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的新的一天正在到来，振作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纠正令人失望的过往。”在距离3月24日大选仅剩20天之际，泰国总理巴育发布了自他2014年上台以来的第八首歌曲《新的一天》，试图争取更多民众支持。这次大选，共有44个政党提名68名总理候选人，而巴育也将作为公民力量党的候选人角逐总理宝座。
　　保守派阵营在4年多完全执政的时间里，积累了大量的政治资源，并利用2017年宪法及其附属法律赋予的权力周密布局，在新政治格局构建中获得压倒性的选举竞争优势。即便对于普通泰国民众而言，保守派阵营“十面埋伏”式的布局，也让新一轮大选有着格外清晰的能见度。部分舆论甚至认为，这场选举唯一的悬念是，万一他信阵营“不小心”赢得大选后，保守派是否还会像2014年选举那样，最终通过司法力量，判决选举结果无效。

并不被期待的选举

　　2019年1月24日，泰国政府在雾霾笼罩下的曼谷宣布，新一轮国会下议院大选将在3月24日举行。面对即将逃脱“军人政府”统治再次迎接民主曙光的泰国民众，西方媒体脑补的欢呼雀跃场景并没有出现，泰国社会在有些沉闷的气氛中度过了平静的一天，社会舆论焦点仍然在持续一个多月的雾霾问题上。
　　此时，距泰国2014年军事政变已经过去了整整4年。由于巴育政府对解除“政治集会禁令”的态度仍然暧昧不清，往届大选前铺天盖地的政党竞选广告牌，在曼谷街头还是稀罕物。100多个刚刚注册不久的新政党，将加入新一轮大选的混战。除对于少数几个政治立场鲜明的政党有认知外，选民对新注册的政党普遍缺乏了解，甚至对政党名称都感到陌生。
　　多年来，泰国政治宿命般的恶性循环，让泰国社会对长期政治斗争感到空前厌倦。选举无用论认为，军人精英集团实际控制着泰国政治；军事政变频发，选举产生的文人政府无力改变这一现状。
　　泰国自1932年民主革命以来，军人集团长期执政，并通过频繁的军事政变把持和控制文人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平民阶级受教育程度大幅上升，再加上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推动，使得民主思想在泰国逐渐深入人心。
　　1973年“10月14日事件”和1992年“5月事件”民主运动的爆发，最终促使军政府退出历史舞台。但军人集团仍然觊觎政权，经常以“拯救者”姿态发动军事政变，成立“过渡期政府”执掌政权。他信政府和英拉政府凭借广泛的民意基础，试图以推动国家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降低保守派阵营对政府的影响力，但最终都遭遇军事政变而以失败告终。
　　在军人集团的长期干涉及影响下，泰国民主制度缺乏良好的法律保障，政党也因此缺乏党组织建设和底层民意支持。文人政府在面对街头政治运动冲击和军事政变暴力夺权时，往往手足无措，不得不以黯然下台告终。2014年英拉政府在下议院占据大多数席位，民主党无力在国会中与为泰党较量，因此支持“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发动街头示威集会，并请求军人集团进行调停和“维持社会稳定”，最终导致当年爆发军事政变。

由于担忧选举后新一轮的街头运动将引发暴力，以及反复政变造成泰国社会人格中的斯德哥尔摩效应，民众对即将到来的3月24日大选，总体期待程度偏低。

　　文人政府的脆弱，让民众逐渐对选举丧失信心。许多人趋向于认为，无论选举结果倒向他信阵营或保守派阵营，军人集团都有能力轻易发动政变。1932年以来，泰国记录在案的政变已经有19次。2014年的军事政变，无疑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观感。
　　选举无用论导致泰国社会对文人政府执政失去信心，认为文人政府无力解决“政治恶性循环”，难以带领泰国走出经济发展迟缓、社会矛盾激化的困局；同时，由于担忧选举后新一轮的街头运动将引发暴力，以及反复政变造成泰国社会人格中的斯德哥尔摩效应，民众对即将到来的3月24日大选，总体期待程度偏低。

政客集团被污名化

　　政客无用论则认为，政客集团通过制造社会对立和民粹政策获取利益，是造成政治动荡和贪污腐败的主要原因。他们不断抛出就算没有政客集团，公务员体系依然可以维持国家运转的观点。
　　他信阵营是以新兴商业精英为代表的改革派，主张以推动泰国社会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生产资料的自由流动，通过经济增长推动国家发展。2001年，泰国在他信政府大力发展经济的政策指导下，迅速走出金融危机影响。英拉政府也通过“大米典押政策”“30铢医疗政策”“最低日薪300铢政策”等民粹政策，获得底层农民的广泛支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民粹政策的危害也逐渐显现：政策性贪腐上升，政府财政赤字大幅增加，城市中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对立加剧。
　　民主党以泰国国民人均负债暴增、破坏产业平衡发展和引发资本外逃为切入点，攻击英拉政府的民粹政策，获得泰国中产阶级认同。同时，泰国农民也逐渐看清手握大量土地的地方政治家族才是“大米典押政策”的真正获益者，因此爆发2014年2月的示威集会活动，要求英拉政府尽快拨付大米典押欠款。
　　泰国社会将民粹政策带来的恶果归咎于政客集團，认为民粹政策本质上都是政客集团政策性贪腐的工具。2014年反对英拉政府的街头示威活动中，“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提出反对“他信体制”的概念，并将“他信体制”归结成政策性贪腐的“始作俑者”。
　　军人集团在2014年5月22日政变后，进一步引导舆论将政客集团与贪污腐败关联，提出公务员才是领导国家发展的关键。军人集团同时利用泰国社会对政客集团的厌恶情绪，成立国家立法议会和国家改革委员会替代国会职能，并禁止3年内担任政治职务的政客在其中担任职务，以此将政客集团彻底排除在新政治体系外。 　　泰国的保守派阵营，由政商集团、地方政治家族、城市中产阶级和军人共同组成。他们仍然主张在农村保持自然经济和原社会结构，维护原有的庇护制网络体系和政治话语权，以确保社会稳定发展。随着大选日期的确定，保守派阵营和他信阵营的政党选战布局，开始浮出水面。

　　保守派阵营的策略是，凭借一个现政府背景的新建政党作为主导，以“44条特权”和选举有优势作为筹码，与一个有稳定票源的大中型政党组合，再吸引多个拥有下议院席位的小型政党合作，共同组成新的执政联盟。目前来看，保守派阵营是由公民力量党（Palang Pracharath Party）为主导，民主党为主力，以及一批与军人集团达成交易但仍在潜水的小型政党共同组成。
　　他信阵营经历泰爱泰党、人民力量党被解散事件后，为防止保守派在选举后发动“司法政变”解散为泰党，因此成立卫泰国党（Thai Save the Nation Party）、为公党（Phuea Tham Party）等作为备用政党。他信阵营在2019年选举中的策略，仍然是以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为主，通过民粹政策吸引人口数量众多的东北部和北部地区选民，最终通过选票数量的优势，获得尽可能多的政党名单制下的议员席位。

保守派阵营的策略是，凭借一个现政府背景的新建政党作为主导，以“44条特权”和选举有优势作为筹码，与一个有稳定票源的大中型政党组合，再吸引多个拥有下议院席位的小型政党合作，共同组成新的执政联盟。

　　第三阵营则是由泰自豪黨（Bhumjaithai Party）、新希望党（New Aspiration Party）等中小型政党组成的“骑墙派”。这些政党并不具备独立组阁的能力，但凭借在选区的长期经营，拥有固定数量的下议院席位。它们可以在总理选举中扮演关键角色。

十面埋伏的对决

　　2014年军事政变后，军人集团成立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国家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以下简称“维和会”），并通过2014年临时宪法和2017年宪法及其附属法律，建立起一套新政治游戏规则。在新的秩序中，保守派拥有执政优势和宪法特权，并利用2017年宪法压缩大型政党生存空间，消除其选举优势。
　　首先，保守派阵营全面执政，并拥有宪法赋予的最高特权。2014年8月21日，由“维和会”任命的国家立法议会举行总理选举，最终选举“维和会”主席巴育担任泰国总理。同时，2014年临时宪法第44条赋予“维和会”主席颁布最高命令的权力，也被称为“44条特权”。“44条特权”不仅是最高行政命令，而且可以直接干预立法和司法权。
　　2017年宪法颁布后，“维和会”主席的“44条特权”被完整保留。根据2017年宪法规定，“维和会”任期为“直到根据2017年宪法举行的第一次大选后新内阁成立，由新内阁行使其职能”。这意味着，即便是在大选正式结果公布后，甚至是内阁成员获得国王正式任命前，巴育仍然拥有废除选举结果的权力。“44条特权”也成为保守派阵营在选举中的杀手锏。
　　其次，大型政党生存空间遭到挤压，政客集团在国会的权力大幅缩水。2017年4月6日颁布的政党法，对政党的党组织建设、党员登记和党内活动进行严格规定，并强化对违规政党的惩罚力度，将解散政党的权力下放至中央选举委员会，导致原有大型政党规模缩水，政党稳定性也严重下降。
　　同时，2014年政变后“维和会”以最高命令宣布泰国全面戒严，禁止民众进行任何5人以上的政治集会，导致泰国政党的政治活动停息。原有政党度过艰难的4年“冷冻期”后，在缺乏财务支持和公开政治活动的情况下，政治影响力大幅下降。加上巴育政府及军方对解除政治集会禁令仍保持暧昧，除少数保守派阵营背景的政党外，大部分政党实际上是“被绑着手脚”参加选举。
　　最后，保守派通过2017年宪法及其附属法律，改变原有的国会下议员选举和总理选举规则，使新规则向保守派阵营倾斜。国会下议员选举制度方面，采取单一选票的方式，通过控制政党名单制选举下的议员席位数量，限制大型政党的区域优势，从而削减为泰党、民主党等原有大型政党的席位数量，为公民力量党等亲军人集团的政党争夺席位，创造了机会。
　　2017年宪法规定，总理选举由250名上议员和500名下议员共同投票选举，其中250名上议员全部由“维和会”最终任命。这也意味着即便还没有开始大选，保守派阵营已经手握总理选举中将近250张选票。

除非“维和会”任命的上议员临阵倒戈，保守派实际只需要在下议院500个席位中获得超过125个席位，就能够保证成功组阁。

　　同时，宪法首次允许政党在总理选举中提名非下议员身份的总理候选人，这一候选人也被称为“非民选总理”。“非民选总理”的设置，严重削弱政党在代议制民主体系中的作用，让缺乏民意支持的保守派阵营高层，可以跳过下议员选举，直接参与总理选举。
　　以上诸多措施，让保守派在这场三方逐鹿的选战中已经占据绝对优势。

还能有什么悬念？

　　目前看来，除非“维和会”任命的上议员临阵倒戈，保守派实际只需要在下议院500个席位中获得超过125个席位，就能够保证成功组阁。而他信阵营要赢得总理选举，则需要保证在下议院选举中获得超过375个席位（占比75%以上），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因为即便是在他信阵营创造泰国选举历史、获得独立组阁权的2011年大选中，为泰党也仅赢得265个席位。
　　2019年2月的民调显示，巴育的支持率为26%，为泰党的素拉达为24%，民主党的阿披实为11.4%；各政党的支持率则分别为：为泰党36.5%，公民力量党22.6%，民主党15.2%，未来前进党8.2%。为泰党和批判军政府的未来前进党的支持率加起来，也还未过半数。
　　同时，泰国社会对巴育政府总体执政感到认可。泰国国家发展管理学院（NIDA）的民意调查结果也显示，民众对巴育担任总理的支持度仍然较高，使得保守派阵营在3月24日大选中占据较大民意优势。
　　在保守派阵营周密布局下，他信阵营无疑处于十面埋伏的局面。即便是已经进入3月上旬，曼谷街头除了每次选举例行公事般的政党宣传牌外，也仅有少数几辆竞选宣传车开过，没有铺天盖地的政治集会、沿街拜票、电视节目里唇枪舌剑的辩论。
　　此刻，大选就像是被“红衫军”“黄衫军”们遗忘了般，在每一天里按部就班地临近。即便他信阵营利用提名皇室成员乌汶叻为总理候选人搞出大新闻，但国王关于“王室成员不得参政”的谕旨很快平息了事件，舆论又变得波澜不兴。
　　平静一直都不是泰国大选的节奏。虽然3月24日的暴风雨看起来更像是一场所有参数经过精确计算、大致知晓结果的“人工降雨”，但不到最后一刻投票，仍无人可以预料最终结局。他信派系依然期待复制2011年英拉胜选的奇迹，但乌汶叻前公主退选、卫泰国党遭到解散之后，留给他们的机会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