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11岁的儿子乐乐离家出走了，走的时候他淡定地说了一句：“我走了。”我憋着一肚子气，回了一句：“好。”
　　樂乐出走的原因是我们想让他转回国内上学，申请的学校需要他填写一张表格，而他不同意回国上学。我解释道：“因为爸爸回国工作了，我们都认为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乐乐不依不饶：“可是我就不回去。为什么爸爸不能在加拿大找工作呢？或者他可以回来看我们啊……”
　　那天我试图压制内心的火，压低声音说：“如果你今天不填这张表，那就不要吃饭了。”于是，乐乐正义凛然地站了起来，拿起自己的书包离家出走了。
　　我一直希望创建一种民主式的家庭，每个家庭成员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我更希望培养一个有主见的孩子。可结果是——他的主见总是和我们的相反。从意识形态、思维模式到饮食习惯，甚至穿什么衣服，没有一样会听我们的。以至于生活中的每天都在因为一件件可大可小的事情展开辩论。
　　不得不说，这几年的民主教育，让我们把乐乐培养成了一个不卑不亢、可以跟你温柔但坚定不执行你要求的孩子，常常能把我气得憋出内伤。
　　记得当年幼升小的时候，我带着乐乐报考了七八所民办学校，只有一所最后因为入选学生放弃了，我们才得以从候选名单中被捞出来。面对上海惨烈的竞争，我以为把孩子送到加拿大上学，一切就都解决了。可是来了之后，我发现乐乐与国内朋友的孩子差距越来越大，我比从前更焦虑了。
　　8年前，我以为工作是我焦虑的主要原因，于是我离开高强度的工作逃到美国；4年前，我以为中国的教育体制是我对乐乐焦虑的主要原因，于是我离开中国来到加拿大。一路拖着乐乐到处迁徙，如今我还是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卸下我的焦虑。
　　那天从朋友家把乐乐接回家，我终于没忍住打了他，乐乐居然一边带着眼泪一边笑。乐乐爸知道后，马上拨来视频和儿子谈了很久。
　　不出意外的是，乐乐总是比我调整得快且好。和爸爸视频完，他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地和我说话。问我：“妈妈，你的内心强大吗？”我非常诚实地回答：“妈妈一点儿也不强大。对不起，乐乐，妈妈不该打你。”乐乐原谅了我，用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相信他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做是一次大事件。也许他在实践我们教他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在生气的时候暂时离开那个环境，也许他只是想出去找朋友玩一会儿……但是我终于理解了那个因为和妈妈吵架愤而跳下南浦大桥的男孩。我真的害怕乐乐即将到来的青春叛逆期。
　　乐乐出生时，我对他唯一的期望就是健康和快乐。可是他慢慢地长大，我对他的期望也慢慢地长大，我的失望和焦虑也在慢慢地长大。
　　我自己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却接受不了乐乐是个普通的孩子。我把他带到加拿大接受快乐教育，然后又给他报这样那样的课外班，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填满。我把所有的焦虑都投射在他的身上，还不允许他有所抱怨。
　　离家出走事件暂时告一段落，但是我发现自己的焦虑原来一直都在那儿。梳理这件事让我有机会审视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同时也在内心深处对孩子说一声“抱歉”。
　　（摘自《中国妇女报》）（责编 悬塔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