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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外文学作品中,婆媳关系主题是一道永恒的创作“母题”。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婆媳关系具有“隐性”的矛盾因子,矛盾中的婆婆多为斗争中的胜利者,媳妇通常是斗争中的失败者。婆婆可以分为善婆婆、恶婆婆和好心办坏事的婆婆,媳妇亦可以分为受气型和反抗型。五四乡土小说中婆媳关系的心理学层面是婆婆的“恋子情结”,社会学层面是新旧思想冲突。媳妇由逆来顺受到自觉反抗,多源于五四新思想或外来文化的影响。乡土小说中多姿多彩的婆媳关系书写,丰富了现代小说婆媳关系的主题,为研究五四中国农村妇女心理和妇女地位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关键词:乡土小说 婆媳关系 “恋子”情结 文化心理
在中外文学作品中,很难看到婆媳之间相安无事,身份的双重叠导致了婆媳间的不可言说且微妙矛盾的产生。婆婆和媳妇的知识、涵养、价值观各不相同,让两个相关但却是生疏的人相处,必然会产生矛盾。“五四”以来,现代婆媳关系已经成为一组对立的家庭矛盾关系。婆媳之争可以分婆强媳弱、媳强婆弱两个类型,这种矛盾在乡土小说中被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形成多姿多彩的婆媳关系书写。
一、婆媳矛盾的社会文化和心理阐释
在社会生活中,婆媳之间矛盾冲突的产生是有着深厚社会文化原因和心理原因的。
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传统思想中封建保守思想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大国,几千年来的儒家文化中妇女地位都是低下的。女性入夫门吃尽苦头直到熬成婆婆后方可成为人上人,故有“打出来的媳妇揉出来的面”“多年媳妇熬成婆”之说。正是在这种文化心态下,把媳妇当成侍女、老妈子,媳妇动辄被婆婆打骂是常见的,而媳妇受虐待也被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古往今来虽不无恶媳,但在婆媳矛盾中多以恶婆婆居多。在婆媳矛盾中,媳妇处在绝对弱势的一方,加之旧式婚姻无法律上的保障,所以一旦得罪婆婆,媳妇的命运往往是非常悲惨的。《孔雀东南飞》中,焦母的刁蛮胡闹和刘兰芝的懦弱忍让使得焦仲卿和刘兰芝为爱殉情。在陆游和唐婉的爱情悲剧中,陆游的母亲也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当然,如果在婆媳矛盾中,聪明的媳妇如果能做到逆来顺受处处以婆婆为尊,等熬到自己也成了婆婆时,那好日子也就来了,如嫔妃扶为皇后般再也不用受气了。甚至连地位低下的童养媳也可以翻身,如沈从文小说《萧萧》的主人公萧萧一样。
“过于明显地对父母一方的爱和对另一方的恨很可能会导致他们的神经症——俄狄浦斯情结” a。“俄狄浦斯(伊底帕斯)情结”又称恋母情结,在反映婆媳关系的文学作品中,因婆婆对儿子的过度溺爱而导致了心理变态,这种变态心理实际上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反向表现,也就是 “恋子情结”,这里不是“儿恋母”而是“母恋儿”。“恋子”情结是母亲对儿子的过分溺爱,在儿子长大后还想支配兒子的生活,干预儿子的情感世界。拥有“恋子情结”的婆婆,大都是丈夫早逝,自己独自一人抚养儿子长大,儿子是母亲生命的全部,是希望,是支柱。而当儿子娶妻后,另外一个女人走入了她(他)的生活,儿子不再归母亲一人所有,儿子对母亲的爱也要分给另一个女人(妻子)。这种落差是婆婆一时难以接受的,所以婆婆把儿媳看成敌人,越是爱自己的儿子,就越憎恨自己的儿媳妇,从而引发婆媳间的矛盾。这样思考,无论是汪文宣的母亲还是曹七巧,他们对自己儿子的爱或多或少都有一丝不正常的心理因素在其中,这是导致儿子爱情不幸的主因。
五四时期是中国文艺思想、哲学思想的活跃时期,个性解放成为妇女解放的指路灯。受五四新思想影响,一些知识女性不愿再做受气包的“小媳妇”,个人奋起反抗婆婆的压迫而引发的婆媳矛盾也不断涌现,鲁迅笔下的“爱姑”就是这样的形象,虽然最后“离婚”失败了,但毕竟为女性的自我解放带来了曙色。鲁迅是中国乡土小说的鼻祖,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为后来的乡土小说家模仿,并创作了一系列反映婆媳关系的乡土小说。
二、五四乡土小说中的婆媳关系书写
现代出版业的高速发展和现代稿费制度的成熟,为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以发表作品的阵地和赖以糊口的路径。这些知识分子中流寓作家是一支生力军,五四乡土小说家便是这样一群。“五四”乡土小说家大多来自农村或者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他们以自己的家乡为创作题材,书写自己家乡的人、事、物,表达对贫困故乡的无奈和对家乡民俗陋习的暴露,借以实现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二十世纪乡土小说家的作品中描写女性的作品不在少数,许钦文的《疯妇》《理想的伴侣》,鲁彦的《阿长贼骨头》《屋顶下》《河边》,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柔石的《怪母亲》等作品中都有对婆媳关系的描写,在这些作品中主要表现两类婆媳关系。
第一类是对封建思想遗毒影响下“恶婆惨媳”的记述。在受封建思想影响极深的乡村中国,农民封建思想浓厚,女性严格遵从着“三从四德”。《这也是一个人》中,伊的父母将其嫁人是因为“多留一年,便多破费一年的穿吃零用,倒不如早早把伊嫁了,免得白掷了自己的心思财力,替人家长财家。伊夫家呢,本来田务忙碌,要雇人帮助,如今把伊娶了,即不能省一个帮佣,也得抵半条耕牛。伊嫁了不上一年,就生了个孩子,伊也莫名其妙,只觉得自己睡在母亲怀抱里还是昨天的事,如今自己是抱孩儿的人了。伊的孩子没有摇篮睡,没有柔软的衣服穿,没有清气阳光充足的地方住,连睡在伊的怀里也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才得享受,白天只睡在黑蜮蜮的屋角里。不到半岁,他就死了。 伊哭得不可开交,只觉以前从没这么伤心过。伊婆婆说伊不会领小孩, 好好一个孙儿被伊糟蹋死了,实在可恨!”b
甚至在被丈夫打了以后也不准许伊哭,在伊的丈夫死去后,伊的婆婆将伊卖了二十千钱用来充当了儿子的殓费,伊也就完成了她在婆家的最后义务。在《这也是一个人》中,可以看到婆婆对待媳妇的方法是残忍的。叶绍钧先生以平和、含蓄的笔法写《这也是一个人》,于内敛中深藏锋芒的批判了当时封建思想在人们心中的固化。许钦文的《疯妇》中的双喜妻是一个勤奋的媳妇,却因为不会织布,使得婆婆对她心生厌恶,使婆婆生气。双喜妻每天从事繁重的糊锡箔的工作,所赚得的钱都交给了婆婆。最终因丢失了一个鳌头和一只米框被婆婆话语讽刺,由于双喜妻的内心脆弱,最终没有等到丈夫回来自己就发疯死掉了。
关键词:乡土小说 婆媳关系 “恋子”情结 文化心理
在中外文学作品中,很难看到婆媳之间相安无事,身份的双重叠导致了婆媳间的不可言说且微妙矛盾的产生。婆婆和媳妇的知识、涵养、价值观各不相同,让两个相关但却是生疏的人相处,必然会产生矛盾。“五四”以来,现代婆媳关系已经成为一组对立的家庭矛盾关系。婆媳之争可以分婆强媳弱、媳强婆弱两个类型,这种矛盾在乡土小说中被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形成多姿多彩的婆媳关系书写。
一、婆媳矛盾的社会文化和心理阐释
在社会生活中,婆媳之间矛盾冲突的产生是有着深厚社会文化原因和心理原因的。
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传统思想中封建保守思想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大国,几千年来的儒家文化中妇女地位都是低下的。女性入夫门吃尽苦头直到熬成婆婆后方可成为人上人,故有“打出来的媳妇揉出来的面”“多年媳妇熬成婆”之说。正是在这种文化心态下,把媳妇当成侍女、老妈子,媳妇动辄被婆婆打骂是常见的,而媳妇受虐待也被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古往今来虽不无恶媳,但在婆媳矛盾中多以恶婆婆居多。在婆媳矛盾中,媳妇处在绝对弱势的一方,加之旧式婚姻无法律上的保障,所以一旦得罪婆婆,媳妇的命运往往是非常悲惨的。《孔雀东南飞》中,焦母的刁蛮胡闹和刘兰芝的懦弱忍让使得焦仲卿和刘兰芝为爱殉情。在陆游和唐婉的爱情悲剧中,陆游的母亲也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当然,如果在婆媳矛盾中,聪明的媳妇如果能做到逆来顺受处处以婆婆为尊,等熬到自己也成了婆婆时,那好日子也就来了,如嫔妃扶为皇后般再也不用受气了。甚至连地位低下的童养媳也可以翻身,如沈从文小说《萧萧》的主人公萧萧一样。
“过于明显地对父母一方的爱和对另一方的恨很可能会导致他们的神经症——俄狄浦斯情结” a。“俄狄浦斯(伊底帕斯)情结”又称恋母情结,在反映婆媳关系的文学作品中,因婆婆对儿子的过度溺爱而导致了心理变态,这种变态心理实际上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反向表现,也就是 “恋子情结”,这里不是“儿恋母”而是“母恋儿”。“恋子”情结是母亲对儿子的过分溺爱,在儿子长大后还想支配兒子的生活,干预儿子的情感世界。拥有“恋子情结”的婆婆,大都是丈夫早逝,自己独自一人抚养儿子长大,儿子是母亲生命的全部,是希望,是支柱。而当儿子娶妻后,另外一个女人走入了她(他)的生活,儿子不再归母亲一人所有,儿子对母亲的爱也要分给另一个女人(妻子)。这种落差是婆婆一时难以接受的,所以婆婆把儿媳看成敌人,越是爱自己的儿子,就越憎恨自己的儿媳妇,从而引发婆媳间的矛盾。这样思考,无论是汪文宣的母亲还是曹七巧,他们对自己儿子的爱或多或少都有一丝不正常的心理因素在其中,这是导致儿子爱情不幸的主因。
五四时期是中国文艺思想、哲学思想的活跃时期,个性解放成为妇女解放的指路灯。受五四新思想影响,一些知识女性不愿再做受气包的“小媳妇”,个人奋起反抗婆婆的压迫而引发的婆媳矛盾也不断涌现,鲁迅笔下的“爱姑”就是这样的形象,虽然最后“离婚”失败了,但毕竟为女性的自我解放带来了曙色。鲁迅是中国乡土小说的鼻祖,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为后来的乡土小说家模仿,并创作了一系列反映婆媳关系的乡土小说。
二、五四乡土小说中的婆媳关系书写
现代出版业的高速发展和现代稿费制度的成熟,为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以发表作品的阵地和赖以糊口的路径。这些知识分子中流寓作家是一支生力军,五四乡土小说家便是这样一群。“五四”乡土小说家大多来自农村或者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他们以自己的家乡为创作题材,书写自己家乡的人、事、物,表达对贫困故乡的无奈和对家乡民俗陋习的暴露,借以实现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二十世纪乡土小说家的作品中描写女性的作品不在少数,许钦文的《疯妇》《理想的伴侣》,鲁彦的《阿长贼骨头》《屋顶下》《河边》,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柔石的《怪母亲》等作品中都有对婆媳关系的描写,在这些作品中主要表现两类婆媳关系。
第一类是对封建思想遗毒影响下“恶婆惨媳”的记述。在受封建思想影响极深的乡村中国,农民封建思想浓厚,女性严格遵从着“三从四德”。《这也是一个人》中,伊的父母将其嫁人是因为“多留一年,便多破费一年的穿吃零用,倒不如早早把伊嫁了,免得白掷了自己的心思财力,替人家长财家。伊夫家呢,本来田务忙碌,要雇人帮助,如今把伊娶了,即不能省一个帮佣,也得抵半条耕牛。伊嫁了不上一年,就生了个孩子,伊也莫名其妙,只觉得自己睡在母亲怀抱里还是昨天的事,如今自己是抱孩儿的人了。伊的孩子没有摇篮睡,没有柔软的衣服穿,没有清气阳光充足的地方住,连睡在伊的怀里也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才得享受,白天只睡在黑蜮蜮的屋角里。不到半岁,他就死了。 伊哭得不可开交,只觉以前从没这么伤心过。伊婆婆说伊不会领小孩, 好好一个孙儿被伊糟蹋死了,实在可恨!”b
甚至在被丈夫打了以后也不准许伊哭,在伊的丈夫死去后,伊的婆婆将伊卖了二十千钱用来充当了儿子的殓费,伊也就完成了她在婆家的最后义务。在《这也是一个人》中,可以看到婆婆对待媳妇的方法是残忍的。叶绍钧先生以平和、含蓄的笔法写《这也是一个人》,于内敛中深藏锋芒的批判了当时封建思想在人们心中的固化。许钦文的《疯妇》中的双喜妻是一个勤奋的媳妇,却因为不会织布,使得婆婆对她心生厌恶,使婆婆生气。双喜妻每天从事繁重的糊锡箔的工作,所赚得的钱都交给了婆婆。最终因丢失了一个鳌头和一只米框被婆婆话语讽刺,由于双喜妻的内心脆弱,最终没有等到丈夫回来自己就发疯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