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只取一百块钱，取款机也要响半天？”“杏花多为白色或粉色，为什么要说一枝红杏出墙来？”
　　新世纪是一个“为什么”爆发的世纪。一个以在科普杂志设堂“解惑”、回答那些“不涉及技术性的有趣问题”为专职的专栏作家，后来成了访问量最大的科普网站“果壳网”的CEO，果壳网的一个重要栏目就叫“果壳问答”。而一个以“分享知识”为口号的网络问答社区“知乎”，已成为中文网络上最热门的问答网站。
　　为什么大家越来越喜欢问“为什么？”
　　负责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以下简称《十万》）项目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洪星范说：“‘一问一答’这种模式比较符合人性，尤其是青少年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的人性。”他以自己的女儿为例，“她小时候是个真正的‘十万个为什么’，常常问得做科普出版的爸爸无法招架。”然后悲哀地提到，上了小学后的女儿，正在日渐变得“无所不知”，不再问为什么了。
　　而对那些仿佛一夜间爆发“为什么”的网络青年们，知乎网上的红人负二解释，“这种爆发性的问与答是一种‘报复性反弹’，因为读书时候太多的问题‘不能问’或者‘只能回答标准答案’。”
　　标准答案是否需要？两人的回答出人意料地一致：不需要。
　　最新版《十万》中，没有标准的答案却比标准答案更长，通常的套路是：“概括、描述现象，然后回答原因，目前有几种说法……但究竟哪一种是对的，目前尚无一致意见……”
　　这是为了告诉孩子们，“科学家也有不知道的，也有不同意见——质疑本身是科学精神的核心之一。”洪星范这样解释。他还提到时常出现的“大师”，往往有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信徒，是因为他们缺乏科学知识吗？“并不尽然，信徒们最缺乏的，只是一点质疑的精神。”

“科学要的是怀疑”

　　盛夏，上海书展，第六版《十万》正式发布。为了这套共分18册、重达19公斤的重量级科普丛书，书展也将主论坛的主题确定为“科学时空与阅读世界”。嘉宾们名头和号召力都不小，有头发花白的院士级老科学家，也有意气风发的科学青年，都是《十万》的主编、编委或作者。然而，最初听众并不是很多——“一本关于科学的书的发布会不会特别热闹，我们早有预料，”主持人适当打了个圆场，不过，很快他就发现，他错了。
　　就着这本书里的科学，也结合热门的某神奇的“大师”，开场发言完毕，论坛的讨论重点终于不负众望地转向了科学与盲信、钱学森之问……针对这些几乎人人可以讨论的问题，下面的听众坐满了。
　　什么是科学素养？一位老科学家说：“科学要的是怀疑。”他说，历史上的专制统治者是不喜欢科学的，因为科学的方法是不盲目听话的。
　　为什么“大师”们会流行？一个科学青年说：“因为伪科学可以比真科学更有趣，它可以没有底线……”
　　讨论的最后，一位中学生站起来说：老师不喜欢学生参加一些科学相关的课外活动，因为会影响学习……
　　站在门边的洪星范平静地看着这场略显离题的论坛，对这套书引起的反响，他已经学会了从容面对。2011年，《十万》在北京的组稿会，一位记者听完后回去写道“《十万个为什么》，无标准答案”。洪星范说：看到后，我心里咯噔一下，“话是这么说，可真写出来‘没有标准答案’，大家能不能接受？忐忑呀。”而现在，听到现场讨论“科学素养是什么？”“培养孩子科学素养的教育应该是怎么样？”“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东方？”他笑了笑，这不算过分离题。

让学生用另一种态度学习科学

　　在最初计划中，《十万》曾被当作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读物。
　　延安西路1538号是《十万》的出生地。时钟回退五十多年，今天13层的办公大楼还只是一栋三层的小洋楼，编辑部大办公室的一角立着块小黑板，上面是粉笔写下的：“你知道吗”、“知识的海洋”、“科学趣味问题”……那是在为少儿社三编室正在策划的一本科普书定名字。
　　1959年，“大跃进”刚结束，作为全国仅有的两家专业少儿出版社之一，少年儿童出版社决心出版一系列真正有品质的读物，作为献礼，也希望传世。
　　小黑板讨论的结果是，受《科学画报》上“为什么”栏目和苏联科普作家米·伊林《十万个为什么》的启示，这套书被命名为《十万个为什么》。
　　在大量的欧美科普作品涌入的今天，伊林的作品几乎已经被国人淡忘，但在向苏联学习的1950年代，这位苏联化学工程师的作品就是当时科普写作的典范。伊林的《十万》成书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1933年由董纯才翻译引入中国，书名中的“十万个为什么”语出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诗人吉卜林的一首小诗：“五千个在哪儿/七千个怎么样/十万个为什么。”
　　伊林的《十万》是一本“屋内旅行记”，从水龙头到衣橱的镜子和保暖的衣服，“为什么要用水来洗”、“为什么镜子能照人”、“为什么衣服会使人暖和”……只需要大家都熟悉的家中的事物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的《十万》却完全不同，那该是由一篇篇科学小品组成的大型自然科学百科丛书——当时，少儿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王国忠这么想着。事实上，伊林夫人所著的回忆录曾提到，伊林也曾表示：“如果小学生能知道某种科学是怎样产生的，它在其他学科之间的位置，有什么用途，有什么迷人之处……他们也许就会完全用另一种态度来学习了”——也许，有一本这样的百科全书，也是这位苏联青年的愿望。
　　最初，编辑部组织了7位中学老师负责写稿。老师们足足花了一年的课余时间，交上6万字初稿，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作为国庆献礼了。更让编辑部头疼的是，文稿并非他们想要的，内容都是“教科书内容的延伸”，问题都是“顺着教科书上的知识提出的”，解答问题的语言也很教科书，枯燥无味，提不起孩子们的兴趣。必须推倒重来。 　　编辑部开始重新分工，从孩子中、科学家中征集问题，在第一版的书中，经常可以看到五六十年代非常罕见的童趣盎然却又带着时代印记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要用玻璃纸包糖果？”“为什么棒冰会冒气？”
　　为了让作者们了解写作风格，负责这套书的三编室写了样稿。在那个个人英雄主义的年代，这些样稿没有署名，只是用一个共同的化名：山边石。在这种氛围中，尚在北大化学系读书的叶永烈“低调”地成了那套书的主要作者。

惟一从第一版写到第六版的作者

　　五十多年后，新版《十万》发布的这几天，叶永烈的家里接待了大量媒体。他家是个带阁楼的顶层，最上面原有个私家泳池，现已改建成藏书室。叶永烈把五万多册藏书放在了游泳池里。对这样做的安全性，这位科普作家进行了逻辑清晰的评估——“既然这个泳池可以承重一米多深的水，当然也就可以承受几万册藏书的重量”。然后，他在藏书室里放了张可以半躺的沙发，专供空余时读书用，沙发旁的条几上还放着墨水笔，用来做阅读记号。对写作者来说，丰富的藏书和安静的阅读环境都重要，给第一版《十万》写作时，为了写好一篇“为什么”，他往往要查看好几本甚至十多本参考书，他说：“幸亏北大有个好图书馆。”

　　这个泳池藏书室楼下的客厅里接待了几位著名的主持人。虽然自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始，叶永烈就几乎离开了科普和科幻圈，把写作重点转向了“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的纪实写作，写了大批当代中国重大政治题材的纪实报道，但那些主持人跟他见面的常用台词还是：我小学的时候就看过叶先生的《小灵通漫游未来》。
　　《十万》是这位“小灵通之父”的起步，他是那套书五十多年间一千多位作者中完成条目最多的一位——第一版初期的五卷本共947个“为什么”中，21岁的叶永烈写了326个，而“化学分册”的175个“为什么”中，他写了163个。事实上，在他为《十万》撰稿后，考虑到当时“右派神童”刘绍棠的“教训”，出版社和学校都对这个学生进行了低调处理，叶永烈的稿酬是其他作者的一半，而在报道中，只是模糊提及了“北大化学系一位大二学生”。不过，这位擅写科学小品文的年轻作者还是受到了出版界的关注，此后，各种约稿纷沓而至，他实现了从化学系转向文艺界的愿望。“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叶永烈说，“伊林和阿西莫夫当年也都是化学系的学生。”
　　老人提到了他最近被冠上的新名头：惟一从第一版写到第六版的作者。这个称谓的意义应该是，“我见证了《十万个为什么》从第一版到第六版的整个发展历史，每一版是怎么写的。”
　　叶永烈与《十万》的故事从一个暑假开始。那是1959年暑假，因为父兄都受到“反右”的影响，家庭经济陷入困境，而从北京回到家乡温州路途遥远、耗资巨大，还是北大化学系学生的他决定独自留在空荡荡的宿舍，闲来无事，便投入了自己的业余爱好——写作科学小品。
　　进入北大化学系之前，叶永烈一直是个文学爱好者，11岁就在《浙南日报》上发表了诗作，“本来要考北大中文系的新闻专业，听说这个专业招人太少，全国才招20个人，就考了化学系。”在化学系，他仍喜爱文学，他写诗、写纯文学作品，向文学类刊物投稿。当然，退稿率很高，“10篇里也就发表个一两篇吧。”有一天，他随手写了几篇科学小品，寄给了北京市科协的《科学小报》，很快就被刊用了。这个化学系的文学爱好者终于发现了自己的优势，既懂科学又有文笔，他开始写科学小品文，“几乎写一篇就能发表一篇”。
　　一个暑假下来，他积累了几十篇练笔性质的小品文。暑假快结束时，逛书店，他看见了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一本《塑料的一家》，那本薄薄的小书忽然给了他灵感，“何不把那十几篇化学小品，编成一本《碳的故事》？”
　　编完书，按照《塑料的一家》版权页上的地址“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碳的故事》初稿投过去了。当时他并不认识那家出版社的任何一位编辑。54年后，在上海的家中，他随口就说出了这个地址。
　　《碳的一家》落在了刚从大学物理系毕业，梳着大辫子的年轻编辑曹燕芳手中，曹燕芳看中这位作者生动活泼的文笔，除了出版这本小书，她还把叶介绍给了王国忠，将他拉入《十万》的作者团队。
　　编辑拿出几个“为什么”给叶永烈试笔，获得肯定后继续写。作为“小时候读尹林《十万个为什么》长大”的读者，叶永烈开始重读伊林，试着以伊林的笔调来写。除了曹燕芳负责的化学分册，叶永烈的回答还出现在了天文、农业和生理卫生分册中……写着写着，他就成了第一版中撰写条目最多的作者。
　　回忆当年，叶永烈说：“那是件很偶然的事情，就有点像第一次春晚，李谷一一人唱了8首歌。我写《十万》也是在它的草创时期。”由于写作量太大，课业又繁重，《十万》写作的后期，他得了肺炎，引发肺结核，住进了北大的“传染病隔离宿舍”。经过几乎一年的断断续续治疗，肺病才结束了“浸润期”，得以痊愈，他也才忙于他的下一本书：《小灵通漫游未来》。

“文革”版《十万》

　　《十万》第一版首印5000册，而叶永烈的《碳的一家》1960年2月出版时，首印数就达到两万册，《十万》的印数也许表明，这套书“在出版之初，一开始并没有被看好”。
　　不过，从1961年4月问世开始，它却造成了轰动效应，成了当时的超级畅销书。在那个自然科学知识几乎空白的年代，这套写给青少年的科普书也受到了成人读者的广泛欢迎。根据《编辑学刊》上的论文，在第一版的《十万》中，“因为较强的实用性，（以健康相关问答为主的）‘生理卫生’分册成了销量最高的分册” 。
　　两三年间，《十万》的印数达到五百多万册，统计数据中还不含各地印场租型翻印的版本。少年儿童出版社甚至接到了胡耀邦（时任共青团团中央第一书记）办公室要求购买《十万》的来信。另一个故事是，越共第一领袖胡志明生前也喜欢读《十万》，他去世后，为了在胡志明纪念馆搞个原状陈列，越南方面特意托毛主席纪念馆给少儿社打电话，索要一套“文革”前的老版《十万》。 　　1962年，《十万》又出了地矿、动物和数学3个分册，并正式把目标读者定位为“初中”。1964年，《十万》做了修订，增加了一些问题，对过去的答案做了修正和审定，一套总共14册的《十万》第二版问世。

　　作为一套以工农兵为主要读者的书，因为刻意考虑了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这套书从知识性读物向技术性读物转移的倾向非常明显。糖果和棒冰的问题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怎样发现敌人使用了细菌武器？”“高射炮是怎样打飞机的？”第一册数学分册中还有：“地主是怎样利用高利贷残酷剥削农民的？”
　　对编者而言，这套“文革”版在《十万》的历史地位十分尴尬。据叶永烈的回忆录，“‘文革’结束后少年儿童出版社将第四版称为‘第三版’。言外之意是‘不承认’在‘文革’中出版的那套《十万个为什么》。”最终，因叶永烈的建议，出于“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而应‘认真总结第三版的教训和经验’”的目的，第四版作为一套“修订版”出版，“文革”版也保留了其“第三版”的位置。
　　事实上，尽管“文革”版的《十万》存在严重缺陷，但在那个图书匮乏的年月，这套书仍然是几乎惟一的一套大型知识读物。根据一项统计，第三版《十万》的发行量约为3700万套。在洪星范办公室书柜中，就有一套压箱底的“文革”版《十万》—— “这是小时候的书，被借来借去，已经不全了，有一册还重复了”，但毫无疑问，这是一套对他影响很大的书。

从以苏为师到以英美为师

　　1990年代，从计算机系毕业后转向科学哲学研究的洪星范去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后来进入“哲人石”编辑室，那是个庞大的科学人文丛书翻译引入计划，也是中国科普出版界的一个重要品牌，从一定意义上来讲，那个编辑室几乎是中国科普出版人的一所黄埔军校。
　　在“哲人石”的编辑室，洪星范和同事做过一些书，他沮丧地发现，那些花了很多功夫做的书，业内反响不错，也拿了奖，市场反应却一般。2004年，有点失落的他决定出来闯闯，与朋友开了个图书工作室。
　　“书生卖书”的故事并不成功，然而，就在他几乎要放弃做一本畅销的好科普书的梦想时，一个神奇的机会让他来到延安西路1538号，成为专职负责第六版《十万》项目的副总编。那是在2011年。当时，重编《十万》的构想已在时任少儿社社长李远涛心中筹划数年了。
　　作为一个几乎不做教材教辅的专业少儿出版社，进入新世纪后，在儿童文学、动漫和绘本的攻势下，少儿社正在慢慢失去自己在知识类读物出版方面的优势，重编《十万》被当成复兴品牌的一个重要战略。从2008年起，关于“今天的《十万》应该是什么样子”和“《十万》应该关心什么”的调查在上海的教育系统就开始悄悄进行了。
　　为什么要重编《十万》？李远涛阐述了他的理由：“1960年代，中国人还在扫文盲的阶段，只有一个朴素的知识，对现代科学没什么概念，当时的《十万》大多数题目与生产生活相关，不少问题跟农业相关，最基本的功能是向大众普及日常生产生活所涉及的科学知识。而今天的中国处于城市化的节点上，老版本中一些与农业相关的问题，人们已经不再关心；现在的青少年视野开阔，通过网络，他们知道了东西，很多过去认为的科学知识，今天变成了一种大众的常识；另外，有了互联网，死知识在网上都可以查，再做死知识的普及已经没有意义了。” 　　新版的《十万》不再以苏联的科普读物作为标杆，它的榜样是英国的《可怕的科学》系列，那套书目前已经出到六十多册，仅在英国本土，销售量就达到500万以上。
　　“新鲜”、“前沿”和“不做死知识”变成了新版《十万》的操作准则，学术界用来防抄袭的软件也被用于新《十万》的审稿。
　　为了找到更多的一线科学家参与写稿，他们采取了一个讨巧的办法：先找到一个院士级科学家作为主编。洪星范解释：“不少书的主编都是最后挂名的，但《十万》没有，各分卷主编要负责确定整体框架和推荐作者，而这样的结果，可以让小朋友们读完一本书就可以窥见这个学科的全貌。”
　　这些资深主编为这套书找来了很多从未参与过科普写作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们最后写得还不错，甚至还发现了几个写得特别棒的。

　　一线科学家还可以贡献很多有意思的问题，新版《十万》的问题中，除了向小朋友征集，科学家们自己提出的也不少。洪星范举了个例子：“‘黑洞为什么有三根毛’，这不是小朋友可以提出的问题”。而李远涛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问题是“头上有多少根头发叫秃头” ——这个问题并不是出现在医学卷，而是出现在数学卷上，那是个模糊数学问题。
　　2011年，《十万》启动时，谈到对新版的期望，洪星范说：全国人民都看一本书的时代过去了，今天恐怕已经不可能有任何一本书再创《十万》初版的奇迹。然而，这一版将很大程度上从政治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回归少儿科普读物的本质。
　　科学家写的《十万》，孩子们能看懂吗？
　　洪星范说：“小孩子所谓的懂跟大人所说的懂是不一样的。”他举了《时间简史》作例子，“绝大多数学物理系的大学生读完《时间简史》，都会说‘读不懂’；但不少学中文但对科学感点兴趣的大学生，读完以后却说‘读得懂’。后者应该是从自己那个层面出发，了解了一些新的概念，比如：他们会对时间、对宇宙有更新的认识，这也就足够了。”
　　而李远涛心中，《十万》对孩子们的效果是：看完《十万》后，产生了更多的疑问。
　　新版《十万》的作者之一刘夙是《十万》的忠实读者。他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家里给他买了套第四版《十万》，他翻开来一篇篇读，最喜欢化学卷和天文卷，“因为主要是叶永烈写的，他写得生动好看。”后来，刘夙进了北大化学系，成了叶永烈的学弟。
　　那么，在网络时代，《十万》继续存在的价值在哪里？
　　负二认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优势可能在于它有比较好的分类系统，可以很容易查找到问题的答案，作为一种工具书存在。
　　刘夙则说：“为什么”的优势是直截了当，直截了当提出，提问者想知道什么，而不是提供者希望提供什么。“很多‘为什么’的问题，问题简短，要回答起来却要费不少功夫。”他说：“如果《十万》的问题确实是孩子们自己提出来的，它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有存在的价值。”
　　（参考资料： 叶永烈著《十万零一个为什么》；陈芳硕士论文《营造中国的科普品牌——建国至文革前夕中国科普出版事业概览与<十万个为什么>的诞生》；王国忠著《十万个为什么的曲折历程》；叶莲娜·谢加尔著《回忆伊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