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所谓正确的法定假期确定机制，就是要能区分假期的国民权利与福利属性，对假期需求提出更多元化的解决路径。
　　一种周期性的“舆论热病”正在中国流行，发病周期在若干长假前后，病症表现为众专家忽然与最广大的草根网友形成强烈共鸣，迅速建立统一阵线。他们的共同诉求是请国家给我们多放假，比如“恢复五一黄金周”。
　　专家是严肃的，网友情感是真实的。但局面仍然让人困惑：难道这仅仅是因为，中国骨感的法定假日体量，完全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丰满的假日需求吗？
　　一国法定假日多少合适，无法通过“科学的计算”得出。很多时候，人们可以说，当假日数低于或超过了某个数字，就可能造成风险，比如法国曾尝试“每周休三”的方案，最后被废止。也就是说，一国法定假日的数量，只有“合适”的，而没有“正确”的。
　　从世界各国情况来看，似乎也很难得出法定假期多寡与经济发展水平高下之间有明确的因果关系。比如瑞典、法国，就算在经济危机期间，也是跳舞、休假、骑马一个不落下。再加上各国经济体质差异甚大，难有一致结论。从国民权利角度看，更是千差万别，有各自的平均基准。
　　顺便说一句，在援引国外法定假日案例时，舆论注意力通常都放在美、欧、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却很少注意那些失败到惨不忍睹的案例，这似乎已经不能用“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来解释。
　　既然假期数量没有“科学”的，只有“合适”的，一国法定假日数量确定的路径，就应该更多地体现为利益相关方多方博弈，而不是通过闭门造车的顶层设计来实现。
　　但是，既然所有人都同意增加法定假日，那还博弈什么呢？
　　这正是问题所在。首先，众口一词之外，其实还是有很多声音陷入了沉默的螺旋。比如说，自由职业者并不欢迎带薪假期的增加，这实际上使他们自己的所得相对降低。
　　再比如，一些较底层的打工者，特别是计件绩效的，其实也不喜欢增加假期，更不喜欢减少加班。不是他们愚昧无知，这是他们计算了自己的成本和所得后，做出的正确选择。
　　再如小企业主。虽然宏观上看，经济与假期数量并不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但在中国经济的微观层面，在现有经营环境下，企业主必会受损，并把损失通过种种形式转嫁给职工，这部分人的利益诉求被忽视了。
　　在很多人眼里，法定假日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福利公地”，先拿到手再说，不要白不要，哪管假期归来的各种窘迫。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博弈机制安排仍然薄弱，导致假期数量的确定，难以找到真正的平衡点。美国法定假日就只管政府雇员，企业员工的假日标准，由工会和企业主来谈。中国缺少这种博弈安排，软弱无力的职工，必然倾向于将这块自己难以得到的权利视为“公地”。
　　中国民间社会的自组织功能尚不发达，并且受限于种种因素，常使民意的表达与汇总出现变形。在公民社会发育不足的前提下，这种申诉一定最终喊向政府。
　　怎样才算是正确的法定假期确定机制？简单地说，要能区分假期的国民权利与福利属性，对假期需求提出更多元化的解决路径，国家法定假期保证基本权利，同时放权给各省区市，制定符合区域发展水平的补充假期方案，其余交给市场解决。否则，法定假期的“舆论热病”，定将反复发作。（支点杂志2015年5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