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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雨中的奔跑》是李迎兵先生的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描述在京漂泊者困顿与不屈生活的长篇小说。身份确认危机、物质困境、精神危机成为压在他们身上的三座大山，他们会选择追忆故土，更会选择雨中坚强的奔跑，而这，则成为万千都市异乡人真实的精神象征。
关键词：都市异乡人 城市危机 救赎之道
《雨中的奔跑》是山西吕梁籍在京作家李迎兵创作的带有浓郁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正如书名所言，这是一部描写个人坎坷经历的作品，写尽了主人公“我”在追求梦想与幸福的路上所遭遇的重重艰难与险阻，却还是没有放弃自己对生的渴望与爱的信仰，不停地在雨中奔跑以此来对命运进行顽强的反抗。童年是人的生命源头，在无力与现实作斗争时，“我”会退回到过去，把在故乡的回忆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来获得救赎。但是，“我”还能回到故乡吗？答案是否定的，“我”试图回去，但是故乡却不再是“我”记忆里的故乡了。即使重返故乡“我”也依旧是个异乡人，没办法找到自己的根与归宿。“我”只能像蒲公英一样继续自己奔跑的使命，在前行的道路上汲取力量。
一、都市异乡人的城市危机
关于“异乡人”的定义，最早见于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的《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态的研究》一书。西美尔认为“异乡人”“不是今天来明天去的漫游者，而是今天到来并且明天留下的人，或者可以称为潜在的漫游者，即尽管没有再走，但尚未完全忘却来去的自由”{1}。改革开放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打破了之前城乡固化的结构模式，为人口的流动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更多的都市“异乡人”，他们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的机会，纷纷舍弃自己熟悉的故土，满怀憧憬地走向象征梦想开始的地方——大都市，试图融入城市文明。然而，对于大城市而言，他们却始终是个外来者，是这个城市的边缘化存在，很难获得身份认同。《雨中的奔跑》以第二人称的叙述方式这样写道：“你的出现，让这座城市多少有些难堪。城市像一辆正在行驶的邮车。你只不过是如同一只毫不起眼的包裹暂时栖居在这里。”这是一个外来者在这个城市的切身体会，他与城市有染，城市却与他无关。“我的到来，对于整个城市来说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我自己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步，命运的车辆从此会走上新的轨道。”那么，来到城市是否就真的让命运对“我”另眼相看了？似乎并没有。“我”面临更严重的生存危机，那远远不是农业文明笼罩下的故土的生存境况所能比拟的。
首先，作为一个都市异乡人，“我”在城市遭遇着身份确认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政策规定外来务工者进入城市必须要有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和务工证。这种制度造就的鸿沟犹如一条警戒线，将都市异乡人下意识地视为威胁社会安定的“异类”，使他们无法在城市面前获得应有的尊重和身份认同，时刻处于局促不安之中。就像文中的主人公在听朋友说起警察将大街上好好走着的“三无”人员不由分说地拉上路边的依维柯时，会不由自主地哆嗦一下子，担心下一次就会轮到自己。
身份确认危机造成了都市异乡人的被排斥感，然而真正威胁他们在城市生存的首要条件还是物质。人只有在物质上比较充裕，精神才能更加自由，实现“诗意地栖居”。然而，“诗意地栖居”终究是一个理想化的彼岸世界，最起码对于文中的主人公“我”是难以实现的。“我常常给书商田瓜当枪手。所谓枪手，便是制造一大堆文字垃圾，然后挣出明天的饭钱。我不这样干，就只能露宿街头。”物质的挤压把人抛入一个近乎绝望的境地，女友宋歌的意外怀孕更是让人感到无助惶恐，“我们就结婚吧？可是哪来的钱呢？结婚也是一种消费啊！”最终他们选择了去医院打掉孩子。谋生尚且不能，谋爱更是困难。小人物在物质的重压下变得如蝼蚁般卑微渺小，为了生存甚至不得不放弃人的基本权利——结婚生子。生存危机以极其惨烈的方式逼迫着都市异乡人，在这个金钱至上的时代，强大的物质霸主掌握着话语权和主动权，而那些深陷物质困境的都市异乡人只能被驱赶到边缘化的地带，一步步丧失自己作为人的尊严，这无疑会加重他们的漂泊感与危机感。
与物质困境相比，精神危机似乎更是一个难题。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2}然而，“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3}。都市异乡人在钢筋水泥铸就的森林里迷失了自己，成了无根的浮萍和失语的路人甲。“我在北京总是面对电话本上的一个个人名和号码发呆……有时，我会出于无聊之极，便占卜一般，随便拨一个号码。无论对方是谁，我拨通之后会突然改变主意，竟然不知所措，一下子就挂断了。”身居闹市之中，繁华喧嚣却丝毫没有冲淡心头的孤独和寂寞。个体在都市之中遭遇着空前的精神危机，他们不禁开始追问自己当初选择城市的目的，“我来北京寻找什么呢？是所谓的理想，还是虚幻的爱情？我一无所知。”“我”希望像当年那个从湘西跑来京城的文学青年沈从文一样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然而“我”的寻梦之旅却充满了坎坷磨难。宋歌含沙射影地讽刺“我”：“他成功了，而你呢？你会成功吗？”就连“我”的诗人朋友周空也说：“文学快他妈的都成了婊子了，快成了当官的擦脚布了，你丫的还这么不识时务？……你丫的混得也差不多快成孔乙己了，这是何苦呢？你丫的以为你是谁啊？”理想在现实面前显得不堪一击，而爱情也同样让人无奈绝望。宋歌和“我”的感情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中充满了试探性的意味，我们就像在进行拉锯战一样进行着感情的较量。宋歌渴望抓住身边任何一个可以抓住的人做救命稻草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显然“我”不是这样的人，没钱没势的“我”甚至连自己的命运也无力把握。所以最后宋歌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我”投向了金老板的怀抱。当爱情也逝去的时候，“我”在这个城市更是显得可悲可笑，所有看似美好的东西终于露出了它本来的面目，张牙舞爪地吞噬着一个追梦青年的希冀。
二、都市异乡人的救赎之道
关键词：都市异乡人 城市危机 救赎之道
《雨中的奔跑》是山西吕梁籍在京作家李迎兵创作的带有浓郁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正如书名所言，这是一部描写个人坎坷经历的作品，写尽了主人公“我”在追求梦想与幸福的路上所遭遇的重重艰难与险阻，却还是没有放弃自己对生的渴望与爱的信仰，不停地在雨中奔跑以此来对命运进行顽强的反抗。童年是人的生命源头，在无力与现实作斗争时，“我”会退回到过去，把在故乡的回忆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来获得救赎。但是，“我”还能回到故乡吗？答案是否定的，“我”试图回去，但是故乡却不再是“我”记忆里的故乡了。即使重返故乡“我”也依旧是个异乡人，没办法找到自己的根与归宿。“我”只能像蒲公英一样继续自己奔跑的使命，在前行的道路上汲取力量。
一、都市异乡人的城市危机
关于“异乡人”的定义，最早见于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的《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态的研究》一书。西美尔认为“异乡人”“不是今天来明天去的漫游者，而是今天到来并且明天留下的人，或者可以称为潜在的漫游者，即尽管没有再走，但尚未完全忘却来去的自由”{1}。改革开放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打破了之前城乡固化的结构模式，为人口的流动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更多的都市“异乡人”，他们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的机会，纷纷舍弃自己熟悉的故土，满怀憧憬地走向象征梦想开始的地方——大都市，试图融入城市文明。然而，对于大城市而言，他们却始终是个外来者，是这个城市的边缘化存在，很难获得身份认同。《雨中的奔跑》以第二人称的叙述方式这样写道：“你的出现，让这座城市多少有些难堪。城市像一辆正在行驶的邮车。你只不过是如同一只毫不起眼的包裹暂时栖居在这里。”这是一个外来者在这个城市的切身体会，他与城市有染，城市却与他无关。“我的到来，对于整个城市来说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我自己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步，命运的车辆从此会走上新的轨道。”那么，来到城市是否就真的让命运对“我”另眼相看了？似乎并没有。“我”面临更严重的生存危机，那远远不是农业文明笼罩下的故土的生存境况所能比拟的。
首先，作为一个都市异乡人，“我”在城市遭遇着身份确认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政策规定外来务工者进入城市必须要有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和务工证。这种制度造就的鸿沟犹如一条警戒线，将都市异乡人下意识地视为威胁社会安定的“异类”，使他们无法在城市面前获得应有的尊重和身份认同，时刻处于局促不安之中。就像文中的主人公在听朋友说起警察将大街上好好走着的“三无”人员不由分说地拉上路边的依维柯时，会不由自主地哆嗦一下子，担心下一次就会轮到自己。
身份确认危机造成了都市异乡人的被排斥感，然而真正威胁他们在城市生存的首要条件还是物质。人只有在物质上比较充裕，精神才能更加自由，实现“诗意地栖居”。然而，“诗意地栖居”终究是一个理想化的彼岸世界，最起码对于文中的主人公“我”是难以实现的。“我常常给书商田瓜当枪手。所谓枪手，便是制造一大堆文字垃圾，然后挣出明天的饭钱。我不这样干，就只能露宿街头。”物质的挤压把人抛入一个近乎绝望的境地，女友宋歌的意外怀孕更是让人感到无助惶恐，“我们就结婚吧？可是哪来的钱呢？结婚也是一种消费啊！”最终他们选择了去医院打掉孩子。谋生尚且不能，谋爱更是困难。小人物在物质的重压下变得如蝼蚁般卑微渺小，为了生存甚至不得不放弃人的基本权利——结婚生子。生存危机以极其惨烈的方式逼迫着都市异乡人，在这个金钱至上的时代，强大的物质霸主掌握着话语权和主动权，而那些深陷物质困境的都市异乡人只能被驱赶到边缘化的地带，一步步丧失自己作为人的尊严，这无疑会加重他们的漂泊感与危机感。
与物质困境相比，精神危机似乎更是一个难题。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2}然而，“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3}。都市异乡人在钢筋水泥铸就的森林里迷失了自己，成了无根的浮萍和失语的路人甲。“我在北京总是面对电话本上的一个个人名和号码发呆……有时，我会出于无聊之极，便占卜一般，随便拨一个号码。无论对方是谁，我拨通之后会突然改变主意，竟然不知所措，一下子就挂断了。”身居闹市之中，繁华喧嚣却丝毫没有冲淡心头的孤独和寂寞。个体在都市之中遭遇着空前的精神危机，他们不禁开始追问自己当初选择城市的目的，“我来北京寻找什么呢？是所谓的理想，还是虚幻的爱情？我一无所知。”“我”希望像当年那个从湘西跑来京城的文学青年沈从文一样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然而“我”的寻梦之旅却充满了坎坷磨难。宋歌含沙射影地讽刺“我”：“他成功了，而你呢？你会成功吗？”就连“我”的诗人朋友周空也说：“文学快他妈的都成了婊子了，快成了当官的擦脚布了，你丫的还这么不识时务？……你丫的混得也差不多快成孔乙己了，这是何苦呢？你丫的以为你是谁啊？”理想在现实面前显得不堪一击，而爱情也同样让人无奈绝望。宋歌和“我”的感情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中充满了试探性的意味，我们就像在进行拉锯战一样进行着感情的较量。宋歌渴望抓住身边任何一个可以抓住的人做救命稻草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显然“我”不是这样的人，没钱没势的“我”甚至连自己的命运也无力把握。所以最后宋歌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我”投向了金老板的怀抱。当爱情也逝去的时候，“我”在这个城市更是显得可悲可笑，所有看似美好的东西终于露出了它本来的面目，张牙舞爪地吞噬着一个追梦青年的希冀。
二、都市异乡人的救赎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