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收益的两难境地(2008年第9期《被掩盖的全民财富》)
　　
　　人类历史的演进，几乎就是一部围绕着自然资源争夺的历史。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由小而大，再由大而強，自然资源的作用越来越难以估量。
　　在国内，较为典型的是煤炭资源带动了山西经济的发展；其近邻内蒙古亦在早几年提出借“羊煤土(稀土)气(天然气)”而“扬眉吐气”的概念。
　　不过，由于自然资源收益存在分配的天然缺陷，“煤炭经济”实际上也是一种畸形的经济生态，国人对于煤炭经济的直接获益者——“煤老板”的印象，似乎也是他们集团式采购悍马、在京城用麻袋装钱买豪宅的“暴发户”形象。
　　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尽管我国的法律法规对自然资源的产权归属，有着较为明确的规定．但实现起来，却无法达到完美的效果，甚至存在问题还较为严重。
　　根本的问题在于，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但是，我国脱胎于计划经济的市场经济，目前尚有诸多制度性问题未能解决，现有的制度还不能保证代表国家的职能部门、垄断型国有企业，很好地履行这一职责；或者．即使他们有这样的追求，在技术层面、关联方面仍有诸多问题困扰，致使这一追求实现起来仍要打折扣。比如，对于“煤老板”而言，如何保证他们账户上的每一笔数额巨大的订金都能纳税?
　　即使值得我们借鉴或学习的西方国家，这些问题其实也处于摸索前进的状态，在某些方面，只能说比我们前进了半步或一步，而并非质与量的区别。譬如，其对于矿藏所有人的规定，也会经历一个从私人所有向国家所有的渐变；即使在归属上没有称谓之变，但过多过重的税赋，也可能变相为“收益实归国家”的格局。
　　因此，不能冀望会有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尤其是，对于自然资源界限的厘定，会因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改观。但至少，在重视之下人们会思考并尝试解决这一问题。
　　(张　刚)
　　
　　遮蔽与还原的二重唱(2008年第9期《透视民国知识分子史热》)
　　
　　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受传统士大夫精神影响和因了自身知识上的优势，往往对社会变动最为敏感。因由这种天生的敏感，知识分子群体也更容易得到政治力量对其的格外“照顾”，愈是在社会大变动时，这种来自政治力量的“垂青”愈甚。
　　而整个民国时期一直处于社会大变动中。在大变动中，知识分子既要守护自身所坚持的“道统”和价值取向，又要关注民生疾苦与国家走向，在另一个层面上还要受到两股彼此对立的政治力量的牵引、裹挟与胁迫。在多重境遇中进行选择与取舍的他们身上充满了苦闷、困惑与挣扎。而在这种种挣扎中，既有无奈的沉沦与主动变异，也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慷慨坚守。而这一切都暗合着历史前进的影子，历史曾经的进化可能。
　　无可否认的是，建国后一段时期昧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考量，民国时期鼓吹自由、民主等普适价值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官方话语里要么被异化，要么被遗忘，人为地造成了一种被遮蔽的历史。当下由威权到普适的演进之路依然艰难．还原被遮蔽的那个群体的历史既是历史真实与完整性的要求，实际上也是接续被人为隔断的一种启蒙传统，是针对时下的一种普适价值的再启蒙，并且带着前一次启蒙的余温与体热，当然也带着教训。
　　但是，这种一个时间段内大规模地还原一个历史群体时所形成的叠加和放大效应，虽能使这个群体和其所坚守的价值凸显．但是这种在“补课”理念下对历史的非均衡还原与强调，抵达的或将是另一个被遮蔽的历史现场。没有整体历史的支撑，还原与遮蔽将会是一前一后的二重唱，历史依旧不清晰。
　　(程　国)
　　
　　走向“生产性努力”(2008年第9期《制度创新是改革的核心》)
　　
　　传统经济学一直都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内生变量”。事实上．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一再表明，对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
　　我想，比尔·盖茨这样的技术和商业天才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是一个社会的产物，如果一个社会的教育制度不公平，又怎么能够让最有潜力的人才受到最好的教育?如果一个社会分配不公平、产权不明晰，谁又有积极性去努力创新?
　　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必须进行努力．但努力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生产性努力，一是分配性努力。生产性努力是一种创造新财富的过程．相比，分配性努力则是一种将别人财富转变为自己财富的过程。这种“搭便车”、“坐享其成”的行为，可以说是理性人的本性之一。显然，如果市场交易制度存在缺陷．产权不清晰，对正当利益的保护不够，又或者社会腐败横生，公平与正义沦丧，分配性努力能够轻易地分享生产性努力的成果，那么，生产性努力就会变成不努力，生产者宁愿选择“闲暇”、“偷懒”，甚至向“分配性努力”看齐。
　　会赚钱的人才，中国从来就不缺，近代的徽商、晋商，都是经商的“好把式”。他们努力从草根走向世界，但最后仍摆脱不了衰落或者被打压的命运。就算现代的浙商，成长的过程中同样经历过许多磨难，之于未来，他们仍然只是一群扛着财富的小小小小鸟，一不小心就会成为猎人的目标。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近30年，“蛋糕”越做越大，但关键是．到现在，改革当中好改的已经改完了，剩下的全是一堆骨头。要使蛋糕能继续做大，就需要决策者拿出真正的勇气和智慧，进行制度创新。
　　(彭兴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