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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学者蔡尚思的诗给了朱熹、闽北一个极高的定位。朱熹不仅改变了理学的进程，也改变了福建的文化进程。朱熹以及他所代表的闽学化成福建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内核；考亭学派将理学与书院融为一体，活跃了当时的学术氛围，扩大了理学的社会影响力。
至今，南平境内由朱熹及他的同路人们所创建的书院遗址，曾经是全国三大印书中心的建阳书坊乡，仍透露着闽学大成曾经的吉光与片羽。
跟随先贤的足迹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学者蔡尚思的诗帮我们解决了定位朱熹与闽北这个难题，也解释了为何在闽北以至福建各地，“邹鲁渊源”四个字如此频繁地跳入人们眼眶。程颢评论杨时说出“吾道南矣”时，似乎他已经预见了此后关于闽学、关于朱熹的种种。但他绝对无法想到，二程的名字与朱熹联在一起，朱子理学成了程朱理学的代名词，甚至朱熹本人也想象不到，在他的学说被诬为伪学、潦倒去世后，后世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竟然将他的思想钦定为官方的正统思想，并以这种形式由宋末至清代存续了700余年间，他还被特批为孔子门下的第七十三贤。
朱熹不仅改变了理学的进程，他也改变了福建的文化进程。福建本土文化的相关研究曾一度陷入僵局，民间信仰、闽台渊源、海洋性格，排除掉当中民俗学的干扰，即使令人热血沸腾，人们的心里却总是揣着些怀疑，这是福建文化的源头吗？海洋文化光芒太甚，遮盖了内地文化。而当我们将视线从沿海收回内陆，重温了最早的福建文明进程的一部分，闽越文化，也看到了一股绵延不断的由北而来又向北而去的力量，它们呈现出与所谓蛮夷之地相反的情景，是传统中国文化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朱熹与他前前后后的闽北学者在当中扮演了主角，他们还抢注了福建的文化商标——闽学，朱熹以及他所代表的闽学化成福建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内核。
在南平各地，各种与朱熹有关的痕迹层出不穷。朱熹最大的成就在理学，而与他一生都脱不开联系的是书院，他在书院中出生，在书院中成长，又亲自创建书院，甚至出闽周游、论辩，活动范围依然不出书院。
建炎四年（1130）朱熹在南建州尤溪诞生。朱熹的父亲朱松“以供职事之余，读书观理而养其高大之趣，于以风化县人子弟，使知兴学”，先后在尤溪和政和修建星溪书院、云根书院，他是朱熹人生中的第一任老师，把书院带入了朱熹最早的生命。朱熹出生后，由尤溪、蒲城，一路迁徒。绍兴十年（1140），朱熹追随父亲到环溪精舍（现属建瓯）读书，直至绍兴十四年（1144）三月朱松逝世。相传朱文公坐沙画卦的佳话就是出于此地，小小的朱熹过早地表现出了惊人之处。建瓯现在仍留有徽国朱文公祠、艮泉井等与朱熹有关的文化遗存。
朱松逝世后，朱熹遵父遗命，师事刘子翚、刘子羽等人，随母定居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里。刘氏为当地望族，又是忠义之家，朱熹在刘子翚创设的屏山学院中学习，受到了更正规全面的儒家教育，也开始潜研二程洛学的理学。刘氏兄弟的学识、风范给朱熹影响很大，刘子羽去世后，朱熹手书刘公神道碑以报答抚育之恩。19岁（1148年）时，朱熹以建阳籍参加乡试、贡试，荣登进士榜，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的“南剑三先生”道学家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多年之后年已三十的朱熹步行几百里，从武夷山走到现在的延平区，再次登门，正式拜师。朱熹在同安任期内开创了讲学之风，还提倡县学，将四间县学课堂分别命名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在朱熹的影响下，闽南中进士的人越来越多，晋江研究四书五经的人也多了起来，还出了一些理学家。这四年里，朱熹本人的思想也经历了“逃禅归儒”的重要转折，向着理学家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
朱熹一生长期定居在武夷山，在五夫的紫阳楼里经历了拜师求学、喜中进士、授徒讲学和传播理学的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观书有感》一诗描写了紫阳楼周围的景色，在此他相继撰写和编次了《程氏遗书》、《论语精义》、《资治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西铭解义》、《太极图说解》、《通书解》、《伊洛渊源录》、《程氏外书》、《近思录》、《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诗集传》等二十余部著述。五夫也相对保留了更多朱熹的足迹，除了故居紫阳楼外，还有兴贤书院、朱子巷、朱子社仓等多处颇有意蕴的古迹景点。
而他一生的学问也主要是在武夷山和建阳两处展开的，他的书写完之后，送往建阳印刷出版。朱熹创建的第一所寒泉精舍书院在建阳，标志着其生平一段重要的讲学著述时期的开始，即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学派开创时期（1170—1178）。晚年，朱熹又回到这里修复考亭书院，考亭学派代表了他作为教育家的最高成就，朱熹死后也埋葬在此处。
朱熹的仕途并不耀眼，仅仅为官七年，相反还因生性耿直得罪了不少官员，晚年受到权贵韩侂胄的抨击，理学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宁宗还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朱熹逝世在理学低潮之中，光宗登基后，解除对理学控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取消了对理学的压制，结束了自淳熙五年以来压制局面。理宗、度宗时期（1225—1274年），统治者对理学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尤其是理宗对理学情有独钟，对书院也偏爱有加，大加赞赏朱熹的《四书集注》，自称“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为朱熹恢复名誉，并诏令特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信国公，后又改为徽国公，一举将朱子理学推为正统官学。
书院中的朱子同路人
讲到理学，人们更熟悉“程朱理学”这个词，这样的文字排列道出这一理学学派的先后传承顺序。周敦颐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北宋“五子”的第一人，之后是邵雍、张载和程颢、程颐。而在二程和朱子之间，不得不提杨时、游酢（字定夫），“程门立学”的两位主角。
杨时既是理学入闽的传承人之一，同时也是闽学鼻祖。29岁那年前往河南颍昌拜程颢为师，程颢去世后再次北上求学，从师程颢之弟程颐，与游酢、伊熔、谢良佐并称“程门高弟”。“程门立雪”讲的正是他二次北上，与游酢一起求学的故事。两人的思想对中国的古代哲学，特别是思辨哲学方面产生过深远影响，并流传到国外，直至今日在日本、韩国等地仍留有余温，在游定夫祠，人们可以看到一块东京大学学者渡边欣雄题写的匾额——“梦见周公，醒拜定夫”。 杨时将“洛学”引入福建后，精研理学，“倡道东南”，对闽中理学的兴起有筚路蓝缕之功。他的学术思想后来被罗从彦、李侗、朱熹继续传承，至南宋年间闽学基本成形。在宋代理学濂、洛、关、闽四大学派中，闽学兴起最晚却后出转精，闽北一地不仅一跃成为福建的文化制高点，也在当时全国的文化重地中脱颖而出，这四位先后诞生于闽北南剑州（后称延平府）的理学大师遂被称为“闽学四贤”或“延平四贤”。为了纪念四人，1209年，南剑州知州陈宓在九峰山创办了延平书院，后宋理宗赵盷皇帝又在1234年宣赐“延平书院”匾额。
程朱理学以朱子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又称为朱子理学。朱熹的理学集大成除了体现在继承前贤之外，同样重要的是开启后世。他的学说、思想当时经由书院的兴起、雕版印刷技术的发达大范围地扩张开来，影响了闽北各地，即现在的南平一带。在考亭书院期间，蔡元定、黄千、金去伪、李季札、黄颧、蔡念成、陈淳、李燔、叶贺孙、潘时举、蔡沈、杨复、辅广等众多弟子求学于此，形成“考亭学派”。
考亭学派是当时闽北书院理学与书院融为一体的结果，代表了南宋时期多数书院的状况，教育和学术并存，活跃了当时的学术氛围，同时扩大了理学的社会影响力。
南宋正是书院文化大放光彩的时代，书院大多是理学人士所建，他们以建书院传播理学为目标和理想，给书院的发展留下了鲜明的理学烙印。朱熹一生倾情书院，据方彦寿先生的《朱熹书院考》一书考察，与朱熹有关的书院有67所之多。他甚至跨省修复了江西白鹿洞书院，并在“鹅湖之会”后的第二年，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后经朝廷推广，成为全国通用的学规。由朱熹亲自创立的书院可确定的有三座，它们都在现在的南平一带：寒泉精舍（云谷书院）、武夷精舍（武夷书院、紫阳书院）、考亭书院（竹林精舍、沧州精舍），分别代表了闽学起步、发展、成熟三个不同阶段，这些书院或经山洪冲刷，或遇兵燹、火患，几经颓圮、毁坏，已不复真身，后人根据书中记载以及前人留下的图形，在旧址上复原了书院的原样，其中武夷山的武夷精舍和建阳的考亭书院两处较有代表性，经过了相对良好的修缮，时隔千年传递出闽北的书院气。
有宋一代，闽北毫无疑义是福建的文化代表。茶文化、陶瓷文化、雕版印刷文化，与理学文化并列为闽北四大文化，促进了书院的发展。北宋时期闽北学风极盛，大多数书院都在建州（州治在今建瓯），主要在建阳、崇安、政和三县。比较著名的有，景佑二年（1035）宋咸在建阳洛里创建的霄峰精舍，游酢在其故里建阳长坪创建的扁山草堂，以及朱熹之父朱松创建的星溪书院和云根书院。南宋，闽北达到了福建文化在整个封建时期的最高峰，书院建立甚多，据考证，建宁府、延平府、邵武三处所创建的书院就达到34所。其中建宁府最多，22所，延平府和邵武军各6所。那时的书院还兼藏书，朱熹在考亭书院曾辟有“藏书阁”。门人万人杰记载：“先生是年正旦，书院藏书阁下东楹”。闽北因此成为“家有法律，户藏诗书”的“彬彬然道义之乡”，武夷山更是被称为“东南洙泗”、“道南理窟”。
从唐末到明朝中叶，闽北的文化教育水平在福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书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各地都留下了一段令人赞叹的历史，浦城以浦城八相最引以为傲，邵武诞生了南宋第一位宰相李纲，一门数进士则屡见不鲜，还有被我们忽略掉的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词人柳永，他十四岁走出武夷山上梅，恰好与朱熹走进武夷山的年龄相同。
在朱熹和闽学子弟的努力下，杰出的书院文化也像理学那样，走出闽北，走出福建，在异地开花结果，一直到清代以前都是许多书院教书育学借鉴的范本。
朱熹创建的第一所寒泉精舍书院在建阳，标志着其生平一段重要的讲学著述时期的开始，即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学派开创时期（1170—1178）。晚年，朱熹又回到这里修复考亭书院，考亭学派代表了他作为教育家的最高成就，朱熹死后也埋葬在此处。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学者蔡尚思的诗帮我们解决了定位朱熹与闽北这个难题，也解释了为何在闽北以至福建各地，“邹鲁渊源”四个字如此频繁地跳入人们眼眶。程颢评论杨时说出“吾道南矣”时，似乎他已经预见了此后关于闽学、关于朱熹的种种。但他绝对无法想到，二程的名字与朱熹联在一起，朱子理学成了程朱理学的代名词，甚至朱熹本人也想象不到，在他的学说被诬为伪学、潦倒去世后，后世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竟然将他的思想钦定为官方的正统思想，并以这种形式由宋末至清代存续了700余年间，他还被特批为孔子门下的第七十三贤。
朱熹不仅改变了理学的进程，他也改变了福建的文化进程。福建本土文化的相关研究曾一度陷入僵局，民间信仰、闽台渊源、海洋性格，排除掉当中民俗学的干扰，即使令人热血沸腾，人们的心里却总是揣着些怀疑，这是福建文化的源头吗？海洋文化光芒太甚，遮盖了内地文化。而当我们将视线从沿海收回内陆，重温了最早的福建文明进程的一部分，闽越文化，也看到了一股绵延不断的由北而来又向北而去的力量，它们呈现出与所谓蛮夷之地相反的情景，是传统中国文化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朱熹与他前前后后的闽北学者在当中扮演了主角，他们还抢注了福建的文化商标——闽学，朱熹以及他所代表的闽学化成福建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内核。
在南平各地，各种与朱熹有关的痕迹层出不穷。朱熹最大的成就在理学，而与他一生都脱不开联系的是书院，他在书院中出生，在书院中成长，又亲自创建书院，甚至出闽周游、论辩，活动范围依然不出书院。
建炎四年（1130）朱熹在南建州尤溪诞生。朱熹的父亲朱松“以供职事之余，读书观理而养其高大之趣，于以风化县人子弟，使知兴学”，先后在尤溪和政和修建星溪书院、云根书院，他是朱熹人生中的第一任老师，把书院带入了朱熹最早的生命。朱熹出生后，由尤溪、蒲城，一路迁徒。绍兴十年（1140），朱熹追随父亲到环溪精舍（现属建瓯）读书，直至绍兴十四年（1144）三月朱松逝世。相传朱文公坐沙画卦的佳话就是出于此地，小小的朱熹过早地表现出了惊人之处。建瓯现在仍留有徽国朱文公祠、艮泉井等与朱熹有关的文化遗存。 朱松逝世后，朱熹遵父遗命，师事刘子翚、刘子羽等人，随母定居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里。刘氏为当地望族，又是忠义之家，朱熹在刘子翚创设的屏山学院中学习，受到了更正规全面的儒家教育，也开始潜研二程洛学的理学。刘氏兄弟的学识、风范给朱熹影响很大，刘子羽去世后，朱熹手书刘公神道碑以报答抚育之恩。19岁（1148年）时，朱熹以建阳籍参加乡试、贡试，荣登进士榜，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的“南剑三先生”道学家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多年之后年已三十的朱熹步行几百里，从武夷山走到现在的延平区，再次登门，正式拜师。朱熹在同安任期内开创了讲学之风，还提倡县学，将四间县学课堂分别命名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在朱熹的影响下，闽南中进士的人越来越多，晋江研究四书五经的人也多了起来，还出了一些理学家。这四年里，朱熹本人的思想也经历了“逃禅归儒”的重要转折，向着理学家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
朱熹一生长期定居在武夷山，在五夫的紫阳楼里经历了拜师求学、喜中进士、授徒讲学和传播理学的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观书有感》一诗描写了紫阳楼周围的景色，在此他相继撰写和编次了《程氏遗书》、《论语精义》、《资治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西铭解义》、《太极图说解》、《通书解》、《伊洛渊源录》、《程氏外书》、《近思录》、《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诗集传》等二十余部著述。五夫也相对保留了更多朱熹的足迹，除了故居紫阳楼外，还有兴贤书院、朱子巷、朱子社仓等多处颇有意蕴的古迹景点。
而他一生的学问也主要是在武夷山和建阳两处展开的，他的书写完之后，送往建阳印刷出版。朱熹创建的第一所寒泉精舍书院在建阳，标志着其生平一段重要的讲学著述时期的开始，即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学派开创时期（1170—1178）。晚年，朱熹又回到这里修复考亭书院，考亭学派代表了他作为教育家的最高成就，朱熹死后也埋葬在此处。
朱熹的仕途并不耀眼，仅仅为官七年，相反还因生性耿直得罪了不少官员，晚年受到权贵韩侂胄的抨击，理学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宁宗还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朱熹逝世在理学低潮之中，光宗登基后，解除对理学控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取消了对理学的压制，结束了自淳熙五年以来压制局面。理宗、度宗时期（1225—1274年），统治者对理学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尤其是理宗对理学情有独钟，对书院也偏爱有加，大加赞赏朱熹的《四书集注》，自称“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为朱熹恢复名誉，并诏令特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信国公，后又改为徽国公，一举将朱子理学推为正统官学。
书院中的朱子同路人
讲到理学，人们更熟悉“程朱理学”这个词，这样的文字排列道出这一理学学派的先后传承顺序。周敦颐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北宋“五子”的第一人，之后是邵雍、张载和程颢、程颐。而在二程和朱子之间，不得不提杨时、游酢（字定夫），“程门立学”的两位主角。
杨时既是理学入闽的传承人之一，同时也是闽学鼻祖。29岁那年前往河南颍昌拜程颢为师，程颢去世后再次北上求学，从师程颢之弟程颐，与游酢、伊熔、谢良佐并称“程门高弟”。“程门立雪”讲的正是他二次北上，与游酢一起求学的故事。两人的思想对中国的古代哲学，特别是思辨哲学方面产生过深远影响，并流传到国外，直至今日在日本、韩国等地仍留有余温，在游定夫祠，人们可以看到一块东京大学学者渡边欣雄题写的匾额——“梦见周公，醒拜定夫”。
杨时将“洛学”引入福建后，精研理学，“倡道东南”，对闽中理学的兴起有筚路蓝缕之功。他的学术思想后来被罗从彦、李侗、朱熹继续传承，至南宋年间闽学基本成形。在宋代理学濂、洛、关、闽四大学派中，闽学兴起最晚却后出转精，闽北一地不仅一跃成为福建的文化制高点，也在当时全国的文化重地中脱颖而出，这四位先后诞生于闽北南剑州（后称延平府）的理学大师遂被称为“闽学四贤”或“延平四贤”。为了纪念四人，1209年，南剑州知州陈宓在九峰山创办了延平书院，后宋理宗赵盷皇帝又在1234年宣赐“延平书院”匾额。
程朱理学以朱子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又称为朱子理学。朱熹的理学集大成除了体现在继承前贤之外，同样重要的是开启后世。他的学说、思想当时经由书院的兴起、雕版印刷技术的发达大范围地扩张开来，影响了闽北各地，即现在的南平一带。在考亭书院期间，蔡元定、黄千、金去伪、李季札、黄颧、蔡念成、陈淳、李燔、叶贺孙、潘时举、蔡沈、杨复、辅广等众多弟子求学于此，形成“考亭学派”。
考亭学派是当时闽北书院理学与书院融为一体的结果，代表了南宋时期多数书院的状况，教育和学术并存，活跃了当时的学术氛围，同时扩大了理学的社会影响力。
南宋正是书院文化大放光彩的时代，书院大多是理学人士所建，他们以建书院传播理学为目标和理想，给书院的发展留下了鲜明的理学烙印。朱熹一生倾情书院，据方彦寿先生的《朱熹书院考》一书考察，与朱熹有关的书院有67所之多。他甚至跨省修复了江西白鹿洞书院，并在“鹅湖之会”后的第二年，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后经朝廷推广，成为全国通用的学规。由朱熹亲自创立的书院可确定的有三座，它们都在现在的南平一带：寒泉精舍（云谷书院）、武夷精舍（武夷书院、紫阳书院）、考亭书院（竹林精舍、沧州精舍），分别代表了闽学起步、发展、成熟三个不同阶段，这些书院或经山洪冲刷，或遇兵燹、火患，几经颓圮、毁坏，已不复真身，后人根据书中记载以及前人留下的图形，在旧址上复原了书院的原样，其中武夷山的武夷精舍和建阳的考亭书院两处较有代表性，经过了相对良好的修缮，时隔千年传递出闽北的书院气。
有宋一代，闽北毫无疑义是福建的文化代表。茶文化、陶瓷文化、雕版印刷文化，与理学文化并列为闽北四大文化，促进了书院的发展。北宋时期闽北学风极盛，大多数书院都在建州（州治在今建瓯），主要在建阳、崇安、政和三县。比较著名的有，景佑二年（1035）宋咸在建阳洛里创建的霄峰精舍，游酢在其故里建阳长坪创建的扁山草堂，以及朱熹之父朱松创建的星溪书院和云根书院。南宋，闽北达到了福建文化在整个封建时期的最高峰，书院建立甚多，据考证，建宁府、延平府、邵武三处所创建的书院就达到34所。其中建宁府最多，22所，延平府和邵武军各6所。那时的书院还兼藏书，朱熹在考亭书院曾辟有“藏书阁”。门人万人杰记载：“先生是年正旦，书院藏书阁下东楹”。闽北因此成为“家有法律，户藏诗书”的“彬彬然道义之乡”，武夷山更是被称为“东南洙泗”、“道南理窟”。 从唐末到明朝中叶，闽北的文化教育水平在福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书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各地都留下了一段令人赞叹的历史，浦城以浦城八相最引以为傲，邵武诞生了南宋第一位宰相李纲，一门数进士则屡见不鲜，还有被我们忽略掉的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词人柳永，他十四岁走出武夷山上梅，恰好与朱熹走进武夷山的年龄相同。
在朱熹和闽学子弟的努力下，杰出的书院文化也像理学那样，走出闽北，走出福建，在异地开花结果，一直到清代以前都是许多书院教书育学借鉴的范本。
由朱熹亲自创立的书院可确定的有三座，它们都在现在的南平一带：寒泉精舍（云谷书院）、武夷精舍（武夷书院、紫阳书院）、考亭书院（竹林精舍、沧州精舍），分别代表了闽学起步、发展、成熟三个不同阶段。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学者蔡尚思的诗帮我们解决了定位朱熹与闽北这个难题，也解释了为何在闽北以至福建各地，“邹鲁渊源”四个字如此频繁地跳入人们眼眶。程颢评论杨时说出“吾道南矣”时，似乎他已经预见了此后关于闽学、关于朱熹的种种。但他绝对无法想到，二程的名字与朱熹联在一起，朱子理学成了程朱理学的代名词，甚至朱熹本人也想象不到，在他的学说被诬为伪学、潦倒去世后，后世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竟然将他的思想钦定为官方的正统思想，并以这种形式由宋末至清代存续了700余年间，他还被特批为孔子门下的第七十三贤。
朱熹不仅改变了理学的进程，他也改变了福建的文化进程。福建本土文化的相关研究曾一度陷入僵局，民间信仰、闽台渊源、海洋性格，排除掉当中民俗学的干扰，即使令人热血沸腾，人们的心里却总是揣着些怀疑，这是福建文化的源头吗？海洋文化光芒太甚，遮盖了内地文化。而当我们将视线从沿海收回内陆，重温了最早的福建文明进程的一部分，闽越文化，也看到了一股绵延不断的由北而来又向北而去的力量，它们呈现出与所谓蛮夷之地相反的情景，是传统中国文化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朱熹与他前前后后的闽北学者在当中扮演了主角，他们还抢注了福建的文化商标——闽学，朱熹以及他所代表的闽学化成福建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内核。
在南平各地，各种与朱熹有关的痕迹层出不穷。朱熹最大的成就在理学，而与他一生都脱不开联系的是书院，他在书院中出生，在书院中成长，又亲自创建书院，甚至出闽周游、论辩，活动范围依然不出书院。
建炎四年（1130）朱熹在南建州尤溪诞生。朱熹的父亲朱松“以供职事之余，读书观理而养其高大之趣，于以风化县人子弟，使知兴学”，先后在尤溪和政和修建星溪书院、云根书院，他是朱熹人生中的第一任老师，把书院带入了朱熹最早的生命。朱熹出生后，由尤溪、蒲城，一路迁徒。绍兴十年（1140），朱熹追随父亲到环溪精舍（现属建瓯）读书，直至绍兴十四年（1144）三月朱松逝世。相传朱文公坐沙画卦的佳话就是出于此地，小小的朱熹过早地表现出了惊人之处。建瓯现在仍留有徽国朱文公祠、艮泉井等与朱熹有关的文化遗存。
朱松逝世后，朱熹遵父遗命，师事刘子翚、刘子羽等人，随母定居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里。刘氏为当地望族，又是忠义之家，朱熹在刘子翚创设的屏山学院中学习，受到了更正规全面的儒家教育，也开始潜研二程洛学的理学。刘氏兄弟的学识、风范给朱熹影响很大，刘子羽去世后，朱熹手书刘公神道碑以报答抚育之恩。19岁（1148年）时，朱熹以建阳籍参加乡试、贡试，荣登进士榜，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的“南剑三先生”道学家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多年之后年已三十的朱熹步行几百里，从武夷山走到现在的延平区，再次登门，正式拜师。朱熹在同安任期内开创了讲学之风，还提倡县学，将四间县学课堂分别命名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在朱熹的影响下，闽南中进士的人越来越多，晋江研究四书五经的人也多了起来，还出了一些理学家。这四年里，朱熹本人的思想也经历了“逃禅归儒”的重要转折，向着理学家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
朱熹一生长期定居在武夷山，在五夫的紫阳楼里经历了拜师求学、喜中进士、授徒讲学和传播理学的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观书有感》一诗描写了紫阳楼周围的景色，在此他相继撰写和编次了《程氏遗书》、《论语精义》、《资治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西铭解义》、《太极图说解》、《通书解》、《伊洛渊源录》、《程氏外书》、《近思录》、《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诗集传》等二十余部著述。五夫也相对保留了更多朱熹的足迹，除了故居紫阳楼外，还有兴贤书院、朱子巷、朱子社仓等多处颇有意蕴的古迹景点。
而他一生的学问也主要是在武夷山和建阳两处展开的，他的书写完之后，送往建阳印刷出版。朱熹创建的第一所寒泉精舍书院在建阳，标志着其生平一段重要的讲学著述时期的开始，即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学派开创时期（1170—1178）。晚年，朱熹又回到这里修复考亭书院，考亭学派代表了他作为教育家的最高成就，朱熹死后也埋葬在此处。
朱熹的仕途并不耀眼，仅仅为官七年，相反还因生性耿直得罪了不少官员，晚年受到权贵韩侂胄的抨击，理学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宁宗还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朱熹逝世在理学低潮之中，光宗登基后，解除对理学控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取消了对理学的压制，结束了自淳熙五年以来压制局面。理宗、度宗时期（1225—1274年），统治者对理学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尤其是理宗对理学情有独钟，对书院也偏爱有加，大加赞赏朱熹的《四书集注》，自称“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为朱熹恢复名誉，并诏令特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信国公，后又改为徽国公，一举将朱子理学推为正统官学。
书院中的朱子同路人
讲到理学，人们更熟悉“程朱理学”这个词，这样的文字排列道出这一理学学派的先后传承顺序。周敦颐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北宋“五子”的第一人，之后是邵雍、张载和程颢、程颐。而在二程和朱子之间，不得不提杨时、游酢（字定夫），“程门立学”的两位主角。 杨时既是理学入闽的传承人之一，同时也是闽学鼻祖。29岁那年前往河南颍昌拜程颢为师，程颢去世后再次北上求学，从师程颢之弟程颐，与游酢、伊熔、谢良佐并称“程门高弟”。“程门立雪”讲的正是他二次北上，与游酢一起求学的故事。两人的思想对中国的古代哲学，特别是思辨哲学方面产生过深远影响，并流传到国外，直至今日在日本、韩国等地仍留有余温，在游定夫祠，人们可以看到一块东京大学学者渡边欣雄题写的匾额——“梦见周公，醒拜定夫”。
杨时将“洛学”引入福建后，精研理学，“倡道东南”，对闽中理学的兴起有筚路蓝缕之功。他的学术思想后来被罗从彦、李侗、朱熹继续传承，至南宋年间闽学基本成形。在宋代理学濂、洛、关、闽四大学派中，闽学兴起最晚却后出转精，闽北一地不仅一跃成为福建的文化制高点，也在当时全国的文化重地中脱颖而出，这四位先后诞生于闽北南剑州（后称延平府）的理学大师遂被称为“闽学四贤”或“延平四贤”。为了纪念四人，1209年，南剑州知州陈宓在九峰山创办了延平书院，后宋理宗赵盷皇帝又在1234年宣赐“延平书院”匾额。
程朱理学以朱子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又称为朱子理学。朱熹的理学集大成除了体现在继承前贤之外，同样重要的是开启后世。他的学说、思想当时经由书院的兴起、雕版印刷技术的发达大范围地扩张开来，影响了闽北各地，即现在的南平一带。在考亭书院期间，蔡元定、黄千、金去伪、李季札、黄颧、蔡念成、陈淳、李燔、叶贺孙、潘时举、蔡沈、杨复、辅广等众多弟子求学于此，形成“考亭学派”。
考亭学派是当时闽北书院理学与书院融为一体的结果，代表了南宋时期多数书院的状况，教育和学术并存，活跃了当时的学术氛围，同时扩大了理学的社会影响力。
南宋正是书院文化大放光彩的时代，书院大多是理学人士所建，他们以建书院传播理学为目标和理想，给书院的发展留下了鲜明的理学烙印。朱熹一生倾情书院，据方彦寿先生的《朱熹书院考》一书考察，与朱熹有关的书院有67所之多。他甚至跨省修复了江西白鹿洞书院，并在“鹅湖之会”后的第二年，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后经朝廷推广，成为全国通用的学规。由朱熹亲自创立的书院可确定的有三座，它们都在现在的南平一带：寒泉精舍（云谷书院）、武夷精舍（武夷书院、紫阳书院）、考亭书院（竹林精舍、沧州精舍），分别代表了闽学起步、发展、成熟三个不同阶段，这些书院或经山洪冲刷，或遇兵燹、火患，几经颓圮、毁坏，已不复真身，后人根据书中记载以及前人留下的图形，在旧址上复原了书院的原样，其中武夷山的武夷精舍和建阳的考亭书院两处较有代表性，经过了相对良好的修缮，时隔千年传递出闽北的书院气。
有宋一代，闽北毫无疑义是福建的文化代表。茶文化、陶瓷文化、雕版印刷文化，与理学文化并列为闽北四大文化，促进了书院的发展。北宋时期闽北学风极盛，大多数书院都在建州（州治在今建瓯），主要在建阳、崇安、政和三县。比较著名的有，景佑二年（1035）宋咸在建阳洛里创建的霄峰精舍，游酢在其故里建阳长坪创建的扁山草堂，以及朱熹之父朱松创建的星溪书院和云根书院。南宋，闽北达到了福建文化在整个封建时期的最高峰，书院建立甚多，据考证，建宁府、延平府、邵武三处所创建的书院就达到34所。其中建宁府最多，22所，延平府和邵武军各6所。那时的书院还兼藏书，朱熹在考亭书院曾辟有“藏书阁”。门人万人杰记载：“先生是年正旦，书院藏书阁下东楹”。闽北因此成为“家有法律，户藏诗书”的“彬彬然道义之乡”，武夷山更是被称为“东南洙泗”、“道南理窟”。
从唐末到明朝中叶，闽北的文化教育水平在福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书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各地都留下了一段令人赞叹的历史，浦城以浦城八相最引以为傲，邵武诞生了南宋第一位宰相李纲，一门数进士则屡见不鲜，还有被我们忽略掉的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词人柳永，他十四岁走出武夷山上梅，恰好与朱熹走进武夷山的年龄相同。
在朱熹和闽学子弟的努力下，杰出的书院文化也像理学那样，走出闽北，走出福建，在异地开花结果，一直到清代以前都是许多书院教书育学借鉴的范本。
“图书之府”寻觅稀世建本
在建阳市书坊乡，我们看到了后修建的书林门，门上刻印的“邹鲁渊源”提醒人们，建阳曾是与“东鲁曲阜”齐名天下的“南闽阙里”，这里印刷出版的书籍在中国历史上风行过六百多年的时间，行使过九百余年的使命。而现在的书林门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门，据当地人说，书林门最早是由厚重的城墙砖一块块垒起的，行人可以在下面避雨，令人惊讶的是，门上曾经长着一棵树，这大概最有助于人们还原它的模样。由宋至清，由江西等地前来的商贩，本地的挑夫，穿过此门，走到建阳城，经旧时福建出省的古道，带走一箱箱散发着墨香的建本。
北宋熙宁以来，全国形成了三大刻书中心：杭州刻印的称为浙本，四川刻印的称蜀本，建阳刻书主要集中在麻沙、崇化（现在的书坊乡）两地，称“建本”，又称“麻沙本”。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统计，历代建本古籍被列为国家级古籍善本的，经部书171种，史部书480种，子部书505种，集部书304种，丛部书8种，合计近1500种。“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阳为最。”建阳因此被喻为“图书之府”。
刻书包括官刻、私刻和坊刻三种，书坊和麻沙分为私刻、坊刻两种，又以坊刻为主。建阳雕版印刷的最早时间无法确定，可说的是，它兴于宋，盛于明，亡于清。在明代，建阳雕版印刷最盛时期，麻沙、崇化书坊多达220多家。叶日增“广勤堂”、刘群作“翠岩精舍”、刘锦文“日新堂”、虞氏“务本堂”、郑氏“崇文堂”均为著名书肆。由于历史悠久，书肆众多，在建阳还形成了不少刻书世家，其中崇化书坊的余氏家族自北宋迄明，连续经营了几百年的刻书业，成为“书林门阀”，称“建安余氏”，是中国古代著名坊肆刻书家族，兼营编辑、出版、印刷和发行。传世的宋刻本中以余仁仲万卷堂最有名，刻有《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尚书精义》、《礼记》等，另有勤有堂为人熟知。元朝末年，余氏书肆还曾派数十人前往日本从事刻书业。现在的余氏后人散居各地，在书坊乡目前还有两百多户余姓人家。 书坊乡一度十分繁华，明嘉靖版的《建阳县志》记载：“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现存的崇化书坊图上保留了一些当时的情景，画上有书林门，门外有接官亭。让人完全失忆的还有书林门西边山麓的文庙，状元府长街和横贯书林的书坊溪上的六座桥梁，因为街市热闹、景色秀美，这里曾有“书林十景”一说。
与书坊乡并称的麻沙，刻书内容严谨，更受文人学者青睐。不过就宋元时期来说，两坊刻书不相上下。元代以后，麻沙因遭兵燹、大火等外力的毁坏，规模上受到很大影响，衰落早于书坊乡。但屡经磨难的麻沙本也因稀世难得，不仅成为善本，更几乎成为孤品，早在清代，就以页计酬，“沪渎偶出一宋季元初麻沙坊刻，动估千金。”
建阳的雕版印刷是闽学扩展的基础，为书院引入图书这一重要媒介，也因为闽学的兴盛成就了一时的辉煌，两宋时期，闽北学者游酢、胡安国、罗从彦、朱熹及门人蔡元定、祝穆、刘爚等都曾刊刻过书，借此扩大了闽学的影响力，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财富。除了这些经典的学术书籍外，建本刻书内容丰富，经史子集丛五部俱备，生活日用类图书尤多。特别在明代，通俗小说刊刻蔚然成风，家喻户晓的历史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就是在崇化书坊首先付梓的。这些图书由建阳流出，活跃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因此受到当时政府的注意，据说建阳当地曾几次被降罪，甚至有皇帝直接下令到建阳。可惜这样的书案现在还没找到确实的证据，不过乾隆倒是曾下令到福建，调查建安余氏后人的状况，只是这源于被“勤有堂”吸引，可见当时建本的风靡程度和影响之大。
在建本最盛时期，建本一度被当作神话对待。书坊乡有一口“积墨池”，1989年完成修复，旧时刻坊印书的墨水沿坡南流，汇集在云衢桥北的滩地上，日积月累就形成了这口池。因为这里板好纸好，刻印的书籍字迹十分漂亮，当时江西抚州的人还专门跑过来取池水回家，才开始进行印刷，俨然一种行业内的开工仪式。
令人倍感遗憾的是，闽北一地的木制建筑极易遇火，多数古建筑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毁于一旦。在麻沙于崇祯年间遭遇大火之后，崇化书坊在明末天启、崇祯朝也开始走向衰弱，1857年清末咸丰七年再遭兵火，从此风光不再。19世纪后，随着西方石印技术传入，雕版印刷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及至1901年，崇化书坊再遭火灾，370多间房屋、店面，幸存雕版、书籍悉数被大火吞噬，延续900年之久的建阳刻书业宣告结束使命，建本也成为了稀世之宝。
至今，南平境内由朱熹及他的同路人们所创建的书院遗址，曾经是全国三大印书中心的建阳书坊乡，仍透露着闽学大成曾经的吉光与片羽。
跟随先贤的足迹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学者蔡尚思的诗帮我们解决了定位朱熹与闽北这个难题，也解释了为何在闽北以至福建各地，“邹鲁渊源”四个字如此频繁地跳入人们眼眶。程颢评论杨时说出“吾道南矣”时，似乎他已经预见了此后关于闽学、关于朱熹的种种。但他绝对无法想到，二程的名字与朱熹联在一起，朱子理学成了程朱理学的代名词，甚至朱熹本人也想象不到，在他的学说被诬为伪学、潦倒去世后，后世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竟然将他的思想钦定为官方的正统思想，并以这种形式由宋末至清代存续了700余年间，他还被特批为孔子门下的第七十三贤。
朱熹不仅改变了理学的进程，他也改变了福建的文化进程。福建本土文化的相关研究曾一度陷入僵局，民间信仰、闽台渊源、海洋性格，排除掉当中民俗学的干扰，即使令人热血沸腾，人们的心里却总是揣着些怀疑，这是福建文化的源头吗？海洋文化光芒太甚，遮盖了内地文化。而当我们将视线从沿海收回内陆，重温了最早的福建文明进程的一部分，闽越文化，也看到了一股绵延不断的由北而来又向北而去的力量，它们呈现出与所谓蛮夷之地相反的情景，是传统中国文化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朱熹与他前前后后的闽北学者在当中扮演了主角，他们还抢注了福建的文化商标——闽学，朱熹以及他所代表的闽学化成福建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内核。
在南平各地，各种与朱熹有关的痕迹层出不穷。朱熹最大的成就在理学，而与他一生都脱不开联系的是书院，他在书院中出生，在书院中成长，又亲自创建书院，甚至出闽周游、论辩，活动范围依然不出书院。
建炎四年（1130）朱熹在南建州尤溪诞生。朱熹的父亲朱松“以供职事之余，读书观理而养其高大之趣，于以风化县人子弟，使知兴学”，先后在尤溪和政和修建星溪书院、云根书院，他是朱熹人生中的第一任老师，把书院带入了朱熹最早的生命。朱熹出生后，由尤溪、蒲城，一路迁徒。绍兴十年（1140），朱熹追随父亲到环溪精舍（现属建瓯）读书，直至绍兴十四年（1144）三月朱松逝世。相传朱文公坐沙画卦的佳话就是出于此地，小小的朱熹过早地表现出了惊人之处。建瓯现在仍留有徽国朱文公祠、艮泉井等与朱熹有关的文化遗存。
朱松逝世后，朱熹遵父遗命，师事刘子翚、刘子羽等人，随母定居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里。刘氏为当地望族，又是忠义之家，朱熹在刘子翚创设的屏山学院中学习，受到了更正规全面的儒家教育，也开始潜研二程洛学的理学。刘氏兄弟的学识、风范给朱熹影响很大，刘子羽去世后，朱熹手书刘公神道碑以报答抚育之恩。19岁（1148年）时，朱熹以建阳籍参加乡试、贡试，荣登进士榜，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的“南剑三先生”道学家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多年之后年已三十的朱熹步行几百里，从武夷山走到现在的延平区，再次登门，正式拜师。朱熹在同安任期内开创了讲学之风，还提倡县学，将四间县学课堂分别命名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在朱熹的影响下，闽南中进士的人越来越多，晋江研究四书五经的人也多了起来，还出了一些理学家。这四年里，朱熹本人的思想也经历了“逃禅归儒”的重要转折，向着理学家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
朱熹一生长期定居在武夷山，在五夫的紫阳楼里经历了拜师求学、喜中进士、授徒讲学和传播理学的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观书有感》一诗描写了紫阳楼周围的景色，在此他相继撰写和编次了《程氏遗书》、《论语精义》、《资治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西铭解义》、《太极图说解》、《通书解》、《伊洛渊源录》、《程氏外书》、《近思录》、《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诗集传》等二十余部著述。五夫也相对保留了更多朱熹的足迹，除了故居紫阳楼外，还有兴贤书院、朱子巷、朱子社仓等多处颇有意蕴的古迹景点。
而他一生的学问也主要是在武夷山和建阳两处展开的，他的书写完之后，送往建阳印刷出版。朱熹创建的第一所寒泉精舍书院在建阳，标志着其生平一段重要的讲学著述时期的开始，即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学派开创时期（1170—1178）。晚年，朱熹又回到这里修复考亭书院，考亭学派代表了他作为教育家的最高成就，朱熹死后也埋葬在此处。
朱熹的仕途并不耀眼，仅仅为官七年，相反还因生性耿直得罪了不少官员，晚年受到权贵韩侂胄的抨击，理学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宁宗还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朱熹逝世在理学低潮之中，光宗登基后，解除对理学控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取消了对理学的压制，结束了自淳熙五年以来压制局面。理宗、度宗时期（1225—1274年），统治者对理学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尤其是理宗对理学情有独钟，对书院也偏爱有加，大加赞赏朱熹的《四书集注》，自称“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为朱熹恢复名誉，并诏令特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信国公，后又改为徽国公，一举将朱子理学推为正统官学。
书院中的朱子同路人
讲到理学，人们更熟悉“程朱理学”这个词，这样的文字排列道出这一理学学派的先后传承顺序。周敦颐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北宋“五子”的第一人，之后是邵雍、张载和程颢、程颐。而在二程和朱子之间，不得不提杨时、游酢（字定夫），“程门立学”的两位主角。
杨时既是理学入闽的传承人之一，同时也是闽学鼻祖。29岁那年前往河南颍昌拜程颢为师，程颢去世后再次北上求学，从师程颢之弟程颐，与游酢、伊熔、谢良佐并称“程门高弟”。“程门立雪”讲的正是他二次北上，与游酢一起求学的故事。两人的思想对中国的古代哲学，特别是思辨哲学方面产生过深远影响，并流传到国外，直至今日在日本、韩国等地仍留有余温，在游定夫祠，人们可以看到一块东京大学学者渡边欣雄题写的匾额——“梦见周公，醒拜定夫”。 杨时将“洛学”引入福建后，精研理学，“倡道东南”，对闽中理学的兴起有筚路蓝缕之功。他的学术思想后来被罗从彦、李侗、朱熹继续传承，至南宋年间闽学基本成形。在宋代理学濂、洛、关、闽四大学派中，闽学兴起最晚却后出转精，闽北一地不仅一跃成为福建的文化制高点，也在当时全国的文化重地中脱颖而出，这四位先后诞生于闽北南剑州（后称延平府）的理学大师遂被称为“闽学四贤”或“延平四贤”。为了纪念四人，1209年，南剑州知州陈宓在九峰山创办了延平书院，后宋理宗赵盷皇帝又在1234年宣赐“延平书院”匾额。
程朱理学以朱子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又称为朱子理学。朱熹的理学集大成除了体现在继承前贤之外，同样重要的是开启后世。他的学说、思想当时经由书院的兴起、雕版印刷技术的发达大范围地扩张开来，影响了闽北各地，即现在的南平一带。在考亭书院期间，蔡元定、黄千、金去伪、李季札、黄颧、蔡念成、陈淳、李燔、叶贺孙、潘时举、蔡沈、杨复、辅广等众多弟子求学于此，形成“考亭学派”。
考亭学派是当时闽北书院理学与书院融为一体的结果，代表了南宋时期多数书院的状况，教育和学术并存，活跃了当时的学术氛围，同时扩大了理学的社会影响力。
南宋正是书院文化大放光彩的时代，书院大多是理学人士所建，他们以建书院传播理学为目标和理想，给书院的发展留下了鲜明的理学烙印。朱熹一生倾情书院，据方彦寿先生的《朱熹书院考》一书考察，与朱熹有关的书院有67所之多。他甚至跨省修复了江西白鹿洞书院，并在“鹅湖之会”后的第二年，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后经朝廷推广，成为全国通用的学规。由朱熹亲自创立的书院可确定的有三座，它们都在现在的南平一带：寒泉精舍（云谷书院）、武夷精舍（武夷书院、紫阳书院）、考亭书院（竹林精舍、沧州精舍），分别代表了闽学起步、发展、成熟三个不同阶段，这些书院或经山洪冲刷，或遇兵燹、火患，几经颓圮、毁坏，已不复真身，后人根据书中记载以及前人留下的图形，在旧址上复原了书院的原样，其中武夷山的武夷精舍和建阳的考亭书院两处较有代表性，经过了相对良好的修缮，时隔千年传递出闽北的书院气。
有宋一代，闽北毫无疑义是福建的文化代表。茶文化、陶瓷文化、雕版印刷文化，与理学文化并列为闽北四大文化，促进了书院的发展。北宋时期闽北学风极盛，大多数书院都在建州（州治在今建瓯），主要在建阳、崇安、政和三县。比较著名的有，景佑二年（1035）宋咸在建阳洛里创建的霄峰精舍，游酢在其故里建阳长坪创建的扁山草堂，以及朱熹之父朱松创建的星溪书院和云根书院。南宋，闽北达到了福建文化在整个封建时期的最高峰，书院建立甚多，据考证，建宁府、延平府、邵武三处所创建的书院就达到34所。其中建宁府最多，22所，延平府和邵武军各6所。那时的书院还兼藏书，朱熹在考亭书院曾辟有“藏书阁”。门人万人杰记载：“先生是年正旦，书院藏书阁下东楹”。闽北因此成为“家有法律，户藏诗书”的“彬彬然道义之乡”，武夷山更是被称为“东南洙泗”、“道南理窟”。
从唐末到明朝中叶，闽北的文化教育水平在福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书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各地都留下了一段令人赞叹的历史，浦城以浦城八相最引以为傲，邵武诞生了南宋第一位宰相李纲，一门数进士则屡见不鲜，还有被我们忽略掉的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词人柳永，他十四岁走出武夷山上梅，恰好与朱熹走进武夷山的年龄相同。
在朱熹和闽学子弟的努力下，杰出的书院文化也像理学那样，走出闽北，走出福建，在异地开花结果，一直到清代以前都是许多书院教书育学借鉴的范本。
朱熹创建的第一所寒泉精舍书院在建阳，标志着其生平一段重要的讲学著述时期的开始，即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学派开创时期（1170—1178）。晚年，朱熹又回到这里修复考亭书院，考亭学派代表了他作为教育家的最高成就，朱熹死后也埋葬在此处。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学者蔡尚思的诗帮我们解决了定位朱熹与闽北这个难题，也解释了为何在闽北以至福建各地，“邹鲁渊源”四个字如此频繁地跳入人们眼眶。程颢评论杨时说出“吾道南矣”时，似乎他已经预见了此后关于闽学、关于朱熹的种种。但他绝对无法想到，二程的名字与朱熹联在一起，朱子理学成了程朱理学的代名词，甚至朱熹本人也想象不到，在他的学说被诬为伪学、潦倒去世后，后世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竟然将他的思想钦定为官方的正统思想，并以这种形式由宋末至清代存续了700余年间，他还被特批为孔子门下的第七十三贤。
朱熹不仅改变了理学的进程，他也改变了福建的文化进程。福建本土文化的相关研究曾一度陷入僵局，民间信仰、闽台渊源、海洋性格，排除掉当中民俗学的干扰，即使令人热血沸腾，人们的心里却总是揣着些怀疑，这是福建文化的源头吗？海洋文化光芒太甚，遮盖了内地文化。而当我们将视线从沿海收回内陆，重温了最早的福建文明进程的一部分，闽越文化，也看到了一股绵延不断的由北而来又向北而去的力量，它们呈现出与所谓蛮夷之地相反的情景，是传统中国文化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朱熹与他前前后后的闽北学者在当中扮演了主角，他们还抢注了福建的文化商标——闽学，朱熹以及他所代表的闽学化成福建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内核。
在南平各地，各种与朱熹有关的痕迹层出不穷。朱熹最大的成就在理学，而与他一生都脱不开联系的是书院，他在书院中出生，在书院中成长，又亲自创建书院，甚至出闽周游、论辩，活动范围依然不出书院。
建炎四年（1130）朱熹在南建州尤溪诞生。朱熹的父亲朱松“以供职事之余，读书观理而养其高大之趣，于以风化县人子弟，使知兴学”，先后在尤溪和政和修建星溪书院、云根书院，他是朱熹人生中的第一任老师，把书院带入了朱熹最早的生命。朱熹出生后，由尤溪、蒲城，一路迁徒。绍兴十年（1140），朱熹追随父亲到环溪精舍（现属建瓯）读书，直至绍兴十四年（1144）三月朱松逝世。相传朱文公坐沙画卦的佳话就是出于此地，小小的朱熹过早地表现出了惊人之处。建瓯现在仍留有徽国朱文公祠、艮泉井等与朱熹有关的文化遗存。 朱松逝世后，朱熹遵父遗命，师事刘子翚、刘子羽等人，随母定居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里。刘氏为当地望族，又是忠义之家，朱熹在刘子翚创设的屏山学院中学习，受到了更正规全面的儒家教育，也开始潜研二程洛学的理学。刘氏兄弟的学识、风范给朱熹影响很大，刘子羽去世后，朱熹手书刘公神道碑以报答抚育之恩。19岁（1148年）时，朱熹以建阳籍参加乡试、贡试，荣登进士榜，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的“南剑三先生”道学家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多年之后年已三十的朱熹步行几百里，从武夷山走到现在的延平区，再次登门，正式拜师。朱熹在同安任期内开创了讲学之风，还提倡县学，将四间县学课堂分别命名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在朱熹的影响下，闽南中进士的人越来越多，晋江研究四书五经的人也多了起来，还出了一些理学家。这四年里，朱熹本人的思想也经历了“逃禅归儒”的重要转折，向着理学家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
朱熹一生长期定居在武夷山，在五夫的紫阳楼里经历了拜师求学、喜中进士、授徒讲学和传播理学的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观书有感》一诗描写了紫阳楼周围的景色，在此他相继撰写和编次了《程氏遗书》、《论语精义》、《资治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西铭解义》、《太极图说解》、《通书解》、《伊洛渊源录》、《程氏外书》、《近思录》、《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诗集传》等二十余部著述。五夫也相对保留了更多朱熹的足迹，除了故居紫阳楼外，还有兴贤书院、朱子巷、朱子社仓等多处颇有意蕴的古迹景点。
而他一生的学问也主要是在武夷山和建阳两处展开的，他的书写完之后，送往建阳印刷出版。朱熹创建的第一所寒泉精舍书院在建阳，标志着其生平一段重要的讲学著述时期的开始，即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学派开创时期（1170—1178）。晚年，朱熹又回到这里修复考亭书院，考亭学派代表了他作为教育家的最高成就，朱熹死后也埋葬在此处。
朱熹的仕途并不耀眼，仅仅为官七年，相反还因生性耿直得罪了不少官员，晚年受到权贵韩侂胄的抨击，理学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宁宗还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朱熹逝世在理学低潮之中，光宗登基后，解除对理学控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取消了对理学的压制，结束了自淳熙五年以来压制局面。理宗、度宗时期（1225—1274年），统治者对理学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尤其是理宗对理学情有独钟，对书院也偏爱有加，大加赞赏朱熹的《四书集注》，自称“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为朱熹恢复名誉，并诏令特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信国公，后又改为徽国公，一举将朱子理学推为正统官学。
书院中的朱子同路人
讲到理学，人们更熟悉“程朱理学”这个词，这样的文字排列道出这一理学学派的先后传承顺序。周敦颐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北宋“五子”的第一人，之后是邵雍、张载和程颢、程颐。而在二程和朱子之间，不得不提杨时、游酢（字定夫），“程门立学”的两位主角。
杨时既是理学入闽的传承人之一，同时也是闽学鼻祖。29岁那年前往河南颍昌拜程颢为师，程颢去世后再次北上求学，从师程颢之弟程颐，与游酢、伊熔、谢良佐并称“程门高弟”。“程门立雪”讲的正是他二次北上，与游酢一起求学的故事。两人的思想对中国的古代哲学，特别是思辨哲学方面产生过深远影响，并流传到国外，直至今日在日本、韩国等地仍留有余温，在游定夫祠，人们可以看到一块东京大学学者渡边欣雄题写的匾额——“梦见周公，醒拜定夫”。
杨时将“洛学”引入福建后，精研理学，“倡道东南”，对闽中理学的兴起有筚路蓝缕之功。他的学术思想后来被罗从彦、李侗、朱熹继续传承，至南宋年间闽学基本成形。在宋代理学濂、洛、关、闽四大学派中，闽学兴起最晚却后出转精，闽北一地不仅一跃成为福建的文化制高点，也在当时全国的文化重地中脱颖而出，这四位先后诞生于闽北南剑州（后称延平府）的理学大师遂被称为“闽学四贤”或“延平四贤”。为了纪念四人，1209年，南剑州知州陈宓在九峰山创办了延平书院，后宋理宗赵盷皇帝又在1234年宣赐“延平书院”匾额。
程朱理学以朱子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又称为朱子理学。朱熹的理学集大成除了体现在继承前贤之外，同样重要的是开启后世。他的学说、思想当时经由书院的兴起、雕版印刷技术的发达大范围地扩张开来，影响了闽北各地，即现在的南平一带。在考亭书院期间，蔡元定、黄千、金去伪、李季札、黄颧、蔡念成、陈淳、李燔、叶贺孙、潘时举、蔡沈、杨复、辅广等众多弟子求学于此，形成“考亭学派”。
考亭学派是当时闽北书院理学与书院融为一体的结果，代表了南宋时期多数书院的状况，教育和学术并存，活跃了当时的学术氛围，同时扩大了理学的社会影响力。
南宋正是书院文化大放光彩的时代，书院大多是理学人士所建，他们以建书院传播理学为目标和理想，给书院的发展留下了鲜明的理学烙印。朱熹一生倾情书院，据方彦寿先生的《朱熹书院考》一书考察，与朱熹有关的书院有67所之多。他甚至跨省修复了江西白鹿洞书院，并在“鹅湖之会”后的第二年，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后经朝廷推广，成为全国通用的学规。由朱熹亲自创立的书院可确定的有三座，它们都在现在的南平一带：寒泉精舍（云谷书院）、武夷精舍（武夷书院、紫阳书院）、考亭书院（竹林精舍、沧州精舍），分别代表了闽学起步、发展、成熟三个不同阶段，这些书院或经山洪冲刷，或遇兵燹、火患，几经颓圮、毁坏，已不复真身，后人根据书中记载以及前人留下的图形，在旧址上复原了书院的原样，其中武夷山的武夷精舍和建阳的考亭书院两处较有代表性，经过了相对良好的修缮，时隔千年传递出闽北的书院气。
有宋一代，闽北毫无疑义是福建的文化代表。茶文化、陶瓷文化、雕版印刷文化，与理学文化并列为闽北四大文化，促进了书院的发展。北宋时期闽北学风极盛，大多数书院都在建州（州治在今建瓯），主要在建阳、崇安、政和三县。比较著名的有，景佑二年（1035）宋咸在建阳洛里创建的霄峰精舍，游酢在其故里建阳长坪创建的扁山草堂，以及朱熹之父朱松创建的星溪书院和云根书院。南宋，闽北达到了福建文化在整个封建时期的最高峰，书院建立甚多，据考证，建宁府、延平府、邵武三处所创建的书院就达到34所。其中建宁府最多，22所，延平府和邵武军各6所。那时的书院还兼藏书，朱熹在考亭书院曾辟有“藏书阁”。门人万人杰记载：“先生是年正旦，书院藏书阁下东楹”。闽北因此成为“家有法律，户藏诗书”的“彬彬然道义之乡”，武夷山更是被称为“东南洙泗”、“道南理窟”。 从唐末到明朝中叶，闽北的文化教育水平在福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书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各地都留下了一段令人赞叹的历史，浦城以浦城八相最引以为傲，邵武诞生了南宋第一位宰相李纲，一门数进士则屡见不鲜，还有被我们忽略掉的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词人柳永，他十四岁走出武夷山上梅，恰好与朱熹走进武夷山的年龄相同。
在朱熹和闽学子弟的努力下，杰出的书院文化也像理学那样，走出闽北，走出福建，在异地开花结果，一直到清代以前都是许多书院教书育学借鉴的范本。
由朱熹亲自创立的书院可确定的有三座，它们都在现在的南平一带：寒泉精舍（云谷书院）、武夷精舍（武夷书院、紫阳书院）、考亭书院（竹林精舍、沧州精舍），分别代表了闽学起步、发展、成熟三个不同阶段。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学者蔡尚思的诗帮我们解决了定位朱熹与闽北这个难题，也解释了为何在闽北以至福建各地，“邹鲁渊源”四个字如此频繁地跳入人们眼眶。程颢评论杨时说出“吾道南矣”时，似乎他已经预见了此后关于闽学、关于朱熹的种种。但他绝对无法想到，二程的名字与朱熹联在一起，朱子理学成了程朱理学的代名词，甚至朱熹本人也想象不到，在他的学说被诬为伪学、潦倒去世后，后世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竟然将他的思想钦定为官方的正统思想，并以这种形式由宋末至清代存续了700余年间，他还被特批为孔子门下的第七十三贤。
朱熹不仅改变了理学的进程，他也改变了福建的文化进程。福建本土文化的相关研究曾一度陷入僵局，民间信仰、闽台渊源、海洋性格，排除掉当中民俗学的干扰，即使令人热血沸腾，人们的心里却总是揣着些怀疑，这是福建文化的源头吗？海洋文化光芒太甚，遮盖了内地文化。而当我们将视线从沿海收回内陆，重温了最早的福建文明进程的一部分，闽越文化，也看到了一股绵延不断的由北而来又向北而去的力量，它们呈现出与所谓蛮夷之地相反的情景，是传统中国文化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朱熹与他前前后后的闽北学者在当中扮演了主角，他们还抢注了福建的文化商标——闽学，朱熹以及他所代表的闽学化成福建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内核。
在南平各地，各种与朱熹有关的痕迹层出不穷。朱熹最大的成就在理学，而与他一生都脱不开联系的是书院，他在书院中出生，在书院中成长，又亲自创建书院，甚至出闽周游、论辩，活动范围依然不出书院。
建炎四年（1130）朱熹在南建州尤溪诞生。朱熹的父亲朱松“以供职事之余，读书观理而养其高大之趣，于以风化县人子弟，使知兴学”，先后在尤溪和政和修建星溪书院、云根书院，他是朱熹人生中的第一任老师，把书院带入了朱熹最早的生命。朱熹出生后，由尤溪、蒲城，一路迁徒。绍兴十年（1140），朱熹追随父亲到环溪精舍（现属建瓯）读书，直至绍兴十四年（1144）三月朱松逝世。相传朱文公坐沙画卦的佳话就是出于此地，小小的朱熹过早地表现出了惊人之处。建瓯现在仍留有徽国朱文公祠、艮泉井等与朱熹有关的文化遗存。
朱松逝世后，朱熹遵父遗命，师事刘子翚、刘子羽等人，随母定居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里。刘氏为当地望族，又是忠义之家，朱熹在刘子翚创设的屏山学院中学习，受到了更正规全面的儒家教育，也开始潜研二程洛学的理学。刘氏兄弟的学识、风范给朱熹影响很大，刘子羽去世后，朱熹手书刘公神道碑以报答抚育之恩。19岁（1148年）时，朱熹以建阳籍参加乡试、贡试，荣登进士榜，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的“南剑三先生”道学家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多年之后年已三十的朱熹步行几百里，从武夷山走到现在的延平区，再次登门，正式拜师。朱熹在同安任期内开创了讲学之风，还提倡县学，将四间县学课堂分别命名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在朱熹的影响下，闽南中进士的人越来越多，晋江研究四书五经的人也多了起来，还出了一些理学家。这四年里，朱熹本人的思想也经历了“逃禅归儒”的重要转折，向着理学家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
朱熹一生长期定居在武夷山，在五夫的紫阳楼里经历了拜师求学、喜中进士、授徒讲学和传播理学的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观书有感》一诗描写了紫阳楼周围的景色，在此他相继撰写和编次了《程氏遗书》、《论语精义》、《资治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西铭解义》、《太极图说解》、《通书解》、《伊洛渊源录》、《程氏外书》、《近思录》、《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诗集传》等二十余部著述。五夫也相对保留了更多朱熹的足迹，除了故居紫阳楼外，还有兴贤书院、朱子巷、朱子社仓等多处颇有意蕴的古迹景点。
而他一生的学问也主要是在武夷山和建阳两处展开的，他的书写完之后，送往建阳印刷出版。朱熹创建的第一所寒泉精舍书院在建阳，标志着其生平一段重要的讲学著述时期的开始，即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学派开创时期（1170—1178）。晚年，朱熹又回到这里修复考亭书院，考亭学派代表了他作为教育家的最高成就，朱熹死后也埋葬在此处。
朱熹的仕途并不耀眼，仅仅为官七年，相反还因生性耿直得罪了不少官员，晚年受到权贵韩侂胄的抨击，理学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宁宗还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朱熹逝世在理学低潮之中，光宗登基后，解除对理学控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取消了对理学的压制，结束了自淳熙五年以来压制局面。理宗、度宗时期（1225—1274年），统治者对理学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尤其是理宗对理学情有独钟，对书院也偏爱有加，大加赞赏朱熹的《四书集注》，自称“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为朱熹恢复名誉，并诏令特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信国公，后又改为徽国公，一举将朱子理学推为正统官学。
书院中的朱子同路人
讲到理学，人们更熟悉“程朱理学”这个词，这样的文字排列道出这一理学学派的先后传承顺序。周敦颐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北宋“五子”的第一人，之后是邵雍、张载和程颢、程颐。而在二程和朱子之间，不得不提杨时、游酢（字定夫），“程门立学”的两位主角。 杨时既是理学入闽的传承人之一，同时也是闽学鼻祖。29岁那年前往河南颍昌拜程颢为师，程颢去世后再次北上求学，从师程颢之弟程颐，与游酢、伊熔、谢良佐并称“程门高弟”。“程门立雪”讲的正是他二次北上，与游酢一起求学的故事。两人的思想对中国的古代哲学，特别是思辨哲学方面产生过深远影响，并流传到国外，直至今日在日本、韩国等地仍留有余温，在游定夫祠，人们可以看到一块东京大学学者渡边欣雄题写的匾额——“梦见周公，醒拜定夫”。
杨时将“洛学”引入福建后，精研理学，“倡道东南”，对闽中理学的兴起有筚路蓝缕之功。他的学术思想后来被罗从彦、李侗、朱熹继续传承，至南宋年间闽学基本成形。在宋代理学濂、洛、关、闽四大学派中，闽学兴起最晚却后出转精，闽北一地不仅一跃成为福建的文化制高点，也在当时全国的文化重地中脱颖而出，这四位先后诞生于闽北南剑州（后称延平府）的理学大师遂被称为“闽学四贤”或“延平四贤”。为了纪念四人，1209年，南剑州知州陈宓在九峰山创办了延平书院，后宋理宗赵盷皇帝又在1234年宣赐“延平书院”匾额。
程朱理学以朱子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又称为朱子理学。朱熹的理学集大成除了体现在继承前贤之外，同样重要的是开启后世。他的学说、思想当时经由书院的兴起、雕版印刷技术的发达大范围地扩张开来，影响了闽北各地，即现在的南平一带。在考亭书院期间，蔡元定、黄千、金去伪、李季札、黄颧、蔡念成、陈淳、李燔、叶贺孙、潘时举、蔡沈、杨复、辅广等众多弟子求学于此，形成“考亭学派”。
考亭学派是当时闽北书院理学与书院融为一体的结果，代表了南宋时期多数书院的状况，教育和学术并存，活跃了当时的学术氛围，同时扩大了理学的社会影响力。
南宋正是书院文化大放光彩的时代，书院大多是理学人士所建，他们以建书院传播理学为目标和理想，给书院的发展留下了鲜明的理学烙印。朱熹一生倾情书院，据方彦寿先生的《朱熹书院考》一书考察，与朱熹有关的书院有67所之多。他甚至跨省修复了江西白鹿洞书院，并在“鹅湖之会”后的第二年，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后经朝廷推广，成为全国通用的学规。由朱熹亲自创立的书院可确定的有三座，它们都在现在的南平一带：寒泉精舍（云谷书院）、武夷精舍（武夷书院、紫阳书院）、考亭书院（竹林精舍、沧州精舍），分别代表了闽学起步、发展、成熟三个不同阶段，这些书院或经山洪冲刷，或遇兵燹、火患，几经颓圮、毁坏，已不复真身，后人根据书中记载以及前人留下的图形，在旧址上复原了书院的原样，其中武夷山的武夷精舍和建阳的考亭书院两处较有代表性，经过了相对良好的修缮，时隔千年传递出闽北的书院气。
有宋一代，闽北毫无疑义是福建的文化代表。茶文化、陶瓷文化、雕版印刷文化，与理学文化并列为闽北四大文化，促进了书院的发展。北宋时期闽北学风极盛，大多数书院都在建州（州治在今建瓯），主要在建阳、崇安、政和三县。比较著名的有，景佑二年（1035）宋咸在建阳洛里创建的霄峰精舍，游酢在其故里建阳长坪创建的扁山草堂，以及朱熹之父朱松创建的星溪书院和云根书院。南宋，闽北达到了福建文化在整个封建时期的最高峰，书院建立甚多，据考证，建宁府、延平府、邵武三处所创建的书院就达到34所。其中建宁府最多，22所，延平府和邵武军各6所。那时的书院还兼藏书，朱熹在考亭书院曾辟有“藏书阁”。门人万人杰记载：“先生是年正旦，书院藏书阁下东楹”。闽北因此成为“家有法律，户藏诗书”的“彬彬然道义之乡”，武夷山更是被称为“东南洙泗”、“道南理窟”。
从唐末到明朝中叶，闽北的文化教育水平在福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书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各地都留下了一段令人赞叹的历史，浦城以浦城八相最引以为傲，邵武诞生了南宋第一位宰相李纲，一门数进士则屡见不鲜，还有被我们忽略掉的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词人柳永，他十四岁走出武夷山上梅，恰好与朱熹走进武夷山的年龄相同。
在朱熹和闽学子弟的努力下，杰出的书院文化也像理学那样，走出闽北，走出福建，在异地开花结果，一直到清代以前都是许多书院教书育学借鉴的范本。
“图书之府”寻觅稀世建本
在建阳市书坊乡，我们看到了后修建的书林门，门上刻印的“邹鲁渊源”提醒人们，建阳曾是与“东鲁曲阜”齐名天下的“南闽阙里”，这里印刷出版的书籍在中国历史上风行过六百多年的时间，行使过九百余年的使命。而现在的书林门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门，据当地人说，书林门最早是由厚重的城墙砖一块块垒起的，行人可以在下面避雨，令人惊讶的是，门上曾经长着一棵树，这大概最有助于人们还原它的模样。由宋至清，由江西等地前来的商贩，本地的挑夫，穿过此门，走到建阳城，经旧时福建出省的古道，带走一箱箱散发着墨香的建本。
北宋熙宁以来，全国形成了三大刻书中心：杭州刻印的称为浙本，四川刻印的称蜀本，建阳刻书主要集中在麻沙、崇化（现在的书坊乡）两地，称“建本”，又称“麻沙本”。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统计，历代建本古籍被列为国家级古籍善本的，经部书171种，史部书480种，子部书505种，集部书304种，丛部书8种，合计近1500种。“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阳为最。”建阳因此被喻为“图书之府”。
刻书包括官刻、私刻和坊刻三种，书坊和麻沙分为私刻、坊刻两种，又以坊刻为主。建阳雕版印刷的最早时间无法确定，可说的是，它兴于宋，盛于明，亡于清。在明代，建阳雕版印刷最盛时期，麻沙、崇化书坊多达220多家。叶日增“广勤堂”、刘群作“翠岩精舍”、刘锦文“日新堂”、虞氏“务本堂”、郑氏“崇文堂”均为著名书肆。由于历史悠久，书肆众多，在建阳还形成了不少刻书世家，其中崇化书坊的余氏家族自北宋迄明，连续经营了几百年的刻书业，成为“书林门阀”，称“建安余氏”，是中国古代著名坊肆刻书家族，兼营编辑、出版、印刷和发行。传世的宋刻本中以余仁仲万卷堂最有名，刻有《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尚书精义》、《礼记》等，另有勤有堂为人熟知。元朝末年，余氏书肆还曾派数十人前往日本从事刻书业。现在的余氏后人散居各地，在书坊乡目前还有两百多户余姓人家。 书坊乡一度十分繁华，明嘉靖版的《建阳县志》记载：“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现存的崇化书坊图上保留了一些当时的情景，画上有书林门，门外有接官亭。让人完全失忆的还有书林门西边山麓的文庙，状元府长街和横贯书林的书坊溪上的六座桥梁，因为街市热闹、景色秀美，这里曾有“书林十景”一说。
与书坊乡并称的麻沙，刻书内容严谨，更受文人学者青睐。不过就宋元时期来说，两坊刻书不相上下。元代以后，麻沙因遭兵燹、大火等外力的毁坏，规模上受到很大影响，衰落早于书坊乡。但屡经磨难的麻沙本也因稀世难得，不仅成为善本，更几乎成为孤品，早在清代，就以页计酬，“沪渎偶出一宋季元初麻沙坊刻，动估千金。”
建阳的雕版印刷是闽学扩展的基础，为书院引入图书这一重要媒介，也因为闽学的兴盛成就了一时的辉煌，两宋时期，闽北学者游酢、胡安国、罗从彦、朱熹及门人蔡元定、祝穆、刘爚等都曾刊刻过书，借此扩大了闽学的影响力，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财富。除了这些经典的学术书籍外，建本刻书内容丰富，经史子集丛五部俱备，生活日用类图书尤多。特别在明代，通俗小说刊刻蔚然成风，家喻户晓的历史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就是在崇化书坊首先付梓的。这些图书由建阳流出，活跃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因此受到当时政府的注意，据说建阳当地曾几次被降罪，甚至有皇帝直接下令到建阳。可惜这样的书案现在还没找到确实的证据，不过乾隆倒是曾下令到福建，调查建安余氏后人的状况，只是这源于被“勤有堂”吸引，可见当时建本的风靡程度和影响之大。
在建本最盛时期，建本一度被当作神话对待。书坊乡有一口“积墨池”，1989年完成修复，旧时刻坊印书的墨水沿坡南流，汇集在云衢桥北的滩地上，日积月累就形成了这口池。因为这里板好纸好，刻印的书籍字迹十分漂亮，当时江西抚州的人还专门跑过来取池水回家，才开始进行印刷，俨然一种行业内的开工仪式。
令人倍感遗憾的是，闽北一地的木制建筑极易遇火，多数古建筑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毁于一旦。在麻沙于崇祯年间遭遇大火之后，崇化书坊在明末天启、崇祯朝也开始走向衰弱，1857年清末咸丰七年再遭兵火，从此风光不再。19世纪后，随着西方石印技术传入，雕版印刷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及至1901年，崇化书坊再遭火灾，370多间房屋、店面，幸存雕版、书籍悉数被大火吞噬，延续900年之久的建阳刻书业宣告结束使命，建本也成为了稀世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