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风筝》因文章的语句稍显生涩，学生们阅读兴趣不算浓厚，而我也认为实在没有必要肢解了文章来零零碎碎地读、解、议。课上，我抓住“道歉的精神”这一要旨粗线条地讲析课文，然后抛了两个思考题出去：你最喜欢的句子是什么，为什么喜欢？你不理解处在哪里，提出来共商议。
　　这个环节总是热闹得很，我也相信训练有素的学生们大都能在交流中有所收获。
　　有个四人小组争执声特别大，竟让周围几个小组都中断了原来的话题来参与讨论了。我赶紧走了过去。
　　一学生问我：“老师，鲁迅的弟弟真的不记得这件事了吗？”
　　“你们的意见呢？”我问。
　　“记得。”“不记得。”……全班同学对这个话题都挺感兴趣。
　　既然如此，双方均可陈述理由。
　　“他能自己制作风筝，书上说他也有十岁了，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怎么会不记得？”
　　“他精心制作的玩具，被哥哥残忍地撕烂、踏碎，肯定伤透了心，而书上也写着他的眼光里透出绝望，肯定忘不了，一辈子也忘不了！”
　　——认为“弟弟”必定记恨着此事的同学言辞凿凿。
　　“他如果不记得应该是记性太差，或脑子有问题。”有个学生还小声说了这么一句，却引来一阵大笑。
　　“文中写鲁迅诚恳地向弟弟道歉，如果获得了弟弟的原谅，他就可以放下心中这块大石头，可弟弟却说不记得，反让鲁迅十分痛苦。老师说过他们兄弟情深，这样岂不是在惩罚哥哥？”
　　——有道理，他很善于品读文本。
　　“可是，几年前，我就曾欺负过弟弟，前段时间我们聊起这件事，他就说不记得了。”
　　——亲身体验很有说服力。
　　“我看过一些资料，他的弟弟成年后回忆此事，反复强调他确实是不记得了。他应该不是在撒谎。”
　　双方争执不下，我很有必要站出来表态了。尽管教参里讨论过相关问题，持的意见当然是“弟弟”的确不记得此事了，但要表现主题的依然是说当时的他愚昧、麻木，“被虐杀者并不认为被虐杀，把兄长的行径视为合情合理，做风筝要偷着做，正说明自己也不认为游戏是‘正当’的，一旦被兄长发现，自认该罚。被虐杀者的麻木使虐杀者可以恣意妄为，这是尤其令人悲哀的。”
　　我同意“弟弟确实不记得此事”的看法，我向学生们陈诉的理由是：一、有资料证实，曾有记者采访过周建人，他依然摇头，说不记得。他的脑子与正常人无异。二、鲁迅身为长兄，有代父教弟的责任，弟弟当时也一定认为哥哥的教导是对的，存在自己的贪玩，他们当时都并不知道“游戏是儿童的天性，玩具是孩子的天使”。这与他们所受的教育有关。这也是文章被编选入教材的教育意义。三、鲁迅在家里是很有地位的，因为他个人的聪慧值得佩服，他美好的品德值得敬仰，他平日对弟弟的诸多关爱更成为家庭兄弟关系的主线。故而弟弟心中牢记的是快乐，是哥哥的美德，所以很容易淡忘一次粗暴的管教。四、对于已届中年的周建人来说，生活经历太丰富，值得留下的痛苦回忆应是太多，譬如家庭的变故，战争的祸害，社会的颠沛，民族的存亡等等，相比较，童年时的这件琐事太不值得挂怀了。
　　学生们听了我的分析，很懂事地接受了我的观点。“可是……”有学生嘟囔了一句。我听到了。“可是什么？你是想说，如果你身上发生了这样的事，一定会牢记在心，不可能忘却的，是吗？”“是的！”他的眼中闪着兴奋的、得意的光芒，以为我是他的盟友。“其他同学呢？”“肯定会记得！”这是很大的一片声音，他们也许正得意于自己的“强记”。
　　我感慨万千。我们的孩子怎么了？难怪他们的周记中作文里会经常很坦诚地数落家人对自己的种种不公平待遇，会抱怨老师对自己的淡漠，开学才几周，老师上课叫错自己的名字也认为不可原谅，同学间有了小摩擦，总是被夸张地形容成世界大战……
　　他们心中的“我”字被无限量地放大了，他们被千依百顺惯了，当然无法容忍类似于心爱的东西被摧毁这样的令人伤痛至极的伤害了。他们的情感又是如此的脆弱，以至于考试成绩不好就闭门绝食，被朋友欺骗就面无人色，更有甚者被大人训斥一番就草草地将生命之花连根拔起。唉，我该如何教育他们，这些养尊处优的孩子！我当然会教育他们，从面对挫折的应变能力，从胸怀广阔的情怀，从担当大任的责任意识等等角度。
　　这节课的后段就这样演变成了思想教育课，这是我曾很反对的做法，我曾以为语文老师如果过分重视思想教育，还要政治老师做什么？语文课就应该有语文味。今天，我知道错了。我也应该有“道歉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