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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部分农村，开会效率低下是个事实，但引入《罗伯特议事规则》这个洋玩意儿，一切就会好起来吗?
2008年11月初。一连四天，袁天鹏和杨云标在阜阳南唐村里搞起的罗伯特议事规则培训看上去更像是一场盛大的节日。一大清早，村民们已经聚在合作社里：文艺队载歌载舞，用《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曲调唱起“合作社之歌”作为开场，村里的老老少少围坐在条凳上交头接耳，也有些站在人群里看热闹。屋里贴上了几张大白纸当作投影屏幕，挂起的红色横幅上写着“合作社能力建设培训”。从赴美留学参加“学生议会”领略到罗伯特议事规则的独特魅力，到回国后花两年时间把最新版《罗伯特议事规则》翻译成中文出版，袁天鹏在城市里也给大学和公司做过几次培训，但到农村去，这还是头一回。
起初，村民们眼中“北京来的袁老师”，讲起课来听得大伙懵懵懂懂，对着不远处的摄像机大眼瞪小眼，作为兴农合作社理事长的杨云标就只好添油加醋、用村里的土话再解释一番。在讲清楚这个“萝卜头规则”是要教乡亲们开会之后，杨云标请人操着阜阳方言表演的模拟村里开会的小品终于让村民们嘻嘻哈哈笑出了声。再提问时，村民们就开始大起胆子、嚷嚷着发言：“开会不跑题”、“不做老好人”、“不搞野蛮争论”，袁天鹏和杨云标赶紧趁热打铁，把根据罗伯特议事规则设计出的“兴农合作社开会制度”拿出来跟村民们演练，演一段小品做一番讲解。等培训到了第四天，“我提议、我附议、我反对、我支持、表决”这些新词就从村民们嘴里大声说了出来。于是，源自西方议会精神的罗伯特议事规则与中国农村乡土现实的嫁接，就在这个看似有些不可思议的画面中开始了。
田
位于安徽阜阳市颍州区西南的南唐村，是属三合镇所辖146个自然村中的一个。30年前，“分田到户”的创举让同样地处淮北的凤阳小岗村出尽了风头。相比之下，南唐村好像并没有什么名气，以至于向阜阳本地人打听，可能都说不出它的具体位置。
从阜阳客运西站坐上南循公交车，一路都是典型的平原地貌。一马平川之上，零星散落的村庄被包围在早春的麦田中。大约跑半小时的水泥公路，在“孙庄路口”这一站下车，走下乡村公路就算进了村。颍河的支流水系穿村而过，在东边的颍上县汇入淮河。河水冲击出坦荡的平原，自发形成的村落之间也并没有明显的界限。“现在南唐村和周围两个村合并了，上面给改名叫三星村。不过大伙还是习惯叫南唐。”杨云标对记者解释说。
村里最主要的经济作物是冬小麦。有些人家搭起了大棚种蔬菜，其余各家院里也零散地养牛、养猪、养鸡，但都不成规模。村里人自己吃肉吃菜都要到相邻的三合集或是胡集上去买。作为全国排名前五位的劳务输出地，阜阳977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拥有超过975万人口，其中的200多万人出外打工。和阜阳的大部分农村一样，外出打工是南唐村里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近三十年来，南唐村的发展道路都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和中国所有普通农村一样经历了集体合作化时代到家庭承包经营时代的变迁。因为缺乏小岗村那样的“首创”，村民们似乎只是依照先例，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包产到户”的政策，而不会引来任何关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村里把地按人头分了下去，原来的生产大队分为了几个生产小队，但也不再组织村里的统一生产。“现在种地机械化了，收麦子都用联合收割机，地里也确实没多少活儿。年轻人差不多全出去打工去了，地都是家里的老人在种。”杨云标走在田埂上，指点着更远处的农田。从大专毕业带领村民维权到成为兴农合作社理事长，36岁的他在这个老龄化的村庄里算是为数不多的年轻面孔之一。“分来分去每家现在就是亩把地，最多的不过十亩，少的有一两亩，都是各种各的。”随着分田到户，村落的组织形态发生了根本改变。虽然一出门，遇上村里的老人还是会习惯性地问一声：“去大队啊?”但“生产队”这个概念早已在乡村自动解体。
南唐村每户人平均一亩地，这种程度上的“单干”并未引起村民经济水平上的分化，何况“光种麦子可卖不上价钱”。村民们虽然算不上富裕，也没有想象中那样贫困。“吃饭已经不成问题了。”杨云标说，“不像从前困难的时候，现在家家户户没有谁家是吃不上饭的。”但“单干”却直接影响了村民们对乡村公共事务的态度了。“在我看来，我们村和中国其他农村拥有的最大共同点就是‘散’。除了过去要统一开大会催收税费，搞计划生育。村里人好像也很少有机会聚在一起了。”另一方面随着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乡村传统的治理模式也受到了挑战，宗族秩序逐渐失去了威信。“过去乡村环境比较封闭，村里一族的长辈往往被当作有经验的权威，遇到村里有事要决议，说话顶用。现在年轻人出去打工，见过了飞机坐过了火车，回来对一辈子没出过门的老人们怎么能服气呢?”
前任村委会干部的贪污问题使村庄的分化变得更为明显。“如果说南唐村出名，就是因为当年我们农民自己搞维权”杨云标说，“其实，那会儿各地闹维权的村子也不少，但是只有我们搞了农民维权协会，引起了学者和媒体的注意。我们觉得不仅要把大家团结起来，还要理性。”
官
从2001年开始，南唐村的村委会选举就不如想象中顺利。唐殿林和杨云标都是那次开始进入村委会的。“1999年开始民自治选举，但那时的干部都在选举上捣鬼，到处贿选、拉票。选举之前一到夜里村里到处一片狗吠。2001年的大选，我们多次向上面反映村里选举程序不合法，要求取消流动票箱，自由选举候选人。”村里派代表去镇政府上访，镇政府怕抵挡不住就打电话报了警。但是等了大半天也没有警察来。后来，镇上派出所的警察私下跟杨云标他们说，当时听说了是南唐村选举的事，心里知道村民们有哩，就跟乡政府的人借口说太忙了，没出警。“最后，上面只好宣布之前的选举结果无效。”
“第二次选举只有唐殿林票数过半。”参加了当时选举的村民说，“以前村里贪污的几个干部都给老百姓选下来了。唐殿林当了村长，但上面还是又给任命了一个。”饭桌上，村民们嘻笑着议论以前的村干部：“他是不能不当官，他要是不当官，村里人还不得一人一脚踩死他!听说乡里要撤他的职，就赶紧送了三万块钱上去，两万块存在银行卡里，还忘记告诉人家取款密码!”“最可笑的是，自从那次选举之后，现在村里还没有村委会!”张勇是当年孙庄村维权的骨干，从区交通局病退之后回了村里，“应该说是没有合法的村委会。现在的只能叫‘管委会’，代替村委会办事。”
《阜阳县志》里曾记载过这个地方历年所遭受的灾祸：洪水、饥荒或者瘟疫。如今，当地早已没了修志的传统，如果有，阜阳境内发生的大事恐怕多半要落入“灾祸”的篇幅。套用新闻学上那篇著名的范文，简直再恰当不过：“如果要给老百姓的困窘程度或者不幸 程度评奖的话，许多城市都可以被列入候选名单。但是有一个城市是少不了的。这个中原小城，长期以来饱受一连串错误、丑闻、灾难的煎熬，似乎这个城市就是一个被诅咒的城市。”或者如同《南方周末》所评论：“为什么又是阜阳?为什么总是阜阳?过去几年，阜阳有着‘糟糕的记录’。如‘大头娃娃事件’、‘白宫’举报案和一系列涉及党政、司法机构的腐败丑闻。在中国，几乎没有哪个地区能‘吸引’如此众多的目光。”有人说，阜阳这个地方有最典型的官场疾病机理，其中蔓延的病毒比EV71更可怕。而反观南唐这个普通的乡村的治理，似乎也在照样按照某种官场潜规则运转。
去年村里的“一事一议”费，无论唐殿林怎样挨家挨户做工作，依然没能全数收上来。完不成任务镇里就不给村里拨钱，村里的办公经费只好让唐殿林和几个村干部垫付。比较起两任村委会的工作，这些过去的维权骨干也有些无奈：“人人都说唐殿林是个好人，可是当上干部就里外不是人了。”
维权完成之后，除了上访事件少了，村里的经济状况和公共事业还是没有什么改善。“以前我觉得‘平等’、‘自由’这些口号很重要，可是后来我发现与村民利益无关的，在村里其实都算不上大事。不管什么理念，只有从中获益村民才支持。”与村里其他人相比，杨云标的表达能力远胜他人。毕竟他学过法律，作为农民代表去过北京，甚至还给大学生们讲过课。但他说，他还是一直学不会政府那套语言。
2004年3月，杨云标组织成立了兴农合作社，希望能够再次把村民们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不只是南唐一个村，周围十里八村的村民都可以通过入股参加合作社，每股200元，最少入一股，最多不超过5股。除了给社员们统一批发种子、化肥、农药，合作社还承担了建沼气池、修路、农田治理等村里的一些公共事务。这些项目，哪些要干，怎么干，杨云标不愿意自己一个人说了算，可是拿给大家开会讨论又常常让项目悬而未决。——直到翻译了《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袁天鹏，带着这套制定规则的“元规则”下乡，一连花四天时间在村里教大伙如何开会。
讲起袁天鹏在南唐村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杨云标说，他也看到媒体上有很多评论和质疑。“其实我们不爱叫什么罗伯特议事规则，村里就叫议事规则。我们村里有人说得好，议事规则得先有事让大家议，之才有规则。要是光有规则不解决问题，那大伙说来说去也就没意思了。”春节过后。村民们还记得“北京来的袁老师”带着大家看小品，演练开会的场景，而“罗伯特议事规则”这个洋名词也并非那么绕口，已经被村民们认定“真管用”，连邻县的人都过来取经：以前讨论了一个月还决定不了的分红问题，这回花了2个小时就搞定了；村里商议了十年的鱼塘，今年终于开挖了。
民
农历二月二十。宜祭祀、沐浴。忌婚嫁、争执。
记者走进南唐村时，正赶上兴农合作社理事会换届选举。合作社当中的长条桌上铺着绿色丝绒台布，各组组长围坐在桌旁负责收选票，坐在上首的二三个老人胸前挂着选举委员会的工作证。负责守着红纸糊出来的票箱。屋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有些人蹲在墙角里填选票，有些拿着选票伏在桌上细看，有的刁着烟立在远处，有的坐在一旁默不做声。午饭还不及吃，选举委员会就开始唱票，很快公布出16位候选人，写在红纸上张榜公示。
在选举委员会组织投票的时候，杨云标正组织上一届理事会成员在合作社二楼开会，讨论合作社打算承包楼下小卖部的事。
“以前小卖部经营得不好，还老得有人看着，现在人家也不愿意干了，咱们想把小卖部以每年上缴合作社2000元的标准对外承包。大家看能不能形成一个动议。”
“我附议，2000元定得高了点，怕是没人意承包。不如定为1800元吧。”
“我反对。1800元太少了。咱这个小卖部位置这么好，一年2500元也不多。”
会议桌边，参会的人都很自觉地在发言之前先举手，在得到会议主持人的示意后才开始发言。商议过承包价格之后，大伙又为承包人的权责问题开始讨论。
“小卖部用电要向合作社交电费。”
“如果因为经营造成合作社房屋受损失的，比如失火。就要承担赔偿责任。”
“我反对。现在拟定了责任，如果承包人来了不同意咋办?不如安排专人来负责跟承包的人来谈，谈好了再定。可对?”
“还有没有补充?”几轮发言之后，主持人问大家，“如果没有补充，我们就对承包小卖郎的事情进行表决。暂定承包价是2000元钱两头跑，由杨云标和时校长负责，拟好承包责任章程后再向理事会汇报。”
午饭过后，理事会又讨论了联通公司给村里安装网络的事情。因为大伙都不是很懂网络方面的技术，杨云标提议，动议暂时搁置，由他和张勇负责去了解清楚之后再来讨论。
运用罗伯特议事规则，上午下午两场会从开会到散会不过半个小时，整个会场井然有序。“专家学者喜欢谈理论上的民主，大民主，也就是政体民主。但是我更关心日常的民主。”散会之后，杨云标斟酌着措辞。“以前总是讲民主，当家了却又不知道怎么做主了。照我看，民主也是一种能力，是需要学习的。只靠三年一届的村民委员会选举行吗?必须通过村里具体议事来训练。”
路
挖塘和修路是这会儿村里的头两件大事。
“挖塘可以养鱼，增加收入。将来在塘边种上树，栽上美人蕉，就是风景塘，城里人还可以来钓鱼。”负责挖塘的小组长韩金英这样打算，“可以用卖土的钱来抵雇挖掘机的工钱，挖一车土卖7元钱，挖泥的挣4元，村里挣3元。”从给各家各户做动员到年后开挖，眼看鱼塘已经初具规模，挖土的人却不愿给池塘包口沿。韩金英很生气：“包了口沿，他卖的土就少了，不合算。可是按当初讲好是要包口沿的。如果不包口沿，剩下的塘也不要挖了，我们另外去雇车。”两方僵持住了。
晌午，前任村干部的媳妇怕铲车挖到自家的田埂，哭着闹着跑到了塘边找合作社的小组长韩金英说理。自从被村民检举贪污后，她家男人就得上了精神病，工作组一来就犯病，工作组一走，病就好。幸亏被韩金英拉着，她只是寻死觅活地哭了一场，却放下了几句狠话：“这塘谁也不能挖了!”整个下午，挖掘机都停工了，却还得花钱雇人看着设备和电线。一直到天黑之后，韩金英还在跟挖塘的人交涉。合作社的几个人蹲在没挖成的池塘边上，不做声。只有香烟的火光在黑暗中一闪一闪。
安排好村里人夜里看塘，韩金英手还没摸着碗筷，对集资修路不满的村民已经来家里跟吵闹。“村里修路集资是按家里分地时的亩数，我们家虽然只有两口人在家，但是种着九口人的地，就要交450元钱。他家种着十口人的地，说家里四个人都在外面打工，按350元钱交了还不服气，非得变着法把那50元也要回去。”韩金英拿出登记在挂历上的收费明细给大伙看。
她所负责的这条路，经过南唐村小学。连接乡村公路。“人出去打工难道就不回来了?修不修这条路对我们家来说也没什么，就是可怜那些上学的孩子，一到雨天泥巴路就难走，都得家里老人背出来上学。老人们走着也吃力。”韩金英和丈夫站在门口给对方讲理，但是对方不依不饶，临近的几家人都跟着出来了，一拨人跟韩金英站在路边议论着评理，恼羞成怒的对方则躲在自家屋里，院子大门上的声控灯随着他家的叫骂声忽明忽暗。
如今，南唐村的村民可以通过村口的农村公交车，花上半小时时间到达阜阳市区。农村公交车票价一元，车内播放着只属于80年代的流行歌曲。沿路不时出现农民新建的房子，样式大多类似，三层，每层立两根“罗马柱”，石膏扶手围出一个欧式阳台。看到这样的房子，任何人都不会再为阜阳“白宫”感到奇怪，甚至阜阳本地人自己还会感到颇为委屈：“‘白宫’花得钱其实不必颍州区政府的办公楼多，就是模样太招摇。”从大路进村就是土路，坑洼不平，主要交通工具是摩托车。接连两天，工程承包队的杨经理都来看修路的现场，虽然用白灰画了线，这三条路都还没开工。其中一条路，因为要经过没入合作社的村子，还在为用地和集资的事情继续协商。
乡村的奇妙之处在于它彻底的现实主义。这些在我们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情，却是中国乡村的常态。同样是村庄里的选举、修路、带村民致富，杨云标也谈起了之前新闻中一度关注的少女村长白一彤：“村民们都习惯了让别人替自己做主，选上她，看中的是她背后所代表的力量。但是议事规则是让人人都能为自己做主。”
“农业技术。不成问题。但是我们这些人都不懂经营，合作社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带着大家找到一条致富之路。”杨云标现在只为这件事犯愁。当我把这些话复述给袁天鹏时，他笑着打断我：“跑题了。议事规则没法教人们怎么致富，不过可以保证人们不为了商量怎么致富、或者富了之后怎么分配打起来。”
2008年11月初。一连四天，袁天鹏和杨云标在阜阳南唐村里搞起的罗伯特议事规则培训看上去更像是一场盛大的节日。一大清早，村民们已经聚在合作社里：文艺队载歌载舞，用《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曲调唱起“合作社之歌”作为开场，村里的老老少少围坐在条凳上交头接耳，也有些站在人群里看热闹。屋里贴上了几张大白纸当作投影屏幕，挂起的红色横幅上写着“合作社能力建设培训”。从赴美留学参加“学生议会”领略到罗伯特议事规则的独特魅力，到回国后花两年时间把最新版《罗伯特议事规则》翻译成中文出版，袁天鹏在城市里也给大学和公司做过几次培训，但到农村去，这还是头一回。
起初，村民们眼中“北京来的袁老师”，讲起课来听得大伙懵懵懂懂，对着不远处的摄像机大眼瞪小眼，作为兴农合作社理事长的杨云标就只好添油加醋、用村里的土话再解释一番。在讲清楚这个“萝卜头规则”是要教乡亲们开会之后，杨云标请人操着阜阳方言表演的模拟村里开会的小品终于让村民们嘻嘻哈哈笑出了声。再提问时，村民们就开始大起胆子、嚷嚷着发言：“开会不跑题”、“不做老好人”、“不搞野蛮争论”，袁天鹏和杨云标赶紧趁热打铁，把根据罗伯特议事规则设计出的“兴农合作社开会制度”拿出来跟村民们演练，演一段小品做一番讲解。等培训到了第四天，“我提议、我附议、我反对、我支持、表决”这些新词就从村民们嘴里大声说了出来。于是，源自西方议会精神的罗伯特议事规则与中国农村乡土现实的嫁接，就在这个看似有些不可思议的画面中开始了。
田
位于安徽阜阳市颍州区西南的南唐村，是属三合镇所辖146个自然村中的一个。30年前，“分田到户”的创举让同样地处淮北的凤阳小岗村出尽了风头。相比之下，南唐村好像并没有什么名气，以至于向阜阳本地人打听，可能都说不出它的具体位置。
从阜阳客运西站坐上南循公交车，一路都是典型的平原地貌。一马平川之上，零星散落的村庄被包围在早春的麦田中。大约跑半小时的水泥公路，在“孙庄路口”这一站下车，走下乡村公路就算进了村。颍河的支流水系穿村而过，在东边的颍上县汇入淮河。河水冲击出坦荡的平原，自发形成的村落之间也并没有明显的界限。“现在南唐村和周围两个村合并了，上面给改名叫三星村。不过大伙还是习惯叫南唐。”杨云标对记者解释说。
村里最主要的经济作物是冬小麦。有些人家搭起了大棚种蔬菜，其余各家院里也零散地养牛、养猪、养鸡，但都不成规模。村里人自己吃肉吃菜都要到相邻的三合集或是胡集上去买。作为全国排名前五位的劳务输出地，阜阳977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拥有超过975万人口，其中的200多万人出外打工。和阜阳的大部分农村一样，外出打工是南唐村里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近三十年来，南唐村的发展道路都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和中国所有普通农村一样经历了集体合作化时代到家庭承包经营时代的变迁。因为缺乏小岗村那样的“首创”，村民们似乎只是依照先例，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包产到户”的政策，而不会引来任何关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村里把地按人头分了下去，原来的生产大队分为了几个生产小队，但也不再组织村里的统一生产。“现在种地机械化了，收麦子都用联合收割机，地里也确实没多少活儿。年轻人差不多全出去打工去了，地都是家里的老人在种。”杨云标走在田埂上，指点着更远处的农田。从大专毕业带领村民维权到成为兴农合作社理事长，36岁的他在这个老龄化的村庄里算是为数不多的年轻面孔之一。“分来分去每家现在就是亩把地，最多的不过十亩，少的有一两亩，都是各种各的。”随着分田到户，村落的组织形态发生了根本改变。虽然一出门，遇上村里的老人还是会习惯性地问一声：“去大队啊?”但“生产队”这个概念早已在乡村自动解体。
南唐村每户人平均一亩地，这种程度上的“单干”并未引起村民经济水平上的分化，何况“光种麦子可卖不上价钱”。村民们虽然算不上富裕，也没有想象中那样贫困。“吃饭已经不成问题了。”杨云标说，“不像从前困难的时候，现在家家户户没有谁家是吃不上饭的。”但“单干”却直接影响了村民们对乡村公共事务的态度了。“在我看来，我们村和中国其他农村拥有的最大共同点就是‘散’。除了过去要统一开大会催收税费，搞计划生育。村里人好像也很少有机会聚在一起了。”另一方面随着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乡村传统的治理模式也受到了挑战，宗族秩序逐渐失去了威信。“过去乡村环境比较封闭，村里一族的长辈往往被当作有经验的权威，遇到村里有事要决议，说话顶用。现在年轻人出去打工，见过了飞机坐过了火车，回来对一辈子没出过门的老人们怎么能服气呢?”
前任村委会干部的贪污问题使村庄的分化变得更为明显。“如果说南唐村出名，就是因为当年我们农民自己搞维权”杨云标说，“其实，那会儿各地闹维权的村子也不少，但是只有我们搞了农民维权协会，引起了学者和媒体的注意。我们觉得不仅要把大家团结起来，还要理性。”
官
从2001年开始，南唐村的村委会选举就不如想象中顺利。唐殿林和杨云标都是那次开始进入村委会的。“1999年开始民自治选举，但那时的干部都在选举上捣鬼，到处贿选、拉票。选举之前一到夜里村里到处一片狗吠。2001年的大选，我们多次向上面反映村里选举程序不合法，要求取消流动票箱，自由选举候选人。”村里派代表去镇政府上访，镇政府怕抵挡不住就打电话报了警。但是等了大半天也没有警察来。后来，镇上派出所的警察私下跟杨云标他们说，当时听说了是南唐村选举的事，心里知道村民们有哩，就跟乡政府的人借口说太忙了，没出警。“最后，上面只好宣布之前的选举结果无效。”
“第二次选举只有唐殿林票数过半。”参加了当时选举的村民说，“以前村里贪污的几个干部都给老百姓选下来了。唐殿林当了村长，但上面还是又给任命了一个。”饭桌上，村民们嘻笑着议论以前的村干部：“他是不能不当官，他要是不当官，村里人还不得一人一脚踩死他!听说乡里要撤他的职，就赶紧送了三万块钱上去，两万块存在银行卡里，还忘记告诉人家取款密码!”“最可笑的是，自从那次选举之后，现在村里还没有村委会!”张勇是当年孙庄村维权的骨干，从区交通局病退之后回了村里，“应该说是没有合法的村委会。现在的只能叫‘管委会’，代替村委会办事。”
《阜阳县志》里曾记载过这个地方历年所遭受的灾祸：洪水、饥荒或者瘟疫。如今，当地早已没了修志的传统，如果有，阜阳境内发生的大事恐怕多半要落入“灾祸”的篇幅。套用新闻学上那篇著名的范文，简直再恰当不过：“如果要给老百姓的困窘程度或者不幸 程度评奖的话，许多城市都可以被列入候选名单。但是有一个城市是少不了的。这个中原小城，长期以来饱受一连串错误、丑闻、灾难的煎熬，似乎这个城市就是一个被诅咒的城市。”或者如同《南方周末》所评论：“为什么又是阜阳?为什么总是阜阳?过去几年，阜阳有着‘糟糕的记录’。如‘大头娃娃事件’、‘白宫’举报案和一系列涉及党政、司法机构的腐败丑闻。在中国，几乎没有哪个地区能‘吸引’如此众多的目光。”有人说，阜阳这个地方有最典型的官场疾病机理，其中蔓延的病毒比EV71更可怕。而反观南唐这个普通的乡村的治理，似乎也在照样按照某种官场潜规则运转。
去年村里的“一事一议”费，无论唐殿林怎样挨家挨户做工作，依然没能全数收上来。完不成任务镇里就不给村里拨钱，村里的办公经费只好让唐殿林和几个村干部垫付。比较起两任村委会的工作，这些过去的维权骨干也有些无奈：“人人都说唐殿林是个好人，可是当上干部就里外不是人了。”
维权完成之后，除了上访事件少了，村里的经济状况和公共事业还是没有什么改善。“以前我觉得‘平等’、‘自由’这些口号很重要，可是后来我发现与村民利益无关的，在村里其实都算不上大事。不管什么理念，只有从中获益村民才支持。”与村里其他人相比，杨云标的表达能力远胜他人。毕竟他学过法律，作为农民代表去过北京，甚至还给大学生们讲过课。但他说，他还是一直学不会政府那套语言。
2004年3月，杨云标组织成立了兴农合作社，希望能够再次把村民们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不只是南唐一个村，周围十里八村的村民都可以通过入股参加合作社，每股200元，最少入一股，最多不超过5股。除了给社员们统一批发种子、化肥、农药，合作社还承担了建沼气池、修路、农田治理等村里的一些公共事务。这些项目，哪些要干，怎么干，杨云标不愿意自己一个人说了算，可是拿给大家开会讨论又常常让项目悬而未决。——直到翻译了《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袁天鹏，带着这套制定规则的“元规则”下乡，一连花四天时间在村里教大伙如何开会。
讲起袁天鹏在南唐村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杨云标说，他也看到媒体上有很多评论和质疑。“其实我们不爱叫什么罗伯特议事规则，村里就叫议事规则。我们村里有人说得好，议事规则得先有事让大家议，之才有规则。要是光有规则不解决问题，那大伙说来说去也就没意思了。”春节过后。村民们还记得“北京来的袁老师”带着大家看小品，演练开会的场景，而“罗伯特议事规则”这个洋名词也并非那么绕口，已经被村民们认定“真管用”，连邻县的人都过来取经：以前讨论了一个月还决定不了的分红问题，这回花了2个小时就搞定了；村里商议了十年的鱼塘，今年终于开挖了。
民
农历二月二十。宜祭祀、沐浴。忌婚嫁、争执。
记者走进南唐村时，正赶上兴农合作社理事会换届选举。合作社当中的长条桌上铺着绿色丝绒台布，各组组长围坐在桌旁负责收选票，坐在上首的二三个老人胸前挂着选举委员会的工作证。负责守着红纸糊出来的票箱。屋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有些人蹲在墙角里填选票，有些拿着选票伏在桌上细看，有的刁着烟立在远处，有的坐在一旁默不做声。午饭还不及吃，选举委员会就开始唱票，很快公布出16位候选人，写在红纸上张榜公示。
在选举委员会组织投票的时候，杨云标正组织上一届理事会成员在合作社二楼开会，讨论合作社打算承包楼下小卖部的事。
“以前小卖部经营得不好，还老得有人看着，现在人家也不愿意干了，咱们想把小卖部以每年上缴合作社2000元的标准对外承包。大家看能不能形成一个动议。”
“我附议，2000元定得高了点，怕是没人意承包。不如定为1800元吧。”
“我反对。1800元太少了。咱这个小卖部位置这么好，一年2500元也不多。”
会议桌边，参会的人都很自觉地在发言之前先举手，在得到会议主持人的示意后才开始发言。商议过承包价格之后，大伙又为承包人的权责问题开始讨论。
“小卖部用电要向合作社交电费。”
“如果因为经营造成合作社房屋受损失的，比如失火。就要承担赔偿责任。”
“我反对。现在拟定了责任，如果承包人来了不同意咋办?不如安排专人来负责跟承包的人来谈，谈好了再定。可对?”
“还有没有补充?”几轮发言之后，主持人问大家，“如果没有补充，我们就对承包小卖郎的事情进行表决。暂定承包价是2000元钱两头跑，由杨云标和时校长负责，拟好承包责任章程后再向理事会汇报。”
午饭过后，理事会又讨论了联通公司给村里安装网络的事情。因为大伙都不是很懂网络方面的技术，杨云标提议，动议暂时搁置，由他和张勇负责去了解清楚之后再来讨论。
运用罗伯特议事规则，上午下午两场会从开会到散会不过半个小时，整个会场井然有序。“专家学者喜欢谈理论上的民主，大民主，也就是政体民主。但是我更关心日常的民主。”散会之后，杨云标斟酌着措辞。“以前总是讲民主，当家了却又不知道怎么做主了。照我看，民主也是一种能力，是需要学习的。只靠三年一届的村民委员会选举行吗?必须通过村里具体议事来训练。”
路
挖塘和修路是这会儿村里的头两件大事。
“挖塘可以养鱼，增加收入。将来在塘边种上树，栽上美人蕉，就是风景塘，城里人还可以来钓鱼。”负责挖塘的小组长韩金英这样打算，“可以用卖土的钱来抵雇挖掘机的工钱，挖一车土卖7元钱，挖泥的挣4元，村里挣3元。”从给各家各户做动员到年后开挖，眼看鱼塘已经初具规模，挖土的人却不愿给池塘包口沿。韩金英很生气：“包了口沿，他卖的土就少了，不合算。可是按当初讲好是要包口沿的。如果不包口沿，剩下的塘也不要挖了，我们另外去雇车。”两方僵持住了。
晌午，前任村干部的媳妇怕铲车挖到自家的田埂，哭着闹着跑到了塘边找合作社的小组长韩金英说理。自从被村民检举贪污后，她家男人就得上了精神病，工作组一来就犯病，工作组一走，病就好。幸亏被韩金英拉着，她只是寻死觅活地哭了一场，却放下了几句狠话：“这塘谁也不能挖了!”整个下午，挖掘机都停工了，却还得花钱雇人看着设备和电线。一直到天黑之后，韩金英还在跟挖塘的人交涉。合作社的几个人蹲在没挖成的池塘边上，不做声。只有香烟的火光在黑暗中一闪一闪。
安排好村里人夜里看塘，韩金英手还没摸着碗筷，对集资修路不满的村民已经来家里跟吵闹。“村里修路集资是按家里分地时的亩数，我们家虽然只有两口人在家，但是种着九口人的地，就要交450元钱。他家种着十口人的地，说家里四个人都在外面打工，按350元钱交了还不服气，非得变着法把那50元也要回去。”韩金英拿出登记在挂历上的收费明细给大伙看。
她所负责的这条路，经过南唐村小学。连接乡村公路。“人出去打工难道就不回来了?修不修这条路对我们家来说也没什么，就是可怜那些上学的孩子，一到雨天泥巴路就难走，都得家里老人背出来上学。老人们走着也吃力。”韩金英和丈夫站在门口给对方讲理，但是对方不依不饶，临近的几家人都跟着出来了，一拨人跟韩金英站在路边议论着评理，恼羞成怒的对方则躲在自家屋里，院子大门上的声控灯随着他家的叫骂声忽明忽暗。
如今，南唐村的村民可以通过村口的农村公交车，花上半小时时间到达阜阳市区。农村公交车票价一元，车内播放着只属于80年代的流行歌曲。沿路不时出现农民新建的房子，样式大多类似，三层，每层立两根“罗马柱”，石膏扶手围出一个欧式阳台。看到这样的房子，任何人都不会再为阜阳“白宫”感到奇怪，甚至阜阳本地人自己还会感到颇为委屈：“‘白宫’花得钱其实不必颍州区政府的办公楼多，就是模样太招摇。”从大路进村就是土路，坑洼不平，主要交通工具是摩托车。接连两天，工程承包队的杨经理都来看修路的现场，虽然用白灰画了线，这三条路都还没开工。其中一条路，因为要经过没入合作社的村子，还在为用地和集资的事情继续协商。
乡村的奇妙之处在于它彻底的现实主义。这些在我们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情，却是中国乡村的常态。同样是村庄里的选举、修路、带村民致富，杨云标也谈起了之前新闻中一度关注的少女村长白一彤：“村民们都习惯了让别人替自己做主，选上她，看中的是她背后所代表的力量。但是议事规则是让人人都能为自己做主。”
“农业技术。不成问题。但是我们这些人都不懂经营，合作社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带着大家找到一条致富之路。”杨云标现在只为这件事犯愁。当我把这些话复述给袁天鹏时，他笑着打断我：“跑题了。议事规则没法教人们怎么致富，不过可以保证人们不为了商量怎么致富、或者富了之后怎么分配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