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裕菜，台湾彰化人，1968年生于台东，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传播艺术博士。著有散文集《青春无法归类》、《恍惚的慢板》、《甜美的刹那》；小说集《冰箱》；对谈录《批判的连结》等。曾获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文学奖、华抗旅行文学奖、台北文学奖等。
　　失去的时候，双手骤然放空，我们因此知道，原来曾经紧握着。
　　二00三年这一年间，整个世代的人在一夜之间长大了，四月里，人们在非典疫情中求活，日月山川都埋头蒙脸，天地失色。一夕间，众人仰头，震惊于张国荣飘堕的身影，眼泪留下来，热了双颊，湿了口罩。
　　从此年少岁月的记忆里，某处有了一个空洞，留不住的人事物都从那里飘逝。还站在原地的人们，懂得人生便是学着放手，但是也不免纳闷，这是不是来得太早了，这支年少的歌已经唱完了？就这样吗？
　　原来还有哀歌半首。
　　八个月后，这残破困顿的一年将过之时，梅艳芳也走了。
　　这一对绝美的好朋友，连走的时候也如此烟花灿烂，一点儿憔悴也不见，一个飘忽，一个笃定，一个如花，一个含笑。纵横上世纪八十与九十年代，妖娆百变金枝玉叶的两个人，百无禁忌忽男忽女，柔美与豪爽，细致与坚强，都走得这样干脆，难以想象尘世于他们而言，究竟是什么，或究竟不是什么。
　　对于自杀的人，我们以及这个世界都是被他（她）放弃的一切。对于无畏死亡的人，他（她）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一切。
　　张国荣跳下来的时候，我在捷运上。出了捷运站，接到香港朋友告知的电话，我摘下口罩，对着华灯初上的黄昏，对着车水马龙和满街的人，我问：“为什么？”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梅艳芳走的时候，我正看着电视的病危现场直播，这样的现实媒介令人悲哀，更何况已经有传言說她走了。深夜，所有的媒体都在灯火通明的医院外等候，扰嚷的媒体和镁光灯使人感到不祥。我心想：“这么快吗？”
　　是的。一切像昨天。
　　还记得一九八六年，我在灯下准备考试，一边听朋友借我的《蔓珠沙华》，一边写作业。我记得我想，怎能有女声这样大无畏，这样叛逆，这样沉厚而且开阔。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见她唱歌，她穿了橘色的裤装像一把青春的火，后颈的头发剪得极短，额前一绺乱发像她的眼神一般不羁，动作俐落而且狂野，她抖着双脚唱“坏女孩”，笑得坏极了。在她之前我没有看过女人这样笑这样唱歌。啊，这样唱歌的人，一定什么都不怕，我想。
　　那一年我们高三，十七岁，正在青春最苦闷的尾巴，缺乏勇气的我们全爱上了坏女孩梅艳芳。
　　十七年后，我们不坏了，真的。
　　最博学的哲学家穷其一生探究的难题，我们在一年里学会了：怎样面对死亡。面对死亡，我们必须非常洒脱，也非常用力，放手。如果放不开，难道回得了十七岁吗？梅艳芳唱了，床前明月光，镜中月，水中花，地上霜。
　　张国荣走后，我曾答应报社写一则相关的哀悼稿子，烦乱数日始终无法成文，一提笔就千头万绪地掉泪，我跟编辑抱歉，经过这些年我还是无法面对自杀这事。如今依旧烦乱，但是我懂事多了，因为梅艳芳那样含笑而逝，令人心折。她还是那样什么都不怕，我也学到了勇气，这篇文章因此勉强写了出来，哀歌半首。
　　（选自台湾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恍惚的慢板》）
　　本辑责编_杨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