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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取成渝双城经济圈经济实力、经济质量、人民生活富裕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四个维度共9项指标，构建成渝双城经济圈中部地區区域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SPSS22.0统计分析软件的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对成都市、重庆市及成渝中部地区8个城市进行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并得出综合排名。结果表明，成渝中部地区8个城市与成都市、重庆市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落差。基于此，成渝中部地区应抓住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大机遇，拆除行政壁垒，优化产业结构并形成发展同盟，以增强自身经济发展实力。
关键词：成渝双城经济圈 成渝中部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 评价指标体系
一、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欧洲各国开始进行区域协同发展，随着欧洲的一体化，国内外学者对区域经济的发展研究不断深入。我国在继建设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和粤港澳城市群后，又提出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建设，可见政府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视。2020年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时强调，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并将对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同年10月16日，再次强调突出成都和重庆两个中心的协同带动作用，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在过去十几年的发展中，四川以成都为中心向东北发展，重庆主要建设渝西经济走廊向东发展，导致成渝两地中间的城市与成都和重庆形成了巨大的经济落差，使中心地区变成了省际边缘地区，成渝两地的区位优势弱化。因此，科学合理地评价成渝两地中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促进成渝两地中部各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和充分发挥成都和重庆作为主轴的带动作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利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对2019年成都、重庆以及中部8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
二、研究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由于国内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同，导致区域经济差距快速扩大，成为了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隐患。因此，国内诸多学者一直在对区域经济进行研究。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多角度评价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如曾浩（2016）认为，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受财政收入、经济结构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1]。仇方道等（2009）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时空分析应考虑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和经济效益等多要素[2]。丛海彬等（2015）构建26个定量化指标对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行了量化[3]。王志美认为，城市的经济聚集程度，城市的经济规模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是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4]。第二，多研究方法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评价，如陈璐，李成标（2015）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河南省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5]。李晨儒（2020）通过GIS分析对西安市和咸阳市的同城化空间发展进行了研究[6]。杨占峰、段小梅（2018）运用扩展MRW模型，模拟了成渝地区经济增长、人力资本、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7]。第三，同城化及协同发展，高秀艳、王海波（2007）认为提高区域内经济的整体实力，能促进区域市场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和打破城市之间的行政壁垒[8]。张建军等（2008）认为同城化的本质就是区域内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一体化建设，建设联合大都市的过程[9]。杨志安等（2013）通过对沈阳经济区进行研究，提出各级政府应该打破现有的以行政区划分为主导模式下的区域分工，形成区域整体发展的体制环境[10]。
纵观国内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可以发现，目前，有关成渝双城经济圈经济特别是中部区域发展落差的分析研究很少，目前没有发现这方面选题的研究文献。对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研究大多还是理论研究，鲜有实证分析，如秦鹏，刘焕（2020）通过引入功能主义，为成渝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并对协同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索[11]。易淼（2020）对成渝两地经济建设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并以此为基础提供了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基本思路以及战略举措[12]。单学鹏，罗哲（2020）以个体网络和整体网络分析入手，引入强弱连带的新概念对成渝双城地区的协同治理的进程进行了分析[13]。张志强，熊永兰（2020）从全球和国内的趋势出发阐释了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意义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意见[14]。
当前，对于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但是鲜有学者对成渝两地中部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将对成都、重庆以及中部城市的各项经济指标进行分析并综合排序，探究如何使中部地区更好地融入成渝经济圈建设，促使各地区协同发展与共同进步。
三、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通过研究国家政策，遵循设定的成渝中部三大城镇群（达万城镇群、川南城镇群、南广遂城镇群），选取中部8个城市以及成都市和重庆市总共10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比较分析，以研究其经济发展水平。为客观评价区域内经济发展的水平，单一指标并不能综合反映区域内实际情况，需要构建科学全面的指标体系。通过对大量文献的研究，参考陈璐，李成标，佟瑞和刘秀丽等的相关评价理论。本文从经济实力、经济质量、人民生活富裕度和对外开放四个方面选取9个指标对成渝两地及其中部城市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评价分析。指标体系如下表1所示：
四、实证分析过程
指标数据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年鉴、重庆市统计年鉴以及选取的各市的统计公报。货物进出口总额的统一单位为人民币，将原始数据单位为美元的数据采用汇率1美元=6.4702元人民币进行换算，其余数据均可直接得到。其次，为了数据的可比性，对所选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一）相关性验证
通过以地区生产总值代表经济水平作为因变量，以上述各项一级指标（经济实力、经济质量、人民生活富裕程度、对外开放程度）作为自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模型如下：
Y=β0+β1X1+β2X2+……+βpXp+ε 分别得到经济实力的调整后R方为0.999，检验统计量F为10290.389，经济质量的调整后R方为0.999，检验统计量F为4342.406，人民生活富裕度調整后R方为0.868，检验统计量F为24.160，对外开放程度的调整后R方为0.938，检验统计量F为151.963，且显著性Sig均小于0.05，如下表2所示。由此，说明该回归模型具有显著意义，成渝双城经济圈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合理。
（二）因子分析
通过运用SPSS22.0统计分析分析软件，对上述9个指标进行KMO和巴特利特统计检验，得出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值为256.648，Sig值为0.000，相关矩阵不是非正定矩阵，可以做因子分析。KMO值为0.511，表示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成渝双城经济圈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效果较好。如下表3所示：
其次，对选取的9项经济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通过
正交旋转得出主成分的特征值和贡献率。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一共提取两个公共因子，如表4所示：
由上表3可知，第一公因子F1的方差贡献率最大为64.792%，故第一公因子F1为最重要的影响因子。通过对其旋转后的成分矩阵进行分析，发现第一公因子F1其主要在X1（地区生产总值）、X2（一般预算收入）、X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X4（金融机构各项存款）、X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9（货物进出口总额）等指标上具有较大的载荷。所以，我们将第一公共因子F1命名为“综合经济”因子。
第二公共因子F2，方差贡献率为34.319%，相较于第一公共因子F1为次重要的影响因素因子。第二公共因子F2其主要在X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7（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X8（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等指标上具有较大的载荷。所以，我们将第二公共因子F2命名为“人民生活富裕度”因子。旋转后成分矩阵如下表5所示：
（三）因子得分分析
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分别计算出两个公共因子F1和F2的因子得分，并依据每个公共因子的得分，取其方差贡献率作
为权数进行加权计算，以得出成渝两地及中部地区的综合得分，表达式如下：
ZF=64.792%*FAC1_1+34.419%*FAC2_1
如上表6所示，从第一公共因子得分和排名可以看出，重庆市和成都市在“综合经济”因子上得分为2.64531和0.69678，分别位居第一位和第二位。其余8个城市在此因子得分上与成都市和重庆市差距较为明显。从此结果可以看出，重庆市和成都市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部地区各城市。针对所选取10个城市在此因子上各项指标的2019年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从结果上也可以看出在各项指标上成都市和重庆市具有较大的优势，中部8个城市与成渝两地之间无论在经济实力、经济质量和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上的落差十分明显。如下图1所示：
在第二个公共因子上，从得分和排名中我们可以看出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成都市和自贡市。且成都市与自贡市的得分差距较大，可以看出成都市在“人民生活富裕度”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成都市是西南地区的重要的发展中心，在商贸，金融，交通和通讯等方面具有强大的区位优势，使其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上也拥有较好的保障。自贡市在第一公共因子上的排名位居末尾，在第二公共因子上却上升至第二位，则得益于政府对其的扶持。自贡市作为省直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导致自贡市的经济发展得到了一定的助力，使得自贡市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略高于中部其余城市。而重庆市在第一公共因子上的得分排名位居首位，在第二公共因子上得分排名下滑至末尾。重庆市2019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为23606亿元，成都市2019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为17013亿元，两中心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相差不大，但是在人口数量上，重庆市2019年年末常住人口为3124.32万人，成都市2019年年末常住人口为17013万人，这导致重庆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与成都市相比相对较低，而单看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这一指标重庆市和成都市还是与中部地区8个城市存在明显差距。但是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上重庆市却与除成都市外其它城市持平，所以使得重庆市在第二公共因子上排名下降，但并不影响重庆市总体的经济质量。具体指标情况分析如下图2所示：
从综合得分和排序上看，重庆市和成都市位居第一位和第二位，且综合得分为1.415385082和1.35976134，成渝两地与中部8个城市的差值明显，可见成渝两地和中部地区8个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的差距。成渝双城经济圈中部经济凹陷这一结果也基本符合成渝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的现状。自重庆市从四川省划出成为直辖市后，重庆市和四川省相邻城市之间无形中形成了行政壁垒，成都市和重庆市的发展重心也远离中部地区，使得成渝中部地区受成都市和重庆市两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不强。同时，中部各地区各类要素短缺，产业协调配合不够，产业结构趋同，使得中部各城市之间存在相互竞争，影响了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导致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缓慢，经济实力偏弱。
（四）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对所选取的变量进行分类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它的目的在于将某个对象集分为若干组，使得同一组内的研究数据具有较高的相似度。为印证因子分析结果和更好的分析成渝双城经济圈经济发展水平，采用K—均值聚类分析方法对所选10个城市进行分类。
根据分类计算结果，可将成渝两地及中部地区城市分为两类：第一类地区为成都市和重庆市。它们不论从因子分析综合得分，还是从聚类结果上看都高于其他8个城市。重庆市作为直辖市，所受国家资源相对丰富，经济基础相对牢靠，并且重庆市处于长江上游地区，是我国西部地区贸易、金融及科技领域的主要战略中心，同时国家近年来将重庆市作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基地，使其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一定的优势。而成都市作为四川省的省会城市，是天府之国的核心地区。因此，在历史发展趋势中，成都市建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吸取了大量的人才。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一定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周边城市的大量资源会不断向中心城市输入。这也使得成都市在四川省的经济、科技、市场和科技等领域具有领先地位。并且，两地作为区域内重要的交通枢纽，为它们的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所以，成都市和重庆市在成渝双城经济圈内的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都拥有绝对的优势。它们在经济实力、经济质量和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都具有其余8个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 第二类地区为泸州市、宜宾市、内江市、自贡市、达州市、广安市、南充市和遂宁市，它们虽然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综合得分上都不如两中心城市其差距明显。其次，中部地区8个城市的支柱产业趋同，都集中在机械制造业、食品加工和食品饮料产业、能源行业和医药化工产业等领域，内部竞争相对激烈，且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值较大，向第三产业转型程度不如成渝两地。使得中部8个城市与成渝两地相比，在经济实力、经济质量和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都与两个中心城市间存在不少差距，其经济基础还有待完善。
（五）中部地区聚类分析
上述分析证明了成渝中部地区与成渝两中心城市之间存在经济凹陷，但是中部地区的经济格局由于成渝两地的影响在上述分析中被忽略了，为了探究中部地区的经济格局和更好地为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提出建议，通过将成都市和重庆市的数据剔除后，对中部地区8个城市再进行一次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将中部地区8个城市又分为了两类。
第一类地区为泸州市、宜宾市和自贡市。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部地区8个城市在“综合经济”因子上相差不大，但是泸州市、宜宾市和自贡市在“人民生活富裕度”因子中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其余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且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也都略高于其余城市，可见这三个城市的人民生活富裕度占有一定的优势。从区位条件上看，此三个城市同属于川南城镇群，它们与成渝两地之间受地理因素影响较小，交通较为发达，继成渝高速路后成渝高铁的建成通车，成都市通过川南各城市到达重庆市的通行时间缩短到一个半小时，使这三个城市与成渝两地的合作变得更加便利。从产业结构上看，中部地区8个城市在产业结构趋同的环境下，泸州市、宜宾市和自贡市在这些产业上的企业和单位都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以至于它们相较于其余几个城市有更好的发展基础。
第二类地区为内江市、达州市、广安市、南充市和遂宁市。虽然内江市与泸州市、宜宾市和自贡市同属于川南城镇群，但它由于自身的支柱产业不够突出，与泸州市、宜宾市和自贡市存在差距，使得其在人民生活富裕度上落后于这三个城市。而达州市、广安市、南充市和遂宁市，除不具有产业优势外，还受一定的地理因素影响，成都市通过它们到达重庆市需要跨过较多山脉，交通较为不便，以至于它们相较于川南城镇群与成渝两地的合作更少，其经济发展受到限制。
五、结论与建议
根据上述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结果，从因子综合得分上可以印证成都市和重庆市与成渝中部地区各城市之间存在较大的经济差距这一结果。针对地区生产总值这一单一指标进行分析，从面板数据可以清晰看出中部地区与成渝两中心城市之间存在巨大的经济落差。成渝地区中部区域经济发展落差所形成的“哑铃式”结构严重制约了中部地区各城市的经济发展。为缓解此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弥补中部经济凹陷，推动中部地区发展，使成渝地区更好地协同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破除行政壁垒，促进区域内人口流动
受行政区划因素影响，成渝两地人民无形中形成了心理屏障。为实现成渝两地和中部城市协同发展，应该先从消除壁垒开始，其中包括市场壁垒和社会认知壁垒。这类似于国际区域经济发展中取消关税这一举措，例如，取消地方保护政策、地域歧视、各类隐性条例等。同时，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重庆市的经济发展受人口数量影响，此结果在南充市中也有体现，合理的人口数量可以刺激消费、增加就业渠道以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但是，超过了城市人口承载数量很可能制约经济的发展。所以，通过推动政府间拆除行政壁垒增加区域认同度，促使各地人口流动，促进劳动力的异地转移，可以使经济落后地区增加经济发展空间，创造更多的产业和就业岗位以提高自身的经济发展质量。
（二）加强中部各区域间的产业合作，形成错位发展趋势
成渝中部地区各城市存在产业同质问题，产业结构过于趋同，使得各地区产业协调不够。同时，由于中部地区各城市经济基础不如成渝双核，反而使得自身在經济发展中处于劣势地位，不能更好地融入经济圈的协同发展。所以，成渝中部地区各城市应该充分发掘自身的优势产业，摒弃劣势的产业，与中部其它区域形成产业互补错位发展，产生规模效应。同时，在弥补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加强中部各地区合作，为成渝双核的发展提供后勤保障，而不是与其竞争。使中部地区以便更好地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这一发展趋势，能更好地接受成渝双核的辐射。
（三）制定协同政策，共同建立发展同盟
区域间的经济协同发展，政府导向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通过制定一个合理的协同政策，使得各类企业和事业单位能有一个明确的执行目标。底层的参与者具有庞大的数量，他们是成渝双城经济圈能否实现协同发展的基石。上级政府可以借鉴国际上区域发展的案例，例如欧盟的建立，欧洲建立能源领域共同体等，选择某一领域或某一行业作为试点建立一个共同发展的联盟，建造合作园区，使各类底层参与者参加进来，以加速推动区域间的经济融合，实现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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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拯海、孙艳玲（通讯作者），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关键词：成渝双城经济圈 成渝中部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 评价指标体系
一、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欧洲各国开始进行区域协同发展，随着欧洲的一体化，国内外学者对区域经济的发展研究不断深入。我国在继建设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和粤港澳城市群后，又提出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建设，可见政府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视。2020年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时强调，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并将对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同年10月16日，再次强调突出成都和重庆两个中心的协同带动作用，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在过去十几年的发展中，四川以成都为中心向东北发展，重庆主要建设渝西经济走廊向东发展，导致成渝两地中间的城市与成都和重庆形成了巨大的经济落差，使中心地区变成了省际边缘地区，成渝两地的区位优势弱化。因此，科学合理地评价成渝两地中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促进成渝两地中部各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和充分发挥成都和重庆作为主轴的带动作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利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对2019年成都、重庆以及中部8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
二、研究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由于国内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同，导致区域经济差距快速扩大，成为了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隐患。因此，国内诸多学者一直在对区域经济进行研究。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多角度评价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如曾浩（2016）认为，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受财政收入、经济结构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1]。仇方道等（2009）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时空分析应考虑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和经济效益等多要素[2]。丛海彬等（2015）构建26个定量化指标对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行了量化[3]。王志美认为，城市的经济聚集程度，城市的经济规模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是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4]。第二，多研究方法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评价，如陈璐，李成标（2015）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河南省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5]。李晨儒（2020）通过GIS分析对西安市和咸阳市的同城化空间发展进行了研究[6]。杨占峰、段小梅（2018）运用扩展MRW模型，模拟了成渝地区经济增长、人力资本、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7]。第三，同城化及协同发展，高秀艳、王海波（2007）认为提高区域内经济的整体实力，能促进区域市场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和打破城市之间的行政壁垒[8]。张建军等（2008）认为同城化的本质就是区域内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一体化建设，建设联合大都市的过程[9]。杨志安等（2013）通过对沈阳经济区进行研究，提出各级政府应该打破现有的以行政区划分为主导模式下的区域分工，形成区域整体发展的体制环境[10]。
纵观国内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可以发现，目前，有关成渝双城经济圈经济特别是中部区域发展落差的分析研究很少，目前没有发现这方面选题的研究文献。对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研究大多还是理论研究，鲜有实证分析，如秦鹏，刘焕（2020）通过引入功能主义，为成渝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并对协同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索[11]。易淼（2020）对成渝两地经济建设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并以此为基础提供了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基本思路以及战略举措[12]。单学鹏，罗哲（2020）以个体网络和整体网络分析入手，引入强弱连带的新概念对成渝双城地区的协同治理的进程进行了分析[13]。张志强，熊永兰（2020）从全球和国内的趋势出发阐释了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意义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意见[14]。
当前，对于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但是鲜有学者对成渝两地中部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将对成都、重庆以及中部城市的各项经济指标进行分析并综合排序，探究如何使中部地区更好地融入成渝经济圈建设，促使各地区协同发展与共同进步。
三、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通过研究国家政策，遵循设定的成渝中部三大城镇群（达万城镇群、川南城镇群、南广遂城镇群），选取中部8个城市以及成都市和重庆市总共10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比较分析，以研究其经济发展水平。为客观评价区域内经济发展的水平，单一指标并不能综合反映区域内实际情况，需要构建科学全面的指标体系。通过对大量文献的研究，参考陈璐，李成标，佟瑞和刘秀丽等的相关评价理论。本文从经济实力、经济质量、人民生活富裕度和对外开放四个方面选取9个指标对成渝两地及其中部城市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评价分析。指标体系如下表1所示：
四、实证分析过程
指标数据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年鉴、重庆市统计年鉴以及选取的各市的统计公报。货物进出口总额的统一单位为人民币，将原始数据单位为美元的数据采用汇率1美元=6.4702元人民币进行换算，其余数据均可直接得到。其次，为了数据的可比性，对所选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一）相关性验证
通过以地区生产总值代表经济水平作为因变量，以上述各项一级指标（经济实力、经济质量、人民生活富裕程度、对外开放程度）作为自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模型如下：
Y=β0+β1X1+β2X2+……+βpXp+ε 分别得到经济实力的调整后R方为0.999，检验统计量F为10290.389，经济质量的调整后R方为0.999，检验统计量F为4342.406，人民生活富裕度調整后R方为0.868，检验统计量F为24.160，对外开放程度的调整后R方为0.938，检验统计量F为151.963，且显著性Sig均小于0.05，如下表2所示。由此，说明该回归模型具有显著意义，成渝双城经济圈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合理。
（二）因子分析
通过运用SPSS22.0统计分析分析软件，对上述9个指标进行KMO和巴特利特统计检验，得出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值为256.648，Sig值为0.000，相关矩阵不是非正定矩阵，可以做因子分析。KMO值为0.511，表示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成渝双城经济圈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效果较好。如下表3所示：
其次，对选取的9项经济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通过
正交旋转得出主成分的特征值和贡献率。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一共提取两个公共因子，如表4所示：
由上表3可知，第一公因子F1的方差贡献率最大为64.792%，故第一公因子F1为最重要的影响因子。通过对其旋转后的成分矩阵进行分析，发现第一公因子F1其主要在X1（地区生产总值）、X2（一般预算收入）、X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X4（金融机构各项存款）、X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9（货物进出口总额）等指标上具有较大的载荷。所以，我们将第一公共因子F1命名为“综合经济”因子。
第二公共因子F2，方差贡献率为34.319%，相较于第一公共因子F1为次重要的影响因素因子。第二公共因子F2其主要在X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7（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X8（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等指标上具有较大的载荷。所以，我们将第二公共因子F2命名为“人民生活富裕度”因子。旋转后成分矩阵如下表5所示：
（三）因子得分分析
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分别计算出两个公共因子F1和F2的因子得分，并依据每个公共因子的得分，取其方差贡献率作
为权数进行加权计算，以得出成渝两地及中部地区的综合得分，表达式如下：
ZF=64.792%*FAC1_1+34.419%*FAC2_1
如上表6所示，从第一公共因子得分和排名可以看出，重庆市和成都市在“综合经济”因子上得分为2.64531和0.69678，分别位居第一位和第二位。其余8个城市在此因子得分上与成都市和重庆市差距较为明显。从此结果可以看出，重庆市和成都市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部地区各城市。针对所选取10个城市在此因子上各项指标的2019年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从结果上也可以看出在各项指标上成都市和重庆市具有较大的优势，中部8个城市与成渝两地之间无论在经济实力、经济质量和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上的落差十分明显。如下图1所示：
在第二个公共因子上，从得分和排名中我们可以看出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成都市和自贡市。且成都市与自贡市的得分差距较大，可以看出成都市在“人民生活富裕度”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成都市是西南地区的重要的发展中心，在商贸，金融，交通和通讯等方面具有强大的区位优势，使其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上也拥有较好的保障。自贡市在第一公共因子上的排名位居末尾，在第二公共因子上却上升至第二位，则得益于政府对其的扶持。自贡市作为省直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导致自贡市的经济发展得到了一定的助力，使得自贡市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略高于中部其余城市。而重庆市在第一公共因子上的得分排名位居首位，在第二公共因子上得分排名下滑至末尾。重庆市2019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为23606亿元，成都市2019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为17013亿元，两中心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相差不大，但是在人口数量上，重庆市2019年年末常住人口为3124.32万人，成都市2019年年末常住人口为17013万人，这导致重庆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与成都市相比相对较低，而单看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这一指标重庆市和成都市还是与中部地区8个城市存在明显差距。但是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上重庆市却与除成都市外其它城市持平，所以使得重庆市在第二公共因子上排名下降，但并不影响重庆市总体的经济质量。具体指标情况分析如下图2所示：
从综合得分和排序上看，重庆市和成都市位居第一位和第二位，且综合得分为1.415385082和1.35976134，成渝两地与中部8个城市的差值明显，可见成渝两地和中部地区8个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的差距。成渝双城经济圈中部经济凹陷这一结果也基本符合成渝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的现状。自重庆市从四川省划出成为直辖市后，重庆市和四川省相邻城市之间无形中形成了行政壁垒，成都市和重庆市的发展重心也远离中部地区，使得成渝中部地区受成都市和重庆市两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不强。同时，中部各地区各类要素短缺，产业协调配合不够，产业结构趋同，使得中部各城市之间存在相互竞争，影响了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导致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缓慢，经济实力偏弱。
（四）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对所选取的变量进行分类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它的目的在于将某个对象集分为若干组，使得同一组内的研究数据具有较高的相似度。为印证因子分析结果和更好的分析成渝双城经济圈经济发展水平，采用K—均值聚类分析方法对所选10个城市进行分类。
根据分类计算结果，可将成渝两地及中部地区城市分为两类：第一类地区为成都市和重庆市。它们不论从因子分析综合得分，还是从聚类结果上看都高于其他8个城市。重庆市作为直辖市，所受国家资源相对丰富，经济基础相对牢靠，并且重庆市处于长江上游地区，是我国西部地区贸易、金融及科技领域的主要战略中心，同时国家近年来将重庆市作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基地，使其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一定的优势。而成都市作为四川省的省会城市，是天府之国的核心地区。因此，在历史发展趋势中，成都市建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吸取了大量的人才。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一定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周边城市的大量资源会不断向中心城市输入。这也使得成都市在四川省的经济、科技、市场和科技等领域具有领先地位。并且，两地作为区域内重要的交通枢纽，为它们的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所以，成都市和重庆市在成渝双城经济圈内的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都拥有绝对的优势。它们在经济实力、经济质量和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都具有其余8个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 第二类地区为泸州市、宜宾市、内江市、自贡市、达州市、广安市、南充市和遂宁市，它们虽然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综合得分上都不如两中心城市其差距明显。其次，中部地区8个城市的支柱产业趋同，都集中在机械制造业、食品加工和食品饮料产业、能源行业和医药化工产业等领域，内部竞争相对激烈，且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值较大，向第三产业转型程度不如成渝两地。使得中部8个城市与成渝两地相比，在经济实力、经济质量和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都与两个中心城市间存在不少差距，其经济基础还有待完善。
（五）中部地区聚类分析
上述分析证明了成渝中部地区与成渝两中心城市之间存在经济凹陷，但是中部地区的经济格局由于成渝两地的影响在上述分析中被忽略了，为了探究中部地区的经济格局和更好地为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提出建议，通过将成都市和重庆市的数据剔除后，对中部地区8个城市再进行一次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将中部地区8个城市又分为了两类。
第一类地区为泸州市、宜宾市和自贡市。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部地区8个城市在“综合经济”因子上相差不大，但是泸州市、宜宾市和自贡市在“人民生活富裕度”因子中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其余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且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也都略高于其余城市，可见这三个城市的人民生活富裕度占有一定的优势。从区位条件上看，此三个城市同属于川南城镇群，它们与成渝两地之间受地理因素影响较小，交通较为发达，继成渝高速路后成渝高铁的建成通车，成都市通过川南各城市到达重庆市的通行时间缩短到一个半小时，使这三个城市与成渝两地的合作变得更加便利。从产业结构上看，中部地区8个城市在产业结构趋同的环境下，泸州市、宜宾市和自贡市在这些产业上的企业和单位都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以至于它们相较于其余几个城市有更好的发展基础。
第二类地区为内江市、达州市、广安市、南充市和遂宁市。虽然内江市与泸州市、宜宾市和自贡市同属于川南城镇群，但它由于自身的支柱产业不够突出，与泸州市、宜宾市和自贡市存在差距，使得其在人民生活富裕度上落后于这三个城市。而达州市、广安市、南充市和遂宁市，除不具有产业优势外，还受一定的地理因素影响，成都市通过它们到达重庆市需要跨过较多山脉，交通较为不便，以至于它们相较于川南城镇群与成渝两地的合作更少，其经济发展受到限制。
五、结论与建议
根据上述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结果，从因子综合得分上可以印证成都市和重庆市与成渝中部地区各城市之间存在较大的经济差距这一结果。针对地区生产总值这一单一指标进行分析，从面板数据可以清晰看出中部地区与成渝两中心城市之间存在巨大的经济落差。成渝地区中部区域经济发展落差所形成的“哑铃式”结构严重制约了中部地区各城市的经济发展。为缓解此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弥补中部经济凹陷，推动中部地区发展，使成渝地区更好地协同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破除行政壁垒，促进区域内人口流动
受行政区划因素影响，成渝两地人民无形中形成了心理屏障。为实现成渝两地和中部城市协同发展，应该先从消除壁垒开始，其中包括市场壁垒和社会认知壁垒。这类似于国际区域经济发展中取消关税这一举措，例如，取消地方保护政策、地域歧视、各类隐性条例等。同时，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重庆市的经济发展受人口数量影响，此结果在南充市中也有体现，合理的人口数量可以刺激消费、增加就业渠道以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但是，超过了城市人口承载数量很可能制约经济的发展。所以，通过推动政府间拆除行政壁垒增加区域认同度，促使各地人口流动，促进劳动力的异地转移，可以使经济落后地区增加经济发展空间，创造更多的产业和就业岗位以提高自身的经济发展质量。
（二）加强中部各区域间的产业合作，形成错位发展趋势
成渝中部地区各城市存在产业同质问题，产业结构过于趋同，使得各地区产业协调不够。同时，由于中部地区各城市经济基础不如成渝双核，反而使得自身在經济发展中处于劣势地位，不能更好地融入经济圈的协同发展。所以，成渝中部地区各城市应该充分发掘自身的优势产业，摒弃劣势的产业，与中部其它区域形成产业互补错位发展，产生规模效应。同时，在弥补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加强中部各地区合作，为成渝双核的发展提供后勤保障，而不是与其竞争。使中部地区以便更好地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这一发展趋势，能更好地接受成渝双核的辐射。
（三）制定协同政策，共同建立发展同盟
区域间的经济协同发展，政府导向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通过制定一个合理的协同政策，使得各类企业和事业单位能有一个明确的执行目标。底层的参与者具有庞大的数量，他们是成渝双城经济圈能否实现协同发展的基石。上级政府可以借鉴国际上区域发展的案例，例如欧盟的建立，欧洲建立能源领域共同体等，选择某一领域或某一行业作为试点建立一个共同发展的联盟，建造合作园区，使各类底层参与者参加进来，以加速推动区域间的经济融合，实现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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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拯海、孙艳玲（通讯作者），成都信息工程大学〕