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欧阳文同志于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经历过中央苏区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战斗，和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55年荣获中将军衔。同年负责筹办《解放军报》，并任第一任总编辑。
由武转文 知难而进
1955年6月，那时我在中南军区公安部队任政治委员。一天，中共中南局书记、中南军区政治委员陶铸找我谈话。他说：“中央军委来了命令，要调你到北京主持筹办和出版中央军委机关报 《解放军报》，并担任报社的总编辑。”对于这个任命，我感到非常突然，毫无思想准备。再说，我怎么能搞报纸工作呢！？我不仅没有一点办报经验，而且文化程度也不高。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虽然我也很愿意动动笔，如：经常坚持自己动手起草通报和总结，或宣传鼓动材料；经常坚持写日记（红军时期，我任红四师政治部组织科长时，政治部主任舒同要求并指导我写日记，从此养成了习惯）、写学习笔记；也曾给部队（特别是在胶东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时）的报纸写写稿、写写评论，等等。但这都是“练笔活动”，和办报纸是两码事，而且这个报纸还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喉舌。这，怎不让我非常吃惊和不安！这不是拉着黄牛当马骑吗！陶铸同志是了解我的，而且也非常关怀我。在这次谈话之前，他曾想要我到海南（岛）去搞地方工作，担任海南区党委书记（1951年，我曾兼任粤东区党委第一书记）。当时，我真有点想去，但也感到有不少困难，首先是语言不通，这自然会影响到深入群众、接近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尽管可以带个翻译，那样就不太方便了，弄不好会出问题的。陶铸觉得的确也是个问题，便放弃了这个想法。这次情况就不同了，陶铸见我面有难色，猜透了我的心思，便温和地对我说：“就我个人讲，我也不愿意放你走。可是，上面来了命令，我们只有组织服从了。”后来，陶铸也曾向总政治部反映了我的想法，但未获同意。于是，我服从命令，1955年7月底，带着全家，从广州乘火车北上，赶赴北京报到。
到北京后，住在中央军委公安部队西单招待所。而后，便立即到总政治部报到，见了谭政主任和肖华副主任。他们先详尽给我说了创办《解放军报》的经过和重大意义，然后对报社人员选调、机构组建和出版发行等事宜，做了详细的指示。最后，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欧阳文同志，《解放军报》是毛主席亲自批准创办的，你要努力啊！你不要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啊！”后来，我了解到：1955年7月22日，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亲笔给毛主席写了一个请示报告，说：“主席：全军拟办一个统一的报纸，已筹划很久，亦经军委多次讨论，妥否请批示。”毛主席在报告上，亲笔写下了“同意”二字。我知道了这一情况后，深感责任重大。我暗暗下定决心，不管有多大困难，一定要把《解放军报》办好，决不让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失望。
从总政治部报到后回来不几天，我把家搬到了报社的临时驻地——前门外打磨厂“乡村餐厅”，以便和先期到达的同志们，朝夕相处。向他们了解情况及意见和建议。我一方面抓了修改、补充或建立有关报纸的编辑、出版、发行、采访、组稿、读者来信、检查评比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一方面对原有的机构设置和他们的任务，作了必要的调整，选派有经验、有能力的同志充实政工组织，并帮助他们迅速开展工作。此外，我还着重了解各级党团组织的情况。与此同时，我和有关同志一道制定了试版计划、编辑方案；建立了新闻通讯员网点（从一开始，报社便加强了和部队的联系，建立新闻通讯员约1400多名，来稿非常踊跃）。所有这一切，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试版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边干边学 逐渐入门
我在解放军报社工作的短短6年中，牢记毛主席关于“从战争学习战争”的教导，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在干中逐渐熟悉业务；在学中逐渐得到提高，经历了一个从生疏到入门，从望而生畏到渐入佳境的艰苦过程。
这一段时间的学习，一是学习理论和政策，包括革命导师、特别是毛主席有关搞好宣传工作，做好新闻工作的教导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以及有关领导对报纸工作的决定和指示，并组织报社全体同志，特别是骨干同志学习。
二是向地方报纸学习，向地方“老报人”学习。我到报社不久，便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拜访邓拓、吴冷西、王楫等同志，他们对办好《解放军报》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再就是通过实践，通过不断检查、总结经验教训，开展内部评报活动，研究读者的意见等等，使军报越办越好。1956年夏秋，为了了解部队对军报的意见和要求，我曾两次到大连、青岛、莱阳和保定等地的驻军中，进行调查研究，听取了许多有益的意见。
但是，更重要、更经常的学习，是向报社内部人员学习。初创时期，报社人才荟萃，能手如云，可以说，集中了全军最优秀的办报人才。如赵易亚、李希庚、唐平铸、邱岗、胡痴、吕梁、杜越凯、姚远方、毕永畅、薛真、李杰、肖颖、和谷岩、徐逸人、林欣、曹曲水等同志，都长期从事部队新闻工作，有的是大军区或军兵种报纸的主编、副主编、编辑、记者；有的是成名的记者或作家；有的是有丰富工作经验的政工干部；有的是人民功臣、战斗模范。他们都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文字写作能力，有丰富的办报经验。他们既是我的助手，又是我的益友，更是我的良师。为了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9月初，经报请总政治部批准，成立了以我和赵易亚、李希庚、唐平铸、邱岗、胡痴等人组成的编委会。其任务是：研究和决定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有关方针、政策和指示的具体方法；制定各个时期军报的宣传报道方针和实施计划；决定报社内部机构的设置、人事的调动和奖惩，以及行政管理中的重大问题，等等。编委会的成立，对报社工作的开展和提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艰苦创业 任重道远
报社初创时期，人员来自各大军区。从西南军区、华北军区调来的较多。共约120多人。其中，师级以上干部15人，团营级干部60人，连排干部25人，此处，还有行政干部20人。他们大多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三八式”的就有30多个。他们仍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那种吃苦耐劳、团结友爱、奋勇向前、朝气蓬勃精神。
这个时期，报社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非常差，和他们在大军区时相比，相去很远。有同志说：到北京工作，“汽车是越坐越大，房子是越住越小，担子却越挑越重。”当时，大家都散住在前门外一些胡同里的客栈、“鸡毛小店”中。有一个同志原来是大军区政治部的一名正团职干部，全家5口人，现在只能住在不到1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副总编辑赵易亚是正师职干部，全家人口不少，也只能分给两间卧室。吕梁住的也是大杂院里的一间低矮小屋。一般干部的住宿条件就更差了，大都是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至于这些客栈、“鸡毛小店”的内部设施，简陋得就无法评说了。
每天清晨，大家从那些鸽子笼似的房间里走出来，穿过大街小巷，精神饱满地赶到编辑部的所在地——前门外打磨厂“乡村餐厅”，开始了一天紧张的工作。这个“乡村餐厅”十分简陋，中间是一个40－50平方米的天井，四周是两层的木质楼房。楼房上下布满了象鸽子笼一样的小小办公室。当时，8个编辑室（组）都挤在这里，甚至没有一张象样的办公桌椅。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副总编辑赵易亚夜以继日审改稿件的办公桌，是一块放在马桶盖上的木板。类似的事情还有许多，至今仍在报社中流为美谈。条件非常艰苦，但同志们的工作态度却非常认真，为了修改一篇稿件、排好一个版面，都要细细致致商量，认认真真推敲，直到满意为止。“不行，推倒重来”，已是常事。白天，紧紧张张地过去了，夜间还有窗户透出亮光，那是有些同志在挑灯夜战，继续完成一天应完成的任务。当时的排字车间在西城，每天送取小样4－5次，到新华社取通稿两三次，而仅有的交通工具只是一辆摩托车、一辆只有一个门的破汽车（还是借来的）。如果任务急，或者跟不上趟，有的同志只有骑自行车，或坐公共汽（电）车，来回地跑。后来在“乡村餐厅”架起一个排字架，情况稍好一点。当时，由于人员没有按计划调齐，有不少缺额，大家都是一个人要干两三个人的工作，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尽管当时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如此之差，但是大家都没有把它当为一回事。什么名呀！利呀！什么我这个编辑、这个记者相当什么级呀！享受什么级呀！从没有人问过，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什么个人兴趣呀！什么生活不方便呀！什么家属随
1987年1月1日，《解放军报》开始向国内外公开发行。队呀！等等，等等，都置之脑后。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为早日印出领导满意、全军满意、高质量的《解放军报》，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并以此而感到自豪。
经过报社全体同志的努力，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机关报《解放军报》试版第一期，于10月1日和全军读者见面了。到12月底，试版共出了26期。在军报试版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要办好一张报纸实在不易。从组稿、催稿、选稿到修改稿件；送印刷车间排字、印出清样、校对；到总编辑室设计、调整版面；特别是一定要在晚上12时前，送值班领导审查大样，通过后于凌晨1时开始印刷；次日上午8时前送邮局发行；等等。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1956年1月1日，《解放军报》终于正式出版。
耳提面命 倍加关怀
我在军报工作的6年中，给我印象最深、教育最深的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领导，对军报的工作，的的确确做到了：耳提面命，无微不至；循循善诱，倍加关怀。我从中得到了不少教益。
我到总政治部报到后不久，就有同志向我介绍：1955年6月6日，总政治部就关于筹办《解放军报》事，专门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了请示报告。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同志都在请示报告上签了字，表示支持做好这一工作。周恩来、陈云同志还就有关问题在请示报告上作了具体批示。
9月初，我曾去东交民巷罗荣桓同志家里看望他。他亲切地对我说：“欧阳文同志，你一定要把军报办好。让军报当好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喉舌；反映好全军指战员的心声；在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后他还多次指示：军报要办得活泼些，让基层的干部、战士都爱看。少登大块文章，注意文句简练，内容明快。有些必要刊登的长文章要压缩成短文章，一句话能讲清楚就不要讲三句。要提倡“电报文学”，等等。当时，我理解他所说的“电报文学”，其核心就是要提高文章的质量，少登些空洞无物、无病呻吟的东西。此外，他还常常告诫我们：干什么事都要实事求是，应长则长，宜短则短，不能一概而论，不能哗众取宠，更不能无中生有。
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同志，他们都曾多次通过约见军报记者进行专题采访，对军报提出希望和具体改进意见。有的为军报题词鼓励；有的为军报撰写文章；有的为军报推荐文章或稿源。1956年6月，我空军某部击落一架敌机。彭德怀同志便及时指示军报发表中央军委的嘉奖令，以及《祝贺夜间空战的胜利》的社论。同时指示军报立即派记者实地采访，大力组织宣传报道。1958年1月，刘伯承在接见军报记者的专题采访中，专门谈了“红与专”问题。军报把这次采访的报道发表在显著的版面。象这样有关“红与专”问题的专门论述，在当时还是首次，在军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谭政作为总政治部主任，对军报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大至社论和版面，小至文风和标题，他都一一过问。对有的文章甚至找我们去当面逐字逐句地修改，使我们提高不少。他经常对我说：作为军报一定要努力抛弃简单化、庸俗化的宣传方式，努力提高自己的质量。这样的军报才能让人读了可信，最后达到可学的目的。此外，谭政还多次要求军报要注意全军科学文化学习的报道，以求从根本上提高指战员的军政素质。
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对军报的建设也十分关心。1959年上半年，曾约见军报领导专门谈了军报的宣传问题。1960年12月24日，又在军委办公会上，就改进军报（当然也包括其它报刊）宣传问题，作了很长的讲话。他的这些讲话，对改进军报的工作，促进军报的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领导，对军报的关怀是全面的。初创时期，报社的临时驻地——“乡村餐厅”十分简陋，人员住地又相当分散，对办好军报不能说没有影响。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领导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决定为报社修建新的办公楼和宿舍。1955年8月，我一方面抓军报的试版工作，一方面开始和有关方面协商（主要是华北军区），最后选择在距总政治部机关较近的平安里3号地区修建报社的新址。由于调集了强大的施工力量，经过约3个月的紧张奋战，1栋办公楼和4栋宿舍楼建成了。12月下旬，我们陆续搬进新址办公。
报社反右 后患无穷
1957年4月27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全国开始了以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本来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次恰如其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运动，应该多采取个别谈心或开小型座谈会和小组会的方式，以求“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但是，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了复杂的情况。6月8日，党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了。由于当时形势所迫，我们报社也错划了10名所谓“右派”、10名所谓“中右”。这个数字在当时人数并不很多的报社来说，比例也是不小的。例如，有一个同志在大字报中对报社领导提出两条意见：一是，要办好报纸必须坚持发展观点，不能形而上学，要办一张全军统一的报纸只靠战争时期的办报经验是不够的，需要加以发展和补充；二是，外国的办报经验，例如列宁所说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这种说法是否全面，可以进一步探讨。就因为这个同志说了这样的话，便打成了“右派”。并提出要把这些话当作反面教材，让今后调到报社工作的人都要看一看。还有一个同志，他是革命烈士子弟，他对军内一些高级干部的思想作风，以及其它方面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些意见，最后也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这次反右运动，在报社内部造成一种“吐真言遭殃，讲假话得福"的不正常现象，致使很多人学会了谨小慎微、观风测向的不良风气，初创时期的那种生动活泼、坦诚相见的局面没有了。
在报社整风中，还出现一次“船形帽”事件。当时，我军战士戴的帽子是“船形”的，战士们普遍对此反感，要求换戴“解放帽”。反映这一要求的成千上万封读者来信，堆在报社的来信处，要我们很快答复。有个别同志还把许许多多这样的来信，堆在我的办公室门口，强迫我表态。当然，我深知这是我军制度和纪律问题，我不能随意表态。后来，编辑部把来信作了综合报道，登在军报上。这样做的结果，战士们满意了，因为军报还是为他们说了话，而我却为此受了严厉批评。
访问苏联 得益匪浅
1957年11月7日，是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的纪念日。应苏联《劳动报》的邀请，中国记者协会派我去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11月3日，我带着翻译小刘，乘飞机从北京出发，因天气不好，于6日夜20时才平安抵达莫斯科，住在莫斯科宾馆。7日，前往红场参加庆祝活动。观看了盛大的阅兵式，首次亲眼目睹了威武雄壮的苏军各军、兵种部队，以及所展示的各种先进武器。8日，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会见了武官韩振纪。9日便开始了参观访问活动。
在这次参观访问中，我到过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敖德萨、巴库、斯大林格勒等城市。访问了著名的《劳动报》、《红星报》，以及《海军报》、《空军报》和基辅、巴库军区的报社。访问中除参观了他们先进的编采、印刷设备外，重点是和他们编辑部有关人员进行座谈，交流办报经验。此外，我还参观访问了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驻基辅和巴库地区的机械化部队，以及空军部队。与此同时，我还参观访问了工厂、集体农庄、油田、煤矿和莫斯科大学，游览了许多城市的市容和市区建设、名胜古迹、博物馆和革命胜地。在敖德萨和斯大林格勒，我还专程瞻仰了烈士纪念馆、战争博物馆和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战场的遗址。12月15日，我从莫斯科乘飞机，途经伊尔库斯克、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于16日回到了北京。
在这次参观访问中，特别使我永远不会忘怀的是：11月9日晚上，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夫妇来莫斯科宾馆看望我。
西蒙诺夫以他所写的《日日夜夜》一书闻名于世。这本书真实地反映了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中（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英勇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情景。1949年9月，他以苏联《真理报》记者的身份，经第四野战军总部介绍，来我任军政委的四十一军随军采访。当时，我们军部驻在湖南南部一个叫易家桥的矿区。对于他的到来，我专门让军政治部组织一次欢迎晚会。不久，我军奉命向桂林攻击前进。途中，利用战争的空隙，我曾多次向他介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包括红军、八路军时期）战斗历史，以及我军光荣传统和政治工作经验。在随军行动中，由于没有汽车，一路上只好让他骑马。食宿等各方面自然存在不少困难。但是，他都一一克服了。我军攻克桂林后，10月2日上午，我在“白崇禧公馆”再次会见了他，向他介绍了全国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情况，以及我四十一军下一步的任务。在介绍完桂林市的情况后，又帮助他制定了在市内的采访计划。24日，他离开我四十一军，乘大卡车去了湖南的衡阳。西蒙诺夫回国后，将在我国采访的情况，写了一本名叫《战斗着的中国》的书，热情地讴歌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
这次我和西蒙诺夫又重逢在历经战火的英雄城市莫斯科，心情非常激动。我们共同回忆了7年前四十一军由湘南进军桂林的情景。他说他那次在中国的采访，就好像自己也参加了中国解放战争一样，他真想再去看看新生的中国。当晚，他在莫斯科宾馆设宴招待了我。
风云突变 奋力向前
1958年，在“赶超英国”、“大办钢铁”的口号鼓动下，全国九千万人上山，砍树挖煤，寻找铁矿，大搞“小土群”、“小洋群”——建成了几百万个炼铁炉，日日夜夜用土法炼铁炼钢。在此情况下，我们报社也在院子里建了几个炼铁炉，把破铜烂铁，甚至铁锅、门锁去充当冶炼的原料。
在这股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影响下，部队的国防施工也存在着追求高指标、高速度，不顾实际可能和施工质量的现象，因而施工中不断发生塌方和伤亡事故。1958年9月，我带了一些同志到驻江苏无锡的二十七军进行调查研究。回来后，在军报上发表了新闻报道，并配以《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社论，突出地强调了：国防施工一定要讲求质量，不能光赶速度，否则后果严重。同时，在理论版发表《实事求是》一文，阐述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精髓，党的思想路线，我们干什么事都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不能搞高指标，追求高速度。搞国防施工，订施工指标，更不能例外。这两篇文章，我认为是正确的。但不幸的是，在1960年总政治部整风时，却成为我“右倾反党，反三面红旗”的罪证。
如党的历史决议所说，对于这股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以及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都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我知道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出了问题”，是在1959年8月的一天。这时我在北戴河疗养，住在军委疗养院里。苏静同志特地来到我的住处，简要地告诉我这一消息，据说是罗荣桓要他来给我专门打“招呼”的。我听了大为震惊，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回京后，列席参加了8月18日到9月12日以批判和揭发彭德怀同志“反党”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等问题为主的军委扩大会议，我才清楚了彭德怀所犯“错误”的来龙去脉。9月17日，国家主席发布命令：免除彭德怀国防部长的职务，任命林彪为国防部长。从此，厄运一步一步向我逼近。
捍卫真理 高举红旗
林彪上台以后，大搞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吹捧“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鼓吹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可以走“捷径”、背警句、“带着问题学”。1961年初，又将“带着问题学”，膨胀为“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个完全是实用主义的30字方针。一时间，背毛主席语录成风，在毛主席著作中找答案盛行。许多党内外有识之士，对林彪这种将毛主席著作学习庸俗化、简单化、教条化的错误主张，以及它将要造成的不良后果深感忧虑。
1960年上半年，有一天，我去看望罗荣桓同志。他告诉我：“《解放军报》宣传学习毛主席著作时，要提倡通读毛选四卷；要提倡掌握他的立场、观点、方法；要提倡领会精神实质，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简单化、庸俗化。”在此后的几次谈话中，他都一再向我反复强调：要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不要简单地引用某些词句。他还说：“对马恩列斯不要教条主义，对毛泽东思想也不要教条主义。毛主席的文章就很少引证马恩列斯怎么讲的，但是，他讲的却是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对于罗荣桓同志的这些指示，当时我认为都是正确的，并都一一立即向报社的同志作了传达，要求大家努力贯彻执行。再说，对于林彪的那一套，一来我当时水平有限，识别不了，二来对他的所作所为总是从好的方面想的多。再就是限于组织纪律性的要求。自然在《解放军报》上也照样地宣传一通。至于宣传得够不够，就很难说了。尽管如此，我还是逃脱不了林彪及其一伙的忌恨。
对于林彪提出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这一套，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谭政没有“紧跟”。特别是对于林彪把毛主席为抗日军政大学的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归纳为“三八作风”，作为他的“施政纲领”予以宣传，更是反对。谭政说：“这样的概括不妥当，你这里讲‘三八作风’，那还有个‘三八’妇女节哩！容易混淆，也不严肃。”以后又要《解放军报》通知驻各地记者：总政治部只是将毛主席的这一题词内容，作为人民解放军光荣传统而进行宣传，不可称作“三八作风”，希望今后记者们写稿时注意。直到1960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的“三八作风”得到了会议肯定，谭政才不得不准备组织宣传。但中途又因为要等待毛主席批示：用“艰苦奋斗”，还是用“艰苦朴素”，又将这一宣传向后推迟了一段时间。还有一次，报社将一篇题为《东北战场上的林彪同志》，写有“天才”、“统帅”、“跟着林总走”等词句和内容的文章，送到谭政那里，请示是否发表？谭政没有同意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上述这一切，林彪及其一伙自然要把“帐”记在谭政身上，但是，我也是逃脱不了干系的。
有一天，谭政把我找去，在谈到军报怎样宣传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一问题时，他再三提出要宣传通读《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应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宣传不要简单化、庸俗化。有一段时间，军报专辟了一个栏目，连续登载“战士学毛主席著作，一学心里就亮堂了”的小文章，谭政批评“军报公式化的报道太多”。有一次，他拿出一期军报，指着二版的一篇通讯报道给我看，并说：这篇表扬一个护士的文章太简单化了，头天学了毛主席著作，第二天就转变了，一夜就“立竿见影”，这可能吗？这样宣传能让人相信吗？这时我才意识到，在怎样认识和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一重大问题上，谭政和林彪是有矛盾的。但是，我基于组织纪律性的要求，对谭政的指示，在报社中同样进行了传达，并要求大家努力贯彻执行。我这样做，自然更增加了林彪及其一伙对我的忌恨。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对于罗荣桓同志，慑于他在党内、军内的崇高威望和毛主席给予的无比信任，林彪及其一伙还不敢对他搞什么小动作。至于对谭政同志则完全不一样，不想办法把这块“障碍”搬掉，实在是块心病。无独有偶，在距对彭德怀“深挖猛打”、“批倒批臭”的那个军委扩大会议正好一年之后，一个“清算”谭政同志的军委扩大会议又在林彪的主持下召开了。1960年9月12日下午，正式开会的前一天，林彪召集了军委常委扩大会，在会上除了讲即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的议题外，突然抛出了他事先精心准备好的一篇关于“政治工作领域中的四个关系问题”的“讲话”，大讲片面夸大人的主观意识作用的“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讲话”中还对总政治部的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指责，说谭政不传达军委指示，不强调读毛主席著作的活学活用，而是搞那些“脱离实际”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教育和科学文化学习。为即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发出了“总政治部工作方向有些偏”，谭政必须批判的信号。9月14日，会议正式开始。先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分组讨论林彪的“讲话”。9月20日，由谭政作了《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报告》。9月22日，林彪决定“把问题彻底摆开”。从这一天开始到10月20日止，无论是大会小会，对谭政展开了一系列的揭发批判。林彪在会议闭幕式上说：“此次军委扩大会议开得成功，解决了总政治部‘工作方向偏’的大问题，通过了《关1959年3月，谭政在全军报刊工作会议上讲话。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注：主要是塞进了林彪的“四个第一”等内容），和《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两个决议，是在关键时作出的，非常重要。但是，他（注：指谭政）的错误不止《决议》中的那些，思想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教条主义’、‘反上’。还有历史的错误，要老账新账一块算。他的错误和问题回到总政治部机关整风中去解决。”
于是，继军委扩大会议之后，1960年10月25日至1961年1月25日，总政治部召开了长达三个月的党委扩大会议，进行所谓的“整风”，以进一步对谭政“揭发批判”。在这个会议，我也是在“劫”难逃，强加了我许多莫须有的“罪名”。除了前面说过的外，会议期间，报社某些同志把军报发行五年来，所刊登的有关反映彭德怀的新闻报道和图片，全部剪下来张贴展览，揭发和批判我突出宣传了彭德怀，抵制林彪和新军委。
1961年1月30日，总政治部党委向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作了《整风工作报告》。《报告》中说：“谭政同志反党、反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他自己不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也不准别人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他“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他“政治一贯右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常常拒不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在军队建设中，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在反彭、黄后抗拒新军委和林彪同志的领导”。而“抵制新军委和林彪同志，实质上就是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
《报告》中还说：“为了执行彭、黄路线，谭政与总政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秘书长白文华、解放军报社总编辑欧阳文一起，进行反党宗派活动”，“结成反党宗派集团，把持总政领导”。最后，我和谭政等同志一起受到了降职处分，我由军报总编辑降为副总编辑。
上面的摘述虽然说的是谭政，但是对我们四个人都是同样有份的。特别是聪明人一眼便可看出：说谭政“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那是虚；而“抗拒新军委和林彪同志的领导”，却是实。换句话说：我们的“错误”，错就错在没有听林彪的“指示”，没有服从他的“指挥”。
当然，问题并没有这样简单。历史已经证明，1960年10月，林彪及其一伙，以总政治部整风为名，莫须有地搞出个“谭政反党宗派集团”，直接的是整倒谭政等同志，株连一大批和他们有关系的人，间接的却是要整倒（至少是吓倒）与林彪及其一伙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至于作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喉舌、宣传阵地的《解放军报》，深知“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要靠这两杆子”的林彪，必欲夺之，就不奇怪了。
1961年2月初，我向组织提出了去学习的要求。经过批准，我进入了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学习。从此，我便离开了我曾经辛勤劳动、艰苦创业的《解放军报》社，离开了和我曾经朝夕相处、共渡难关的良师益友,投向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生活。但是，在我的脑海里始终有一股解不开的疑团涌动着：我在1928年接受大革命的熏陶和马列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党的指引下，1930年抱着打土豪、分田地，为天下穷人解放而奋斗的决心，毅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跟随毛主席、党中央,跨江渡河，爬山越岭，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出生入死，转战南北。我深深地知道：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我，没有我的今天。象我这样的人，怎么会反党呢!?当然，工作中的缺点甚至是错误，一定会有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决不会反党，决不会反党啊！尽管我是这样的想，但是，丝毫没有影响我为党为人民工作的积极性。在这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我始终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决服从组织的分配，用努力工作来报答毛主席和党的恩情。1961年9月，在那心情非常沉重的日子里，我写下了一首题为《向日葵》的小诗，表述我对党对毛主席深切怀念、无比感激的心情。现在我把它写在下面，作为本文的小结：
绿叶黄花高越墙，经年历月为谁忙。
根深蒂固风难动，叶茂茎粗雨不伤。
岁岁培养千百果，粒粒收获万人尝。
谁能洞悉艰辛苦，终日倾心向太阳。（我整理此文时，得到了乔希章、刘道新、陈锡祥等同志的大力帮助，特此致谢）
2002年8月 于北京
(责任编辑：晓 虹)
由武转文 知难而进
1955年6月，那时我在中南军区公安部队任政治委员。一天，中共中南局书记、中南军区政治委员陶铸找我谈话。他说：“中央军委来了命令，要调你到北京主持筹办和出版中央军委机关报 《解放军报》，并担任报社的总编辑。”对于这个任命，我感到非常突然，毫无思想准备。再说，我怎么能搞报纸工作呢！？我不仅没有一点办报经验，而且文化程度也不高。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虽然我也很愿意动动笔，如：经常坚持自己动手起草通报和总结，或宣传鼓动材料；经常坚持写日记（红军时期，我任红四师政治部组织科长时，政治部主任舒同要求并指导我写日记，从此养成了习惯）、写学习笔记；也曾给部队（特别是在胶东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时）的报纸写写稿、写写评论，等等。但这都是“练笔活动”，和办报纸是两码事，而且这个报纸还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喉舌。这，怎不让我非常吃惊和不安！这不是拉着黄牛当马骑吗！陶铸同志是了解我的，而且也非常关怀我。在这次谈话之前，他曾想要我到海南（岛）去搞地方工作，担任海南区党委书记（1951年，我曾兼任粤东区党委第一书记）。当时，我真有点想去，但也感到有不少困难，首先是语言不通，这自然会影响到深入群众、接近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尽管可以带个翻译，那样就不太方便了，弄不好会出问题的。陶铸觉得的确也是个问题，便放弃了这个想法。这次情况就不同了，陶铸见我面有难色，猜透了我的心思，便温和地对我说：“就我个人讲，我也不愿意放你走。可是，上面来了命令，我们只有组织服从了。”后来，陶铸也曾向总政治部反映了我的想法，但未获同意。于是，我服从命令，1955年7月底，带着全家，从广州乘火车北上，赶赴北京报到。
到北京后，住在中央军委公安部队西单招待所。而后，便立即到总政治部报到，见了谭政主任和肖华副主任。他们先详尽给我说了创办《解放军报》的经过和重大意义，然后对报社人员选调、机构组建和出版发行等事宜，做了详细的指示。最后，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欧阳文同志，《解放军报》是毛主席亲自批准创办的，你要努力啊！你不要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啊！”后来，我了解到：1955年7月22日，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亲笔给毛主席写了一个请示报告，说：“主席：全军拟办一个统一的报纸，已筹划很久，亦经军委多次讨论，妥否请批示。”毛主席在报告上，亲笔写下了“同意”二字。我知道了这一情况后，深感责任重大。我暗暗下定决心，不管有多大困难，一定要把《解放军报》办好，决不让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失望。
从总政治部报到后回来不几天，我把家搬到了报社的临时驻地——前门外打磨厂“乡村餐厅”，以便和先期到达的同志们，朝夕相处。向他们了解情况及意见和建议。我一方面抓了修改、补充或建立有关报纸的编辑、出版、发行、采访、组稿、读者来信、检查评比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一方面对原有的机构设置和他们的任务，作了必要的调整，选派有经验、有能力的同志充实政工组织，并帮助他们迅速开展工作。此外，我还着重了解各级党团组织的情况。与此同时，我和有关同志一道制定了试版计划、编辑方案；建立了新闻通讯员网点（从一开始，报社便加强了和部队的联系，建立新闻通讯员约1400多名，来稿非常踊跃）。所有这一切，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试版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边干边学 逐渐入门
我在解放军报社工作的短短6年中，牢记毛主席关于“从战争学习战争”的教导，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在干中逐渐熟悉业务；在学中逐渐得到提高，经历了一个从生疏到入门，从望而生畏到渐入佳境的艰苦过程。
这一段时间的学习，一是学习理论和政策，包括革命导师、特别是毛主席有关搞好宣传工作，做好新闻工作的教导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以及有关领导对报纸工作的决定和指示，并组织报社全体同志，特别是骨干同志学习。
二是向地方报纸学习，向地方“老报人”学习。我到报社不久，便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拜访邓拓、吴冷西、王楫等同志，他们对办好《解放军报》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再就是通过实践，通过不断检查、总结经验教训，开展内部评报活动，研究读者的意见等等，使军报越办越好。1956年夏秋，为了了解部队对军报的意见和要求，我曾两次到大连、青岛、莱阳和保定等地的驻军中，进行调查研究，听取了许多有益的意见。
但是，更重要、更经常的学习，是向报社内部人员学习。初创时期，报社人才荟萃，能手如云，可以说，集中了全军最优秀的办报人才。如赵易亚、李希庚、唐平铸、邱岗、胡痴、吕梁、杜越凯、姚远方、毕永畅、薛真、李杰、肖颖、和谷岩、徐逸人、林欣、曹曲水等同志，都长期从事部队新闻工作，有的是大军区或军兵种报纸的主编、副主编、编辑、记者；有的是成名的记者或作家；有的是有丰富工作经验的政工干部；有的是人民功臣、战斗模范。他们都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文字写作能力，有丰富的办报经验。他们既是我的助手，又是我的益友，更是我的良师。为了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9月初，经报请总政治部批准，成立了以我和赵易亚、李希庚、唐平铸、邱岗、胡痴等人组成的编委会。其任务是：研究和决定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有关方针、政策和指示的具体方法；制定各个时期军报的宣传报道方针和实施计划；决定报社内部机构的设置、人事的调动和奖惩，以及行政管理中的重大问题，等等。编委会的成立，对报社工作的开展和提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艰苦创业 任重道远
报社初创时期，人员来自各大军区。从西南军区、华北军区调来的较多。共约120多人。其中，师级以上干部15人，团营级干部60人，连排干部25人，此处，还有行政干部20人。他们大多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三八式”的就有30多个。他们仍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那种吃苦耐劳、团结友爱、奋勇向前、朝气蓬勃精神。
这个时期，报社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非常差，和他们在大军区时相比，相去很远。有同志说：到北京工作，“汽车是越坐越大，房子是越住越小，担子却越挑越重。”当时，大家都散住在前门外一些胡同里的客栈、“鸡毛小店”中。有一个同志原来是大军区政治部的一名正团职干部，全家5口人，现在只能住在不到1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副总编辑赵易亚是正师职干部，全家人口不少，也只能分给两间卧室。吕梁住的也是大杂院里的一间低矮小屋。一般干部的住宿条件就更差了，大都是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至于这些客栈、“鸡毛小店”的内部设施，简陋得就无法评说了。
每天清晨，大家从那些鸽子笼似的房间里走出来，穿过大街小巷，精神饱满地赶到编辑部的所在地——前门外打磨厂“乡村餐厅”，开始了一天紧张的工作。这个“乡村餐厅”十分简陋，中间是一个40－50平方米的天井，四周是两层的木质楼房。楼房上下布满了象鸽子笼一样的小小办公室。当时，8个编辑室（组）都挤在这里，甚至没有一张象样的办公桌椅。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副总编辑赵易亚夜以继日审改稿件的办公桌，是一块放在马桶盖上的木板。类似的事情还有许多，至今仍在报社中流为美谈。条件非常艰苦，但同志们的工作态度却非常认真，为了修改一篇稿件、排好一个版面，都要细细致致商量，认认真真推敲，直到满意为止。“不行，推倒重来”，已是常事。白天，紧紧张张地过去了，夜间还有窗户透出亮光，那是有些同志在挑灯夜战，继续完成一天应完成的任务。当时的排字车间在西城，每天送取小样4－5次，到新华社取通稿两三次，而仅有的交通工具只是一辆摩托车、一辆只有一个门的破汽车（还是借来的）。如果任务急，或者跟不上趟，有的同志只有骑自行车，或坐公共汽（电）车，来回地跑。后来在“乡村餐厅”架起一个排字架，情况稍好一点。当时，由于人员没有按计划调齐，有不少缺额，大家都是一个人要干两三个人的工作，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尽管当时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如此之差，但是大家都没有把它当为一回事。什么名呀！利呀！什么我这个编辑、这个记者相当什么级呀！享受什么级呀！从没有人问过，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什么个人兴趣呀！什么生活不方便呀！什么家属随
1987年1月1日，《解放军报》开始向国内外公开发行。队呀！等等，等等，都置之脑后。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为早日印出领导满意、全军满意、高质量的《解放军报》，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并以此而感到自豪。
经过报社全体同志的努力，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机关报《解放军报》试版第一期，于10月1日和全军读者见面了。到12月底，试版共出了26期。在军报试版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要办好一张报纸实在不易。从组稿、催稿、选稿到修改稿件；送印刷车间排字、印出清样、校对；到总编辑室设计、调整版面；特别是一定要在晚上12时前，送值班领导审查大样，通过后于凌晨1时开始印刷；次日上午8时前送邮局发行；等等。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1956年1月1日，《解放军报》终于正式出版。
耳提面命 倍加关怀
我在军报工作的6年中，给我印象最深、教育最深的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领导，对军报的工作，的的确确做到了：耳提面命，无微不至；循循善诱，倍加关怀。我从中得到了不少教益。
我到总政治部报到后不久，就有同志向我介绍：1955年6月6日，总政治部就关于筹办《解放军报》事，专门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了请示报告。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同志都在请示报告上签了字，表示支持做好这一工作。周恩来、陈云同志还就有关问题在请示报告上作了具体批示。
9月初，我曾去东交民巷罗荣桓同志家里看望他。他亲切地对我说：“欧阳文同志，你一定要把军报办好。让军报当好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喉舌；反映好全军指战员的心声；在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后他还多次指示：军报要办得活泼些，让基层的干部、战士都爱看。少登大块文章，注意文句简练，内容明快。有些必要刊登的长文章要压缩成短文章，一句话能讲清楚就不要讲三句。要提倡“电报文学”，等等。当时，我理解他所说的“电报文学”，其核心就是要提高文章的质量，少登些空洞无物、无病呻吟的东西。此外，他还常常告诫我们：干什么事都要实事求是，应长则长，宜短则短，不能一概而论，不能哗众取宠，更不能无中生有。
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同志，他们都曾多次通过约见军报记者进行专题采访，对军报提出希望和具体改进意见。有的为军报题词鼓励；有的为军报撰写文章；有的为军报推荐文章或稿源。1956年6月，我空军某部击落一架敌机。彭德怀同志便及时指示军报发表中央军委的嘉奖令，以及《祝贺夜间空战的胜利》的社论。同时指示军报立即派记者实地采访，大力组织宣传报道。1958年1月，刘伯承在接见军报记者的专题采访中，专门谈了“红与专”问题。军报把这次采访的报道发表在显著的版面。象这样有关“红与专”问题的专门论述，在当时还是首次，在军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谭政作为总政治部主任，对军报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大至社论和版面，小至文风和标题，他都一一过问。对有的文章甚至找我们去当面逐字逐句地修改，使我们提高不少。他经常对我说：作为军报一定要努力抛弃简单化、庸俗化的宣传方式，努力提高自己的质量。这样的军报才能让人读了可信，最后达到可学的目的。此外，谭政还多次要求军报要注意全军科学文化学习的报道，以求从根本上提高指战员的军政素质。
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对军报的建设也十分关心。1959年上半年，曾约见军报领导专门谈了军报的宣传问题。1960年12月24日，又在军委办公会上，就改进军报（当然也包括其它报刊）宣传问题，作了很长的讲话。他的这些讲话，对改进军报的工作，促进军报的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领导，对军报的关怀是全面的。初创时期，报社的临时驻地——“乡村餐厅”十分简陋，人员住地又相当分散，对办好军报不能说没有影响。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领导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决定为报社修建新的办公楼和宿舍。1955年8月，我一方面抓军报的试版工作，一方面开始和有关方面协商（主要是华北军区），最后选择在距总政治部机关较近的平安里3号地区修建报社的新址。由于调集了强大的施工力量，经过约3个月的紧张奋战，1栋办公楼和4栋宿舍楼建成了。12月下旬，我们陆续搬进新址办公。
报社反右 后患无穷
1957年4月27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全国开始了以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本来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次恰如其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运动，应该多采取个别谈心或开小型座谈会和小组会的方式，以求“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但是，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了复杂的情况。6月8日，党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了。由于当时形势所迫，我们报社也错划了10名所谓“右派”、10名所谓“中右”。这个数字在当时人数并不很多的报社来说，比例也是不小的。例如，有一个同志在大字报中对报社领导提出两条意见：一是，要办好报纸必须坚持发展观点，不能形而上学，要办一张全军统一的报纸只靠战争时期的办报经验是不够的，需要加以发展和补充；二是，外国的办报经验，例如列宁所说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这种说法是否全面，可以进一步探讨。就因为这个同志说了这样的话，便打成了“右派”。并提出要把这些话当作反面教材，让今后调到报社工作的人都要看一看。还有一个同志，他是革命烈士子弟，他对军内一些高级干部的思想作风，以及其它方面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些意见，最后也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这次反右运动，在报社内部造成一种“吐真言遭殃，讲假话得福"的不正常现象，致使很多人学会了谨小慎微、观风测向的不良风气，初创时期的那种生动活泼、坦诚相见的局面没有了。
在报社整风中，还出现一次“船形帽”事件。当时，我军战士戴的帽子是“船形”的，战士们普遍对此反感，要求换戴“解放帽”。反映这一要求的成千上万封读者来信，堆在报社的来信处，要我们很快答复。有个别同志还把许许多多这样的来信，堆在我的办公室门口，强迫我表态。当然，我深知这是我军制度和纪律问题，我不能随意表态。后来，编辑部把来信作了综合报道，登在军报上。这样做的结果，战士们满意了，因为军报还是为他们说了话，而我却为此受了严厉批评。
访问苏联 得益匪浅
1957年11月7日，是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的纪念日。应苏联《劳动报》的邀请，中国记者协会派我去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11月3日，我带着翻译小刘，乘飞机从北京出发，因天气不好，于6日夜20时才平安抵达莫斯科，住在莫斯科宾馆。7日，前往红场参加庆祝活动。观看了盛大的阅兵式，首次亲眼目睹了威武雄壮的苏军各军、兵种部队，以及所展示的各种先进武器。8日，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会见了武官韩振纪。9日便开始了参观访问活动。
在这次参观访问中，我到过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敖德萨、巴库、斯大林格勒等城市。访问了著名的《劳动报》、《红星报》，以及《海军报》、《空军报》和基辅、巴库军区的报社。访问中除参观了他们先进的编采、印刷设备外，重点是和他们编辑部有关人员进行座谈，交流办报经验。此外，我还参观访问了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驻基辅和巴库地区的机械化部队，以及空军部队。与此同时，我还参观访问了工厂、集体农庄、油田、煤矿和莫斯科大学，游览了许多城市的市容和市区建设、名胜古迹、博物馆和革命胜地。在敖德萨和斯大林格勒，我还专程瞻仰了烈士纪念馆、战争博物馆和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战场的遗址。12月15日，我从莫斯科乘飞机，途经伊尔库斯克、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于16日回到了北京。
在这次参观访问中，特别使我永远不会忘怀的是：11月9日晚上，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夫妇来莫斯科宾馆看望我。
西蒙诺夫以他所写的《日日夜夜》一书闻名于世。这本书真实地反映了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中（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英勇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情景。1949年9月，他以苏联《真理报》记者的身份，经第四野战军总部介绍，来我任军政委的四十一军随军采访。当时，我们军部驻在湖南南部一个叫易家桥的矿区。对于他的到来，我专门让军政治部组织一次欢迎晚会。不久，我军奉命向桂林攻击前进。途中，利用战争的空隙，我曾多次向他介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包括红军、八路军时期）战斗历史，以及我军光荣传统和政治工作经验。在随军行动中，由于没有汽车，一路上只好让他骑马。食宿等各方面自然存在不少困难。但是，他都一一克服了。我军攻克桂林后，10月2日上午，我在“白崇禧公馆”再次会见了他，向他介绍了全国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情况，以及我四十一军下一步的任务。在介绍完桂林市的情况后，又帮助他制定了在市内的采访计划。24日，他离开我四十一军，乘大卡车去了湖南的衡阳。西蒙诺夫回国后，将在我国采访的情况，写了一本名叫《战斗着的中国》的书，热情地讴歌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
这次我和西蒙诺夫又重逢在历经战火的英雄城市莫斯科，心情非常激动。我们共同回忆了7年前四十一军由湘南进军桂林的情景。他说他那次在中国的采访，就好像自己也参加了中国解放战争一样，他真想再去看看新生的中国。当晚，他在莫斯科宾馆设宴招待了我。
风云突变 奋力向前
1958年，在“赶超英国”、“大办钢铁”的口号鼓动下，全国九千万人上山，砍树挖煤，寻找铁矿，大搞“小土群”、“小洋群”——建成了几百万个炼铁炉，日日夜夜用土法炼铁炼钢。在此情况下，我们报社也在院子里建了几个炼铁炉，把破铜烂铁，甚至铁锅、门锁去充当冶炼的原料。
在这股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影响下，部队的国防施工也存在着追求高指标、高速度，不顾实际可能和施工质量的现象，因而施工中不断发生塌方和伤亡事故。1958年9月，我带了一些同志到驻江苏无锡的二十七军进行调查研究。回来后，在军报上发表了新闻报道，并配以《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社论，突出地强调了：国防施工一定要讲求质量，不能光赶速度，否则后果严重。同时，在理论版发表《实事求是》一文，阐述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精髓，党的思想路线，我们干什么事都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不能搞高指标，追求高速度。搞国防施工，订施工指标，更不能例外。这两篇文章，我认为是正确的。但不幸的是，在1960年总政治部整风时，却成为我“右倾反党，反三面红旗”的罪证。
如党的历史决议所说，对于这股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以及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都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我知道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出了问题”，是在1959年8月的一天。这时我在北戴河疗养，住在军委疗养院里。苏静同志特地来到我的住处，简要地告诉我这一消息，据说是罗荣桓要他来给我专门打“招呼”的。我听了大为震惊，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回京后，列席参加了8月18日到9月12日以批判和揭发彭德怀同志“反党”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等问题为主的军委扩大会议，我才清楚了彭德怀所犯“错误”的来龙去脉。9月17日，国家主席发布命令：免除彭德怀国防部长的职务，任命林彪为国防部长。从此，厄运一步一步向我逼近。
捍卫真理 高举红旗
林彪上台以后，大搞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吹捧“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鼓吹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可以走“捷径”、背警句、“带着问题学”。1961年初，又将“带着问题学”，膨胀为“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个完全是实用主义的30字方针。一时间，背毛主席语录成风，在毛主席著作中找答案盛行。许多党内外有识之士，对林彪这种将毛主席著作学习庸俗化、简单化、教条化的错误主张，以及它将要造成的不良后果深感忧虑。
1960年上半年，有一天，我去看望罗荣桓同志。他告诉我：“《解放军报》宣传学习毛主席著作时，要提倡通读毛选四卷；要提倡掌握他的立场、观点、方法；要提倡领会精神实质，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简单化、庸俗化。”在此后的几次谈话中，他都一再向我反复强调：要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不要简单地引用某些词句。他还说：“对马恩列斯不要教条主义，对毛泽东思想也不要教条主义。毛主席的文章就很少引证马恩列斯怎么讲的，但是，他讲的却是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对于罗荣桓同志的这些指示，当时我认为都是正确的，并都一一立即向报社的同志作了传达，要求大家努力贯彻执行。再说，对于林彪的那一套，一来我当时水平有限，识别不了，二来对他的所作所为总是从好的方面想的多。再就是限于组织纪律性的要求。自然在《解放军报》上也照样地宣传一通。至于宣传得够不够，就很难说了。尽管如此，我还是逃脱不了林彪及其一伙的忌恨。
对于林彪提出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这一套，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谭政没有“紧跟”。特别是对于林彪把毛主席为抗日军政大学的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归纳为“三八作风”，作为他的“施政纲领”予以宣传，更是反对。谭政说：“这样的概括不妥当，你这里讲‘三八作风’，那还有个‘三八’妇女节哩！容易混淆，也不严肃。”以后又要《解放军报》通知驻各地记者：总政治部只是将毛主席的这一题词内容，作为人民解放军光荣传统而进行宣传，不可称作“三八作风”，希望今后记者们写稿时注意。直到1960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的“三八作风”得到了会议肯定，谭政才不得不准备组织宣传。但中途又因为要等待毛主席批示：用“艰苦奋斗”，还是用“艰苦朴素”，又将这一宣传向后推迟了一段时间。还有一次，报社将一篇题为《东北战场上的林彪同志》，写有“天才”、“统帅”、“跟着林总走”等词句和内容的文章，送到谭政那里，请示是否发表？谭政没有同意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上述这一切，林彪及其一伙自然要把“帐”记在谭政身上，但是，我也是逃脱不了干系的。
有一天，谭政把我找去，在谈到军报怎样宣传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一问题时，他再三提出要宣传通读《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应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宣传不要简单化、庸俗化。有一段时间，军报专辟了一个栏目，连续登载“战士学毛主席著作，一学心里就亮堂了”的小文章，谭政批评“军报公式化的报道太多”。有一次，他拿出一期军报，指着二版的一篇通讯报道给我看，并说：这篇表扬一个护士的文章太简单化了，头天学了毛主席著作，第二天就转变了，一夜就“立竿见影”，这可能吗？这样宣传能让人相信吗？这时我才意识到，在怎样认识和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一重大问题上，谭政和林彪是有矛盾的。但是，我基于组织纪律性的要求，对谭政的指示，在报社中同样进行了传达，并要求大家努力贯彻执行。我这样做，自然更增加了林彪及其一伙对我的忌恨。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对于罗荣桓同志，慑于他在党内、军内的崇高威望和毛主席给予的无比信任，林彪及其一伙还不敢对他搞什么小动作。至于对谭政同志则完全不一样，不想办法把这块“障碍”搬掉，实在是块心病。无独有偶，在距对彭德怀“深挖猛打”、“批倒批臭”的那个军委扩大会议正好一年之后，一个“清算”谭政同志的军委扩大会议又在林彪的主持下召开了。1960年9月12日下午，正式开会的前一天，林彪召集了军委常委扩大会，在会上除了讲即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的议题外，突然抛出了他事先精心准备好的一篇关于“政治工作领域中的四个关系问题”的“讲话”，大讲片面夸大人的主观意识作用的“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讲话”中还对总政治部的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指责，说谭政不传达军委指示，不强调读毛主席著作的活学活用，而是搞那些“脱离实际”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教育和科学文化学习。为即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发出了“总政治部工作方向有些偏”，谭政必须批判的信号。9月14日，会议正式开始。先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分组讨论林彪的“讲话”。9月20日，由谭政作了《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报告》。9月22日，林彪决定“把问题彻底摆开”。从这一天开始到10月20日止，无论是大会小会，对谭政展开了一系列的揭发批判。林彪在会议闭幕式上说：“此次军委扩大会议开得成功，解决了总政治部‘工作方向偏’的大问题，通过了《关1959年3月，谭政在全军报刊工作会议上讲话。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注：主要是塞进了林彪的“四个第一”等内容），和《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两个决议，是在关键时作出的，非常重要。但是，他（注：指谭政）的错误不止《决议》中的那些，思想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教条主义’、‘反上’。还有历史的错误，要老账新账一块算。他的错误和问题回到总政治部机关整风中去解决。”
于是，继军委扩大会议之后，1960年10月25日至1961年1月25日，总政治部召开了长达三个月的党委扩大会议，进行所谓的“整风”，以进一步对谭政“揭发批判”。在这个会议，我也是在“劫”难逃，强加了我许多莫须有的“罪名”。除了前面说过的外，会议期间，报社某些同志把军报发行五年来，所刊登的有关反映彭德怀的新闻报道和图片，全部剪下来张贴展览，揭发和批判我突出宣传了彭德怀，抵制林彪和新军委。
1961年1月30日，总政治部党委向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作了《整风工作报告》。《报告》中说：“谭政同志反党、反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他自己不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也不准别人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他“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他“政治一贯右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常常拒不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在军队建设中，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在反彭、黄后抗拒新军委和林彪同志的领导”。而“抵制新军委和林彪同志，实质上就是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
《报告》中还说：“为了执行彭、黄路线，谭政与总政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秘书长白文华、解放军报社总编辑欧阳文一起，进行反党宗派活动”，“结成反党宗派集团，把持总政领导”。最后，我和谭政等同志一起受到了降职处分，我由军报总编辑降为副总编辑。
上面的摘述虽然说的是谭政，但是对我们四个人都是同样有份的。特别是聪明人一眼便可看出：说谭政“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那是虚；而“抗拒新军委和林彪同志的领导”，却是实。换句话说：我们的“错误”，错就错在没有听林彪的“指示”，没有服从他的“指挥”。
当然，问题并没有这样简单。历史已经证明，1960年10月，林彪及其一伙，以总政治部整风为名，莫须有地搞出个“谭政反党宗派集团”，直接的是整倒谭政等同志，株连一大批和他们有关系的人，间接的却是要整倒（至少是吓倒）与林彪及其一伙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至于作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喉舌、宣传阵地的《解放军报》，深知“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要靠这两杆子”的林彪，必欲夺之，就不奇怪了。
1961年2月初，我向组织提出了去学习的要求。经过批准，我进入了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学习。从此，我便离开了我曾经辛勤劳动、艰苦创业的《解放军报》社，离开了和我曾经朝夕相处、共渡难关的良师益友,投向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生活。但是，在我的脑海里始终有一股解不开的疑团涌动着：我在1928年接受大革命的熏陶和马列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党的指引下，1930年抱着打土豪、分田地，为天下穷人解放而奋斗的决心，毅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跟随毛主席、党中央,跨江渡河，爬山越岭，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出生入死，转战南北。我深深地知道：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我，没有我的今天。象我这样的人，怎么会反党呢!?当然，工作中的缺点甚至是错误，一定会有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决不会反党，决不会反党啊！尽管我是这样的想，但是，丝毫没有影响我为党为人民工作的积极性。在这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我始终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决服从组织的分配，用努力工作来报答毛主席和党的恩情。1961年9月，在那心情非常沉重的日子里，我写下了一首题为《向日葵》的小诗，表述我对党对毛主席深切怀念、无比感激的心情。现在我把它写在下面，作为本文的小结：
绿叶黄花高越墙，经年历月为谁忙。
根深蒂固风难动，叶茂茎粗雨不伤。
岁岁培养千百果，粒粒收获万人尝。
谁能洞悉艰辛苦，终日倾心向太阳。（我整理此文时，得到了乔希章、刘道新、陈锡祥等同志的大力帮助，特此致谢）
2002年8月 于北京
(责任编辑：晓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