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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儒商现象”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第三次“商潮”。如若将辛亥革命至抗日战争各个历史阶段中的知识分子划为“五代”的话,当代“儒商”的出现是五代知识分子的职业理想与价值取向的一次成“建制”的出新。“儒商”的社会意义远远超出经济范畴,它把社会改革的经济目标与人文目标结合起来,对减轻“官场”压力、深化教育改革以及重塑知识分子自身有着深刻、久远、始料未及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