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个人生活的角落进行监视监听的人，正如一个人家里的陌生人，约束好他，才能避免整个社会变成监狱
　　两德统一后，对于东德留下来的大量秘密档案，德国政府作出一个决定，它认为政府没有权利隐盖事实真相，应当让人民了解这个世界发生过什么，尤其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针对他发生过什么。政府派人将档案整理，将撕碎的档案复原。人民可以自由查阅自己的档案，了解在冷战时代政府的所作所为。
　　德国曾经拍摄过一部影片《他人的生活》，描述的就是1984年柏林发生过的这样的故事：当时的东德有一百万史塔西秘密警察，还有两百万名告密者，秘密警察的工作任务是要探知他人生活的细节。除了工作没有任何私生活的戈德·维斯勒（Gerd Wiesler）上尉就是这样一个秘密警察，在一次演出中观看了乔治·德莱曼（Georg Dreyman)的演出后，认为德莱曼不会像他表面那样清白，就决定去调查这个作家，调查的方式是监听。随着监听持续进行，维斯勒竟然逐渐被德莱曼的生活吸引。由于一位好友自杀，维斯勒的信念也渐渐发生了动摇。维斯勒不惜铤而走险暗中保护了他的监督对象。
　　这是个秘密警察良心发现的感人故事，但维斯勒感人的转变是不真实的——事实上，过去从未有过秘密警察良心发现的事例，一例也没有。柏林的一位博物馆馆长看了剧本之后，基于这个理由曾愤怒地拒绝摄制组到馆内拍摄。
　　东德的故事结束了，但人们对于政府使用技术手段刺探他人生活的担心并没有结束。在当代社会，科学技术手段日趋发达，这些手段应用到办案活动，使侦查机关如虎添翼，控制和发现犯罪的能力可谓大为提高，不过，技术手段的应用在提高发现和控制犯罪能力的同时，也对社会造成一种威胁。人们注意到，技术侦查如果不加以严格控制，很容易被滥用并严重侵害到侦查对象乃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技术侦查措施带来的社会忧虑是很明显的，不少人担心这一手段缺乏必要的控制，导致国家机器利用技术手段控制和威胁个人自由，甚至造成人人自危的极权社会状态。
　　历史的教训需要汲取。具体到具体法律层面，如果将技术侦查手段摆上刑事诉讼法的台面，在授予侦查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的同时，却不注意对技术侦查手段加以限制，对于技术侦查的限制采取模糊的立法语言，法律上的程序限制变得模棱两可；或者，法律要求侦查机关在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严格按照批准的措施种类、对象和期限执行，却没有规定违反这些限制时的程序性制裁措施，很容易使这些限制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流为标语口号。
　　许多法制成熟的国家，对于政府采取技术手段秘密调查和侦查，设定严格程序加以限制。许多国家限制技术侦查手段的适用，主要是通过司法令状制度来达到的，即行政机关采取某些特定的侦查措施，应当向法官提出申请，由法官审核后批准并发布司法令状，司法令状的内容包括授权采取这一措施并对适用对象、范围和期限作出限制，执行者对于这一令状必须严格执行并遵守相关要求。这种制度设计，是为了让政府利用技术进行有效的犯罪防范、控制和揭露的同时，维持基本人权不至于横遭践踏。这是一种需要兼顾的两种法律价值，失衡常常表现为基本人权的失落，一旦惩罚犯罪成为压倒性的价值，秘密收集他人生活各种细节的人就成为令人畏惧而又时隐时现的力量，历史年轮可能会倒流至1984。
　　对个人生活的角落进行监视监听的人，正如一个人家里的陌生人，约束好这个不速之客，才能避免整个社会变成监狱，坚持法治理想的人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