让人看到我暂时不工作了。
我寻求的不是突破，而是最大的可能性
人物周刊：重回《晚间新闻》节目，现在工作角色有转变吗？
赵普：每次新闻做完以后，都还有一些观点性的话，又不知道放在哪儿合适。正式的评论一般跟在当条新闻之后，但整个节目之后，似乎还有一些话不在新闻本体的范畴里。与制片人商量，意犹未尽的话可以说几句，当时正是反目游行闹得最厉害的阶段，我就讲了一个日系车主的故事，同时我说“理性是安全感的奠基石”。虽然只一百多个字，效果却很好。
后来发现这个段落对节目是必要的：对今天播完的几十条新闻，来一个小小的梳理或是重点的突出。这件事是非编辑规定动作，从主编到责编没有人是负责这个事的，于是撰稿便交给主播来完成。
人物周刊：因为录制原因无法即兴表达？
赵普：《晚间新闻》除去两段广告，只有二十多分钟的有效时间，必须精确到秒，必须写成文字稿，以半口语、半文字的方式表达。文字量在150字到200字左右，要录入到系统里进行“三审”。因为我的文字能力是被认可的，他们基本上不大改动。
人物周刊：有人说你的评论退回到妥协。
赵普：许多人觉得这些短评没有那么过瘾，但在官方语汇里基本上已经到极致了。我们首先不能过多流露情绪，还得是理性和建设性的。沈阳的一个救助站，从头一年的11月到第二年3月上街寻找流浪人员，是怕冻伤冻死。我追问记者站，知道当地已经搞了13年：未成年人一旦发现必须强制带走，带到温暖的地方，但对成年人须征求其同意。我需要与大家讲的是政府角色：沈阳的做法值得肯定，因为这个制度实施了13年，但这不是政府在释放爱心，而是政府的责任底线。我站在央媒的视角要看全国，沈阳做得好不代表其他地方做得好，这种评论就非常有用。
比如温岭神水事件，我希望老百姓听到，也希望地方政府听到。我不愿意批评老百姓，老百姓所谓的愚昧或者国民性问题，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马上能够解决的是卫生主管部门，第一时间切断它，第一时间出来澄清、科普，不至于到大肠杆菌超标到多少倍的时候再站出来说话，当地政府后来做得也挺好，但在目前这个媒体环境下你的应对就晚了。我不希望就温岭说温岭，在同类事件上，其他地方政府反观自己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的时候，就可以看出，原来央媒是这样看的：不光要看结果，还要看解决问题的时机。这对他们是有效的督促，对事情解决是一个促进。
人物周刊：是否有不能突破的红线？
赵普：我想写毕节流浪儿冻死的评论，可这条新闻当天的新闻里没有选。我又特别想说这个事，怎么办？正好刘延东出席中国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20周年纪念活动，这条新闻后，我强调：中国是《儿童权利公约》的签约国，加入这个公约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签署这个公约既是对国际社会的郑重表态，也是对所有儿童的庄严承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有义务让我们的孩子远离伤害、饥饿和不安全。今天，对孩子好一些，再好一些，未来才能好一些，更好一些……我没有说毕节两字，说者有心，听者如果有心也会懂。
对媒体的约束，哪里都有。但我寻求的不是突破，我寻求的是最大的可能性。
人物周刊：在演播台后对着镜头不能完全表露个人情感，起初会不会痛苦？
赵普：不会。当你选择媒体平台作为自己抒发职业感情的渠道时，前提就是共生共赢，要寻找共同点。这里允许你表达个性，但总的共同点是一样的：真实、权威。这是彼此认同的。所以找共同点的时候和机会要比不同点多得多。
有时候某些表达觉得不过瘾的原因往往是情绪。我现在介入评论以后，情绪是最需要警惕和克制的，要把最初的情绪过滤掉。但是过滤情绪并不意味着过滤观点和立场，我总会寻找个人价值判断和平台价值判断最能够融合的地方。
人物周刊：你对当下社会最担忧的问题是什么？
赵普：集体无意识。像反目游行这种事，就冲上去了，就砸同胞车，而且振搌有辞，这很可怕。群氓，是这个时代最值得警惕的。
根源在教育，我们的教育没有致力于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独立人格的人，我们的孩子一代一代被集体化了。过去人的角色是螺丝钉，哪里需要往哪里拧，现在个人与集体关系发生变化，你既是集体需要的一环，同时也应是与众不同的能够有别于他人的个体。现在许多家长带着孩子一波一波参加各式各样培训，这些培训教给孩子的都是术，没有告诉孩子怎么成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这才是应当重视的，是道。
当人云亦云泛滥时，有一个孩子能勇敢站出来说：情况不是这样的。这样的人多了，进步就自然而然会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