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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与权力》一书是詹姆斯·卡伦作品经系统梳理后的一本集子，其书名就直击社会这一宏观语境中媒体与权力之间千丝万缕的连结。在通读全书后，能清晰地捕捉到具有英国“文化研究”学术背景的学者卡伦关于媒体的“历史——理论——实践”这一分析路径，字里行间上的折中式分析却恰恰使其能够对隐含在媒体深厚的权力运作实现更全面有力的批判，也为他所试图倡导的民主化媒体系统运作模式创造了合法性。
首先，本书显现了卡伦自身学术传统所造就的一种折中性，这是与同领域有关专著犀利的批判风格有所差异的。当然，作者此处的折中并非单纯将矛盾对立的观点进行杂糅，而是为了揭示权力实质。从本书所体现出的核心观点来看，毫无疑问地可将其视作传播学批判领域的专著。其所体现出的核心主题依然是在媒体与社会这个宏观视角下的一系列共同问题：“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媒体的权力结构”。“媒体的社会影响力”主要探讨了媒体所拥有权力的大小及媒体如何发挥权力效用（即如何影响社会和受众），“媒体的权力结构”则讨论了是谁在真正操纵着媒体以及媒体是如何和社会中的权力阶层联系在一起的。
全书的三个章节分别从三个层面来剖析上述的各类问题，其中既有对自身学术传统的娴熟操纵，又有对与其观点相悖的学派的深刻洞见。
第一章对媒介史的脉络梳理，不同于以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美国传播学派，受到文化研究学派注重文本及受众角度的接受理论影响，作者没有简单地用“越来越好”或者“越来越糟”这样的字眼来描述媒体进程，而是试图将不同版本的历史叙事综合起来，编织为一体，提供一个客观而准确的媒体史版本。作者深刻地认识到，在媒体机构的背后有着强大的权力阶层的操纵，而媒体被权力阶层宰制的同时势必出现抗争，形成围绕媒体的主控团体与抗争团体间的博弈，包括了政府权力阶层、资本主义法团及公众等多方的竞合。
第二章中，作者试图去描述媒体权力是怎样的。以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接受理论作为分水岭进行重点描述，展现了在媒体权力问题上的两类对抗观点：一种是媒体宰制受众，另一种是受众宰制媒体。通过在社会系统中媒体只是作为中介力量存在，道破了媒体与受众两者都存在缺陷这一事实。浮现出的权力结构是囊括了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项元素的，而在这些元素间又存在着制约与被制约的权力关系。
第三章的重点是作者理想化的媒体系统运作模式的创建。在全面把握了媒体与权力的关系后，在确保大多数群体有发声机会的基础上避免媒体被少数权力群体的操纵。显然，这种构想又一次体现了作者的学术传统，即大众具有能动的选择，可通过媒体对权力阶层的绕行而获取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讯息。
其次，作者以客观的态度和力求可实现性的思考角度探索了媒体与权力这一主题，重点考察了媒体的权力结构和媒体权力对社会的影响。其中，政治、经济因素是左右媒体机构的两种最根本的力量。
“经济要素”：对于以盈利为主的媒介机构来说，经济是其存在并运行的基础要素。以西方国家为例，代替国家管制体系的是一种非个人的经济力量，媒介进入市场领域具有“高门槛”，即高昂的市场准入费用，这使媒介的所有权和管制权被限制在少数精英团体的手中，而随后出现的媒体集中化进程更是加剧了少数垄断资本家对媒体的控制。另一方面，在这个市场化体系中运作的媒介，其主要的盈利又是来自于广告，通过对受众的二次贩卖带来丰厚的广告回报，媒介对于广告商在经济上的依赖使其要寻求受众的最大化。
从上述看到，经济力量对媒体的作用非同小可，而经济成为左右媒体权力的利弊也难以一言以概之。
一方面，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介机构在大众市场的压力下，倾向于生产迎合广大受众的产品，只有那些符合社会主流、代表社会共识的产品才能占领市场。这让曾经高高在上的媒体亲近大众，无形中也形成了一种受众宰制媒介的局面。
但换种视角看，这种经济力量又导致媒体权力的不平衡。一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媒体造成了不同阶级消费者之间的不平等；二者，经济的导向又形成了媒介资源掌握上的不平等，媒介的占有和操作权力依然属于少数资本家，并以此控制更多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
“政治要素”：从西方的媒体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不同团体竞相争夺媒体权力，除了经济利益之外，往往是因为媒体作为社会的一种中介，在传递讯息的过程中隐含了庞大的社会影响力，包括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对于意识形态的宰制又是维护自身利益的强大力量。因而，以国家为主导的政治力量势必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来维护既得利益。政治力量往往通过媒体来形成有助于其政治影响的公众舆论。在公众舆论的形成中作用最大的就是媒介的“议程设置”，通过议程设置来形成具有某种导向性的舆论场，而看不见的政治力量正是对媒介议程进行操作的无形手。那么，少数的权力阶级又是如何形成这种政治上的媒介权力中心的呢？往往是通过控制信息源，从而获得媒介的话语权。从上述媒体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可看到，政治力量将作为一种权力的掌舵者始终贯穿在媒介的进程中。
从社会功能论看，通过政治力量获得媒体的权力能够在大众意见与公共利益、政府利益相冲突时，制造一种社会主流思想，形成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共识与认同，从而维护社会秩序。在和平时期，媒体通过影响受众的态度、认知、行为，形成文化上和思想上的共鸣，增强民族文化上的一种身份认同；在战争时期，媒体更是完全臣服于政治力量，在精英统治者所制造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中，以达成民众对于国家利益的共同维护。
但是，用一种批判的视角来看，政治力量在媒介运作中的介入将导致媒體的公共监督权力受到侵蚀，这使得掌握了媒体权力的少数统治阶级封堵了广大公众的咽喉，将公众驱逐到社会、政治议题的外围，进而从本质上导致民主社会的分崩离析。而且，政治力量对媒体的渗透，并逐渐成为媒体机构的生产者、行销者、消费者和控制者，将会进一步催化媒介帝国主义的产生。
然而，以上单一的从经济、政治因素来认识媒介权力的形成必然是有缺失的，因为影响大众传媒的经济、政治因素往往是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着媒介。深入媒介的本质，媒体与权力“共生”，在经济、政治为主的社会机制多样而复杂的作用下又反作用于社会，可以说媒体是既是一种权力的运作，更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一种工具。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的政治、经济力量对媒介权力的形成及发挥作用又形成了新的议题。一方面，媒体的全球化趋势，跨媒介集团的加速进程都使全球的媒介资源愈发积聚在少数资本主义媒介巨头的手中，导致媒介权力集中化。文化帝国主义的讨论也正揭示了在媒介全球化形势下可能导致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另一方面，媒介全球化，也对媒介权力形成了更加有效的制衡效果。新的传播技术为信息传递创设了四通八达的通路，促动全球信息的多向度流动，有效制约了西方国家通过媒介的权力实行文化宰制的企图。
从宏观的视角可以认识到媒介的权力是如何受到社会制度影响，以及如何发挥媒介的这种权力效用的。媒体与权力的“共生”既会成为阻碍社会民主的绊脚石，同样也会成为公民有效行使社会民主的有力武器，关键在于如何运作这一摆在媒体与社会之间的权力。
[作者通联：浙江临海市回浦中学高三（18）班]
首先，本书显现了卡伦自身学术传统所造就的一种折中性，这是与同领域有关专著犀利的批判风格有所差异的。当然，作者此处的折中并非单纯将矛盾对立的观点进行杂糅，而是为了揭示权力实质。从本书所体现出的核心观点来看，毫无疑问地可将其视作传播学批判领域的专著。其所体现出的核心主题依然是在媒体与社会这个宏观视角下的一系列共同问题：“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媒体的权力结构”。“媒体的社会影响力”主要探讨了媒体所拥有权力的大小及媒体如何发挥权力效用（即如何影响社会和受众），“媒体的权力结构”则讨论了是谁在真正操纵着媒体以及媒体是如何和社会中的权力阶层联系在一起的。
全书的三个章节分别从三个层面来剖析上述的各类问题，其中既有对自身学术传统的娴熟操纵，又有对与其观点相悖的学派的深刻洞见。
第一章对媒介史的脉络梳理，不同于以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美国传播学派，受到文化研究学派注重文本及受众角度的接受理论影响，作者没有简单地用“越来越好”或者“越来越糟”这样的字眼来描述媒体进程，而是试图将不同版本的历史叙事综合起来，编织为一体，提供一个客观而准确的媒体史版本。作者深刻地认识到，在媒体机构的背后有着强大的权力阶层的操纵，而媒体被权力阶层宰制的同时势必出现抗争，形成围绕媒体的主控团体与抗争团体间的博弈，包括了政府权力阶层、资本主义法团及公众等多方的竞合。
第二章中，作者试图去描述媒体权力是怎样的。以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接受理论作为分水岭进行重点描述，展现了在媒体权力问题上的两类对抗观点：一种是媒体宰制受众，另一种是受众宰制媒体。通过在社会系统中媒体只是作为中介力量存在，道破了媒体与受众两者都存在缺陷这一事实。浮现出的权力结构是囊括了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项元素的，而在这些元素间又存在着制约与被制约的权力关系。
第三章的重点是作者理想化的媒体系统运作模式的创建。在全面把握了媒体与权力的关系后，在确保大多数群体有发声机会的基础上避免媒体被少数权力群体的操纵。显然，这种构想又一次体现了作者的学术传统，即大众具有能动的选择，可通过媒体对权力阶层的绕行而获取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讯息。
其次，作者以客观的态度和力求可实现性的思考角度探索了媒体与权力这一主题，重点考察了媒体的权力结构和媒体权力对社会的影响。其中，政治、经济因素是左右媒体机构的两种最根本的力量。
“经济要素”：对于以盈利为主的媒介机构来说，经济是其存在并运行的基础要素。以西方国家为例，代替国家管制体系的是一种非个人的经济力量，媒介进入市场领域具有“高门槛”，即高昂的市场准入费用，这使媒介的所有权和管制权被限制在少数精英团体的手中，而随后出现的媒体集中化进程更是加剧了少数垄断资本家对媒体的控制。另一方面，在这个市场化体系中运作的媒介，其主要的盈利又是来自于广告，通过对受众的二次贩卖带来丰厚的广告回报，媒介对于广告商在经济上的依赖使其要寻求受众的最大化。
从上述看到，经济力量对媒体的作用非同小可，而经济成为左右媒体权力的利弊也难以一言以概之。
一方面，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介机构在大众市场的压力下，倾向于生产迎合广大受众的产品，只有那些符合社会主流、代表社会共识的产品才能占领市场。这让曾经高高在上的媒体亲近大众，无形中也形成了一种受众宰制媒介的局面。
但换种视角看，这种经济力量又导致媒体权力的不平衡。一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媒体造成了不同阶级消费者之间的不平等；二者，经济的导向又形成了媒介资源掌握上的不平等，媒介的占有和操作权力依然属于少数资本家，并以此控制更多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
“政治要素”：从西方的媒体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不同团体竞相争夺媒体权力，除了经济利益之外，往往是因为媒体作为社会的一种中介，在传递讯息的过程中隐含了庞大的社会影响力，包括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对于意识形态的宰制又是维护自身利益的强大力量。因而，以国家为主导的政治力量势必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来维护既得利益。政治力量往往通过媒体来形成有助于其政治影响的公众舆论。在公众舆论的形成中作用最大的就是媒介的“议程设置”，通过议程设置来形成具有某种导向性的舆论场，而看不见的政治力量正是对媒介议程进行操作的无形手。那么，少数的权力阶级又是如何形成这种政治上的媒介权力中心的呢？往往是通过控制信息源，从而获得媒介的话语权。从上述媒体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可看到，政治力量将作为一种权力的掌舵者始终贯穿在媒介的进程中。
从社会功能论看，通过政治力量获得媒体的权力能够在大众意见与公共利益、政府利益相冲突时，制造一种社会主流思想，形成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共识与认同，从而维护社会秩序。在和平时期，媒体通过影响受众的态度、认知、行为，形成文化上和思想上的共鸣，增强民族文化上的一种身份认同；在战争时期，媒体更是完全臣服于政治力量，在精英统治者所制造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中，以达成民众对于国家利益的共同维护。
但是，用一种批判的视角来看，政治力量在媒介运作中的介入将导致媒體的公共监督权力受到侵蚀，这使得掌握了媒体权力的少数统治阶级封堵了广大公众的咽喉，将公众驱逐到社会、政治议题的外围，进而从本质上导致民主社会的分崩离析。而且，政治力量对媒体的渗透，并逐渐成为媒体机构的生产者、行销者、消费者和控制者，将会进一步催化媒介帝国主义的产生。
然而，以上单一的从经济、政治因素来认识媒介权力的形成必然是有缺失的，因为影响大众传媒的经济、政治因素往往是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着媒介。深入媒介的本质，媒体与权力“共生”，在经济、政治为主的社会机制多样而复杂的作用下又反作用于社会，可以说媒体是既是一种权力的运作，更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一种工具。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的政治、经济力量对媒介权力的形成及发挥作用又形成了新的议题。一方面，媒体的全球化趋势，跨媒介集团的加速进程都使全球的媒介资源愈发积聚在少数资本主义媒介巨头的手中，导致媒介权力集中化。文化帝国主义的讨论也正揭示了在媒介全球化形势下可能导致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另一方面，媒介全球化，也对媒介权力形成了更加有效的制衡效果。新的传播技术为信息传递创设了四通八达的通路，促动全球信息的多向度流动，有效制约了西方国家通过媒介的权力实行文化宰制的企图。
从宏观的视角可以认识到媒介的权力是如何受到社会制度影响，以及如何发挥媒介的这种权力效用的。媒体与权力的“共生”既会成为阻碍社会民主的绊脚石，同样也会成为公民有效行使社会民主的有力武器，关键在于如何运作这一摆在媒体与社会之间的权力。
[作者通联：浙江临海市回浦中学高三（18）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