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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素无往来的美国工会，今年以来频繁地造访中国。中国的劳资状况让美国工人感到恐慌，而他们的养老金，却又是那些为中国低廉劳力所惑的跨国公司背后的最大股东
跨国公司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能够根据各国政治经济的变化而迅速安排投资和生产。在跨国公司与投资国政府的谈判中，跨国公司无疑具有了更多优势。英国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权威、曼彻斯特大学教授皮特·迪肯（Peter Dicken）认为，跨国公司是当今全球化的最活跃主体，利用其投资和生产的国际性特征，能够在各国之间快速安排资金流向；与此同时，各国政府普遍认为跨国资本能够在国内起到经济带动效应，政府可以利用这些资本发展本国经济，因此，在各国之间展开了对于国际资本的竞争，各国竞相推出有利于FDI投资的政策法规。在这种背景下，包括迪肯在内的国际问题专家都认为，当这些民族国家为吸引投资不断而开展政策竞争时，跨国公司便具备了对民族国家的谈判优势。
在中国，这种情况导致了资本对于本地政治经济的比较优势，更加强了资本相对劳动者的天然优势地位。事实上，劳资力量的不平衡是中国劳动关系的主要特点。澳大利亚中国问题专家陈佩华（Anita Chan）和英国利兹大学东亚系主任德里尔·戴韦因教授（Delia Davin）都指出，资本的力量推动了中国国家经济的转型，也导致了农民工处境的恶化。跨国资本通过在华建立生产基地和产品供应链，创造了对于大量非技术型劳动力的需求，使得农民工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就业成为可能，从而直接影响到中国劳动关系的变化。
而我们所要讨论的是，这种影响并不是单向的。全球化导致各国间相互依存度的提高，也使得国家与市场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度提升。中国具有独特的市场价值，对跨国公司全球竞争力至关重要。另外，跨国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在最近20年中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使得跨国公司的治理结构和策略选择更加依赖于股东态度。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劳动关系对于跨国公司实施反向影响的可能性就在不断增加。
当前，美国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国，美国跨国公司通过其在华直接生产和建立产品供应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中国市场与美国市场间相互依存度的提高，也使得美国公司对于中国影响力存在两面性。一方面，美国公司直接影响了中国劳资关系的演进;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劳资关系能够通过美国股票市场反向影响美国公司的行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因此而受到某种程度的制衡。
工会基金：
美国股市最大的机构投资者
进入1970年代后，美国公司所有权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之前，美国公司主要是私营和非上市的生产经营单位，公司经营管理权由创始人家族或少数合伙人掌控，公众或者其他投资者很难对其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然而，随着美国经济规模扩大，竞争越发激烈，公司的发展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另一方面，美国公众可支配资本的增长，也使得股票市场空前繁荣。公司为了能够吸引到对于其发展至关重要的投资，纷纷选择上市。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出现分散，创始人家族或合伙人不得不与大量的投资者分享公司所有权。
美国股票市场上的投资力量，除了中小投资者外，还包括机构投资人。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美国资本市场的主要机构投资人还是那些掌握大量资本的投资银行或者共同基金。然而进入1980年代后期，工会养老基金开始异军突起，成为美国资本市场的主力，取代投资银行和共同基金成为最大的机构投资人。
美国工会养老基金的崛起，与美国特殊的劳动者养老保险模式相关。在美国，政府只对公民提供最低限度的生计保障，养老也不例外。美国政府虽然实行强制性养老保险制度，要求公司和个人都必须在国家养老账户上缴费，且缴费额度按照劳动者工资水平而成累进式增长。不过，美国国家养老账户的缴费标准很低，其未来给付额亦非常少。按照美国国家养老计划，退休人员只能够从国家拿到略高于当时最低生活水平线的养老金。如果希望在退休后过上富足的生活，就必须自己进行投资。美国政府认为，公民个人投资其未来生计改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由于公民对于自己的钱包中的钱更加关心，公民个人的投资回报率往往比国家代之投资的回报率要高。
當然，大部分普通美国人并不具备必要的投资知识和素质。因此，美国就出现了私人养老基金，这类养老基金包括两种：公司养老基金和工会养老基金，其中前者更像是共同基金投资公司，以纯粹的营利为目的，模式相对简单，而后者则是由工会控制的投资基金，基金所有者和受益方是工会会员。由于工会具有特殊的政治和利益诉求，所以在纯粹的谋求资本金最大升值之外，工会养老基金也会对诸如工人失业、员工福利等方面谋求“利益最大化”，因此这种养老基金的运行可能对市场其他行为主体产生更加复杂的影响。
工会养老基金产生于工会出现的初期。当时，工会会员大部分是受文化教育不高的普通工人，大家为了更好的规划未来生计，便委托工会集中管理各自的养老基金投资。在集中了会员的养老金投资后，工会成立专门的工会养老基金管理部门，负责运作资金和确定投资方向。一般情况下，在确定了总体投资方向后，工会聘请专业投资机构代为进行操作，以便做到投资收益最大化。
1970年代后，西方股市麻烦不断，市场波动性的加大增强了股市投资的风险。两次石油危机极大地打击了各国经济，造成美国股票市场的暴跌，投资者损失惨重。进入1980年代，美国经济又面临来自于日本等新兴发达国家的挑战。1980年代末期（尤其是1987年），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纽约股市忽然出现大幅下挫，投资者措手不及，包括很多机构投资者也没有从这次股市调整期中幸免于难。然而，美国工会养老基金却在这些打击中成长了起来。这是因为，首先，工会养老基金受到法律限制，无法从事投机性很强的期权和衍生物交易，在这一点上，工会养老基金的投资手法与途径更接近于大型保险公司旗下的各类保险基金; 其次，工会是一个政治性团体，工会高层对于使用会员资金一直坚持保守立场，工会养老基金管理部门拒绝一切可能造成风险的投机性战略。因此，工会选择的投资组合是中长期持有美国或其他国家的稳健型企业的股票和风险较小的债券类投资品，在股市大跌时，这些投资工具的表现会明显优于风险型企业的股票，甚至会优于股市整体状况。
另外，与一般投资基金不同，工会养老基金在工会会员发薪日即能够得到新的投资注入，也就是说，工会养老基金可以获得稳定的、类似于强制性定投的资本金流入。当股市暴跌时，不少业绩优良的企业股票也出现了下跌，其价值往往被市场低估，这正好为工会动用新注入的会员养老基金，低价购买优质股创造了机会。所以，工会养老基金成功地利用了股市动荡，取得了不少额外受益。根据美国刊物估计，与1970年代相比，美国工会养老基金总额到1990年时已经增长了将近一倍。进入1990年代，养老基金更是明智的选择了信息技术和高科技企业进行投资，并在海外购买资源型企业的股票。当这些投资获得极大收益时，美国工会养老基金已经成为美国股票市场最大的机构投资方。
鲜为人知的是，超过一半的2006年美国《财富》500强企业，工会养老基金是最大股东。工会养老基金管理部门完全能够直接影响美国大企业的经营决策。而且，随着美国经济的稳健发展，工会养老基金规模在不断扩大，未来可能占有更多的企业股份，从而加大工会在股票市场上的影响力。
中国血汗工厂与美国工人失业
美國劳动和金融法律问题专家、沃尔夫·沃德斯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瑞本·格特曼（Reuben Guttman）指出，工会养老基金成为美国股市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使得劳资关系介入到金融市场变化，公司内部劳动关系策略和海外采购行为很可能与工会本身战略发生抵触，从而让工会养老基金抛售这些公司的股票，或者通过向公司董事会施加压力，促使公司改变行为方式。
美国的工会养老基金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道德标准，工会养老基金不投资于那些有违道德的企业，包括色情业和军火行业; 二是工会本身的纲领和战略，工会作为一种目标性很强的政治组织，有着明确的纲领和任务，工会养老基金投资也必须符合它的政治理念，比如工会投资不能造成会员生计的困难。
美国两大工会组织劳联-产联和“变则赢”一向非常关注美国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活动。今年初，“变则赢”工会联合会访问中国，并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进行会谈，会谈的一个重点就是了解美国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劳资关系状况。美国工会普遍怀疑，美国跨国公司及其供应商通过恶意违反中国劳动法律，从而不正当强化了中国劳动力价格优势，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和美国国内制造业对华转移，以至于美国低端劳动力大量失业。
美国媒体给予国内失业问题的大幅报道，让作为读者和观众的普通工会会员得以了解到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可能给自身工作机会带来的威胁。由于工会养老基金投资于美国跨国公司，所以工会会员自己不希望看到投资于未来生计的养老基金带来自己今天的失业。正如瑞本·格特曼指出的，工会会员对工会养老基金产生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压力，而工会养老基金亦通过其持股优势对于跨国公司管理层施加影响。
工会养老基金对于管理层的影响，通常不是通过法律行动实施的。工会养老基金可以通过股东身份，要求公司管理层改变公司的劳资关系和海外采购策略，要求公司的行为满足SA8000等劳工标准。如果公司拒绝改变，工会养老基金可能威胁抛售公司股票，造成股价下跌，以便辞退公司管理层，或者，工会养老基金可以提起股东诉讼，要求公司尊重所有者参与和监督管理的要求，从而通过公众舆论给公司管理层造成压力。
当然，绝大多数情况下，为了保持公司资本状况与经营决策层的稳定，工会养老基金的要求都会得到公司管理层的重视并予以满足。2006年，中国媒体报道了富士康严重侵害工人权益的事件，富士康是美国苹果公司的主要代工供应商，作为苹果公司大股东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公共事业和私营单位养老基金立即要求苹果公司进行调查。该养老基金隶属于美国加州工会，工会中很多人从事与高科技和电子生产有关的职业，因此，苹果公司及其供应商在华劳资关系状况特别引起了该工会的关注。正是由于工会养老基金的态度，苹果公司在中国媒体报道后的一周内，就公布了委托国际知名企业社会责任检查机构维泰公司所做的富士康工厂调查报告，该报告承认供应商存在超时加班等违反中国《劳动法》的问题。据此，苹果公司要求富士康改善其工厂劳资关系状况，并将相关改善情况向包括加州养老基金在内的股东进行通报。
对于美国工会力量在资本市场的强势表现，一方面，直接受其影响乃至相对控股的跨国公司会在海外投资经营上，需要考虑更多的非成本性因素，在制定公司战略时不得不将这种来自于资本市场上的影响考虑在内；另一方面，劳动输出方，也可以通过这种新兴的途径为自身谋求合理合法的劳资关系改善。
中国当前正处于快速发展期，需要大量吸引外国资本进入，在融入国际生产链的同时，也必须保持国家政策的独立性，抵制各种利益集团（包括国际投资方）的影响，另外，可持续发展还需要和谐而非对抗性的劳资关系，所以，我们也可以利用美国公司股权结构和工会养老基金行为等因素，抵御全球化对于国内低端劳动力的超低价掠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大多数人普遍认为的跨国公司对华单向压力并不存在，全球经济联系是双向的，中国劳资关系的状况同样能够有效影响美国跨国公司策略。
跨国公司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能够根据各国政治经济的变化而迅速安排投资和生产。在跨国公司与投资国政府的谈判中，跨国公司无疑具有了更多优势。英国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权威、曼彻斯特大学教授皮特·迪肯（Peter Dicken）认为，跨国公司是当今全球化的最活跃主体，利用其投资和生产的国际性特征，能够在各国之间快速安排资金流向；与此同时，各国政府普遍认为跨国资本能够在国内起到经济带动效应，政府可以利用这些资本发展本国经济，因此，在各国之间展开了对于国际资本的竞争，各国竞相推出有利于FDI投资的政策法规。在这种背景下，包括迪肯在内的国际问题专家都认为，当这些民族国家为吸引投资不断而开展政策竞争时，跨国公司便具备了对民族国家的谈判优势。
在中国，这种情况导致了资本对于本地政治经济的比较优势，更加强了资本相对劳动者的天然优势地位。事实上，劳资力量的不平衡是中国劳动关系的主要特点。澳大利亚中国问题专家陈佩华（Anita Chan）和英国利兹大学东亚系主任德里尔·戴韦因教授（Delia Davin）都指出，资本的力量推动了中国国家经济的转型，也导致了农民工处境的恶化。跨国资本通过在华建立生产基地和产品供应链，创造了对于大量非技术型劳动力的需求，使得农民工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就业成为可能，从而直接影响到中国劳动关系的变化。
而我们所要讨论的是，这种影响并不是单向的。全球化导致各国间相互依存度的提高，也使得国家与市场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度提升。中国具有独特的市场价值，对跨国公司全球竞争力至关重要。另外，跨国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在最近20年中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使得跨国公司的治理结构和策略选择更加依赖于股东态度。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劳动关系对于跨国公司实施反向影响的可能性就在不断增加。
当前，美国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国，美国跨国公司通过其在华直接生产和建立产品供应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中国市场与美国市场间相互依存度的提高，也使得美国公司对于中国影响力存在两面性。一方面，美国公司直接影响了中国劳资关系的演进;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劳资关系能够通过美国股票市场反向影响美国公司的行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因此而受到某种程度的制衡。
工会基金：
美国股市最大的机构投资者
进入1970年代后，美国公司所有权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之前，美国公司主要是私营和非上市的生产经营单位，公司经营管理权由创始人家族或少数合伙人掌控，公众或者其他投资者很难对其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然而，随着美国经济规模扩大，竞争越发激烈，公司的发展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另一方面，美国公众可支配资本的增长，也使得股票市场空前繁荣。公司为了能够吸引到对于其发展至关重要的投资，纷纷选择上市。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出现分散，创始人家族或合伙人不得不与大量的投资者分享公司所有权。
美国股票市场上的投资力量，除了中小投资者外，还包括机构投资人。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美国资本市场的主要机构投资人还是那些掌握大量资本的投资银行或者共同基金。然而进入1980年代后期，工会养老基金开始异军突起，成为美国资本市场的主力，取代投资银行和共同基金成为最大的机构投资人。
美国工会养老基金的崛起，与美国特殊的劳动者养老保险模式相关。在美国，政府只对公民提供最低限度的生计保障，养老也不例外。美国政府虽然实行强制性养老保险制度，要求公司和个人都必须在国家养老账户上缴费，且缴费额度按照劳动者工资水平而成累进式增长。不过，美国国家养老账户的缴费标准很低，其未来给付额亦非常少。按照美国国家养老计划，退休人员只能够从国家拿到略高于当时最低生活水平线的养老金。如果希望在退休后过上富足的生活，就必须自己进行投资。美国政府认为，公民个人投资其未来生计改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由于公民对于自己的钱包中的钱更加关心，公民个人的投资回报率往往比国家代之投资的回报率要高。
當然，大部分普通美国人并不具备必要的投资知识和素质。因此，美国就出现了私人养老基金，这类养老基金包括两种：公司养老基金和工会养老基金，其中前者更像是共同基金投资公司，以纯粹的营利为目的，模式相对简单，而后者则是由工会控制的投资基金，基金所有者和受益方是工会会员。由于工会具有特殊的政治和利益诉求，所以在纯粹的谋求资本金最大升值之外，工会养老基金也会对诸如工人失业、员工福利等方面谋求“利益最大化”，因此这种养老基金的运行可能对市场其他行为主体产生更加复杂的影响。
工会养老基金产生于工会出现的初期。当时，工会会员大部分是受文化教育不高的普通工人，大家为了更好的规划未来生计，便委托工会集中管理各自的养老基金投资。在集中了会员的养老金投资后，工会成立专门的工会养老基金管理部门，负责运作资金和确定投资方向。一般情况下，在确定了总体投资方向后，工会聘请专业投资机构代为进行操作，以便做到投资收益最大化。
1970年代后，西方股市麻烦不断，市场波动性的加大增强了股市投资的风险。两次石油危机极大地打击了各国经济，造成美国股票市场的暴跌，投资者损失惨重。进入1980年代，美国经济又面临来自于日本等新兴发达国家的挑战。1980年代末期（尤其是1987年），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纽约股市忽然出现大幅下挫，投资者措手不及，包括很多机构投资者也没有从这次股市调整期中幸免于难。然而，美国工会养老基金却在这些打击中成长了起来。这是因为，首先，工会养老基金受到法律限制，无法从事投机性很强的期权和衍生物交易，在这一点上，工会养老基金的投资手法与途径更接近于大型保险公司旗下的各类保险基金; 其次，工会是一个政治性团体，工会高层对于使用会员资金一直坚持保守立场，工会养老基金管理部门拒绝一切可能造成风险的投机性战略。因此，工会选择的投资组合是中长期持有美国或其他国家的稳健型企业的股票和风险较小的债券类投资品，在股市大跌时，这些投资工具的表现会明显优于风险型企业的股票，甚至会优于股市整体状况。
另外，与一般投资基金不同，工会养老基金在工会会员发薪日即能够得到新的投资注入，也就是说，工会养老基金可以获得稳定的、类似于强制性定投的资本金流入。当股市暴跌时，不少业绩优良的企业股票也出现了下跌，其价值往往被市场低估，这正好为工会动用新注入的会员养老基金，低价购买优质股创造了机会。所以，工会养老基金成功地利用了股市动荡，取得了不少额外受益。根据美国刊物估计，与1970年代相比，美国工会养老基金总额到1990年时已经增长了将近一倍。进入1990年代，养老基金更是明智的选择了信息技术和高科技企业进行投资，并在海外购买资源型企业的股票。当这些投资获得极大收益时，美国工会养老基金已经成为美国股票市场最大的机构投资方。
鲜为人知的是，超过一半的2006年美国《财富》500强企业，工会养老基金是最大股东。工会养老基金管理部门完全能够直接影响美国大企业的经营决策。而且，随着美国经济的稳健发展，工会养老基金规模在不断扩大，未来可能占有更多的企业股份，从而加大工会在股票市场上的影响力。
中国血汗工厂与美国工人失业
美國劳动和金融法律问题专家、沃尔夫·沃德斯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瑞本·格特曼（Reuben Guttman）指出，工会养老基金成为美国股市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使得劳资关系介入到金融市场变化，公司内部劳动关系策略和海外采购行为很可能与工会本身战略发生抵触，从而让工会养老基金抛售这些公司的股票，或者通过向公司董事会施加压力，促使公司改变行为方式。
美国的工会养老基金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道德标准，工会养老基金不投资于那些有违道德的企业，包括色情业和军火行业; 二是工会本身的纲领和战略，工会作为一种目标性很强的政治组织，有着明确的纲领和任务，工会养老基金投资也必须符合它的政治理念，比如工会投资不能造成会员生计的困难。
美国两大工会组织劳联-产联和“变则赢”一向非常关注美国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活动。今年初，“变则赢”工会联合会访问中国，并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进行会谈，会谈的一个重点就是了解美国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劳资关系状况。美国工会普遍怀疑，美国跨国公司及其供应商通过恶意违反中国劳动法律，从而不正当强化了中国劳动力价格优势，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和美国国内制造业对华转移，以至于美国低端劳动力大量失业。
美国媒体给予国内失业问题的大幅报道，让作为读者和观众的普通工会会员得以了解到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可能给自身工作机会带来的威胁。由于工会养老基金投资于美国跨国公司，所以工会会员自己不希望看到投资于未来生计的养老基金带来自己今天的失业。正如瑞本·格特曼指出的，工会会员对工会养老基金产生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压力，而工会养老基金亦通过其持股优势对于跨国公司管理层施加影响。
工会养老基金对于管理层的影响，通常不是通过法律行动实施的。工会养老基金可以通过股东身份，要求公司管理层改变公司的劳资关系和海外采购策略，要求公司的行为满足SA8000等劳工标准。如果公司拒绝改变，工会养老基金可能威胁抛售公司股票，造成股价下跌，以便辞退公司管理层，或者，工会养老基金可以提起股东诉讼，要求公司尊重所有者参与和监督管理的要求，从而通过公众舆论给公司管理层造成压力。
当然，绝大多数情况下，为了保持公司资本状况与经营决策层的稳定，工会养老基金的要求都会得到公司管理层的重视并予以满足。2006年，中国媒体报道了富士康严重侵害工人权益的事件，富士康是美国苹果公司的主要代工供应商，作为苹果公司大股东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公共事业和私营单位养老基金立即要求苹果公司进行调查。该养老基金隶属于美国加州工会，工会中很多人从事与高科技和电子生产有关的职业，因此，苹果公司及其供应商在华劳资关系状况特别引起了该工会的关注。正是由于工会养老基金的态度，苹果公司在中国媒体报道后的一周内，就公布了委托国际知名企业社会责任检查机构维泰公司所做的富士康工厂调查报告，该报告承认供应商存在超时加班等违反中国《劳动法》的问题。据此，苹果公司要求富士康改善其工厂劳资关系状况，并将相关改善情况向包括加州养老基金在内的股东进行通报。
对于美国工会力量在资本市场的强势表现，一方面，直接受其影响乃至相对控股的跨国公司会在海外投资经营上，需要考虑更多的非成本性因素，在制定公司战略时不得不将这种来自于资本市场上的影响考虑在内；另一方面，劳动输出方，也可以通过这种新兴的途径为自身谋求合理合法的劳资关系改善。
中国当前正处于快速发展期，需要大量吸引外国资本进入，在融入国际生产链的同时，也必须保持国家政策的独立性，抵制各种利益集团（包括国际投资方）的影响，另外，可持续发展还需要和谐而非对抗性的劳资关系，所以，我们也可以利用美国公司股权结构和工会养老基金行为等因素，抵御全球化对于国内低端劳动力的超低价掠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大多数人普遍认为的跨国公司对华单向压力并不存在，全球经济联系是双向的，中国劳资关系的状况同样能够有效影响美国跨国公司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