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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库书楼记》一文中写到，近代中国在史料发现上有四大收获，分别为殷墟甲骨、汉晋简牍、六朝及唐卷轴，以及为内阁大库所藏元明及清代文书档案，也称“大内档案”。所谓大内，是指皇帝宫殿或宫内库房。“大内档案”便是指清政府于康熙九年（1670年）起开始存放于紫禁城里内阁大库内的档案，故又称“内阁档案”。这些档案包括皇帝诏令、臣僚进呈并經皇帝批阅过的奏章、朱谕;皇帝起居注、官修实录、圣训、会典、历科殿试的卷子等。存放档案的内阁大库共有六大间，围绕这批重要档案，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演绎了一波三折、令人扼腕而叹的“伤心剧”… …
差点被销毁的重要档案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内阁大库因年久失修，出现严重渗漏，为维修内阁大库，便将残缺和雨淋虫蚀者运出焚化，计毁朱批红本4500捆约30万件。不料随着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其险恶大大超过渗漏对于内阁大库的威胁。此情此景下，修缮内阁大库已排不上议事日程。这一搁几近十年，直到清宣统元年（1909年），内阁大库突然崩塌一个角，发出库房危险的警告。修缮内阁大库，这一年终于被付诸实施。
修缮之前得先迁移档案。清政府便将年代近一些的档案迁至内阁大库对面的文华殿，其他不及迁移的档案暂时仍集中存放库内。事有凑巧，其间摄政王载沣要查阅清初摄政典礼档案，手下人遍寻之下，就是查找不到他所要的档案。载沣不悦道，要找的档案没有，碍眼的竟是些没用的，还不如销毁了。
于是大量所谓“无用”的档案，被挑拣出来堆在一边，等待销毁。其中仅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朝的红本朱批档案就有100余万件。这时候有两个关键人物无意间走近了这批珍档，从而使它们暂时免遭被销毁的命运。这二人一是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兼学部大臣张之洞，另一人是学部参事罗振玉。直接走近这批待销毁档案的是后者，但他却是奉前者命令行事。张之洞是为打算成立“京师图书馆”，派罗振玉到内阁大库挑拣一批书籍典册。那天罗振玉走近内阁大库，一眼看到捆扎在一起堆得高高的待销毁档案。罗顺手抽出两卷翻阅，顿时就愣住了。原来他顺手抽出的两卷待销毁档案，一份是乾隆年间漕运总干事管干珍在任期内写给朝廷的奏折;另一份为乾隆年间军机大臣阿文成出征金川时的奏折。如此重要的档案史料，何以就要销毁呢？罗振玉赶紧将此情况向张之洞汇报。张遂紧急上奏请求保存这批待销毁档案。经过他的努力周旋，这些重要档案终于逃过一劫，并获准将它们交由学部图书馆管理。不久，放置于文华殿的档案迁移至国子监敬一亭，内阁大库中的档案仍放原处。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于1912年打算建立历史博物馆，遂在国子监成立了筹备处，内阁大库档案成了它的基本珍藏。
1916年，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迁往端门办公，档案也随之搬到端门等处。此时原先的学部已改称教育部，教育部尽管接管了内阁大库档案，但并没有认真保管，当时数十名整理者马虎地将挑出的部分档案放置于门楼，剩余大批档案被装进大量麻袋，堆放在端门门洞中。
纸商们的“生意经”
毕竟是重要档案史料，有人冷落它们，也有人“青睐”它们，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著名的版本学家傅增湘即属后者。知道有这样一批宝贝，傅增湘当即派了两个人去麻袋里“寻宝”，其中一人便是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鲁迅因了这次经历，后来写出杂文《谈所谓“大内档案”》。文章讲述道：“这回是F先生来做教育总长了，他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听到了什么谣言，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这一类谣言是常有的，我早先还听得人说，其中且有什么妃的绣鞋和什么王的头骨哩。有一天，他就发了一个命令，教我和G主事试看麻袋。即日搬了二十个到西花厅，我们俩在尘埃中看宝贝，大抵是贺表，黄绫封，要说好是也可以说好的……”。
民国十一年（1922年）前后，适值北洋军阀曹锟贿选时期，政府财政空虚，教育部工资也发不出。教育部所属历史博物馆无奈之下，经向教育部请示批准，将放置于故宫的档案分两次出卖。第一次被当作废纸出卖的是朝房东侧存放的明永乐至万历年间的档案共十几万斤，经过一些纸商竞价后，被十几个白纸坊商人合股以三千多元的标价购买到手。仅仅再将这批档案当废纸转一下手卖出去，这些纸商便足足赚了两倍利润。钱是赚了，但这批珍贵的明朝档案却从此流失。第二批出卖的是存放在午门内外两侧朝房和端门门洞内的明朝崇祯和清朝顺治至宣统时的档案史料，计有十四万八千余斤。这次竞标者一下子冒出四家。当时历史博物馆有个姓傅的庶务常到西单牌楼朝西旧门牌150号同懋增南纸文具店购买办公用品，这天他在同懋增对经理程运增说，这笔生意不做，你会后悔的。
程运增禁不住游说，尽管资金尚有缺口，仍以月息一分二厘向天兴银号经理李云舫贷款五千，讲定半年内偿还。后来同懋增用四千零五十元银圆买下这批被装入八千只麻袋的档案。这些档案同懋增放不下，于是除了在店里放一部分，另外还租了善果寺各大殿和配殿当临时仓库。拉货那天，同懋增共派出50辆马拉大车，一路浩浩荡荡，无数路人驻足观看。这支队伍由同懋增两位年届五十、富有经验的伙计李华甫、张玉峰率领十几人负责押运，拉运了十几天，才把这批货运完。
同懋增多少还识货，他们只是将部分档案拣出，当作废纸送工厂作再生纸原料，大部分指派李华甫、张玉峰在善果寺就地零售。短短几天，便卖出一千斤。一天，有人到同懋增找经理程运增，说有人愿出价八千银圆，将这些麻袋里的东西全买下，问他干不干？有这等好事，程经理自然乐了。正在这时，琉璃厂悦古斋古玩字画店经理韩益轩又找来了，他对程说，我帮你以一万五千元出手这批货物，事成后给我一成介绍费。韩益轩前脚刚走，后脚琉璃厂古籍书商韩自元又来了，他让程将他先前拣出来的一百五十斤旧书论斤卖给他，一元银圆一斤。付款前，韩另外又装了几袋奏折，共付了二百银圆。
不一日，韩益轩又来到同懋增，而且还带来前清遗老金梁和宝熙。韩益轩对程运增说，此二老愿意全部购下那些东西。程和店里各执事研究后，以二万二千元（另有一万二千元之说）和买主成交。隔一日，为签合同，这批货的真正买主终于出场，他便是罗振玉。 罗振玉怎么会成为这笔大宗买卖买主的呢？原来当这批内阁档案经由善果寺“零售窗口”流散民间时，有个认识金梁的人知道金梁识货，便手持几份买来的朱批谕旨档案向他高价兜售。金梁一见之下就看出这些都是大内档案。与此同时，他的朋友罗振玉也无意间在市摊上发现有人出卖“洪承畴揭贴”以及“高丽王进贡表”等大内档案。追寻之下，终于得知早先被“抢救”下来的大内档案，如今都已被同懋增悉数收购，于是罗振玉就决定将它们全部买下。具体商谈过程他没有出面，在洽购时才带着支票来找同懋增。双方当即签订了如下合同——
立此合同人程林坡，今有字纸折奏杂烂书本废纸一宗，约数在十二三万斤上下，经中人韩益轩说合，全数卖与金息侯名下自用，言明每百斤价现大洋十元，言定两造并无反悔，以过斤秤为付价准数，期至不过三五日为度，当交定洋五百元，言明不准不卖，不能不要，言定价各无增减，两相情愿，各无异说，空口无凭，立此合同两张为据… …
程林坡即程运增，金息侯即金梁。同懋增收到支票后，即交给了天兴银号，存入同增懋账号。
这时候，罗振玉向程经理提出一个要求，能不能同善果寺方丈商量一下，这些档案暂且仍寄放在寺内，容日后觅得合适的地方再搬走。此事很快也就办妥。罗振玉接着选派十几个人对这些大内档案进行整理和编目，这批档案中有满蒙文的辽、金、元事例，都属机密史料，除皇帝和军机大臣外，他人绝难一见。其中还有明朝的题本行稿，是关于边务战事的第一手军事资料，后来，罗振玉即利用这些档案史料，编印了《史料丛刊初编》。
如果以为这些大内档案有了自己的归属，从此可以安定那就错了。殊不知这批档案经过整理后，也成了罗振玉、金梁等人赚钱的资本。先是相当部分大内档案被罗振玉以高价卖给了清朝另一遗老李盛铎。后者作为“文物档案贩子”早有前科，当年民国政府曾指派新疆巡抚何彦升将留存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劫后余存的经卷，用大车拉回北京。当大车到达北京打磨厂时，何巡抚居然将大车先拉回到了自己家，前来迎接他的有他儿子何震彝以及儿子的岳父，也是何巡抚的亲家，此人即是李盛铎。就是这一干人，侵吞了大量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经卷。李盛铎尝过甜头，此番既有机会，他岂会甘心错过。据知李盛铎将到手的大内档案挑了一部分留在手边待价而沽外，其余六万斤运往了天津，后来这些大内档案又运往大连。尤有甚者，罗振玉还将大内档案出卖给了日本人松崎。1928年以后，李盛铎又将部分大内档案高价卖给了当时的北京历史语言研究所。如果说这多少总算是卖给“自己人”，那么将内阁大库档案与日本人换钱，其性质显然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就国人的感情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不幸之中的万幸
内阁大库档案一经流出，自是风雨飘摇，命运难料。所幸历史博物馆当时放在故宫的一些内阁大库档案总算没有成为“商品”，被人倒来倒去换取钱财。
1922年，旧北京大学经北洋政府教育部同意，将这部分档案移至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部门代为保管和整理。数量计有62箱，1502袋。其中尤以清代早期档案居多。北大为此组织史学系、国文系教职工、学生进行整理，并成立了一个“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负责此事。
到了1925年10月，亦即溥仪被驱逐出宫的次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内设古物、图书、文献三个馆。历史档案归属文献馆。文献馆先将内廷皇宫中的机关档案集中起来进行整理，随后打算将内阁大库中残存的档案也一并统一保管。
但内阁大库地处外朝阳区域，辛亥革命后溥仪将外朝宫殿如文华殿、武英殿等交给北洋政府，他本人则仍在内廷居住。外朝宫殿则归北洋政府内务部管理，内务部将热河（即承德）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陈设的文物在外朝成立了一个古物陈列所。他们对归属自己管辖的库藏档案不闻不问，但又不肯移交给故宫博物院。后来在后者和古物陈列所、内务部的一再交涉下，直到1930年，才同意将这批遭逢尘封虫啮的档案让故宫博物院接管。
在此前，社会上围绕大内档案的流失，舆论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尤其是罗振玉将40余箱大内档案出卖给日本人松崎后，此事传出，国人顿时议论纷纷。偏偏此时，《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一号（1927年11月出版）发表了蒋彝潜《论档案的售出》一文，为之辩解，还说国立图书馆“五六年来一直到此刻，每次战争的胜利来去总得糟蹋掉很多”。
正是在這样的背景下，愤慨之下的鲁迅提笔撰写了杂文《谈所谓“大内档案”》。鲁迅在文末写道：“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内阁大库档案今归何处
谈及内阁大库档案的最终归宿，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结合前文所述，在此略做交代。
1909年内阁大库修缮时，一部分档案得以留存库内，另一部分则被移至文华殿。得以留存库内的档案，后存于故宫文献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移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被移交至文华殿的档案，则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尚算得到稳妥保存的那一部分，主要有几个去向：一部分由历史博物馆（1912年筹建）继续保管，1949年后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一部分在1922年移至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52年左右移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有一部分在1930年移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6年该所迁址南京，携部分档案移至新址（1948年至1949年被迁往台湾），留存北京的档案暂存端门（后于1954年正式移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命运多舛的那“八千麻袋”内阁大库档案，自打隶属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历史博物馆将其作为废纸流出，便有了令人唏嘘的境遇。在同懋增等纸商的经手下，被化为纸浆比较多，而且主要是明代档案。被免于化为纸浆而幸存的那些档案，一部分由罗振玉移至奉天图书馆，1947年时被运至北平，1958年移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本文修改和图片提供得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专家团队帮助，特此鸣谢）
编辑：黄灵
差点被销毁的重要档案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内阁大库因年久失修，出现严重渗漏，为维修内阁大库，便将残缺和雨淋虫蚀者运出焚化，计毁朱批红本4500捆约30万件。不料随着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其险恶大大超过渗漏对于内阁大库的威胁。此情此景下，修缮内阁大库已排不上议事日程。这一搁几近十年，直到清宣统元年（1909年），内阁大库突然崩塌一个角，发出库房危险的警告。修缮内阁大库，这一年终于被付诸实施。
修缮之前得先迁移档案。清政府便将年代近一些的档案迁至内阁大库对面的文华殿，其他不及迁移的档案暂时仍集中存放库内。事有凑巧，其间摄政王载沣要查阅清初摄政典礼档案，手下人遍寻之下，就是查找不到他所要的档案。载沣不悦道，要找的档案没有，碍眼的竟是些没用的，还不如销毁了。
于是大量所谓“无用”的档案，被挑拣出来堆在一边，等待销毁。其中仅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朝的红本朱批档案就有100余万件。这时候有两个关键人物无意间走近了这批珍档，从而使它们暂时免遭被销毁的命运。这二人一是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兼学部大臣张之洞，另一人是学部参事罗振玉。直接走近这批待销毁档案的是后者，但他却是奉前者命令行事。张之洞是为打算成立“京师图书馆”，派罗振玉到内阁大库挑拣一批书籍典册。那天罗振玉走近内阁大库，一眼看到捆扎在一起堆得高高的待销毁档案。罗顺手抽出两卷翻阅，顿时就愣住了。原来他顺手抽出的两卷待销毁档案，一份是乾隆年间漕运总干事管干珍在任期内写给朝廷的奏折;另一份为乾隆年间军机大臣阿文成出征金川时的奏折。如此重要的档案史料，何以就要销毁呢？罗振玉赶紧将此情况向张之洞汇报。张遂紧急上奏请求保存这批待销毁档案。经过他的努力周旋，这些重要档案终于逃过一劫，并获准将它们交由学部图书馆管理。不久，放置于文华殿的档案迁移至国子监敬一亭，内阁大库中的档案仍放原处。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于1912年打算建立历史博物馆，遂在国子监成立了筹备处，内阁大库档案成了它的基本珍藏。
1916年，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迁往端门办公，档案也随之搬到端门等处。此时原先的学部已改称教育部，教育部尽管接管了内阁大库档案，但并没有认真保管，当时数十名整理者马虎地将挑出的部分档案放置于门楼，剩余大批档案被装进大量麻袋，堆放在端门门洞中。
纸商们的“生意经”
毕竟是重要档案史料，有人冷落它们，也有人“青睐”它们，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著名的版本学家傅增湘即属后者。知道有这样一批宝贝，傅增湘当即派了两个人去麻袋里“寻宝”，其中一人便是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鲁迅因了这次经历，后来写出杂文《谈所谓“大内档案”》。文章讲述道：“这回是F先生来做教育总长了，他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听到了什么谣言，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这一类谣言是常有的，我早先还听得人说，其中且有什么妃的绣鞋和什么王的头骨哩。有一天，他就发了一个命令，教我和G主事试看麻袋。即日搬了二十个到西花厅，我们俩在尘埃中看宝贝，大抵是贺表，黄绫封，要说好是也可以说好的……”。
民国十一年（1922年）前后，适值北洋军阀曹锟贿选时期，政府财政空虚，教育部工资也发不出。教育部所属历史博物馆无奈之下，经向教育部请示批准，将放置于故宫的档案分两次出卖。第一次被当作废纸出卖的是朝房东侧存放的明永乐至万历年间的档案共十几万斤，经过一些纸商竞价后，被十几个白纸坊商人合股以三千多元的标价购买到手。仅仅再将这批档案当废纸转一下手卖出去，这些纸商便足足赚了两倍利润。钱是赚了，但这批珍贵的明朝档案却从此流失。第二批出卖的是存放在午门内外两侧朝房和端门门洞内的明朝崇祯和清朝顺治至宣统时的档案史料，计有十四万八千余斤。这次竞标者一下子冒出四家。当时历史博物馆有个姓傅的庶务常到西单牌楼朝西旧门牌150号同懋增南纸文具店购买办公用品，这天他在同懋增对经理程运增说，这笔生意不做，你会后悔的。
程运增禁不住游说，尽管资金尚有缺口，仍以月息一分二厘向天兴银号经理李云舫贷款五千，讲定半年内偿还。后来同懋增用四千零五十元银圆买下这批被装入八千只麻袋的档案。这些档案同懋增放不下，于是除了在店里放一部分，另外还租了善果寺各大殿和配殿当临时仓库。拉货那天，同懋增共派出50辆马拉大车，一路浩浩荡荡，无数路人驻足观看。这支队伍由同懋增两位年届五十、富有经验的伙计李华甫、张玉峰率领十几人负责押运，拉运了十几天，才把这批货运完。
同懋增多少还识货，他们只是将部分档案拣出，当作废纸送工厂作再生纸原料，大部分指派李华甫、张玉峰在善果寺就地零售。短短几天，便卖出一千斤。一天，有人到同懋增找经理程运增，说有人愿出价八千银圆，将这些麻袋里的东西全买下，问他干不干？有这等好事，程经理自然乐了。正在这时，琉璃厂悦古斋古玩字画店经理韩益轩又找来了，他对程说，我帮你以一万五千元出手这批货物，事成后给我一成介绍费。韩益轩前脚刚走，后脚琉璃厂古籍书商韩自元又来了，他让程将他先前拣出来的一百五十斤旧书论斤卖给他，一元银圆一斤。付款前，韩另外又装了几袋奏折，共付了二百银圆。
不一日，韩益轩又来到同懋增，而且还带来前清遗老金梁和宝熙。韩益轩对程运增说，此二老愿意全部购下那些东西。程和店里各执事研究后，以二万二千元（另有一万二千元之说）和买主成交。隔一日，为签合同，这批货的真正买主终于出场，他便是罗振玉。 罗振玉怎么会成为这笔大宗买卖买主的呢？原来当这批内阁档案经由善果寺“零售窗口”流散民间时，有个认识金梁的人知道金梁识货，便手持几份买来的朱批谕旨档案向他高价兜售。金梁一见之下就看出这些都是大内档案。与此同时，他的朋友罗振玉也无意间在市摊上发现有人出卖“洪承畴揭贴”以及“高丽王进贡表”等大内档案。追寻之下，终于得知早先被“抢救”下来的大内档案，如今都已被同懋增悉数收购，于是罗振玉就决定将它们全部买下。具体商谈过程他没有出面，在洽购时才带着支票来找同懋增。双方当即签订了如下合同——
立此合同人程林坡，今有字纸折奏杂烂书本废纸一宗，约数在十二三万斤上下，经中人韩益轩说合，全数卖与金息侯名下自用，言明每百斤价现大洋十元，言定两造并无反悔，以过斤秤为付价准数，期至不过三五日为度，当交定洋五百元，言明不准不卖，不能不要，言定价各无增减，两相情愿，各无异说，空口无凭，立此合同两张为据… …
程林坡即程运增，金息侯即金梁。同懋增收到支票后，即交给了天兴银号，存入同增懋账号。
这时候，罗振玉向程经理提出一个要求，能不能同善果寺方丈商量一下，这些档案暂且仍寄放在寺内，容日后觅得合适的地方再搬走。此事很快也就办妥。罗振玉接着选派十几个人对这些大内档案进行整理和编目，这批档案中有满蒙文的辽、金、元事例，都属机密史料，除皇帝和军机大臣外，他人绝难一见。其中还有明朝的题本行稿，是关于边务战事的第一手军事资料，后来，罗振玉即利用这些档案史料，编印了《史料丛刊初编》。
如果以为这些大内档案有了自己的归属，从此可以安定那就错了。殊不知这批档案经过整理后，也成了罗振玉、金梁等人赚钱的资本。先是相当部分大内档案被罗振玉以高价卖给了清朝另一遗老李盛铎。后者作为“文物档案贩子”早有前科，当年民国政府曾指派新疆巡抚何彦升将留存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劫后余存的经卷，用大车拉回北京。当大车到达北京打磨厂时，何巡抚居然将大车先拉回到了自己家，前来迎接他的有他儿子何震彝以及儿子的岳父，也是何巡抚的亲家，此人即是李盛铎。就是这一干人，侵吞了大量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经卷。李盛铎尝过甜头，此番既有机会，他岂会甘心错过。据知李盛铎将到手的大内档案挑了一部分留在手边待价而沽外，其余六万斤运往了天津，后来这些大内档案又运往大连。尤有甚者，罗振玉还将大内档案出卖给了日本人松崎。1928年以后，李盛铎又将部分大内档案高价卖给了当时的北京历史语言研究所。如果说这多少总算是卖给“自己人”，那么将内阁大库档案与日本人换钱，其性质显然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就国人的感情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不幸之中的万幸
内阁大库档案一经流出，自是风雨飘摇，命运难料。所幸历史博物馆当时放在故宫的一些内阁大库档案总算没有成为“商品”，被人倒来倒去换取钱财。
1922年，旧北京大学经北洋政府教育部同意，将这部分档案移至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部门代为保管和整理。数量计有62箱，1502袋。其中尤以清代早期档案居多。北大为此组织史学系、国文系教职工、学生进行整理，并成立了一个“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负责此事。
到了1925年10月，亦即溥仪被驱逐出宫的次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内设古物、图书、文献三个馆。历史档案归属文献馆。文献馆先将内廷皇宫中的机关档案集中起来进行整理，随后打算将内阁大库中残存的档案也一并统一保管。
但内阁大库地处外朝阳区域，辛亥革命后溥仪将外朝宫殿如文华殿、武英殿等交给北洋政府，他本人则仍在内廷居住。外朝宫殿则归北洋政府内务部管理，内务部将热河（即承德）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陈设的文物在外朝成立了一个古物陈列所。他们对归属自己管辖的库藏档案不闻不问，但又不肯移交给故宫博物院。后来在后者和古物陈列所、内务部的一再交涉下，直到1930年，才同意将这批遭逢尘封虫啮的档案让故宫博物院接管。
在此前，社会上围绕大内档案的流失，舆论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尤其是罗振玉将40余箱大内档案出卖给日本人松崎后，此事传出，国人顿时议论纷纷。偏偏此时，《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一号（1927年11月出版）发表了蒋彝潜《论档案的售出》一文，为之辩解，还说国立图书馆“五六年来一直到此刻，每次战争的胜利来去总得糟蹋掉很多”。
正是在這样的背景下，愤慨之下的鲁迅提笔撰写了杂文《谈所谓“大内档案”》。鲁迅在文末写道：“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内阁大库档案今归何处
谈及内阁大库档案的最终归宿，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结合前文所述，在此略做交代。
1909年内阁大库修缮时，一部分档案得以留存库内，另一部分则被移至文华殿。得以留存库内的档案，后存于故宫文献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移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被移交至文华殿的档案，则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尚算得到稳妥保存的那一部分，主要有几个去向：一部分由历史博物馆（1912年筹建）继续保管，1949年后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一部分在1922年移至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52年左右移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有一部分在1930年移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6年该所迁址南京，携部分档案移至新址（1948年至1949年被迁往台湾），留存北京的档案暂存端门（后于1954年正式移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命运多舛的那“八千麻袋”内阁大库档案，自打隶属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历史博物馆将其作为废纸流出，便有了令人唏嘘的境遇。在同懋增等纸商的经手下，被化为纸浆比较多，而且主要是明代档案。被免于化为纸浆而幸存的那些档案，一部分由罗振玉移至奉天图书馆，1947年时被运至北平，1958年移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本文修改和图片提供得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专家团队帮助，特此鸣谢）
编辑：黄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