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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可以预见我国国内消费会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动力。
中国经济要告别失衡增长，逐步走向均衡发展。这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时期，给中国商业回归主流，提供了巨大契机：
扩大内需给商业带来巨大商机
诚然，在三驾马车中，消费并不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动力，尤其是2009年为了保增长，我们更多地倚重于投资的拉动，尤其是“铁公机”（指铁路、公路与机场）等基础设施的投入。我国的消费率已经从“六五”期间的66.4%一路下滑到“十一五”期间的49.2%。因此，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公报和建议提出：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可以预见我国国内消费会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动力。
有的学者希望建立起消费主导型经济，尽管这个目标在短期内难以实现，但是毕竟是未来中国潜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点。
依据“柯布—道格拉斯方程”推导出的消费率决定理论模型是内生决定模型。与凯恩斯的消费者需求理论模型不同，该模型基于经济运行系统，从生产决定系统和经济增长角度在理论上揭示了消费率的决定机理。该模型显示出消费率与生产技术水平密切相关；并揭示出了在生产技术水平一定的条件下，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资本存量、有效劳动力增长率、净出口和通货膨胀的决定和影响关系。因此，依据该模型测算出的给定技术水平下的理论消费率是最优消费率，是消费率合理区间确定的基础和判定实际消费率高低的基准。我们推算了“十二五”我国的消费率理论值：在封闭条件下，可以突破60%，在开放条件下可以达到57.84%。如此推算，在未来的“十二五”期间中国商业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预计至2015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73635亿元，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同时，连锁百强的销售总额达到30720亿元，年均增长17.7%，连锁百强的销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达到11.2%。
城际间交通对商业格局影响巨大
各地的城市群发展的理念和路径将有助于进一步统筹城乡的发展，尤其是城际间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将有利于推动城际间的商业发展。“十二五”现在的说法是12000亿到16000亿的地铁投资，这些轨道交通设施的建设，将改变城际间的交通格局，改善城市居民的出行质量，尤其是大城市的综合交通枢纽的建设，将发挥更大的疏导作用，而对于商业企业而言，则有可能积聚更多的人气与商气，包括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与利用。
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巨大商机
要把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作为结构调整的关键环节，作为强外需与扩内需的重点任务，作为促进供需平衡增长的重要结合点。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决策和部署上来，转变发展观念，拓宽发展思路，着力解决存在的问题，把现代产业体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推动经济社会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尤其是，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尽快使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是推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是有效缓解我国能源资源短缺的瓶颈制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迫切需要，是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实现综合实力整体提升的有效途径。总之，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与发展不仅关系到如何满足日益扩大的城镇居民消费需求，而且关系到如何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就是说，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是扩大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增长点，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着力点。
城镇化给商业提供巨大市场空间
如果说，改革开放的30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工业化的发展，那么，未来的“十二五”乃至更长的时间，我国的经济发展应当得益于城市化的发展，更为准确地说是城镇化的发展。
我们对比了我国与世界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城市化的指标，我国只有43.1%，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49.9%，更低于发达国家的77.1%。所以，我们寄希望于我国城镇化的提升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这里涉及到：我国城镇化整体水平的提高，包括城镇化提升过程中的城镇建设，不仅仅局限于城市建设，而且包括居民商业设施的建设。它涉及到如何构建城市新形象，提高城市生活质量，塑造城市新地标，以及城市商圈的再造与提升。比如，城市综合体（HOPSCA） 的建设逐步成为当今乃至未来一个新的投资热点。如今，地方政府纷纷与地产商结盟加快了城市综合体的建设，万达集团 、中粮集团、银泰集团等本土的企业都开始加快了各地的圈地，连做住宅为主的万科集团也开始涉足商业地产，同时一些外资背景的地产商（比如新加坡凯德置地）开始加入抢地的行列。随着一线城市的开发空间缩小，现在投资的目标逐步向二三线城市聚集。比如，南京中商决定斥资91亿元在淮安、徐州两地兴建大型城市综合体项目。
城市综合体热的背后是：住宅地产的开发日益受到政府的控制与打压，而商业地产中的城市核心地段的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同时土地开发成本昂贵，因此，不断刷新各地土地低价的“新地王”只能与“城市综合体”结盟，这一组合的背后也有地方政府的炒作土地的冲动，地方政府的吸引投资的动机一方面来于依靠城市综合体提升城市品位，营造浓厚的商业氛围，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在于可以通过城市综合体大体量的出让土地来获得土地交易的级差收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当然，其合理的解释在于国内住宅地产与商业地产的价值倒挂，如今，商业地产的热炒，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商业地产价值的理性回归。
此外，80后的消费给力我国商业，特别是Y一代所带来的消费增长；调整收入结构对我国商业的现实推动，包括城市的消费与农村的消费，都会逐步增长。
当然，“十二五”期间，我国商业还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包括开局年份的CPI问题、政府换届带来的投资冲动问题、食品安全对消费领域的影响、法制化逐步完善的问题、企业之间的竞争白热化（2010年爆发的国美与苏宁之争，腾讯与360的大战，都说明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同时，我国面临着许多发达国家不曾经历的：未富先老的问题，我们需要不断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老龄化社会面临的潜在问题。而对于那些“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则需要完成从富人到贵人的涅磐再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副所长）
中国经济要告别失衡增长，逐步走向均衡发展。这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时期，给中国商业回归主流，提供了巨大契机：
扩大内需给商业带来巨大商机
诚然，在三驾马车中，消费并不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动力，尤其是2009年为了保增长，我们更多地倚重于投资的拉动，尤其是“铁公机”（指铁路、公路与机场）等基础设施的投入。我国的消费率已经从“六五”期间的66.4%一路下滑到“十一五”期间的49.2%。因此，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公报和建议提出：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可以预见我国国内消费会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动力。
有的学者希望建立起消费主导型经济，尽管这个目标在短期内难以实现，但是毕竟是未来中国潜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点。
依据“柯布—道格拉斯方程”推导出的消费率决定理论模型是内生决定模型。与凯恩斯的消费者需求理论模型不同，该模型基于经济运行系统，从生产决定系统和经济增长角度在理论上揭示了消费率的决定机理。该模型显示出消费率与生产技术水平密切相关；并揭示出了在生产技术水平一定的条件下，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资本存量、有效劳动力增长率、净出口和通货膨胀的决定和影响关系。因此，依据该模型测算出的给定技术水平下的理论消费率是最优消费率，是消费率合理区间确定的基础和判定实际消费率高低的基准。我们推算了“十二五”我国的消费率理论值：在封闭条件下，可以突破60%，在开放条件下可以达到57.84%。如此推算，在未来的“十二五”期间中国商业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预计至2015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73635亿元，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同时，连锁百强的销售总额达到30720亿元，年均增长17.7%，连锁百强的销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达到11.2%。
城际间交通对商业格局影响巨大
各地的城市群发展的理念和路径将有助于进一步统筹城乡的发展，尤其是城际间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将有利于推动城际间的商业发展。“十二五”现在的说法是12000亿到16000亿的地铁投资，这些轨道交通设施的建设，将改变城际间的交通格局，改善城市居民的出行质量，尤其是大城市的综合交通枢纽的建设，将发挥更大的疏导作用，而对于商业企业而言，则有可能积聚更多的人气与商气，包括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与利用。
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巨大商机
要把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作为结构调整的关键环节，作为强外需与扩内需的重点任务，作为促进供需平衡增长的重要结合点。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决策和部署上来，转变发展观念，拓宽发展思路，着力解决存在的问题，把现代产业体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推动经济社会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尤其是，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尽快使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是推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是有效缓解我国能源资源短缺的瓶颈制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迫切需要，是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实现综合实力整体提升的有效途径。总之，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与发展不仅关系到如何满足日益扩大的城镇居民消费需求，而且关系到如何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就是说，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是扩大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增长点，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着力点。
城镇化给商业提供巨大市场空间
如果说，改革开放的30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工业化的发展，那么，未来的“十二五”乃至更长的时间，我国的经济发展应当得益于城市化的发展，更为准确地说是城镇化的发展。
我们对比了我国与世界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城市化的指标，我国只有43.1%，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49.9%，更低于发达国家的77.1%。所以，我们寄希望于我国城镇化的提升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这里涉及到：我国城镇化整体水平的提高，包括城镇化提升过程中的城镇建设，不仅仅局限于城市建设，而且包括居民商业设施的建设。它涉及到如何构建城市新形象，提高城市生活质量，塑造城市新地标，以及城市商圈的再造与提升。比如，城市综合体（HOPSCA） 的建设逐步成为当今乃至未来一个新的投资热点。如今，地方政府纷纷与地产商结盟加快了城市综合体的建设，万达集团 、中粮集团、银泰集团等本土的企业都开始加快了各地的圈地，连做住宅为主的万科集团也开始涉足商业地产，同时一些外资背景的地产商（比如新加坡凯德置地）开始加入抢地的行列。随着一线城市的开发空间缩小，现在投资的目标逐步向二三线城市聚集。比如，南京中商决定斥资91亿元在淮安、徐州两地兴建大型城市综合体项目。
城市综合体热的背后是：住宅地产的开发日益受到政府的控制与打压，而商业地产中的城市核心地段的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同时土地开发成本昂贵，因此，不断刷新各地土地低价的“新地王”只能与“城市综合体”结盟，这一组合的背后也有地方政府的炒作土地的冲动，地方政府的吸引投资的动机一方面来于依靠城市综合体提升城市品位，营造浓厚的商业氛围，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在于可以通过城市综合体大体量的出让土地来获得土地交易的级差收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当然，其合理的解释在于国内住宅地产与商业地产的价值倒挂，如今，商业地产的热炒，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商业地产价值的理性回归。
此外，80后的消费给力我国商业，特别是Y一代所带来的消费增长；调整收入结构对我国商业的现实推动，包括城市的消费与农村的消费，都会逐步增长。
当然，“十二五”期间，我国商业还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包括开局年份的CPI问题、政府换届带来的投资冲动问题、食品安全对消费领域的影响、法制化逐步完善的问题、企业之间的竞争白热化（2010年爆发的国美与苏宁之争，腾讯与360的大战，都说明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同时，我国面临着许多发达国家不曾经历的：未富先老的问题，我们需要不断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老龄化社会面临的潜在问题。而对于那些“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则需要完成从富人到贵人的涅磐再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